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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西班牙流感中的曼哈頓

(2020-04-12 15:54:59) 下一個

作者: 麥克·威爾遜

照片:曼哈頓市政府檔案室

編譯:魏玲

 

一個漆黑的夜晚,紐約曼哈頓市政府收到了一封電報:“速達。船上有21個病人:10個乘客,11個船員。望接。” 這是挪威《卑爾根福驕》號發來的。第二天一大早,一大批政府官員和醫生等候在布魯克林碼頭上。他們當時不知道,和船一起來的還有一個即將引發一場大瘟疫的零號病人。

這是1918年8月11日。船靠岸了,病人被救護車火速送到最近的醫院,碼頭被封鎖停用。本以為一切太平無事了,可沒有想到,不久,曼哈頓人生病了。他們有著同樣的症狀:發燒、頭痛、畏寒、咳嗽、咳得吐血。

到了秋天,生病的人越來越多。死亡人數的曲線和今天新冠病毒很相似:開始隻有幾例,突然大增,像海嘯,驚濤駭浪一下子衝天而起。

西班牙流感!這是人類現代史上最慘列的一場瘟疫,整個世界死了幾千萬人,其中包括美國67.5萬人。曼哈頓死了二萬多人,高峰期,每天死400 到500人。數字觸目驚心,可是市政府的官員說,我們做得很好,不然的話,死得更多!

一個世紀過去了。今天,又一場瘟疫席卷曼哈頓。新冠病毒瘋狂襲擊著這個大都市,無數生靈塗炭。麵對洪水猛獸般的疫情,州長市長紛紛推出各種應對措施。和現在一樣,當年的市政府也麵對同樣的決定:

學校要關門嗎?地鐵要暫停嗎?要居家隔離嗎?

可是這是不同的病毒,發生在不同的年代。在《卑爾根福驕》號靠岸一個月後,第一個死亡才出現,隨之感染和死亡人數急劇上升。另外,病人肺裏有血,充滿了泡沫,大口大口地喘氣,死時很痛苦。

曼哈頓市長剛上任。他是學法律的,從政之前是一名市公交係統的工人。他任命了市政府衛生部長,羅依·卡普蘭。很多人嘲笑部長先生的背景:一個選擇療法醫學院的頭,連正規醫學院的文憑都沒有。

這場瘟疫,突如其來,一下子把科普蘭先生推到了風口浪尖上。

當年的曼哈頓是最好的病毒滋生地。地鐵擴展,輕軌新建,上下班高峰時間,車上擠滿了人。在路邊供行人飲水的自來水龍頭上,放著一個共用杯子。

把百老匯和音樂廳關了!有人建議,可科普蘭先生不同意。他認為,公共娛樂場所是科普宣傳的最好的地方。於是,在戲開場之前,專門派人站在帷幕前演講:咳嗽和打噴嚏必須捂著嘴巴,西班牙流感是如何傳播的,以及如何保護自己和家人。

把學校關了!有人建議,但科普蘭先生又不同意。當瘟疫發生,其他城市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學校關了。可是曼哈頓和其他城市情況不一樣。在曼哈頓,公立學校是疾病控製的重要地方。大多數學生住在公寓樓裏,又擠又髒,空氣不流通。父母們忙著打工掙錢,保證全家上有片瓦遮身,下有立錐之地。家裏沒有人管,孩子們在街上到處亂跑,學校教室寬暢,有人打掃和檢查,所以學校不能關。

把公司關了!有人建議,可科普蘭先生還是不同意。為了防止地鐵和輕軌高峰時期感染,他把公司上班時間錯開來:白領階層8:40上班,4:30下班,批發商早上班,紡織服裝和其他行業晚上班。

全曼哈頓人被動員起來了,從上到下,從老到幼,可謂是“全民皆兵”。在那個沒有網絡、無線電廣播和電視的年代,他們開動了一切宣傳機器,推動提升公共與個人衛生水平,避免病毒通過不良衛生習慣而傳播。

他們上街撒傳單,傳單上寫著:人得病是因為吸入了感染者咳嗽或打噴嚏時噴出的飛沫。

他們上街貼海報。海報上寫著:西班牙流感的症狀,治療和預防。

他們上街講科普。內容包括:西班牙流感是“紮堆病”,所以不要紮堆,盡可能遠離人群;西班牙流感是通過飛沫傳播的,當病人咳嗽、打噴嚏以及大聲說話時,病毒隨飛沫噴到周圍空氣中,侵入正常人的鼻粘膜而傳染,所以咳嗽、打噴嚏時要用手帕捂著嘴巴;西班牙流感也有可能通過病人的痰液傳播,所以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不要在大街小巷、公交車上和其他公眾場所隨地吐痰;西班牙流感也有可能通過杯子傳播,所以不要和人共用一個杯子。

童子軍們上街巡邏。如果看到有人吐痰,他們會給他一張紙條:你的行為對社會造成了傷害。

童子軍們上街送手帕。喂,生日的時候有人送你手帕嗎?沒有?我送你一些。我媽給我做的。打噴嚏時用手帕捂住。拿著,一方手帕可以擋住幾百個噴嚏。

有人責怪科普蘭:對西班牙流感沒有認真對待,放任自流。當紐約市長把一封群眾來信遞給他時,他為自己辯解:“實際上,你們的衛生部長把西班牙流感當成一件大事,認真考慮應對措施。他太認真了,以至於每天21小時想著這件事,另外3小時夢見這件事。”

和曼哈頓現在應對新冠肺炎的措施相比,當年的要寬鬆得多,尤其是在非生活必須的商業、學校、百老匯音樂廳和允許聚會的人數方麵。可是這是不同的病毒,不同的瘟疫。1918年西班牙流感沒有無症狀感染者,人要麽生病,並且在24小時內突然病重,要麽一點事都沒有。另外,健康人不帶病毒,所以對周圍人沒有威脅。

由於疫情一下子爆發,醫院擠滿了人。貝爾維尤醫院每一個角落被利用起來了。病人躺在簡易的小床上,小孩三個人睡一個床。

為了減輕壓力,方便就醫,市政府把醫院開到了曼哈頓人的家門囗。市裏有五個區,每個區的教堂、空餘的房子、學校都被改建成醫院,總共有150家,每家醫院都配備了醫生護士。

病人先打電話給貨幣交易中心,告知病情,詢問去哪家醫院看病。護士、護士助理和誌願者集中在指揮部,一收到貨幣交易中心電話,立即趕到病人的家。婦女們加入了自願者的大軍。她們去探望病人,送去幹淨的床單、日常用品和一鍋鍋的湯。

1918西班牙流感過後,曼哈頓留下了一大批孤兒。這個病毒放過了老人和孩子,專門針對身強力壯的中青年。

這場瘟疫奪走了無數曼哈頓人的生命,平均每1000人有4.7人死亡。可是和同在東海岸的波士頓(6.5)和費城(7.4)相比,死的人要少得多。這歸功於曼哈頓聲勢浩大的衛生運動,再加上運氣。

科普蘭先生逢人便說他的政績。他在一封信中寫道:“當曆史寫下1918年西班牙流感中的曼哈頓時,我不會因為當時應對措施不當,疫情處理不力而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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