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小捷的博客
主要闡釋我對中國政治改革的有關思考，以及我對整個人類文明的有關思考
胡平先生的父親是起義的國軍成員，不幸在1952年鎮反運動中被判死刑。胡平本人也因為這個出身問題，其後受到種種的不公待遇。
在此文中，胡平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我們真是生活在曆史上最專製的時代，不要說和什麽自由民主的國家相比，就是和中國曆史上相比，那都是最殘酷最糟糕的一個時代。”
為什麽呢？他說：“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後殺的人遠遠超出了它在奪取政權之前戰爭時期殺的人。這是共產黨曆史上最特殊的一點，也是它最不能原諒的一個特點。所有過去的暴君無非是為了奪取政權殺死很多人，一旦政權奪下來了，殺人自然就減少了。共產黨相反，共產黨政權在奪了權之後殺的人遠遠超過它在奪權之前殺的人。拿鎮反運動來說，一場鎮反運動所殺害的國民黨人員之多，就超過了三年國共內戰國民黨在戰場上死的人。”
他還說：“共產黨這100年始終是罪行累累，就像《第三帝國興亡》那本書有一句話‘千年易過，納粹的罪惡難消’。我想這句話放在中共的身上也完全合適。共產黨這種政權他的受害者之多之普遍，你在中國說不上有哪一個階層的人沒有受過它的害，包括共產黨自己。所有共產黨的老幹部們，他們自己的經曆都證明，他們在所謂革命成功之後，受的苦關的監獄，要遠遠超過他們在革命成功之前。就這麽荒唐。”
我不否認胡平（包括許多國內外學者）所列舉的那些基本事實，更真心同情所有遭遇不公待遇的各類人士。但我不同意胡平和許多國內外的學者們根據這些事實所得出的結論。
先說一下“共產黨在奪了權之後殺的人遠遠超過它在奪權之前殺的人。拿鎮反運動來說，一場鎮反運動所殺害的國民黨人員之多，就超過了三年國共內戰國民黨在戰場上死的人。”我們先假設這個是事實，但對於這個事實的分析，我們應該結合當時具體的背景條件。最簡單地來說，曆史上的各個朝代，在奪權之後，為什麽基本不再殺人了？因為它們奪權之後，已經沒有對立麵了，已經沒有什麽有組織的力量可以繼續威脅它們了。但共產黨不然，在奪權後，它依然麵臨著相當強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當時在朝鮮，正在和美國打仗；在福建，國民黨的力量也還在台灣和一些沿海的島嶼上存在著。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曆史環境下，共產黨奪權後，才表現出要比曆朝曆代的奪權者們更過火殺人的一麵。當然，毋庸置疑， 過火殺人是不對的，也是不必要的。
再說一下“共產黨這100年始終是罪行累累，就像《第三帝國興亡》那本書有一句話‘千年易過，納粹的罪惡難消’。”我們可以冷靜地比較一下共產黨造成的大量死亡和納粹造成的大量死亡。眾所周知，納粹把數百萬猶太人係統性地送進毒氣室，進行種族滅絕；這是毫無爭議的蓄意謀殺。而共產黨政權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於決策失誤導致的大饑荒，雖造成數百萬或數千萬人的悲慘死亡，但這在性質上屬於過失殺人，和蓄意謀殺還是有著本質區別的。過失殺人當然也不對，也應該向人民誠懇謝罪；但不加分析地就此把共產黨和納粹相提並論，我認為是不妥的。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共產黨這種政權他的受害者之多之普遍，你在中國說不上有哪一個階層的人沒有受過它的害，包括共產黨自己。所有共產黨的老幹部們，他們自己的經曆都證明，他們在所謂革命成功之後，受的苦關的監獄，要遠遠超過他們在革命成功之前。”胡平說的這個現象顯然指的是文革10年。若僅從表麵觀察，文革確實荒唐到了可笑的地步。但我們若從秦製建立2000多年來的漫長中國曆史來考察，同時結合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窯洞中的那個著名對話來考察，則你就會發現其有內在的必然邏輯。文革是共產黨或毛澤東為了跳出“周期律”的曆史頑疾而進行的一次嚐試。雖然這是一次魯莽的、失敗的嚐試，但也是一次真誠的、大膽的嚐試。當然，同樣毋庸置疑，即使是真誠的嚐試，但給國家、給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也應該向人民誠懇道歉；但，這不能成為中共政權是曆史上“最殘酷最糟糕最荒唐”政權的理由。
總之，我還是堅持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觀點，即：現在的共產黨，作為統治者，它既不比中國曆朝曆代的統治者更好，也不比中國曆朝曆代的統治者更壞。共產黨的政權，其實是中國漫長的秦製曆史中的一個必然的、傳統的、常態化的產物。正像中國在漫長的秦製曆史中所表現出來或大好、或大糟那樣，中國共產黨也在其長達70 多年的執政史中表現出或大好或大糟的特征。而且，在科技發達、信息傳遞發達的當代，秦製的那種忽好忽壞的特征、層層加碼的特征，也被放大了，或說被加強了。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麽毛澤東的一個失誤，會導致那麽大的災難；鄧小平的一個轉向，又為什麽會導致那麽大的變化。總之，中國當代發生的這一切，都有著其秦製內在的底層邏輯，並非是因為共產黨比曆史上的統治者更好或更壞的緣故。
那麽，我們在這裏糾纏於共產黨是最壞的統治者、還是常態化的秦製統治者有什麽現實意義嗎？有意義。因為，你如果堅信共產黨是最壞的、最糟糕的統治者，你就很容易得出過激的結論：必須推翻共產黨（無論是以暴力的方式還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而如果你認為共產黨隻不過是秦製下的又一個傳統的、常態化的統治者，那麽你也許就會考慮這樣的思路：我們不能再走曆史上反複出現的改朝換代的老路；我們要探索一條新路。我們必須幫助共產黨，大家一起努力來改革那個不斷給中國製造災難的秦製。隻有這樣，才能使國家獲得新生，使人民獲得新生，使中國的傳統文化獲得新生，也使共產黨獲得新生。進一步地，我們就會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具體改革秦製上來。比如，如何在一黨的體製下，如何在人治的環境中，如何在政、法合一的現實麵前，設計出一個特殊的、巧妙的、適合中國行政類文明的權力相互製約的機製，從而實現人民福祉和共產黨福祉的同時最大化……否則，即使你推翻了共產黨，無論是以暴力的方式（像辛亥革命兵變那樣），還是以和平的方式（像前蘇聯轉型那樣），中國都仍將走不出周期律的魔咒，從而陷入又一個災難性的循環。辛亥革命後的曆史、前蘇聯轉型後的曆史，都已經向我們證明了這一點。
總之，幫助共產黨改革，是中國目前唯一的正路，也是唯一一條可以走通的道路。至於有哪些具體的、切實可行的、且適合中國的改革方案，我願意拋磚引玉（詳見我的有關博文），也願意和胡平先生和海內外的各位仁人誌士們一起認真探討。謝謝！
劉少奇在1947年的全國土地會議上說：“搞土地改革，就是為了打勝仗，打倒蔣介石。”暴力革命大多以嗜血來號召群眾，反對複辟，鞏固新生政權。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中國革命都是如此。毛澤東曾說：“每到一處，先必製造恐懼，以鞏固基層政權。” 劉少奇說“所謂搞徹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徹底了，負擔重些，農民也甘心，擴兵也容易。”暴力土改不僅讓分到土地的農民感恩，同時讓農民雙手沾血，繳了人頭投名狀，從而死心塌地地入夥，退路被斷絕，和中共綁在一起，共同進退。中共以保衛勝利果實號召農民參軍，成為共產黨源源不斷的兵源。東北土地改革後，中共在東北的部隊從10餘萬發展到310萬，民工160萬，從而占領了整個東北。
第二個原因是殺人立威，打開僵局。中國農村矛盾並不激烈，地主和農民往往同宗同姓、沾親帶故。很多地主都讀過書，受中國儒學教育，講究仁義禮智信，睦鄰鄉裏。中共搞土改，麵臨的困難是農民們不覺悟，“革命積極性”不高，這在紅色經典-小說《暴風驟雨》中都有描寫。農民們認為瓜分別人財物的行為是土匪行徑，違反道德。很多人都反感、擔心、懷疑和觀望。中共發動村裏的無賴流氓拷打和殺死地主富農，殺雞給猴看，用血發動群眾。為了殺人立威，上麵的政策要求村村流血，戶戶鬥爭。川東土改有600多人聯名保李鎮宇，說他不該殺。區土改工作團說，“解放後他還有這麽大的勢力，解放前不知有多大的勢力，殺！” 這說明土改殺人並不是由於基層群眾過火了，而是來自於自上而下的殺人指令。毛澤東估計“十分之一的農民”（大約五千萬）在土改中會被打倒。保守估計土改中至少有兩百萬人被殺。
同意一樓。有些華人，不說也罷。
既然是不必要的， 那境外存在發對力量怎麽成為殺人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