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先生是星期一（10月23日）早上開始發病的。
前一天晚上，他早早就睡了，說是半夜有球賽。淩晨兩點，果然聽到他起身，戴上耳機，還開了一罐啤酒。我被吵醒時，略有不爽。不過想想，這差不多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愛好了，我們又不趕時間，他想怎樣就怎樣吧，隻要不影響我們睡覺就行。
我取過眼罩，擋住屏幕上投射過來的忽明忽暗的光，繼續睡。
早上八點，蔣先生突然起身，跑去衛生間衝澡。我還納悶，看完球賽怎麽還能早起？直到聽見衛生間傳來嘔吐聲，我這才意識到，他是病了。
不過，他時常會生小毛小病，不是頭痛就是腳痛。有時腸胃感冒，也會吐幾下。所以我並沒太在意，以為他隻是熬夜看球，傷著身體了。又或者對韓國的啤酒水土不服，吃進去又想吐出來。
我走過去扶他，還開了個玩笑：不就是Lions輸了比賽，看把你傷心成這樣！
他破天荒沒有接茬，隻是又躺倒在床上。沒過幾分鍾，又跑去衛生間嘔吐，直接癱倒在了地板上。
看來這個病毒比較激烈，得上藥。我翻了翻他的藥品袋子，找不到止吐藥，就起身去機場的藥房。
去藥房前，我得空拜訪了越捷的櫃台。
我是打算跟之前吵架的“保鏢”道歉的。人家隻是奉薪辦事，我的特殊情況在他們眼裏也不特殊，一年不知要碰上多少回，我為這個跟人吵架，實在沒有多大的情理依據。我想跟他說，很抱歉，那天熬了一夜，心裏焦慮，所以吵起來了，我應該多站在你們的立場替你們想想的。
草稿打了一路，到了櫃台，“保鏢”根本不在。輪值經理是普版英愛，我跟她更新了一下五個工作日才可能拿到簽證的信息，她很奈斯地同意幫我們延到星期四（10月26日）上午，還說那天上午還是她值班，我們找她就行。
普版英愛補充說：這是特例，以後還隻能是三個工作日哦。
我笑著謝她，跟她保證下不為例。
機票的事情搞定，心裏踏實不少。我想著，這個消息會讓蔣先生也寬慰一點，說不定病體能加速康複。
回公寓給蔣先生服了藥，他的嘔吐還是控製不住，差不多每半小時跑一趟衛生間的節奏。他的體感也忽冷忽熱，一會兒讓我開窗，好通風降溫；一會兒又打開電吹風，抱在胸前呼呼取暖。我摸了摸他的身體，通體滾燙，嚇一大跳，立刻又起身去買退燒藥。
上午房東來收房款時，我跟她打聽過附近的醫療設施。她說，旁邊的大樓裏就有藥房和診所。所以我去買退燒藥時，特意去診所門前轉了一圈。看到訓練有素的醫生離我們這麽近，安心不少。
蔣先生拒絕去診所。他說，他大概率隻是腸胃感冒（gastro），為了這個原因去看醫生，會讓人笑話。吃點藥就好了。
我理解他的感受。別看蔣先生人高馬大，體重一個頂我們娘仨，他生起病來，其時長和激烈程度也是一個頂仨。同樣的感冒病毒，我們三兩天就好，他能病上一個星期。對此，他是介懷的，認為有損男子氣概，並把它列入了家醜的行列。
蔣先生吃過退燒藥，燒也確實退了，體溫平穩，看起來安靜不少。整個下午，他都昏昏沉沉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但也不睡。至少沒有再吐。我按時喂他吃藥，按他的吩咐給他準備冷熱毛巾，並沒有往太壞的方向去想。
晚上十點多，他突然說身體疼痛，不停在床上變化姿勢。一會兒側臥，一會兒仰躺，一會兒像隻大蝦拱起後背，一會兒又站到地麵，隻把腦袋擱在床上。他說，他橫豎感覺不舒服，根本沒法入睡。我試著給他按摩，那點幫助也隻是杯水車薪，三分鍾後他又得重新換個姿勢。
我猜他可能是COVID了。當初新冠時，我也感覺渾身肌肉酸痛，無法找到舒服的睡姿，不過，這種症狀一晚上就翻篇了。事到如今，新冠在我眼裏已經不是病了，每個人都會得，每個人都會好。我一邊催促孩子們睡覺，一邊安慰他說：“過完今晚就好了。現在診所關門了，你也隻能忍一忍了。”
折騰到午夜，孩子們終於睡著了，蔣先生卻又衝去洗手間嘔吐。扶牆出來後，他說他不行了，要去看醫生。
看著他那蒼白浮腫的臉，我也無比擔心。我飛速在網上搜了一圈，附近並沒有醫院。我跑下樓去，打算問問當地人。大半夜，隻有CU便利店還開著門，裏麵顧客盈門，多是黃頭發白皮膚的老外。店老板忙著做生意，並沒有太多時間招呼我，隻說，附近沒有醫院，但你可以試著打119找救護車。
我沒有本地電話卡，就用加拿大號碼試著撥打。電話喂了一聲，就轉入一種類似自動語音的狀態，說什麽“in process of currency transfer“。這句話重複了有一兩分鍾，我也不知道是通了還是沒通。一時間，不知該掛還是要繼續等。
蔣先生對招救護車還是有心理障礙，怕小題大作，讓人笑話，讓我切斷電話。他說，記得機場的藥房對麵就有一家診所，也許可以去那裏。我上網一查，還24小時營業，立刻下樓找了輛出租車，讓司機在門口等。我跑上樓，給蔣先生收拾好背包（電腦手機充電器等），然後扶他下樓。
蔣先生真是虛脫了，完全沒有辦法站立，我的體能又不足以支撐人高馬大的他。他是爬著出了房間的。我使出洪荒之力，才勉強把他扶起。
出門前才套上的衣服，沒走幾步已經汗濕，一到電梯，他又趴下了。
本來我是準備讓司機單獨帶他去機場的。孩子們在房裏睡覺，我沒法離開。可他這番模樣，我怎麽放心讓他自己走進機場找診所？兩害相權取其輕，一咬牙，我跟著他坐進了出租車。
得虧跟去了。。。一到機場，蔣先生找到最近的一把椅子，立刻就又躺倒了。他的衣服，已經肉眼可見全部濕透了。
我飛快跑去診所，打算借個輪椅來推他。可說好24小時營業的診所，關門了。後來得知，COVID讓診所改變了營業時間。
無奈，我隻能去找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員，問她如何能用最快的速度access到醫療資源。前台立刻幫我聯係了機場的First Aid，說他們十分鍾內就能趕到。
First Aid給蔣先生量完體溫測過血壓，滿麵凝重地問我們，要不要聯係救護車？
我搶答：”要！要！當然要！“蔣先生已經虛脫到快浮腫了，神誌也有點迷糊，竟然還覺得自己小題大作，強撐著跟醫護道歉，說給他們添麻煩了。有時候，禮儀學多了，會出人命。
救護車駛到後，我跟車回到公寓，上樓取了護照交給隨行護理，然後跟蔣先生揮手作別。
孩子們在房間，我沒法跟去醫院。
那時候，已是淩晨兩點。
一晚上輾轉反側，半夢半醒。淩晨四點，蔣先生的郵件也來了。裏麵滿是錯字別字，但我還能讀懂。大意是，醫護把他拉到醫院，越過急診室，直接進了Emergency ICU。他的血壓隻有正常人的一半，醫生說，但凡他那會兒昏迷過去，可能就已經死了。這會兒他正躺在重症病房，一手輸液，一手輸蛋白，身上插著導尿管，還有一根中央管子從頭部直通心髒。
嚇得我，立刻從床上坐起，完全清醒了。
不就腸胃感個冒，怎麽還進了ICU？
在我看來，ICU是地球人建在生死邊界最前沿的堡壘。進到ICU的人，都是要與死神殊死搏鬥的排頭兵。前一天還在喝啤酒看球賽的蔣先生，隻不過是嘔個吐發個燒，怎麽就被抓了壯丁？
心裏一下亂了套。我覺得我需要立刻出發，去醫院探望他。可孩子們還在睡覺。昨夜睡得晚，現在正睡得香，我不忍心搖醒他們。況且，我也不知道ICU允不允許帶上小孩探訪。
用微信問房東，附近有沒有托管小孩的地方？得不到回複。我決定帶著孩子們去醫院。
過馬路時，斑馬線前方是綠燈。蔣小詩舉著蘋果，邊吃邊蹦蹦跳跳往前走，我站在後麵等候慢吞吞的蔣大核。眼見一輛旅遊大巴直直就朝蔣小詩開了過去，嚇得我連聲尖叫，讓蔣小詩停下。這時候，大巴也緊急朝馬路中間轉向。就這樣兩方都有所覺察的情況下，蔣小詩還是貼著大巴站定了，但凡她往前多走一步，或者大巴沒有及時拐彎，後果不堪設想！
大巴司機大概開小差了，看見紅燈沒有及時停下。他打開車窗玻璃，一個勁兒跟我點頭道歉。
我心裏又驚又怒，很想用道明寺的話回擊：道歉有用的話，還要警察幹嘛？可是，我竟隻是皺著眉回點了一下頭。也不知道自己當時怎麽做到的。大概心裏裝著已經發生的緊急事件，就沒空多想可能會發生的災難事件了。
可是，就算這會兒寫下來，心裏也滿是後怕。世上有那麽多防不勝防。。。
蔣先生所在的醫院，是一所大學的附屬醫院，在首爾近郊。從機場坐大巴，再轉taxi，需要一個多小時。
醫院的建築幹淨雅致，內部布置整齊有序，各種配套設施也很齊全。這讓我嘈雜的內心稍微平靜了些。韓國的醫療水平如何，我沒作研究，但之前看過一部韓劇，叫《天空城堡》（Sky Castle），裏麵中上階層的父母們，削尖腦袋要把孩子往醫學院裏送。大筆墨勾勒出的激烈競爭，讓我對韓國醫生這個行業肅然起敬。看起來，如果不是頂級的學生，是進不了醫學院當不了醫生的。蔣先生能落在如此優秀的專業人群之手，也算不幸中的運氣了。
ICU的護士長說，目前還不清楚蔣先生的問題由什麽導致，所能查到的，是他嚴重脫水，血壓低，外加尿道感染，所以用了血管加壓藥，還有抗生素。具體治療方案，需要等候進一步的檢測結果才能決定。
放我進重症病房之前，護士長問了很多問題，算是為病人建檔。想來，蔣先生太過虛弱，沒有力氣走這個程序。隻是護士長的問題好奇怪，問身高體重，問宗教信仰，問父母是否健在，家有幾個兄弟姐妹。她甚至還問了蔣先生的職業和學曆，難道教授或商販生起病來，症狀會有所不同？
孩子們不許進病房，被ICU的兩個實習生帶到另一個房間去了，我得以單獨探視病人。
蔣先生的虛弱超越了我的想象。他渾身上下插滿儀器導管，說話聲音好像是硬擠出來的，用氣若遊絲來形容也不為過。隻是幾句簡短的問候，他的腦門上已經布滿了豆大的汗珠。
他說他感覺好了些。我覺得他在騙我，因為他的眼睛毫無神采，滿麵的疲憊根本掩飾不住。他看起來，就像手機屏幕上電量即將耗盡時底部泛紅的那顆電池。
我直想哭。我感覺他離死亡那麽近。我很想抓住他，又怕自己力氣不夠。
我強顏歡笑，拉住他的手，告訴他，我和孩子們都需要他，他一定要很努力地戰勝疾病，不能把我們娘仨就這樣拋棄在異國他鄉。
講了不到十分鍾，護士長催我離開。她給了我兩個大袋子，裏麵裝著蔣先生的衣帽鞋襪，和我昨天給他準備的背包。我強硬要求給蔣先生留下電腦，我好與他保持聯絡。
護士長說，醫院需要隨時與我保持聯絡，但是我的加拿大手機號接不到電話。我承諾，回到機場就買當地的SIM卡，保證醫院隨時都能找到我。
護士長再三要求，我當天就要買卡。這讓我更加難受，她是覺得蔣先生今晚就會死掉嗎？
護士長領我去行政處結賬。負責收款的小夥子一臉歉意，說因為你們不是本地居民，所以費用比較高。
我木然看了一眼賬單，8.4M韓元。這應該是大半天的ICU費用。
我遞過信用卡。行政處的小夥子詫異問道：“你要支付全款嗎？你可以申請分期付款的。“
我說：”是嗎？謝謝，先付了吧，額度是夠的。”
那時候，想著蔣先生的生命正在流失，金錢的重要性已經退居十八線。隻要還能付得出來，我沒空理會分期付款還是支付全款這種細節。總是要付的，付完他們可以安心治療蔣先生。
小夥子說，重症費用需要日結，讓我提前準備好大筆資金。
我機械地回答：“好。”
需要多大筆？如果不夠怎麽辦？我根本沒空去想。我知道蔣先生是續了單位保險的，但是怎麽聯係保險公司，需要準備什麽文件，這些都還不在我的思緒雷達之上。我隻能走一步算一步。
孩子們一如既往吵著要吃麥當勞，要買冰激淩。他們知道爸爸病了，但還搞不清楚這背後的含義。看著他們嬉笑打鬧的模樣，我突然想起那首詩：商女不知忘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可是，難道我希望他們跟著我一起憂愁嗎？
深重的無力感牢牢包裹了我。我不知道接下來應該怎麽辦。想到有可能會永遠失去蔣先生，我忍不住在回程的公車上涕淚交零。
我們2002年夏天去九寨溝旅行時，女兒得了急性腸炎，高燒腹痛，立即在川主寺看急診。 回美國後我們工作的公司醫療保險給報銷了一部分。
我兒子多年前暑假跟學校去中國時也發生了這種情況。當時他在我的公司（也在安省）保險裏，記得是由中國醫院（或帶隊的老師？）給保險公司打collect電話報告通知，保險公司讓老師墊付所有費用。他回來後我馬上還錢給老師，然後再用（老師給的）收據向保險公司報銷（不是100%）。
唉，我們從不去developing國家旅遊，就是因為怕這種得不償失的情況。特別是貧富差別大的地方，除了適應不了的衛生和腐敗，還會有安全問題，哪怕你很小心謹慎。
祝蔣先生康複，你們以後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