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近日，有30多年曆史、曾是香港最大民主派政黨的香港民主黨，傳出在北京壓力下將被迫解散的消息。而以民主黨為代表的、大中華主義立場的香港傳統泛民主派，曾長期關懷大陸民生疾苦與人權狀況，為近現代的中國國家發展與人民福祉做出過巨大而獨特的貢獻。
近現代的香港，雖早在1841年就成為英國殖民地，但始終與大陸有著各種密切的連接。從清末到民國，香港不僅是中國與西方經濟往來的重要中轉站，也是各派政治勢力林立、策動大陸革命或暴動的平台，還是多種思想文化碰撞交流的窗口。如推翻滿清的辛亥革命、反抗英國殖民和爭取勞工權利的“省港大罷工”，及“西學東漸”中譯介西方文化成果與學術知識，香港都扮演了極重要角色。抗日戰爭期間，香港也成為中國人民反日抗暴的重要基地、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戰場之一，並與中國大陸同時迎來光複。
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紅色的大陸與資本主義的香港，看起來雖然壁壘鮮明的對立，但實際上卻仍然有著緊密的連接。如大量從大陸逃亡而湧入香港的各色中國人，就是最直接的陸港紐帶。
英國殖民下的香港，雖然並沒有充分的民主，但較好的自由和優良的法治，讓香港經濟文化都頗有活力，不同政治勢力也都得到生存的容許。這樣寶貴的自由，成為中國各勢力及與中國相關的外國勢力活躍的沃土。漢民族主義者/大中華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民國派、毛派、托派，都在香港這塊彈丸之地得到生存空間、可以著書立說、結社、拍攝影視，創造出璀璨的成果。那時的香港儼然一個微縮版的、半自由的中國，並在當時和後來對中國大陸和全球華人有著極大的影響。
因為1950至1970年代的中國大陸幾乎全境對外封閉，尤其與歐美中斷常規往來，上海等原本主要的對外通商口岸與人文交流都會“休克”，香港就發揮了比清末和民國時更大、更獨特、對大陸更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大陸政治風潮也衝擊著香港，如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時，香港就爆發了“六七暴動”。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許多故事和人物原型，也取材於那幾十年大陸的政治風潮與知名人物。而改革開放之後的數十年，香港和大陸在經濟、文化、政治上的連接更加緊密。
正是香港與中國大陸有如此多的關聯，以及許多本就半生在大陸的中國人流亡和定居香港，所以“90後”之前的港人普遍都有濃厚的“大中華情結”和中國民族主義觀念。雖然許多港人並不認同大陸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製，港人之間的價值觀與利益分歧也很大（如左翼或右翼、自由派或保守派），但都很認可自己是中國人並為此自豪。正是因此，那時的港人普遍都非常關心大陸的政治和社會動態，也頗為關心大陸人民的疾苦與訴求。
從金庸與陳毅爭論“要核子還是要褲子”、香港左派策應大陸文革和反殖運動、港人積極接濟逃港大陸難民，到改開後香港富人在大陸大規模捐資助學，港人創作大量弘揚中華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書歌影視作品，大陸發生災害（如1993年華東水災、2008年汶川地震）時許多港人近乎狂熱的捐款、明星義演，香港民權人士以超過大陸人熱情的態度紀念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為二戰中國勞工和“慰安婦”維權、參與保釣運動，以及政治上期望大陸民主化的參與和對中國人權的強烈關注……都來源於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以及對大陸作為祖國的熱愛、對大陸人作為血脈相連同胞的關懷。
在這個過程中，香港傳統泛民主派最積極參與、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他們還參與了香港回歸談判和《基本法》起草。香港民主黨創黨元老、首任主席李柱銘，就是《基本法》起草委員之一。他們是熱愛國家民族和人民，對同胞像對家人一般關心愛護，能夠設身處地為中國大陸及大陸人考慮利弊、解決問題（這和如今香港台灣的本土派截然相反，也與出身中國大陸但沒有民族感情，甚至自恨民族的多數中國政治反對派人士迥異）。他們也期望通過與北京合作、求同存異，讓多災多難、貧窮落後的中國大陸，能夠民主法治、繁榮富強。
因為大陸的體製和環境限製，許多中國官方及大陸人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想說而不便說的話、想參與而無路徑的難題，都由香港愛國民主的泛民人士去做、去說、去解決。例如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申辦奧運、譴責二戰日本戰爭罪行、追討被外國掠奪的文物、購買“瓦良格”航母（即如今的“遼寧艦”）等，香港都發揮了關鍵性、獨特性的作用。
作為馳名世界的商品、奢侈品銷售地，“香港”本身就是連接中西的特色商業名片，其作為“前店”幫助大陸“後廠”生產的商品更好的行銷世界，陸港兩地經濟民生都受益巨大，可謂“雙贏”。而中國香港籍的陳馮富珍女士擔任世衛組織總幹事長，也是陸港協力推選，是中國借助香港及港人與國際合作、參與全球治理的典型。香港的媒體如鳳凰衛視等，可以播出許多大陸不能播、無力做的優秀節目，大陸也能正常觀看，並站在中國立場、基於普世價值的向世界發聲，對啟蒙國人、為中國代言，都起到極大積極作用。
香港及港人就像大陸/中國的“外掛”，讓貧窮落後、長期孤立於世界、國際形象很差的中國，補上短板、插上翅膀，得到寶貴的平台和助力，讓世界看到中國美好和偉大的一麵，讓中國與世界連接起來，變得富裕文明。
在提高中國國際影響力和聲望、促進中國融入全球化、以現代國際規則與話術與西方及世界打交道過程中，香港及港人都以其難以替代的獨特價值，為中國做出卓越的貢獻。其中香港泛民主派最為真誠和積極，他們可以放下政治歧見，與北京及建製派合作，為中國民族利益而奮爭。
愛國民主立場的泛民主派，直到2010年代中期都仍然是香港民主力量的主流。香港民主黨更是多次獲得香港各政黨普選票第一，隻是因選舉製度、中共和港府對建製派的扶植，才無法成為立法會第一大黨。但即便如此，民主黨仍足以與民建聯等親北京建製派政黨分庭抗禮，並與社民連、工黨等其他泛民政黨合作，推動各項理念的實踐，為香港和全中國人民發聲和奔波。
但從2015年前後“占中”運動和香港政改走向失敗後，香港民主派中的大中華派趨向萎縮，持香港本土主義甚至港獨立場者逐漸成為民主派中最具聲量的力量。如黃之鋒、梁天琦、羅冠聰等本土派政治明星迅速崛起，得到更多年輕港人的青睞。這當然並不僅是因為政改的失敗，而是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悄然變化及陸港關係的異化。
相對於往往早年成長於大陸、無論文化還是感情都與大陸難以分割的老一代港人，新一代港人多數出生和長大在香港，對大陸、中國、漢族及中華民族，都沒有那麽強烈的認同，對大陸人也沒有老一代的同胞感情。而香港無論回歸之前還是之後，與大陸的政治製度、曆史軌跡、文化特色，都頗有差異，自然也讓香港人與大陸人的價值觀和認同越發相異。
而隨著大陸經濟發展、部分大陸人富裕起來，以前香港人以優越者幫扶大陸的心態、港人與大陸優勢互補（港人資金、技術，與大陸資源、勞動力互補）的合作，也變成更多的相互競爭和衝突。如部分大陸人在香港的不文明行為，搶購奶粉、“雙非產子”等，都引發港人不滿、與大陸人的衝突。之後諸如北大教授孔慶東辱罵“香港人是狗”等言論，和香港媒體刊登針對大陸人的“蝗蟲論”廣告等，導致衝突升級、陸港關係惡性循環。政治製度的差異，陸港民眾對政治體製及相關問題的不同看法，也讓許多港人感到與大陸人“不是一路人”。而中共也樂見陸港人民發生矛盾，且有意挑唆和激化，以分化陸港人民、從中漁利。
另外，中共中國越發保守、拒絕政治改革，傳統泛民主派希望的通過“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建設性方式促成中國民主化、讓大陸與香港製度趨同的希望，也日益破滅。這也讓許多本來持大中華主義立場、支持傳統泛民的香港人從希望變得失望，不再親近大陸，也不願再與北京“求同存異”。當然，根本上在於北京並沒有始終真誠善意的回應香港泛民主派、愛國民主人士，而是選擇性利用，同時又各種打壓，寒了許多港人的心。總之傳統泛民、大中華派在各種挫折中逐漸衰落。
這樣的前情和背景下，強調香港人與大陸人屬不同族群、主張“香港人優先”的香港本土主義日益崛起，“香港獨立”思想也在年輕人中萌發。而2019-2020年的反修例運動，看似是反對修改引渡法例以及追求自由民主，但最大驅動力恰恰是港人對大陸政府及民眾一體性的憎恨，是香港本土主義浪潮的大爆發。這從反修例運動中顯著的各種本土和港獨口號、對大陸人無差別施暴等行為就可看出。整場運動核心訴求也是與大陸切割、追求香港的自主、維護香港人的利益，而並不關心大陸人民疾苦。而且，整場運動鮮見突出性抨擊“中共”的內容，卻隨處可見反對“中國”的話語。如反修例運動在當時參與者那裏普遍稱為“反送中”，就表現他們對“中國”及與“中國”的一切都反感、拚命想和“中國”切割的情感和態度。
當香港人對大陸由曾經的“愛”變為之後的“恨”，自然也就不再真誠關心大陸的民權民生。對於近年大陸的各種天災人禍，香港人再沒有以前的熱情關心，而是冷眼旁觀，或陰陽怪氣。近年中國大陸屢次發生嚴重洪災旱災，香港人再也沒有曾經自發的捐助熱情。而流亡世界各地的港人，繼續追求香港的民主、自決，但對大陸人處境及大陸未來命運並不關心，甚至幸災樂禍。他們即便提及中國大陸民主人權問題、中共獨裁專製問題，落腳點也都是香港的前途命運，而不是大陸人的權利福祉。
而這不僅僅發生在港人身上。台灣人，以及海外各地的華人，乃至許多因各種原因離開中國、長居海外的大陸人，要麽毫不關心中國大陸發生的事、與大陸人民形同陌路、利己冷漠，要麽以冷嘲熱諷的態度看待和評論，甚至還有許多從口頭到內心詛咒中國崩潰、對中國大陸人受難死亡拍手稱慶。還有一些名義上關懷中國大陸民主人權的陸港台人士，其實際言行和導向，卻是“逢中必反”，各種中外糾紛不分是非皆站在外方、責備中方。即便表麵看來他們也在乎自由民主人權，但許多言行都透出其對中國大陸人的歧視、嫌惡。這些人要麽沒有民族意識，要麽還是“逆向民族主義”、對自身所屬的漢族及中國人身份群體充滿惡意與仇恨。
這樣的現狀下，堅持大中華主義立場、關心同胞、以愛國民主為原則的香港傳統泛民主派人士，以及之前數十年陸港各方意識形態不同，卻能求同存異、共同為中國繁榮發展、民族複興盡力的時代，多麽值得珍惜和懷念。
但香港大中華主義立場的泛民主派及主要人物，近年飽受打壓的遭遇，尤其香港民主黨從當年與建製派分庭抗禮的民主派龍頭，到後來被本土派喧奪和裹挾，再到如今舉步維艱、瀕臨解散的命運，反映了愛國民主立場的傳統泛民“兩麵不討好”，既被北京和港府建製派所不容、也被走向本土主義的香港反對派民眾拋棄的殘酷現實。
香港本土派、勇武派要“攬抄（同歸於盡）”，中共則不惜“一刀切”禁製民主派，“和理非”的傳統泛民生存狀態越發惡化。而《港區國安法》的頒布，更是降下了達摩克利斯劍。中共中國政府不惜毀掉對國家民族做出巨大貢獻、勞苦功高的泛民主派，“自毀長城”的摧毀對中國發展有獨特作用的香港的自由與開放，也要維持所謂“國家安全”。
香港民主黨這幾年遭到不少刁難，如預定舉辦黨慶酒會後被預訂酒店退訂、成員經常被警察約談等，也在重重限製下無法“入閘”參選議員、進行線下政治活動，影響力急劇萎縮。而何俊仁、林卓廷等民主黨前高層則早已入獄服刑，迄今仍在獄中。
在這樣情況下，民主黨仍然堅持運作，一直不願解散和停擺，也正是因為傳統泛民、大中華派愛國民主力量堅韌頑強，在重重困難下仍然保持愛國愛民之心，希望在絕境下繼續為陸港人民發聲。民主黨的存在，也是在捍衛《基本法》和一國兩製賦予港人的結社權和政治自由。但隨著利維坦枷鎖繼續收緊、不留縫隙，若中國無根本性政治變化，民主黨恐將在不久後從形式到實際都徹底完結。
與香港民主黨一同萎縮、走向終結的，是曾經天經地義的香港人大陸人都是中國人的心連心、陸港一體，是陸港不同意識形態勢力可以為國家民族和同胞福祉求同存異，是港人對大陸人苦難的同情和關懷、天災人禍中的傾力幫助、對大陸民主法治的期盼與推動。當這些消逝，不僅香港這個“東方之珠”日益暗淡，中國國家民族及中國大陸人民，也將在本就與國際主流社會頗為隔膜、與世界脫節的環境中更加孤獨、更缺助力、更無嗬護、更難反擊，而不得不麵對更多明槍暗箭的攻擊、遭受種種有形無形的損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