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達書記

【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劉達書記

張永謙

作者簡介（百度百科）：1950年從軍，參加朝鮮戰爭。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在部隊轉駐南京時考入南京師範學院函授部中文係。熱衷於寫作，曾有詩作在空軍獲獎。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中受到批判和處分。1958年轉業到正在創辦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物理教研室工作期間學習了大學物理課程。後任職中央高級黨校。

愛惜人才，珍惜友情

劉達視才為寶，十分珍惜同誌間友情，是人所共知的。1964年，中國科大某教研室通過人事部門提出了一個要調出學校的教師名單，說這幾個人表現不好。劉達問怎麽不好？回答說有“走白專道路的傾向”。劉達沒當即表態，恰在此時，嚴濟慈（當時任中國科大副校長）來找劉達，說有幾個年輕教員要調出去，據了解這幾個人學術底子都不錯，是有發展前途的，調出去太可惜了。劉達聽從了嚴濟慈的意見，把這幾個年輕教員留了下來。現在，這些人都在學術上取得顯著成績，成為知名學者。

劉達對我說：現在都在講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實際上，還是求全責備，特別是對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中有些人鑽到業務裏，不懂其他事，有些人還有怪癖（他舉了中國科大一個教授的例子）。可是他們有真才實學，這樣的人要用其所長。愛惜人才，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大概是因為我在學校工作時間長，對知識分子多一些了解罷了。

劉達與嚴濟慈之間有著深厚的友情。劉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時，常與嚴老在會上見麵，但覺得在會上見麵談不深，就經常去嚴老住所訪談。他對嚴老非常尊重，曾題贈嚴老一幅字：科學之光。嚴老也回贈劉達一幅字：老驥伏櫪。在1990年以後，劉達仍定期去看望嚴老，兩位老人見麵後都很高興，但因年事已高，說不了太多話，二老就相對而坐，相視而會心地微笑，在無言中交流著真摯的情感。每當劉達告別時，嚴老總是一直送到大門。

他對下屬和學生也有著特殊的感情。隻要有誰工作、學習、生活上有困難，包括兩地分居、學非所用、子女就學、婚喪嫁娶，他都盡量幫助解決。有一次，一個原在黑龍江工作的日本籍幹部的子女來找他，起因是女孩的母親（日籍幹部）1977年回日本探親，回來時帶了一筆日元，海關工作人員要她存在海關，用時再取，但她不知道存放時已經兌換成人民幣，1990年，她去取錢時，由於匯率變化，損失很大，她就讓女兒來找劉達。劉達認為，海關的做法是依據當時政策，無可非議，但造成的損失也是事實，應該從實際出發，酌情處理。他為此事，跑了不少天，終於圓滿解決。

“我不算教育家”

1982年夏，《北京晚報》約我寫一篇劉達的專訪，以“百年樹人”為題，內容主要是呼籲國家要重視教育。文中我稱他為教育家，他不同意這個稱呼。我說，蔡元培隻當了幾年北大校長，人們都稱他為教育家，你當大學校長、書記幾十年了，還不能叫教育家？！他說：“當教育家要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我有，但不係統、不完善。我自己不教書，我非常尊重專家和教授。到科大上任之初，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拜訪在科大任教的教授和科學家，形成了我對辦好科大的一些想法，主要是加強基礎課，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特別是加強學生的實驗技能訓練，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可惜當時政治運動太多，我到任不久就去搞‘四清’，‘四清’的隊伍還沒撤回來，‘文化大革命’又開始了，沒有時間去實現這些想法。大學裏領導核心很重要，要真正實行民主也沒那麽容易，從上到下有許多糊塗觀念，比如，我作書記，有同誌說在黨委會上書記一人算三票，副書記算兩票，黨內哪有這種規矩？可說服這些同誌也不容易，因為那時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有許多地方和部門還不是一人說了算！我說我隻算一票，大家剛適應，‘文化大革命’一衝，黨委垮了，誰的票也沒有用了。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到清華大學，主要是堅定不移地‘撥亂反正’，為一大批蒙受不白之冤的幹部和知識分子平反，有些辦學的想法還沒有條理化、係統化（主要是想辦成文理並重的大學，擺脫舊模式的束縛）。所以，應該說我懂得學校的工作，

解放後對黨的教育事業有一點貢獻，還不能算是教育家。”我當初認為，在“晚報”上發表一篇小文章，不必過分認真，在發表時編輯同誌還是給他冠以教育家的頭街。見報後劉達還批評我不聽話。

開辦“回爐班”

劉達一生在教育工作崗位上奮鬥了近四十年，每到一個學校他都以自己的勤奮、智慧與魄力，贏得師生的愛戴。他在辦學中，特別尊重教授學者，重視領導班子的團結。中國科大是一所年輕的大學，怎樣建設？建設什麽樣的師資隊伍？這是劉達在任學校黨委書記時始終考慮的主要問題之一。劉達以敏銳的目光，抓住學校長遠建設的這個關鍵，培養和造就了三代教師隊伍。首先，從兄弟院校和科研單位調進一批“高才生”和經驗豐富的科技工作者，形成了穩定的第一代教師隊伍。這一代人為科大的建設和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成為科大在“文革”後迅速恢複和繁榮的基石。其次，他置所謂“近親繁殖”論這樣有爭論的問題而不顧，從實際情況和工作需要出發，在科大第一、第二、第三屆的畢業生中留下了一大批人，形成了科大第二代教師隊伍，這些人在後來擔負了許多重要崗位的領導工作。第三，在“四人幫”橫行的“文革”後期風雨如晦的年代裏，劉達以無畏的膽略與魄力，頂住壓力與攻擊，適時地在全    國範圍內挑選300多名1967－1970四屆畢業生，開辦“回爐班”，組織他們回校，經過兩年以上的培訓後補充師資，取得了成功。現在，在科大以至在中國其它一些科研部門挑大梁的教授學者，有許多就是“回爐班”的學生。說起這段往事，知情者都佩服劉達的遠見卓識。改革開放以後，他在教育工作中堅持撥亂反正，適應時代潮流，從不墨守成規，不愧為教育家的稱號。

一時急中生智

麵對逆境，劉達總是冷靜、從容、機智地應對，顯得堅定、樂觀而又風趣。“文革”中，中國科大遷往合肥，一列列裝運設備的火車到站後，需要人去搬運，劉達雖已年過花甲，工宣隊還讓他去搬，他搬不動，工宣隊長就走過來說：“劉達，怎麽你沒出汗？”劉達不慍不火地說：“我的汗，這些年都出完了，沒汗可出了。”那個安徽著名的造反派頭頭，被噎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氣呼呼地走了。這事在科大傳開來，師生都非常高興，好像是替大家出了口氣。

那時，經常有人來“外調”。“外調”的人總是要劉達按他們的要求提供“材料”，稍不合意，就拍桌子，訓斥劉達：“態度放老實點！”劉達平靜地回答：“正因為老實才這樣說。按你們的調子說，就不老實了。要談就這樣談，不談你們就走。”

“文革”中，凡關在“牛棚”的人都要掛著牌子排隊去食堂吃飯。劉達胸前是一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背後是一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兩塊牌的兩根鐵絲交叉在劉達的脖子上。有一次在走向食堂途中，另一派來搶劉達，在一片混亂中，劉達奮力脫下兩塊牌子，拚命向關押他的一派跑去。多少年後，他談起這件事時說：“我如果不快點脫下牌子，兩派一拉，非把我勒死不可；我如果不跑回關押我和保我的一派去，兩派會打得更厲害。這是我在‘文革’中最危險的一次。”我問他：“當時怎麽判斷那麽快？”他說：“一時急中生智，一切判斷都發生在十幾秒中，我也不知道怎麽會跑得那麽快，大概是一種求生的欲望和對兩派打鬥的憂心在潛意識中起作用吧！”

《科大瞬間》文學城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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