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安徒生童話
母親的丹麥之行帶給孩子們兩樣禮物：好吃的巧克力和好聽的安徒生童話。巧克力是在蘇聯買的，在我們大吃一頓之後，父親把巧克力藏起來，每天拿出幾顆。他是這樣說的：巧克力被小耗子偷去，這幾粒是我用小木棍從耗子洞裏掏出的。父親每天都能掏出幾顆巧克力，直到我發現了“耗子洞”。
在我很小時候，母親開始在床上講故事。最早是“羊群過橋”的故事，說的是一群羊走過一座小橋，先過來一隻留胡子的羊，又過來一隻拄拐棍的羊，再過來一隻紮頭巾的羊，等等，等等，一個沒有情節的故事，專注於場景的描寫，每次的版本不同，可以講很長很長。這故事最大的好處是可以發揮孩子們的想象力，大人開個頭，孩子接著講。
“羊群走了一半，這時候過來一隻什麽樣的羊呢？”母親問道。
“過來一隻留胡子的羊。”弟弟說道。
“留胡子的羊是這群羊的頭羊，早就過去了。”母親說道。
“過來一隻穿裙子紮小辮子抹口紅的羊。”妹妹說道。
“這隻羊穿一雙什麽樣的鞋子呢？”母親又問道。
“穿高跟鞋吧。”
戈揚出國前在前門火車站
“羊群過橋”之後是格林童話和王爾德童話，然後是安徒生童話。安徒生童話不但讓孩子們著迷，也讓母親著迷。葉君健先生翻譯的兩大本書，每一篇都講，包括篇幅最長的《海的女兒》。母親後來回憶道：
“一次又一次地天天晚上講，都要背熟了。如《皇帝的新裝》，不但我，大家都快背熟了。所有的皇帝和獨裁者都是一樣，都喜歡說假話，聽假話。”
母親畢業於鎮江師範學校，當過一年小學教員，知道如何送給孩子們最美妙的享受。《大克勞斯和小克勞斯》講的是做人的道理，《皇帝的新衣》講的是為尊者的可笑，《老頭子做的事總是對的》是普通人的愛情，愛情中的癡迷和美妙，《豌豆公主》是瑰麗的夢和想象力的飛翔。在那幾年，母親是最忙的人，可是她用很多時間給孩子們講故事。
孩子們再大一點，母親講的故事是《水滸》和《聊齋》，武鬆、魯智森、林衝、李逵就是孩子們心中的英雄，“嶗山道士”也便成了孩子們的笑柄。記得“鬧江州”的故事講了好幾天，講到李逵賭錢、宋江裝瘋、李逵和浪裏白條張順打架，母親一邊講一邊做出表演的動作，逗得孩子們哈哈大笑。說到李逵吃魚，母親自己哈哈大笑：原來李逵把一尺多長的一條魚在嘴裏一抿，手上隻剩下一條魚刺啦！
母親接連寫出《向新的高潮邁進》、《王進忠的故事》、《新聞與特寫》等五本書，她到全國各地采訪，她是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和中國記者協會的領導成員，忙得很。有人是這樣說的：戈揚一會兒生一個孩子，一會兒出版一本書！《王進忠的故事》是寫建設鞍山鋼鐵公司的勞動模範王進忠，當時，鞍鋼建設是媒體熱點，所謂“三大工程”，那裏的蘇聯專家有好幾百人！母親三次去鞍山，那裏有熱氣騰騰的場麵，那裏的關東大漢一口氣吃掉20根冰棍，真是匪夷所思！母親寫一手漂亮的鋼筆字，速度很快，記錄別人的談話毫不費力。她的筆記本大大小小幾十個，字像小米粒大小，整整齊齊。現在想起來，當年的母親就是一個聰明幹練的職業女性。
沒有想到20年之後，我大學畢業分配到鞍鋼建設公司，也就是王進忠所在的單位，見到當年的英雄。
盡管忙，母親還是要帶孩子們出去玩，中山公園、北海公園、動物園、故宮、頤和園、香山、八大處……北京玩的地方很多。有一次，孩子們要坐火車，母親帶三個孩子從前門火車站上車，坐到豐台，再從豐台回到前門。1955年的新年，母親帶我參加全國文聯的新年晚會，在帥府園中央美術學院。齊白石老人92歲了，長髯垂胸，被人攙扶著，顫巍巍的，步履維艱。誰知他拿起毛筆當場揮毫，與眾多畫家共繪牡丹圖。晚會有演出，有遊藝活動，有小吃，有禮品。我得到一本印刷精美的日記本，很高興，母親在扉頁上寫了一句話：“胡兒，用你美好的理想來豐富這個本子。媽媽”。我的文學創作就是從這個本子開始的。
有一年，大約是我剛上小學那一年，母親帶我和小米到北海公園看河燈。看河燈是七月十五，夏天的晚上。那天公園裏人很多，擠在瓊島的北側，看湖麵上的河燈。湖麵上放了各式各樣的河燈，還有些大船，船上的舞女翩翩起舞，水麵上飄蕩著絲竹之聲，多麽美好的夏夜啊！這時候忽然下起雨，母親領我和小米到一個大門洞裏躲雨。這個門洞類似古城牆的門洞，有二三十米長，可以容納很多人。可是人越擠越多，母親怕出危險，領著我們出到門洞外麵，寧可淋雨。雨越下越大，人們不斷地向門洞裏擠，門洞裏傳出女人和孩子的哭叫聲。母親急了，叫我們站在一邊別動，她獨自到洞門口大叫：
“不要擠！不要擠！要擠死人了！”
母親不但叫喊，還動手把裏麵的人向外拽！母親的行動帶動了旁邊幾個人，他們一起叫喊和拽人。
這是非常危險的狀況，有幾個人受傷了，幸虧沒有發生踩踏事故。一年後我再去北海公園，這個門洞拆除了。母親作為一個女人，奮不顧身上前，被雨淋得濕透。這是她身上閃耀的道義和人性的光輝，這光輝影響了我的一生。
小學四年級的暑假，母親叫黃沙叔叔帶我到北戴河玩了十天。黃沙是《新觀察》雜誌的記者，印尼華僑，瘦瘦的，短小精幹，在海裏可以遊很遠，我站在岸邊，看他優美的泳姿，十分羨慕。我們住北戴河中國作家協會休養所，那時候北戴河人很少，安靜舒適，從北戴河到秦皇島騎毛驢，要走三個小時。黃沙叔叔領我去看望詩人蕭三，他是每年夏天都在這裏長住的；又去看望畫家徐悲鴻的遺孀廖靜文阿姨。蕭三先生也住作協招待所，他的太太是蘇聯人，兩個兒子叫阿廖沙什麽的，樣子也和蘇聯人一般無二。他兩個“二毛子”是我在沙灘上嬉戲打鬧的夥伴。在延安時代，父親曾同蕭三有一次曆時三個月的騎馬遠行，他們到了王震的359旅和賀龍的120師，並在賀龍那裏住了一個多月。廖靜文阿姨住在一幢闊氣的別墅裏，她穿一襲黑衣，年少新寡，冷豔逼人，叫我倒抽一口涼氣。廖阿姨給我一隻大蘋果。我雖是11歲的孩子，已能看出女人的美麗。
1957年，黃沙叔叔因寫《北京大學是不是在鬧事》一文被打成“右派分子”，《新觀察》和母親同時受到牽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