真凡
舉頭望星空，問心求義仁。
此間有真意，
幸愧共凡塵。
（校注者的話：羅斯福總統在美國曆史上地位顯著，其執政風格體現出強烈的現實主義傾向。在種族問題上，他通常采取妥協和政治考量主導的態度，而非奉行嚴格的種族等級論。其早年在華經曆以及擔任海軍部助理部長的經曆，加深了他對中日兩國體製和發展方向的認識，尤其對日本軍國主義傾向保持長期警惕。二戰期間，他選擇與中國合作，共同遏製日本擴張，體現其戰略判斷的演變。在國內，麵對日裔美國人被拘禁問題，羅斯福雖非該政策的直接倡議者，但在國家安全至上的背景下，他未能阻止法律上具有歧視性的措施，反映了其在國家利益與公民權益之間未能堅守應有的法律與道義責任。
第9066號行政命令雖屬於總統行政權的行使，也未指明日裔美國人，但是因給予了軍方廣泛授權，使得形式上的中性在軍方操作下帶有明顯的歧視和種族主義色彩，屬於一開始就為濫用打開方便大門的惡法。時任司法部長弗朗西斯比德爾1943年對羅斯福總統抱怨道：“你當初簽署那個行政命令，允許軍方去對付日裔。它壓根兒就不是為了對付意大利裔和德國裔的。” 第9066號行政命令全文用ChatGPT翻譯如下：
總統行政命令第9066號
授權戰爭部長設立軍事區域
鑒於成功推進戰爭需要對間諜活動以及對國家防禦物資、國家防禦設施和國家防禦公共事業的破壞行為采取一切可能的防護措施（如1918年4月20日法案第4節及其於1940年11月30日和1941年8月21日修訂案所定義），現因此，依據我作為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及陸海軍總司令的職權，特此授權並指示戰爭部長及其可不時指定的軍事指揮官，在其或其指定的指揮官認為必要或適當時，有權設立軍事區域，區域的地點和範圍由其自行決定。對於這些區域內的任何人，戰爭部長或相應軍事指揮官可酌情施加限製，包括進入、居留或離開的權利，並可對其進行排除。
戰爭部長亦被授權為被排除在該區域之外的居民提供必要的交通、食物、住所及其他安置措施，直到作出其他安排，以實現本命令的目的。
本命令不得解釋為以任何方式修改或限製此前於1941年12月12日簽署的第8972號行政命令所授予的權力，也不得解釋為限製或修改聯邦調查局（FBI）在調查破壞行為方麵的職責，亦不得限製或修改司法部長及司法部根據1941年12月7日及12月8日頒布的關於敵對僑民管理規定的職責和責任。
富蘭克林。D。羅斯福
白宮，1942年2月19日）
第9066號行政命令由富蘭克林·D·羅斯福[46]於1942年2月19日簽署，授權軍事指揮官自行劃定“軍事區域”，“可將任何人或所有人排除在外”。這些“排除區”與圍捕“外國敵人”不同，適用於經授權的軍事指揮官選定的任何人，無論其公民與否。多次擴展後，這些區域涵蓋了美國東海岸和西海岸的部分地區，總麵積約占美國國土麵積的三分之一。與隨後針對大量日裔美國人的驅逐出軍事區和監禁計劃不同，早期根據“個人排除計劃”直接實施的拘留和限製主要針對具有德國或意大利血統的個人，包括美國公民
（校注：這些針對德意裔的拘留限製與針對本土日裔美國人單純出於身份全麵驅逐的主要區別在於針對德意裔個體是基於對個人的行為、言論、甚至與敵對國家的聯係，被認為有可能從事間諜活動、支持敵對國家，或者在政治上傾向於支持敵人的個體才會發生拘留和限製）。[47]
1942 年 3 月之前，約有 5,000 名日裔美國人遷出了禁區[53]，而大約 5,500 名社區領袖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立即被捕，因此已經被拘留[12]。1942年3月2日，西部防禦司令部司令約翰·德威特將軍公開宣布設立兩個軍事禁區。[54] 第一軍區涵蓋亞利桑那州南部、加利福尼亞州西部、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以及洛杉磯以南的整個加利福尼亞州。第二軍區則涵蓋上述州的其餘部分。德威特的公告告知日裔美國人，他們將被要求離開第一軍區，但表示他們可以留在第二軍區。[55] 最初，第一軍區的撤離是通過“自願撤離”進行的。[53] 日裔美國人可以自由前往禁區外或第二軍區內的任何地方，搬遷安排和費用由他們自行承擔。這項政策並未持續太久；德威特於3月27日發布了另一項公告，禁止日裔美國人離開第一軍區。[54] 1942年3月27日，美國開始實行夜間宵禁，進一步限製了日裔美國人的行動和日常生活。[51]
阿拉斯加由於日本人口較少，一開初並不在設立的禁區範圍。盡管如此，西部防禦司令部於1942年4月宣布，所有日本人和日裔美國人都必須離開阿拉斯加，前往內陸的拘留營。到當月月底，超過200名日本居民，無論國籍如何，都被驅逐出阿拉斯加，其中大多數人最終被安置在愛達荷州南部的米尼多卡戰爭安置中心。[56]
1942年3月24日，隨著第一號平民驅逐令的發布，西海岸的驅逐行動拉開帷幕。該命令要求華盛頓州班布裏奇島的227名日裔美國居民在六天內做好直接“撤離”至Manzanar（校注：未來集中營的一處地點）的準備。[57] 科羅拉多州州長拉爾夫·勞倫斯·卡爾是唯一一位公開譴責監禁美國公民的民選官員（這一舉動讓他失去了連任，但也贏得了日裔美國人社區的感激，丹佛日本城的櫻花廣場甚至豎立了他的雕像）。[58] 在接下來的五個月裏，西部防禦司令部共發布了108份驅逐令，最終於1942年8月將日裔美國人從西海岸驅逐出去。[59]
除了監禁在美國境內的日裔人士外，美國還拘禁了從拉丁美洲驅逐出的日裔（以及德裔和意裔）。 13個拉丁美洲國家——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國、厄瓜多爾、薩爾瓦多、危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馬和秘魯——與美國合作，逮捕、拘留並遣返了2264名日裔拉丁美洲公民和日裔永久居民。[60][61]
（校注：除西海岸外，美國本土其他地方日裔移民並未受到全麵拘禁，原因既有人數分散，在所在地基本透明不引起公眾恐慌外，也有東部地區遠離可能日本襲擊的西海岸，相對不易造成安全焦慮。東部地區的日裔移民雖然未遭到全麵拘禁，但也並未完全免於種族歧視與排外情緒的困擾。
除美國以外的美洲其他地區對日裔移民和移民後代的敵視和拘禁轉移，既有受戰爭帶來的壓力外，也和美國西海岸大規模拘禁日裔移民同樣的種族主義因素。不過這不是本係列的主要關注點。）
程程的這個印象大體是準確的。1939年德國閃擊波蘭後，美國依據《中立法》對交戰國實施軍品禁運，初期是全麵性的，但隨後逐漸向同盟國傾斜。到1941年通過《租借法案》後，美國明確對英國、中國等提供物資援助，同時對日本實施石油、鋼鐵等戰略物資禁運，這直接促使日本決意在太平洋開戰，發動珍珠港偷襲。
日裔美國人的遭遇不僅僅是個體的悲劇，它還揭示了集體歧視和族群標簽的危險。區分日裔美國人與日本軍國主義至關重要，因為否則所有移民和其後代都會被錯誤地視為‘原罪’的承載者，這對我們自身來說也有當前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