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頭聊
滿滿故國情
我所知道的父親---寫於父親五周年忌日
五年前的今天，父親去世了！雖時過事遷，但父親生前的點點滴滴卻時常出現在我腦海裏。這五年間，發生了許多事。於我而言，最大的變化是放棄高薪，提前退休回國，為的是能陪年邁的母親一些時日。在老家這段時間，讀到父親的一些文稿，也了解到以前不知道的一些事，思緒萬千。除了感慨，也想在記憶尚存的時候，記下來，以備後思。
先父劉紹濂，字廉泉，生於1930年2月8日，卒於2019年12月5日。父親生前，我曾多次和他提過，希望他能把年輕時的經曆寫下來，尤其是早年的事兒，但他至終卻一直未動筆，所以，我所知甚少。
父親退休後，國內的政治環境寬鬆了一點。十多年前，老家有人要重建祠堂，邀請他介紹一些老家的曆史變遷，他才寫了一些他所了解的家族曆史，而對他自己的經曆卻仍是隻言片語。這或許與他一生受家庭出身影響，未能有機會展示抱負有關。除了對解放前後學生時期的經曆有過比較詳細的回憶，早年的工作經曆隻在退休申請表上有過簡述。在我小的時候，父親也偶爾會提到他的童年往事，但不多，想來根本原因還是家庭出身是他政治生涯中沒能逾越的一道鴻溝。
在祖父百年祭日，父親寫了篇祭文。按他所知，記述了祖父的簡單身世。祖父劉禮三，湖北隨州人，派名克儀，學名楚材。生於一八八八年底（清光緒十四年，農曆戊子年冬月二十三日1888年12月25日），卒於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四日壬辰年除夕。按說祖父應屬鄉紳，是有文化的富裕農民。具體有多富裕，父親可能也不清楚，但從祖父能讀書，還能去北京求學，家境應該還算殷實，猜測會有點田產和房舍，但祖父以教書為生，所以也不是大戶人家。土改時雖劃為地主成分，但他人緣好，很多人為他求情，沒受太多罪，房產沒收後還給他分了一間小屋，隻是不再讓他教書，生活潦倒，在我出生前就病亡了。
父親小時候上的是私塾，跟著祖父學過四書五經，也學了一些現代課程，如數學，物理，化學之類，這為他後來考上湖北省第三師範打下了基礎。還是由於家庭成分的顧慮，父親離家上師範後十餘年間沒回去。那時他已參加到了新政權的重建工作中，為了和舊的家庭劃清界限，就連祖父去世也沒有回老家。晚年的父親曾為此多次後悔不已。但十多年後，祖母去世，父親沒再回避，回老家辦理了祖母的後事（1963年）。
我小的時候，父親很少和我提及祖父祖母。祖母是在我一歲的時候去世的，應該是看到過我的，但我不可能記得，家裏也沒有他們的照片，所以，我對祖父母沒有任何記憶。倒是聽說了兩件祖母和父親的事兒。小姑媽有一次和我們說到，祖母曾恨恨地責罵父親。當年抄家分老家房地產時，祖母曾偷偷藏下戒指之類的小首飾，結果讓父親知道告發了。還有一件是父親說的。小時候祖母責罵他，有些尖刻，把他比作稻田裏的一顆稗子，成不了材，對他小時候的打擊尤甚，不能忘懷。
我第一次聽到父親提及家庭和祖父，是在我中學申請入團的時候。那是七十年代初，入團要查祖宗三代，填寫入團自願表，必須報上祖父的名字和成分。而我以往寫個人經曆的時候，都隻需要填寫自己的家庭出身，通常我都是會寫革幹（父母都是革命幹部），而那一次我不知道家庭或祖父的成分，於是便問了父親。他沒有說，隻是給我寫上“劉禮三，地主”。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祖父的名諱和成分。在那個年代，家庭成分是關乎到一個人政治生涯的關鍵。地主家庭出身不僅政治上前途無望，生活中還備受歧視。盡管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說法，但實際上根本不是，而且越往底層，歧視越顯著。
我的入團申請書報到老師那兒後，一直沒有動靜，直到我快離開那個農村中學的時候，老師才告訴我，申請獲批準了。後來我才知道，核批的人是我父親工作的同事，我父親知道我申請入團的事，見到同事，問了一下，結果很快就批下來了。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父親的家庭出身，雖然當時有些吃驚，但是那個時候，社會的環境已經好了一些，而且我是隔代，應該不會象父親那樣，因為祖父的成分而影響到一生。
父親大約是1947年前後考入湖北省省立安陸師範學校，後來，學校遷至武漢改為湖北第三師範，也就是後來孝感師專的前身。現在這個學校已改稱為湖北工程學院。父親在上學期間是學生會主席，做過一些學運工作。後期正好趕上武漢解放，在武漢解放後學校又遷回安陸。那時已不能正常上課，到安陸後，參加土改和秋征（糧）之類的工作，最後於1950年元月畢業。由於上學時已參與了新政府的一些工作，畢業後，便直接分配到縣委宣傳部，算是正式參加工作。後來在計算父親工齡時，有條文規定，解放前入團且從事工作的都應該算工齡，所以，父親的工齡應該從1948 年當學生時算起。但幾經申訴，均未能成功，參加工作的時間仍是按照1950年算，因而隻能算退休，而不能享受離休待遇。後者的時間點是建國日期，1949年10 月1 日。這也使父親退休後的待遇逐漸和母親的離休待遇拉開距離。退休前，父親的工資一直都比母親高。
父親正式參加工作後，基本上都是文秘之類的職務。早期做過工作隊組長，文書，宣傳幹事，縣委辦公室秘書。1953年1月調到孝感地委黨校任幹事，代理班主任和教員。期間本已成為預備黨員，但轉正時外調人員對祖父地主成分添油加醋，把祖父病故說成是鎮壓，因而最後沒能轉正，這也成了父親一生的遺憾。
灰心喪氣之際，時任安陸縣委書記劉大信欣賞父親的文才，邀請回到安陸縣委辦公室書記處工作。雖然換了一個環境，但已經決定了的事很難改變，所以黨籍問題依舊未能解決。1961年4月，又隨劉書記調至徐家河水庫，任管理局的秘書。文革開始後，調回到孝感地區農機局工作，隨後下放至五七幹校，直到1973年才調任至離母親近的安陸縣洑水區工作。父親在那裏工作了八年，1981年10月才調至安陸縣農會任秘書，在此崗位工作到1987年6月退休。
這些經曆都是我從父親的個人履曆表中查獲的，簡略而無緣由。然而，我自己對父親的記憶，則是一些日常瑣事。這些小事始於我五歲左右，上世紀六十年代末。那時我在鄉下外婆家，我們一家四口分散在四個地方，父母在各自的幹校，家兄在孝感上學。隻有在春節的時候，一家人才會來鄉下的外婆家，團聚幾天。
當時印象深刻的有兩件事，一件是每到春節的那一天，即便是在農村，父親還要按當地的要求，和鄰居們一起，去生產隊會計家，給偉大的領袖請安，宣誓。這種宗教般的儀式現在看十分可笑，在當年卻是十分嚴肅，必須做的事。
第二事是有一次父親帶我去縣城，碰巧趕上了大遊行。那個時候，每當偉人有了什麽新的指示，全國各地都會敲鑼打鼓，上街遊行，慶賀。印像中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那麽多人，看到熱鬧的場麵，興奮不已。父親帶著我，在擁擠的人群中，把我高舉著看熱鬧。這麽多年過去，我還清楚地記得那狂歡的人群，拿著標牌，唱著歌，呼喊著口號，沿街而行。回想起來，那應該正是父親在五七幹校下放勞動的時候。
再往後，父親於1972年八月去外婆家把我接送到剛從幹校出來工作的母親那兒。不久後，父親也從幹校出來，選擇回到安陸工作。這樣，我們三人有了常聚的機會。每逢周末，父親都會騎車過來。放暑假的時候，我也會去父親那兒，在他的宿舍住幾天。
1976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台，母親調回到縣城工作，我也隨之到縣城上學。但直到三年之後，父親才從洑水區調回城裏，到縣農委工作，那時我已離家到北京上大學，但至少父母又在一起，有了名副其實的一個家。
父親那時候已經五十多歲，經曆了人生的跌宕起伏。在安陸縣農委工作五年後，到了當時的退休年齡，沒有絲毫的留戀，要求按時退休。退休後的生活倒是平淡而充實，除了在家彈琴，寫字，看書，還參加過門球，等各種社交活動。
那個年代他們那一批人退休的年齡都差不多，而且他們又在安陸工作了幾十年，所以老朋友很多。早上散步去河濱公園，晚上在門口的廣場和老友門聊天，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近幾年，老朋友和老同事，都慢慢生病，故去，越來越少了，找不到聊天說話的人，他自己也逐漸衰老，身體每況愈下。兩次腦梗後，在89歲高齡去世。
父親在他七十歲的時候，就常說，他已是家族中最長壽的了，但最後能享年近九十，是他的運，也是我們的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