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納吉特·古哈
據報道，印度曆史學家拉納吉特·古哈 （Ranajit Guha）於4月28日去世。 拉納吉特·古哈是後殖民主義與庶民研究領域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也是《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創刊編輯，他的著作包括《孟加拉地區的土地產權統治》，已被公認為經典的《殖民地時期印度農民起義的基本方麵》，《沒有霸權的統治：殖民地時期印度的曆史與權力》，以及《曆史的低語：論文集》。
三輝圖書出版的《少數人的恐懼》收錄了古哈的兩篇論文《錢德拉之死》和《遷移者的時間》。“《錢德拉之死》基於一本早期孟加拉信劄集中收錄的法庭證詞片段。對非傳統證據的探究是為了尋找庶民主體能被視為自身代言的原始資料。”它講述的是一個印度少女服用打胎藥身亡的故事。關於凶手是誰，法律與審判程序憑借自己的權威重新組織了證詞的順序，給出了一個答案；但是曆史學家重新翻看文獻，又在其中找出了另一重現實：少女錢德拉調動她“所能動用的可憐資源，動員她的女眷們，以她自己唯一可能的方式同父權做鬥爭，結果悲劇性地死去”。最後在法律幹預的邏輯之下，“一位關懷體貼的妹妹成了凶手，這場悲劇中的所有行為主體都成了被告”。錢德拉之死成了國家與社群較量的話語場域，國家已經先行抵達，曆史學家試圖完成的則是打撈被 消弭的聲音，複原被剪除的視角，“即便功敗垂成”。
今天與大家分享的推文摘自《少數人的恐懼》，“錢德拉之死”。
“天剛蒙蒙亮我就又把藥打成糊，遞給了錢德拉。可這對打胎無濟於事。第二天，我又和母親還有錢德拉一起去見了卡利·巴哥迪。他給了我們一種草藥，得一天吃三次，而且要和horituki（一種有藥效的野生水果）一起服用；還給了兩片在石灰水中稀釋過的bakhor guli（一種水稻和草藥混合成的用以引產的製劑）。Choitra（孟加拉邦紀年的第12個月，大致對應3月的下半月到4月的上半月）12號那天，我約莫在晚上第二個pohor過一刻（午夜的12點3刻）的時候又親手準備了一些糊狀的藥，喂了一劑給錢德拉。大約同一時候，胎兒打下來了，掉在地上。我的母親用一些稻草拾起了沾滿血跡的死胎，把他扔了。即便在那之後，錢德拉的肚子仍舊愈加疼痛，在天亮前四五個dondo（日出後不到一小時），她就離世了。之後，錢德拉的屍體就被我的哥哥加亞拉姆、他妻子的兄弟和我母親的兄弟霍裏拉爾埋在了［河的］拐彎處。我把藥遞過去本以為可以終結她的懷孕，卻沒意識到這會害死她。”陳述結束。
圖源：紀錄片《印度的女兒》
其他的被告因這份證詞被捕時，死者錢德拉的母親巴加波蒂·查什恩也拿到了一份為她寫的證詞，書寫原則與布林德拉的那份一致，上麵進一步宣稱道：“去年Phalgun（孟加拉邦紀年的第12個月，大致對應2月的下半月到3月的上半月）末尾的時候，瑪加拉姆·查沙來到我的村子裏告訴我說‘我惹禍上身了，四五個月前，我和你的女兒錢德拉·查沙尼私通，結果她懷孕了。把她帶回你家，給她預備些該吃的藥。不然的話，我就要把她安置到bhek去了’。兩天後，我讓我的女兒布林德拉和我姐姐的女兒朗格·查沙尼到巴班伊布爾去把錢德拉接回來。當天晚上天黑後大約一個prohor，她們和錢德拉·查沙尼一起回到了馬伊格拉姆。朗古說錢德拉的婆婆斯裏莫蒂和她婆家姐姐的丈夫瑪加拉姆·查沙給了她們一個黃銅的罐子和一隻銅質地的碗［用以支付］買打胎藥的費用。”陳述結束。
而被告卡利查蘭·巴哥迪在證詞中說道：“距今年Phalgun末尾還有五天還是七天的樣子，那天我正待在河岸邊的菜地裏，快到第二個dondo的時候，朗古·查沙尼走近我說‘請到我家來一下，等你來了，我會把一切該說的都告訴你’。第二天，我來到了邦什·巴哥迪在馬伊格拉姆的家，在那兒，卻沒見到朗古·查沙尼。就在我要回家的時候碰見了巴加波蒂·查沙尼。她告訴我說‘我的女兒錢德拉·查什尼已經懷孕三個月了，請讓我們拿一種藥來終止這次受孕吧，我們會送給你一隻罐子和一隻碗的’。［對於她的請求］我沒有同意。又過了一天，天剛剛亮了一個半dondo的時候，我還在菜地裏，之前的巴加波蒂·查什恩又來找我，還跟著錫姆拉村子裏一位上了年紀的農夫。他是巴加波蒂兒子的老丈人，不過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巴加波蒂說，‘請給我們一片藥吧，把胎兒打下來。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們會付現金的。’因為當天我身上沒有帶著打胎的藥，我告訴巴加波蒂說，‘請明天到菜地這裏來見我取藥，不必麻煩你的親家再跑一趟了。’第二天，我還是在我的菜地裏。中午的時候，巴加波蒂帶著她的女兒錢德拉·查什尼過來了，前一天巴加波蒂的親家也答應要付現金，正因為這樣，我為拿來的藥要價。死者錢德拉給了我一派薩（paisa，一枚相當於0.64盧比的銅幣）。我收下了那枚派薩，安頓她們在菜地坐下之後……”［公元18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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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再明顯不過的意義上來說，這（證詞的順序）與刑罰的步驟是對應的，起初是一份導致抓捕行動的證詞，其他的證詞又接踵而至。在我們的文本中，法律的權威之聲突然插入前兩段陳述中，如是說道：“其他的被告因這份證詞被捕時，死者錢德拉的母親巴加波蒂·查什恩也拿到了一份為她寫的證詞，書寫原則與布林德拉的那份一致，上麵進一步宣稱……”然而，不甚明確的是，事件的實際次序和文獻中所呈現的不一致。從我們掌握的信息中顯而易見，一聽到女兒懷孕巴加波蒂便采取了行動，然後就是和卡利·巴哥迪交易，緊接著就是布林達的派藥和她姐姐的死訊。然而，證詞的順序卻是布林達要第一個敘述。結果，“講述”便從中間開始，描述了她在故事中的片段和錢德拉的死，之後又通過其他兩份描述——巴加波蒂的和卡利的——回溯式地追溯了它的步驟來填補背景信息。 換句話說，為了迎合法律幹預的邏輯，文獻中的敘事違背了事件發生的真實次序，使得死亡成了謀殺，一位關懷體貼的妹妹成了凶手，這場悲劇中的所有行為主體都成了被告，而他們在悲痛狀態之下的陳述也都成了ekrars（供述並確認罪行的法律術語）。 如此構建，一段真實曆史經曆的母體被轉換成了抽象的法律性的模型，以至於國家的意誌可以被用來逐步地滲透、重組，並最終控製人民大眾的意誌，這與引入神靈的意誌，把它強加於純粹的人類命運如出一轍。
這樣假設的結果便是將我們麵前的證詞順序同化到另一種次序中，即法律和秩序。在所有可能的關係裏隻選擇其中之一，將它們的內容和表達聯係起來。並且認定那種關係——那種獨特的內涵就是已經被劃定為犯罪的事件的真相。正是那種淩駕於其他之上的內涵意義將從個體——媽媽、妹妹和鄰居——那裏記錄來的言說的多樣性糅合成了一套呈堂證供，並且由此允許國家的洪鍾之聲將在這裏言說的卑微的農民的聲音消弭在聲聲的哭訴和低語之中。要嚐試並且表達，後者便要公然挑戰抽象的單音性主張。它頑固地將這種多麵的、複雜的人類困境的織體命名為“案例”。而這個詞通常意指一個“事情發生的實例”或者一份“審判中的事實陳述”，這便授予了這幾段陳述這樣的功能，把死亡僅僅描述為一件事情的發生，一個缺乏任何其他裁定而隻是在審理中的事實。仿佛在這樣的描述中，意誌和企圖沒有絲毫的空間，所有說出的話都旨在論及一個沒有主體的事件。“罪犯的特殊意誌”，根據黑格爾的觀點，是“侵害具有的唯一肯定的實存”。在閱讀這些ekrars時，承認有犯罪行為而排斥所謂罪犯的“特殊意誌”，並用“單一事態”空洞的事實性來取代錢德拉受“侵害”的“唯一肯定的實存”，這會把敘述的創作者和他們的經驗排除在曆史的門外。 相較之下，將這些陳述作為檔案文件來閱讀便是將其升華為文本的場域，為了曆史奮力去重塑一段掩埋在被遺忘的過去的裂隙中的經曆。
圖源：紀錄片《以火書寫》
那樣的奮力爭取絲毫不亞於兩種政治間的較量。每一方都將其作為嚐試的目標，並占用錢德拉的死作為話語的場域——一方代表國家，而另一方代表社群。不過，事實卻是作為國家特使的法律已然先於曆史學家到達了這片場域，並聲稱這是自己的地盤，將事件指定為“案件”，死亡為“謀殺”，而描述的陳詞成了“ekrar”。 如此霸占的結果即是將事件置於社群生活的視角遭到剪除，在那裏，多重的焦慮和介入賦予了其真正的曆史內涵。如若通過解讀來抗議這樣的詭計，反對將這些陳述同化入法律的層層程序，而是將其視作一種記述，一種有關巴哥迪種姓的一家人齊心協力共度危機的記述，那麽即便功敗垂成，其中的一些視角也有可能被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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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拉納吉特·古哈等 著
梁捷 陳韻 編 任其然等 譯
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
本書主要選編了包括阿爾君·阿帕杜萊、拉納吉特·古哈等當代印度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一批思想家的代表性研究論文，覆蓋了哲學、曆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個學科領域。他們的研究是近幾十年印度思想研究方麵最突出的工作，既與過去的印度古典研究有聯係，更與當下印度思想的發展有關，凸顯出印度獨有的思想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