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萬語千言
語言即存在，不能被語言描述的生活即為不存在。於是，我們為了存在而寫作。
《1989，不合時宜的回憶》連載
第十三章 北京深處的北京
一
1271年，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勢力範圍涵蓋今日蒙古、中國、朝鮮以及周邊地區，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統治中國的異族皇帝。早在1267年，忽必烈就來到了中都——被他的爺爺成吉思汗攻陷的金朝的首都。中都曾經是世界上最繁華的大都市，但此時隻剩下夕陽殘照，斷牆殘垣，好在金朝人在中都以東疏通的潞河依然水波蕩漾，在中都以西修建的盧溝橋依然連接著永定河兩岸。中都本來就擁有豐富的水係，金朝皇帝又在這裏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並曾經創新性地運用水道來調運糧食。作為一個典型的喜歡“逐水而居”的蒙古人，忽必烈被這裏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決定在中都的東北側建設一個規模更宏大的新首都Khanbaliq，意思是 “可汗之城”。它就是今日北京的雛形。
Khanbaliq的建設始於1267年，完成於1276年。它的城牆北至今日的北三環，南至今日的長安街，東西至今日的二環路。傳說中，Khanbaliq的設計遵循了孔子為周天子確立的形製，包括水平軸和豎直軸，於是北京城就成了一張四四方方的棋盤。也有人說，這是因為蒙古人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遊牧，必須要靠日出日落來辯別方向，他們把強烈的方向感帶進了自己建造的城市。無論哪種原因，北京城裏反正留下了很多蒙古文化的痕跡，最明顯的就是“胡同”這個詞。語言學家公認：“胡同”的說法起於元代，在蒙古語裏的意思是水井。
北京的胡同從誕生起，就打上了外來文化的烙印。但是經曆了六百多年的發展，胡同文化變成了一種封閉的文化。住在胡同裏的往往是世世代代居住在這裏的老北京人。他們固守上一代傳下來的生活方式，將其當作神一樣的存在。汪曾祺曾經在一篇文章裏寫到一個在清朝當過七品芝麻官的老北京人，他覺得哪兒也不如北京好。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別處好吃，因為掌管滋味的五味神在北京。
我小姨父就是住在胡同裏的老北京人。他能說會道，敘述事物極其生動，但是人非常懶，下了班就往沙發上一坐，嗜煙酗酒。我外婆很不喜歡他，覺得他太沒出息。當然，公正地說，我外婆也不喜歡我父親。她覺得我父親太自私，把她的女兒拐跑了。我小時候偶爾會去我小姨家，她家就住在絨線胡同，當年的三十一中對麵。她家總是有一群人在打麻將，酒氣熏天，煙霧繚繞。我小姨的兩個孩子也都不喜歡學習，高中畢業就去西單擺攤了。我從外婆家搬出來後，跟小姨一家也就失去了聯係。聽說我小姨父很早就去世了，我小姨下了崗，似乎是過得不順。不過，2004年左右，有一次我開車經過絨線胡同，發現那一帶的平房都已經拆了，建起了一排排六層的安居房。我估計我小姨一家能分到一套安居房。西單一帶寸土寸金，她再怎麽不順，房子也值幾百萬。這就是北京土著的優勢。
二
大約從5月25日開始，我上班時盡量避開大街，改走胡同。走大街隻有一條路線：先沿著南禮士路向南，到了長安街再向東。如果穿胡同的話，那就有太多的可能性了。比如我沿著東西向的鬆鶴胡同向東走，既可以向左拐進真武胡同，也可以繼續向東直到棗林街，無論選擇哪條路線，最終總是要右轉到廣寧伯街，穿過太平橋大街，進入辟才胡同，前麵又是無數排列組合。這些胡同我都似曾相識，但又並非了如指掌。結果就是每天都有些小小的新發現，即使走進一條死胡同，也不會造成很大麻煩，無非多轉兩個彎，也就回到了正確的道路上。隻要堅持往東，總能走到西單。一旦到了西單，我就隻能沿長安街向東了。這是因為從西單到王府井之間夾著一個中南海。
從南禮士路到西單之間的這一片胡同區，就是今天的金融街。我上小學的時候，經常在這一片胡同區裏行走。後來二環路修好了，我外婆家變成了二環外，這片胡同區則被圍在二環內，雖然距離並沒有改變，卻使我在心理上產生了隔膜。我外婆家附近有兩個電影院，一個是三裏河工人俱樂部，一個是西養馬營工人俱樂部。小學的時候，這兩個俱樂部都是我們常去的地方。1978年以後，因為沒有北京戶口，我回到了天津上學。暑假再來北京，我就感覺到了北京對我的排斥。和小夥伴們商量看電影，我總是提議三裏河工人俱樂部，這是因為西養馬營俱樂部就藏在這片胡同區裏。既然北京都不要我，那麽北京深處的北京肯定更排斥我。
相隔十年，我終於鼓起勇氣，再次穿行在胡同裏。我的第一感覺是胡同變窄了。這當然是錯覺，造成這種錯覺的原因是我長高了。
從1978至1989，中國城市的外表在緩慢變化。大規模的建設還沒有開始，變化主要體現在外裝修上。小餐館的外牆會重新粉刷，塗上亮麗的顏色；沿街辦公樓的一層會出租給歌舞廳，順著樓的立麵豎起幾層樓高的霓虹燈招牌。相比於1990年代才開始的大拆大建，外裝修帶來的變化都是漸進的，溫和的。但即使這種表麵上的變化似乎也沒有滲透到胡同裏。
十年過去了，胡同裏不僅沒有新裝修的痕跡，反而顯得更破敗。很多四合院的圍牆都已經殘破不堪。有些牆上大片的塗料完全剝落，露出裏麵的青磚，磚與磚之間的粘合劑都被腐蝕掉了，看上去好像是一塊磚直接摞在另一塊磚上麵，岌岌可危；有些牆作了草率的修補，胡亂塗上一層水泥，無論是材料還是顏色都與原本的牆體不符，就像牆麵長了癬一樣。無論我上班還是下班，石頭棋盤旁邊總有人在下棋。他們盯著棋盤，神情十分嚴肅，仿佛這局棋的勝負就是天下的頭等大事。外麵大街上發生著的動亂絲毫也不會打擾到胡同生活的平靜。
在胡同裏看到的天空總是長方形的，藍天白雲被框在四周的屋頂之內。經常有電線杆子伸進畫麵，偶爾也會有樹。鴿子在房頂信步，時而衝上雲宵，飛出畫麵之外，隻留下富有禪意的鴿哨作為畫外音。這種仿佛從洪荒時代就已經形成的生活方式具有強大的麻醉藥般的感染力，能讓我行走於其中的時候欣然忘記外麵的路障、濃煙、顫抖的空氣、燒焦的公共汽車，以及聲嘶力竭的呐喊。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在動蕩的時局內每天穿胡同而過，倒是一種清新和享受的體驗。
有一天下班的時候，走在西養馬營胡同裏，我眼前的胡同忽然寬闊起來，空地上立著一個四四方方的建築，這就是我久違了的西養馬營工人俱樂部。我小時候經常來這裏看電影，因為俱樂部屬於工會，放電影帶有福利性質，所以這裏的電影票比較便宜。1989年的西養馬營工人俱樂部已經不再放電影了，隻是偶爾有機關單位開大會，借用一下電影廳。售票處旁邊的玻璃櫥窗裏還貼著一些舊海報。我閑來無事，瀏覽了一下海報，竟發現了一些我以前從來都沒聽說過的電影：
《世界奇案的最後線索》：1942年，稀世珍寶“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神秘失蹤，日本侵華部隊、美國文化特務、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共產黨地下組織成員，四股力量一起展開了奪寶行動。
《滴水觀音》：1980年代，我國西南邊陲的瑞麗河畔，一個代號“觀音”的特務竊取了我軍布防計劃，準備偷越邊境。國安人員立刻投入偵破工作將陰險狡猾的敵人抓獲。
《夜半歌聲》：1940年代，富商的女兒愛上了英俊的歌劇演員丹萍，富商唆使流氓用強酸毀掉了丹萍的麵容，從此他頭戴黑布罩，身披黑鬥篷，成為劇院裏的幽靈。
《愛滋病患者》：1980年代，國際衛生組織向中國南方某城市公安局發來警告，一個名叫托尼平克爾頓的愛滋病患者，臨終前坦白了他在中國某大學任教期間曾與三個中國女孩子有過性關係。為了盡快查到這三個女孩子，公安人員開始與時間賽跑。
原來中國還有這樣的電影？我感到十分驚訝。我不知道該如何描述“這樣”的電影，我隻知道它們打破了我一直以來對電影的印象。一直到許多年後，我才找到了可以描述它們的詞匯，那就是“類型電影”。
在我的大學時代，中國的第五代電影導演開始崛起。陳凱歌拍出了《黃土地》，張軍釗拍出了《一個和八個》，張藝謀拍出了《紅高梁》。這批藝術電影一上映，大學生們開始如饑似渴地鑽研電影理論，“場麵調度”、“意識流”、 “作者理論”……你要是不懂這些名詞你就感覺自己不配看電影。直到1980年代結束，我都不記得我曾經為娛樂而看過電影。看電影似乎是為了滿足學術要求，或者表達藝術態度。
其實，我在成長的過程中還是看過很多外國類型電影的。比如日本的《追捕》、墨西哥的《葉塞尼婭》，還有根據阿加莎×克裏斯蒂作品改編的《太陽下的罪惡》、《東方快車謀殺案》。這都是標準的類型電影，但因為是外國的，故事背景中總有陌生的文化內容，以致於我看完電影總有受了教育的感覺。當年我們在北大上學時，一些學生社團通過特殊渠道弄到沒有公映的外國電影，這些電影都沒有配音，也沒有字幕，需要請口譯員現場翻譯。有時翻譯不夠流暢，有時話筒會發出雜音幹擾到電影音效，有時對話太密集，原聲與翻譯糾纏在一起。總之，不管多麽娛樂的外國電影，隻要加上同聲傳譯，都會多少帶上藝術電影特有的艱深晦澀。
一直到1989年，電影在我心中都是一種高眉藝術，我從來沒有想過電影的功能可以是娛樂。然而，在北京全城陷入動亂的那幾天裏，在西養馬營工人俱樂部廢棄的櫥窗前，我無意間發現：世界上還有這麽一種電影，你明知道它是胡說八道，但你還是被它吸引。究竟誰拿到了頭蓋骨化石？代號“觀音”的特務到底找到沒有？跟風流教授睡過覺的女孩兒有沒有染病？我發現我竟然很想知道這些故事的結局。我發現我竟然非常想走進電影院，用一場無腦電影來躲避那些看不懂的現世喧囂。
三
戒嚴令下達整整一個星期了，廣場仍然被學生們占領著，部隊也沒有強行進攻，廣場上的氣氛又鬆馳下來。5月27日，首都聯席會議形成決議，建議學生從天安門廣場撤退。晚七點半，王丹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宣讀了首都聯席會議的《十點聲明》。《聲明》中的第八條建議學生們在五月三十日舉行集會，將這次開始於四月十五日的活動推向高潮，集會結束後以遊行的方式撤出廣場，並保留在六月二十日人大會議召開時再次集會和遊行的權利。然而王丹又強調：這隻是建議而已，是否撤離廣場要由留在廣場上的同學們決定。該建議遭到了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柴玲的反對，她認為這個建議是所謂精英知識分子的看法，不符合廣場上學生的意願。
記者招待會在記者們的困惑和矛盾的信息中結束。當《十點聲明》被印刷出來並四處散發時，第八條已經回到了原來的語言：“如果人大常委會不在最近幾天召開緊急會議，廣場的抗議將至少持續到6月20日。”
誰能真正代表廣場上學生們的意願呢？台灣歌星侯德健建議搞一場一人一票的選舉，但是沒有人附和他的提議。
從5月27日到6月3日之間，我對時局的預測時刻處在搖擺之中。這一分鍾，我認為學生們會取得勝利，中國馬上就要向民主邁出一大步；下一分鍾，我覺得軍隊立刻就會長驅直入，鐵腕鎮壓。兩種看法掛在天平的兩端，勢均力敵，難分勝負，稍稍有一點風吹草動，天平就會傾斜，但是轉瞬之間，又會有新的砝碼加在天平翹起來的一側，形成新的平衡。
以5月27日為例。就在這一天，一直滯留上海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萬裏終於打破沉默發表了書麵談話，表示“堅決擁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重要決定”，並認為“國務院根據憲法第89條賦予的權力，決定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是符合和維護憲法的”。而就在這同一天，眾多演藝界明星在香港舉辦了一場“民主歌聲獻中華”的大型義演。香港演藝界的知名演員悉數到場，成龍、鄧麗君、梅艷芳、侯德健、盧冠廷、羅文義演持續了12個小時，共籌得一千三百萬港幣。一邊是萬裏，雖然隻有一個人，但位高僅重，一言九鼎；另一邊是熱血沸騰的民眾，雖然人微言輕，但數量以百萬計。兩邊誰輕誰重呢？我內心的天平忽左忽右，飄搖不定。
5月29日下午，我接到了郭言的電話。
“我回北京了！”他興奮地說，“我昨天回來的。”
“你爸讓你回來了？”我問，“他不是要等到事件平息再讓你回來嗎？”
“不能什麽都聽他的，再不回來就太晚了。”
“你這是什麽意思？”
他解釋說：民主的曙光就在眼前，新聞自由即將實現，如果再不回來，等到秩序完全恢複，報社就沒他的位置了。
“原來你是個投機分子。”我不無刻薄地說。
他辯解說：報社主編一直對他非常好。現在報社已經沒人幹活兒了，處在半癱瘓狀態，他怎麽忍心讓主編一個人孤軍奮戰？
我心想：主編派你去上海出差，你卻躲到家裏呆了二十多天，這怎麽解釋？不過，我更好奇的是他作出判斷的理由。“為什麽你判斷學生會贏呢？”我問。
“這還用問為什麽嗎？已經非常明顯了。民心根本不在共產黨這邊。”
“村田先生的判斷正相反。”我說，“槍杆子在共產黨手裏，人們終究還是怕死的。”
“嘿，日本人懂什麽？”他不屑地說。
我跟學生們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可是總體上說，我喜歡他們仍然比喜歡共產黨多一點。如今，勝利還遙遙無期呢，已經有投機分子前來攀附了，不禁讓我對學生們的未來產生了憂慮。
他給我打電話是為了告訴我：中央美院的學生正在製作一尊民主女神雕像，他準備去報導，想約我一起去。我最反感他的這種態度，老覺得我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於是堅決拒絕了。他開始勸我，說各種好聽的話。我沒有當機立斷把電話掛掉，而是任由甜言蜜語在我的耳邊嗡嗡作響。聽一個人說他如何想你，到底是一種享受，就算你知道那不是真的。不過，完全不是真的嗎？據說謊話重複一千遍也就成了真理。有一瞬間，我的防禦力降到了穀底，再降就要到海平麵以下了。就在這時，電話中突然響起一個陌生女子的聲音：“行了。她都已經說不去了，你還廢什麽話？”
話筒中傳來“哢噠”一聲，那是郭言把電話掛了。我下意識地把話筒從耳朵邊拿到眼前，難以置信地盯著話筒看了幾秒，然後才如夢方醒般把電話放回到底座上。
看來小肖是對的，我們的電話一直在被監聽。隻是這個監聽員不太專業，一點也不像從事保密工作的人，倒像是胡同裏常見的古道熱腸，缺乏界限感的中年阿姨，看到兩個孩子打架，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個子高的訓斥一頓。 我應該恨她，因為她是專製製度裏的一棵螺絲釘，可是我又恨不起來，因為這位big sister救了我。
雖然拒絕了郭言，但我仍然有好奇心，於是下班後我獨自去了位於王府井大街校尉胡同5號的中央美院。胡同口擠滿了人，離中央美院越近人越稠密。有人使勁按自行車上的鈴。都是剛剛下班的胡同居民，一心想趕緊回家做飯，看熱鬧的人侵犯了他們的日常生活。
天慢慢黑了下來。過了不知多久，忽然有人喊：“請讓一下，請讓一下”。人群自動分成兩半，幾輛平板三輪車依次從美院大院裏騎了出來，每輛車上都有一堆東西，上麵蓋著布。有人突然伸出手，把布掀了起來，露出一段白色的雕塑。四下裏亮起閃光燈，一閃又一閃，連綿不斷，幾乎成了白晝。聽旁邊的人講：女神塑像高達10米，因為找不到那麽長的車運輸，隻好將其切成了四段，分別放在四輛車上。說話間，一個糾察隊員把布重新蓋好，但很快又被人扯了下來。幾番拉鋸之後，塑像就變成了半遮半掩的狀態。我前麵的人群不斷流動，我從縫隙中一會兒看到一條腿，一會兒看到一截身體，一會兒看到白色的飛揚的頭發。
我在人群中隨波逐流，一會兒踩了後邊人的腳，一會兒又被前邊的人踩了腳。 在持續不斷恍如白晝的閃光燈護衛下，被切成四段的女神分躺在四輛三輪車上，緩緩地出了校尉胡同，沿著王府井大街繼續向南。一上了王府井大街，路麵就寬闊起來，但聞訊趕來的人也越來越多，三輪車行走的速度始終像蝸牛爬行一樣。不知道為什麽，我有一種不吉利的感覺。我從來都不迷信，但是此情此景，我分明覺得自己是跟著一支送葬的隊伍在走。女神剛出生就死了，不僅被謀殺而且還被分屍。再沒有比這個更不吉利的了。我偷眼看看前後左右，似乎沒人和我有相同的感覺。每個人臉上都是狂熱和讚歎。
晚11點左右，車隊終於到達了天安門廣場。這裏已經用鋼管和木板搭好了一個高大的架子。塑像的四個部分將借助架子的支撐一層層搭起來。架子周圍已經聚集了好幾萬人，我無論如何也擠不到前排，於是我決定回家。因為製作雕像的材料有發泡塑料，糾察隊員不斷地用廣播勸告現場觀眾不要抽煙，不要用閃光燈拍照。一直走出很遠，我還能聽到身後的廣播。
我大步流星往家走，就像辛德瑞拉一樣，一定要在午夜時分回家。到家時離午夜還差十分鍾，按照我的定義，這不算夜不歸宿，但隻要我不回家我外婆就是睡不著。她靠牆坐著，一臉憔悴。
“你不能回來這麽晚，我的心髒受不了了。”她呻吟著。
我說：“臨時有點兒事兒，再說，還不到十二點呢。”
她臉上現出絕望的表情，然後，仿佛終於下了決心，嚴肅地對我說：“從現在起，每天晚上最晚七點到家。如果你做不到，你就搬走吧，再也不要住在我這裏了。”
我沒想到她會這麽果斷，自尊心讓我脫口而出：“好。一言為定。”話一出口，我又後悔了。因為我忽然想到從6月1日起，我就要上夜校學日語了，每晚六點到八點，絕對不可能在七點前到家。今天已經是5月29日了，不，已經5月30日了。我怎麽可能在一天之內找到房子搬出去？
天安門廣場已經亂成了那個樣子，那個夜校就在天安門廣場旁邊，還能正常上課嗎？
明天打個電話問一下吧。我想，默默地關了燈。
黑暗中，我輾轉反側，心亂如麻。有一瞬間，我期待結局早點到來。這麽長的拉鋸，我也有點煩了。
四
民主女神的組裝持續了一夜，又延續到第二天。5月30日中午，女神像組裝完畢，舉行了簡短的揭幕儀式。人群中隨機挑選的一男一女兩位市民上來拉動揭幕的繩子。布片掉下來的一瞬間，女神與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隔空對望。全場歡聲雷動，“民主萬歲！”等口號此起彼伏。中央音樂學院的學生們合唱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樂的“歡樂頌”，然後又唱了《國際歌》。
一夜之間，天安門廣場舊貌換新顏。香港人用捐款購買了大量的野營帳篷，這些帳篷在29日運到了廣場。學生們將帳篷按顏色分成陣列在廣場上搭建起來。這些帳篷既遮陽又通風，內部空間寬大。前幾天廣場上還垃圾成山，汙水成河，像難民營一樣，一夜之間就變成了五顏六色的露營地。
30日晚上風雨大作，但民主女神像經受住了考驗，分毫未傷。有了遮風擋雨的帳篷，學生們在廣場上的生活也變得輕鬆起來。大家都說：就算這場雨下個十天半個月，他們也能堅持。6月1日是國際兒童節。每年在這一天，官方都會組織各個學校的少先隊來到廣場舉行宣誓儀式。今年官方組織已經癱瘓了，但仍然有很多孩子在大人陪同下來到廣場觀看民主女神雕像。
五
自從四月份胡耀邦逝世以來，形勢的轉折總是發生在周末。因此，在6月2日這個星期五，我們辦公室裏的四個人一致認為：暴力清場一定會發生在這個周末，因為我們誰也無法想像僵局還能再拖一周。不過，“暴力”仍然隻是一個含義廣泛的詞匯，日本總公司要求我們給出精確的判斷：中國軍隊到底會不會開槍？
當時流傳著橡皮子彈的說法，於是我說：“我覺得有可能開槍，但是會用橡皮子彈。”
村田先生搖了搖頭說：“不太可能。”
“為什麽？”
“我不認為中國有橡皮子彈生產線。臨時進口恐怕也來不及，再說，西方國家對中國本來就有武器禁運。”
“哦？生產橡皮子彈比生產真的子彈還複雜？”我感到難以置信。
村田先生解釋說：橡皮子彈主要用於警告和驅趕。如果一個國家經常發生民眾集會、抗議，和騷亂，那麽這個國家就會生產橡皮子彈，以備不時之需。生產橡皮子彈倒未必需要很高級的技術。可是在1989年之前，中國並沒有這樣的需求。
“那怎麽辦？”我緊張起來，“難道要用真槍實彈？”
村田先生說：“我還是覺得中國政府不會開槍。最大的可能還是像當年處理‘四五運動’一樣，用高壓水槍加棍棒把學生們趕走。開槍是另外一個性質的問題。應該不會吧？怎麽會呢？”
“不會就好。”我願意相信他的判斷。
下午，川島小姐整理出好幾箱文件，讓我將其粉碎。我們辦公室會定期粉碎文件，這本來很正常。但這天下午，我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似乎這是在為撤離做準備。最壞的情境會是什麽呢？軍隊衝進北京飯店，要求所有外國公司離開中國？
好消息是：我要去學日語的那間設在二十八中的夜校已經無限期停課了。這使我避免了被我外婆立刻趕出家門。
粉碎機嗡嗡地單調地響著，把文件打成了篷鬆的紙麵條。一個垃圾袋裝滿了，我就將它拎到走廊盡頭的垃圾間裏。樓道裏異常安靜，我能聽到自己的腳步落到厚厚的地毯上發出的“撲”、“撲”的聲音。很多公司從上個星期就已經沒人上班了，尤其是那些隻有一個老板一個秘書的小公司。如果哪個房間仍然人來人往，那裏一定住的是外國記者。
最後一個紙箱子裏裝的都是我拍的照片。我有些不忍心將它們全部銷毀，於是挑了幾十張，趁川島小姐不注意，偷偷放進我的背包裏。
北京飯店每個樓層都有一個公共衛生間，衛生間裏擺著一個體重計。扔完最後一袋垃圾，我到公共衛生間去稱了一下，發現我的體重低於60公斤了。這是我自從身高定型以來的最低體重。看來每天步行二十公裏對我還是很有好處的。為此我開心了一會兒。
村田先生在下班之前最後一刻，把自己對未來形勢的判斷用傳真發給了日本總公司，就像在比賽開始前的最後一分鍾投下賭注一樣。傳真發出去了，傳真機發出一聲長長的“嘀——”，仿佛為一個時代劃上了句號。
然後，村田先生對我說：明天不要來上班了。
我很想問：下星期一呢？但我沒問。我比任何一個時刻都更清醒地意識到：未來無法預測，即使鬆田先生也不能。我能做的隻是等待，看事態如何發展。
我故作輕鬆地說：“好啊，明天在家睡個懶覺。”
六
6月2日我下班路過天安門時，發現人民英雄紀念碑又成了熱點。一些人站在紀念碑的基座上——當時我並不知道那就是“四君子”，身後立著一幅巨大的標語“別無選擇！”每當出現“別無選擇”這個措辭時，總是有人要進行更激烈的行動。比絕食還激烈的是什麽？學生中一直都有激進分子在倡議自焚，難道是現在？驚歎號很粗，很觸目驚心，吸引我往紀念碑的方向走了過去。
自從激進的學生運動開始以來，一些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一直希望指導學生運動，並充當學生和政府之間的談判媒介，但野性十足的年青人拒絕接受任何指導，同時對知識分子的動機充滿了懷疑。在這群知識分子中間，有一位北京師範大學的教師，名叫劉曉波。胡耀邦逝世的時候，他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學生運動的消息傳到美國，劉曉波十分激動，立即回到了中國。進入5月下旬，學生與知識分子的分歧越來越大，很多知識分子心灰意冷，幹脆退出了。劉曉波卻認為：為了獲取學生的信任，自己必須成為學生運動的一員，而不是做一個場外指導。於是，他發起了知識界名人在廣場接力絕食活動，並且找到了三個人與他一起進行第一批絕食：周舵——四通集團公司管理人員；高新——北師大的前校報主編，以及來自台灣的歌星侯德健。
侯德健成名於七十年代台灣的大學校園。1978年，當美國放棄台灣改而與中國大陸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時，年輕的侯德健創作了歌曲《龍的傳人》，其中有這樣的歌詞：“巨龍腳底下我成長，長成以後是龍的傳人。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表達了迷茫、痛苦、對中國的想像以及對自我身份的追尋。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對這首歌大力推廣，但又要求侯德健對歌詞進行修改，加入國民黨宣傳機構喜歡用的“處變不驚”、“莊敬自強”等詞句，侯德健對此表示無法接受。1983年，為尋找音樂創作的自由，侯德健前往中國大陸。此時台灣尚處於戒嚴令管製之下，前往中國大陸被視為違法。有台灣的音樂同行認為侯德健前往大陸是因為反感台灣當時的審查製度，但侯德健本人從未確認這種說法。假如這種說法是真的，這倒能解釋為什麽他迅速在中國大陸與自己的工作單位發生了衝突，並且在1989年卷入學生運動。這一切並非偶然，而是藝術家桀驁不馴的個性使然。然而，藝術作品的命運往往又不是它的創作者能夠支配的。侯德健的《龍的傳人》在中國大陸也受到廣泛歡迎——既受到官方的強力推廣，也受到民眾的熱烈追捧。“龍的傳人”進入日常語匯，代表中國民族的自我認同。
6月2日下午四點，這4位被稱之為“四君子”的人一起走進了天安門廣場。他們宣布戒嚴72小時（侯德健隻能絕食48小時，因為他事先已經有一場音樂會的安排）。 “四君子”宣讀了一份自己的宣言，這份宣言同時批評了政府和激進的學生，指責他們的非理性情緒已經將危機持續升級。它最後驕傲地宣布“我們沒有敵人！ 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20年後，當劉曉波被以顛覆政權罪判刑的時候，他在法庭上發表了一篇陳述《我沒有敵人》。回首往事，可以看出在1989年，“我沒有敵人”的意念已經在劉曉波心中萌芽。可惜，在群情激奮的廣場，沒有人注意這份宣言的措辭。侯德健成了當然的明星，他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演唱《龍的傳人》。當他停下來喘口氣時，劉曉波試圖演講。但是他的演說對觀眾毫無吸引力，聽眾們響亮地齊聲呼喚著，“侯德健！”“侯德健！”熱情地要求他返場。
原來不是自焚，我放了心。很快，我的注意力被其它廣播吸引了過去。當時在廣場上有很多廣播站，每個廣播站有一定的傳播範圍。各個廣播站的覆蓋範圍有所交叉。我所在的位置正好能聽到兩個不同學校自治會的廣播，內容都是緊急呼籲：戒嚴部隊開始大批進城，他們或用軍車，或用其它車輛，或列隊跑步，或著軍裝，或著便服，正在以多種方式從多條路線向天安門廣場進發，現在事態萬分緊急，請同學們、老師們、廣大市民們立即行動起來，到各主要交通路口設置路障，攔截軍車。
我對於信息的模糊十分失望。什麽叫做“或用軍車，或用其它車輛，或列隊跑步”？什麽叫做“或著軍裝，或著便服”？什麽叫做“以多種方式從多條路線”？我聽出的隻有瘋狂和驚慌：“狼來了，這回狼真地來了！”相比之下，“工人自治聯合會”的廣播就顯得更簡單，更明確，更沉著：“請到工自聯帳篷來領取武器。工自聯指揮部正在發放菜刀、鐵棍、鐵鏈子、竹竿等自衛武器。”不過，如果我去領武器，他們會發給我嗎？既然軍人有可能穿著便裝步行混進廣場，他們如何決定發給誰不發給誰呢？
一種巨大的不安全感向我襲來。沒有什麽比無法分辨每一個人的身份更讓我恐懼。自從這次學生運動開始以來，這是我第一次想盡快離開這個是非之地。走出天安門廣場後，我看到長安街上橫放著一輛公共汽車。車頭朝南，車尾朝北，顯然是被抗議群眾收繳了來阻擋軍車的。一個二十多歲的年青人手裏拿著一把刀，朝著汽車後輪的輪胎紮去，隨後他繞過汽車尾部，到了汽車另一側。汽車擋住了他的身影，我看不清他在做什麽，隻看到汽車的尾部慢慢地矮了下去，好像一匹疲憊的馬蜷起了後腿，趴在了地上。
新華門前聚集著一些學生和市民。新華門大門緊閉，幾百名解放軍組成人牆。雙方沉默地對峙。在六部口附近，我又看到一輛公共汽車橫在馬路中間。我下意思地觀察了一下車輪。輪胎還是完好的。幾名大學生模樣的青年站在車頂上，用擴音器呼籲市民們立即行動起來，到西郊去攔截軍車。繼續往西，又一輛公共汽車橫在路上，這輛車的車胎也是好的，但是部分車窗四周有火燒過的痕跡。西單附近一個建築工地的圍牆被人推倒，一群人正在拾撿磚塊，拆除鋼筋，準備作為武器。
終於到了西單，我迅速鑽進最近的一條胡同。胡同裏的氛圍比大街上輕鬆多了。正是晚飯時分，從斑駁的院牆裏飄出各家各戶飯菜的香味。北方人做菜喜歡先用油把蔥、薑、蒜等炒出香味，然後再把原材料放進鍋裏翻炒，這樣炒出來的菜即使隻是白菜、豆腐也會在空氣中散發出一種刺鼻的香辛味。也許這就是五味神存在的證明吧？街角的石頭棋盤兩旁照舊有人在下棋，很多人手裏端著飯碗，邊吃邊為自己一方的選手助威。
再拐一個彎，就到西養馬營了，這時我發現在一棵電線杆子旁邊聚集著一群人。人們的臉上都帶著既凝重又疑惑的神色，似乎發生了一件極不尋常，又無法得到解釋的事情。
我站在人群外圍，踮著腳伸著腦袋往前看。原來是有人在胡同裏發現了一包壓縮餅幹。包裝上沒有品牌，於是大家推測這是部隊發的。一群誌願者在餅幹發現地點周圍搜索，直到在這根電線杆子上發現了用粉筆畫的一個三角。周圍的居民都被叫來辨認這個三角。
“不是我畫的，也不是我家孩子畫的。”一個人喃喃地說。
“我家沒有粉筆。”另一個人說。
“後麵的人請到前麵來，大家都認一認。”有人喊道。
“不用認了，肯定是部隊偵察兵做的記號！”另一個人大聲喊道。“大家都警惕點，注意胡同裏的陌生人。”
我心裏一驚，斜眼看看左右，還沒有人注意到我。我悄悄地離開了人群。再拐一個彎，就進入了西養馬營。一進入西養馬營，我就飛跑起來。我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前麵就是二環路了，已經看得到行人過街指示燈了。一旦過了這條街，我就算逃出了這片北京深處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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