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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發就是最大的作為-劉瑜
彭真後來說過：“‘五一六通知’就是整我的，但我還是舉了手的。我那時覺得主席還是對的。後來我被關在監獄，反複想，我做得不錯呀。我想，共產黨、毛主席總有一天會再來找我的，這些事曆史上都有，錯了的又給平反嘛！”. -妥妥的奴才一個?
【紀念彭真同誌誕辰120周年】彭真：站在黨和人民事業的最前線
在20世紀的中國社會巨變中，彭真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不懈奮鬥，始終站在黨和人民事業的最前線，一直堅持實事求是、堅持走群眾路線，創造性地執行黨中央的一係列路線、方針和政策，為黨和人民事業鞠躬盡瘁，譜寫了壯麗人生篇章。
“改造舊社會，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
全麵抗戰爆發後，彭真全力協助劉少奇建立、鞏固與調整北方各地黨組織，調配幹部，並參與部署在華北敵後創建根據地、開展抗日遊擊戰爭等工作。1938年後，彭真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後為晉察冀分局）書記等職，他同聶榮臻等一起領導開辟和建設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工作，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
1938年9月，彭真第二次到延安，參加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會上作了關於晉察冀邊區工作的報告。他結合晉察冀黨的工作實際，強調了黨的獨立自主原則的正確性，並讚同毛澤東對形勢的分析。彭真的報告，在會上反響熱烈，受到高度讚揚。會議期間，彭真撰寫了《論晉察冀邊區抗日民主政權建設的重大成就》一文，發表在《解放》雜誌第55期上。
◆彭真
會議結束後，中央任命彭真為北方局委員、北方局晉察冀分局書記。
彭真同聶榮臻、程子華等同誌一起，對晉察冀地區的黨政軍民工作實行全麵領導，發展、鞏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創造性地執行黨中央關於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和基本政策，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提出並實施了根據地黨的建設、政權建設、武裝建設以及土地、經濟、勞動、金融等方麵的政策，主持製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關於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他明確提出“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根據地“改造舊社會，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經過1939年、1940年兩年的發展，晉察冀邊區已按照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模式建立起一個嶄新的社會。彭真和聶榮臻等領導的晉察冀根據地，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敵後創建的第一個抗日根據地，被黨中央譽為“敵後模範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範區”“最進步的模範的抗日根據地”。
◆1940年，彭真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留影。左起：聶鶴亭、蕭克、陳伯鈞、彭真、舒同、黃敬、朱良才、陳漫遠。
1941年1月25日，中央決定讓彭真回延安參加七大，彭真於5月上旬到達延安。根據中央的安排，他從6月4日至8月21日，就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各項具體政策，分7次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匯報，內容包括邊區內部各主要階段在抗戰中的政治動向、政權建設、勞動政策、土地政策、經濟政策、金融政策、財政政策、黨的建設等。
毛澤東每次都到場聽取彭真的匯報，一邊聽一邊還作詳細筆記。毛澤東讚揚他的報告“是馬克思主義的”，認為晉察冀邊區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執行了一條活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毛澤東還建議彭真對報告進行補充修改，整理成《關於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報告》，印成小冊子發到中央各部門、各單位和全國各地。
“真理麵前人人平等，誰掌握了真理，誰說得對，就聽誰的”
彭真一再強調：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工作路線，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二者是統一的。要做到實事求是，一個人坐在屋子裏苦思冥想是不行的，必須走群眾路線，充分發揚民主，認真聽取各種意見，特別是反對的意見，踐行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經過反複比較，集眾思廣眾益。
堅持實事求是，作為彭真的堅強黨性和高尚品德，在“文革”暴風雨來臨之際，越發顯得光彩奪目。在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麵前，他頂住巨大的壓力，毅然挺身而出，為羅瑞卿說公道話，就是突出表現。
1965年12月8日至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解決羅瑞卿的“問題”。1966年3月4日至4月8日，彭真參加審查羅瑞卿“問題”的中央工作小組會議，為領導小組成員。在會議揭發、批判羅瑞卿的“錯誤”和中央工作小組起草向中共中央並毛主席《關於羅瑞卿同誌錯誤問題的報告》過程中，彭真一再講，要實事求是，有一條是一條；是三分錯誤不講七分，不講過頭話；批判會上的發言，不是每一句都是結論，做結論時要考慮事實有沒有出入，根據夠不夠。如果講的都是結論，還要工作組做什麽！羅本人如果認為材料中個別的事實或者若幹事實有出入，能舉出事實和證據，我們可以把它取消。針對會上一些發言對羅瑞卿的“問題”無限上綱上線所表現出來的過激情緒，彭真告誡說：現在憤慨的人，將來冷靜下來會後悔的。
◆1965年1月，彭真（左三）主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在當時那種很不正常的政治氛圍中，彭真還能夠如此勇敢執著地堅持實事求是，實在是難能可貴，令人敬佩。
後來有一次，彭真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文革’前夕，我說‘真理麵前人人平等’，惹了大禍。至今，我還堅持這個觀點。從黨內講，同誌之間，從國家講，公民之間，不論年齡大小、資曆長短、地位高低，應該人人平等，是就是，非就非，誰掌握了真理，誰說得對，就聽誰的。不能以人廢言。如果不是這樣，誰的官大，誰就‘正確’，就聽誰的，還有什麽民主？還講什麽實事求是？那是封建專製，皇帝老子一句話，就是‘金口玉言’嘛！”
1990年5月18日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成立後，德高望重的彭真擔任研究會名譽會長並為大會寫了賀詞，使大家很受鼓舞。研究會成立後開展的首個重要活動，即組織紀念建黨69周年座談會，彭真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
彭真從什麽是延安精神入手，著重講了實事求是的問題。他的講話不僅有很強的理論性，而且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這隻要把他的講話與當時的國內外形勢結合起來，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其中精辟透徹闡發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實質及如何做到：“什麽叫實事？實事就是客觀的實際情況。求是，就是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規律。實事求是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經過頭腦這個加工廠，產生主張、意見，產生路線、方針、政策。主張、意見等是對是錯，要用社會實踐來檢驗。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怎樣才能從實際出發？還是毛澤東同誌那個話，不作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管是誰，不論他多高明，沒有調查，沒有係統的調查，就不可能了解實際、了解社會，處理問題就不會完全對。怎樣調查？調查要達到什麽目的？調查不能是在屋子裏把結論寫好了，出去找點例證。調查的目的就是了解現實。什麽現實？是客觀的現實，不是主觀的現實；是全麵的現實，不是片麵的現實；是本質的現實，不是現象的現實。”“怎樣達到對事物客觀、全麵、本質的認識？還是毛澤東同誌講哲學講軍事時講的那番話，要解決一個問題，就要詳細地掌握材料，‘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
接著，彭真又引用我黨民主革命時期，根據客觀實際的變化而不斷及時調整政策，從而保證了革命取得勝利的大量事實，說明“是”是根據“實事”變化而變化的，而“我們發揚延安精神，是為了解決現在存在的問題。現在的情況和延安時期的情況有很多不同了，要根據現在的‘實事’去求現在的‘是’”。
“一切為了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
彭真對人民群眾始終充滿著無限的愛，無論戰爭年代還是建設時期，他都矢誌不渝地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我們黨成為執政黨後，他更加強調在黨的建設、政權建設和法製建設等中都必須堅持群眾路線，並且把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同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統一起來，認為隻有堅持群眾路線，才能做到實事求是；脫離群眾，必然脫離實際。他把這個問題看作是一切工作成敗的關鍵所在。
1961年，彭真在擔任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時對北京市的幹部們說：“我們的黨，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為勞動人民服務的勤務員。我們不是官僚，不是剝削者，也不是創造這個、那個的上帝、菩薩、神仙。我們是人民的勤務員。”直到退休，彭真還講，“我們是人民的一分子，是人民的代表，是人民的勤務員，是人民的公仆，是代表人民管理國家、領導建設的，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是事物的本質。”他是經常這樣說的，也是長久這樣做的。
◆1960年5月1日，彭真和鄧小平在北京景山公園同群眾一起慶祝國際勞動節。
1961年初春，日理萬機的彭真驅車到京西門頭溝煤礦生產第一線調研。他顧不上休息先聽取了礦領導同誌的匯報，又同幾位生產段長和老工人座談，詳細詢問生產和生活中的具體問題。當知悉井下工人由於吃糧困難而產生浮腫現象時，他馬上讓秘書記下來，並深情地說：“井下工作這麽苦，吃不飽可不行。”翌日彭真深入井下調查。年近花甲的他在陰暗潮濕的巷道裏邊走邊看邊問，當看到工人吃著既涼又硬的幹糧時，對陪同的礦領導說：“你們應該想想辦法，安排好井下工人的吃飯和飲水問題。”
1962年，彭真談到我們黨執政後一些黨員幹部的變化，強調了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的重要性。他說：“群眾路線，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一切為了人民群眾和依靠人民群眾。要黨、要政權、要幹部做什麽？就是為人民服務。如果為了個人，為了小集團，那與國民黨有什麽區別。過去革命戰爭時期，我們搞地下鬥爭、根據地鬥爭，如果同人民群眾聯係不密切，就要受挫折，就要掉腦袋。現在我們黨取得了勝利，取得了政權，有些同誌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官僚，成了人民群眾的老爺。他們忘了自己是人民的勤務員，忘記了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忘記了辦事情要依靠群眾。特權的形成，就是不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一員，不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勤務員，而把自己看成了群眾的老爺。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不但會使我們脫離人民群眾，而且會斷送一部分幹部、黨員，甚至斷送革命。”
◆1962年，彭真在山西。
1990年，彭真又指出：“這些年來，我們黨傳統的群眾路線被削弱了。群眾路線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有事認真地耐心地同群眾商量，依靠群眾自覺自願地去辦。我們執政以後，這方麵自覺不自覺地削弱了，放鬆了，自上而下的多了，自下而上的少了；有些事情應該辦，但沒有很好地同群眾商量。”
當年4月，彭真在玉泉山寫了一個條幅給他的原機要秘書，上書“一切為了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這14個大字，以教誨、勉勵、督促秘書做好人民的勤務員。
“毛主席的曆史功績不容否定，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黨工作的指針”
在大是大非麵前，彭真總能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辯證、客觀、科學地看待問題，尤其是對待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同誌。
在延安，毛澤東研究哲學和戰爭學並把哲學研究的重點放在弄清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理論問題上，還逐漸研寫出《實踐論》和《矛盾論》。彭真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很感興趣。他結合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及自己的體會，認為毛澤東闡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比較通俗，簡單明了又很深刻，具有重大指導意義。他從那時起就得出一個結論：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當之無愧的領袖。並正式使用“彭真”這一名字。他說這是取“澎湃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所代表的革命真理”的意思，足見他對毛澤東的崇敬。
◆1966年至1975年間，彭真始終堅持研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曆史書籍。
彭真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就被打倒的黨和國家領導人。1966年，“五一六通知”的下達，就是他蒙難的開始。彭真後來說過：“‘五一六通知’就是整我的，但我還是舉了手的。我那時覺得主席還是對的。後來我被關在監獄，反複想，我做得不錯呀。我想，共產黨、毛主席總有一天會再來找我的，這些事曆史上都有，錯了的又給平反嘛！”
彭真恢複工作後，1979年4月5日至28日，在出席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不少同誌認為他會講毛澤東的錯誤，因為他的冤屈實在是太深了。但彭真卻明確表示，這時候必須科學地、全麵地、準確地認識和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
事實上，彭真從不以個人的遭遇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他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沒有毛主席，我們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同誌是我們的領袖，對毛澤東同誌必須全麵看，在我心目中，毛澤東同誌永遠是我們的主席。”
據彭真秘書回憶：有一天，秘書向他匯報有些同誌對他在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有些議論。
秘書說：“有些同誌反映，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那麽慘，複出後又高度評價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使人感到不理解，你這是何必呢？”
彭真說：“不能這樣看問題。不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自由十二年多，監禁、坐牢九年，流放三年多。就個人講，我就那麽痛快？我就沒氣？但是，總結教訓，那就不僅是個人的問題，教訓要深刻得多。作為共產黨員，首先需要考慮的是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今後我們舉什麽旗？我看，隻有毛澤東思想這麵旗幟能夠凝聚全黨、全國人民。我們說的毛澤東思想，就是七大講的，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解決中國的問題。這麵旗幟能丟嗎？丟不得！如果丟了這麵旗幟，必然造成混亂。”
◆1954年10月1日，彭真陪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
秘書回憶說：1980年初，有一天談起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彭真說：“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與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是兩碼事。旗幟就是方向，一定要舉；丟掉這麵旗幟，就會迷失方向，黨心民心會亂，那還得了？個人崇拜不是好事，不光誤黨誤國，還可能把被崇拜的對象推向反麵。不過，對個人崇拜，也要曆史地看。講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就不能把賬都算在毛主席頭上，我們這些人都有責任；捫心自問，我不是一個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打個比方，一件事情來了，如果主席與少奇或者總理有不同意見，我很自然地就讚成主席的意見；如果是少奇與總理有不同意見，那就不一定了，在這件事情上，我可能讚成少奇的意見，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讚成總理的意見。為什麽會有這樣一種心態？這是因為，在黨的曆史上，幾次重大關頭，毛主席的意見開頭多數人不讚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終的事實證明還是他正確，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遠。這樣一來，對他的個人崇拜就逐漸形成了，我也不例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針對當時社會上有人詆毀毛主席，否定毛澤東思想的言行，彭真旗幟鮮明地說：“毛主席的曆史功績不容否定，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黨工作的指針。毛主席的一生是偉大的，他在我國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們這麽大一個國家，這樣大的一個政黨，沒有一麵旗幟不行。”
到了20世紀80年代的中後期，麵對社會上某些人全麵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的自由化思潮，彭真旗幟鮮明地指出：“對毛澤東同誌，應當全麵地來看。所謂全麵，就是曆史的全麵，現在的全麵和未來的全麵。”
1991年6月，彭真在同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的負責人談話時，再次胸懷大局高瞻遠矚地強調：“要永遠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陣地，英勇地奔向共產主義社會。永遠不要忘記，我們今天的革命成果是兩千萬烈士流血犧牲換來的，我們要切實負起責任來，一定要把中國的事情辦好。”
“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是反對任何人搞特權的思想武器”
彭真在論新中國的政法工作時，明確指出：“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是我們全體人民、全體共產黨員和革命幹部的口號，是反對任何人搞特權的思想武器。共產黨員和革命幹部，在法律麵前隻有帶頭、模範地遵守法律的義務，決沒有可以不守法的任何特權。對於違法犯罪的人，不管他資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勞多大，都不能加以縱容和包庇，都應該依法製裁。”
◆1979年6月，彭真與出席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北京市代表在一起討論七個法律草案。
新中國成立尤其是進入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時期後，彭真就認為，為適應這一曆史性轉變，必須把法製建設提上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他指出，革命戰爭時期鬥爭的主要方式是軍事鬥爭和群眾鬥爭，那時隻能根據黨的政策辦事，根據地的政權也有一些法，但有限，也很簡單。現在，徹底消滅三大敵人殘餘勢力的社會改革運動已經大體上結束，今後必須加強法製，完備法律，才能保障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國家當前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製定法律。為了加強法製建設，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就親自抓立法工作。結束“文化大革命”後，從1979年2月至1988年3月，在彭真主持下，立法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進展。我們國家不僅製定了一部好憲法，而且製定了刑事、民事、訴訟程序和國家機構等方麵的一係列基本法律，以及一批經濟的、行政的重要法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係。我們國家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主要方麵，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過去那種無法可依的局麵已經有了根本改變。
彭真強調立法工作要從中國實際出發，解決實際問題，並且以我們的社會實踐來檢驗。他總是說，立法要吸收古今中外對我們有用的好東西，解放思想，百家爭鳴，但必須立足於中國的實際，根據我國的實踐經驗，基礎是本國的實際。因此，立法必須很好地進行調查研究，特別是對重大的、有爭議的問題，更需要充分進行調查研究。彭真強調，立法要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為根據，腦子裏要有工人、農民，要麵向他們，為了他們。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人們之間也會有這樣那樣的矛盾。有關的立法就是要對這些矛盾劃一個合理解決的界限作為準則，要在矛盾的焦點上劃杠杠。對單位、個人在社會生活、經濟生活中發生的矛盾，都要在與憲法、與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抵觸的前提下解決，都要以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為依據。
◆1982年11月，彭真主持憲法修改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並講話。
彭真反複講，黨領導人民製定憲法和法律，黨也領導人民遵守、執行憲法和法律，黨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是經過十年內亂得出的結論。黨章這樣規定，憲法也這樣規定，這就解決了過去我們國家所沒有或者沒有明確解決的問題，就解決了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製這個關鍵問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針對有人提出，是法大還是哪級黨委大、哪位首長大的問題，彭真說，我們的法律是黨和國家的方針和政策的定型化，它是黨領導製定的，是經過全國人大及其人大常委會按照法定程序審議通過的，是代表黨和全國人民的意誌和利益的。黨員服從法律，就是服從黨的領導，就是服從全國人民。堅持黨的領導，遵從人民意誌，嚴格依法辦事，三者是一致的、統一的。黨委應當把確保法律的實施提上黨委的議事日程，檢查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依法辦事，司法機關依法辦案，特別是要堅決糾正違法行為，這對保證法律的實施具有決定的意義。
公民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這是保證法律實施的一條基本原則。彭真早在1954年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發言中，就對這一原則作了深刻的闡述。1982年憲法恢複了1954年憲法關於公民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的規定。彭真反複強調，對於違法犯罪的人，不管他資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勞多大，都不能加以縱容和包庇，都應該依法製裁。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法院依法獨立進行審判，隻服從法律，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不管你是什麽人，都要服從法律，在法律麵前不承認任何人有任何特權。1980年，彭真擔任“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主任，在領導審判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工作中，他提出必須嚴格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劃清路線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的界限。特別法庭隻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不審理路線錯誤，不解決黨紀、軍紀、政紀問題。黨內犯路線錯誤的，一律都不能判刑。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重調查研究，重證據，徹底查清林彪、江青集團的罪行，嚴格依照法定程序進行審判。這一舉世矚目的審判，樹立了我們黨和國家嚴肅依法辦案的曆史性的範例，經得起曆史的考驗。
編輯｜郭小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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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審｜項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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