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際詩筐
我思我在 我寫我在
“專家治國”，我們喊了多年，但什麽是專家治國？專家治國有什麽好處？怎樣實現專家治國呢？一直以來，其實我們還停留在一知半解、甚至南轅北轍的階段。
而這一次，在重大危機來臨之際，鍾南山院士不顧個人安慰，毅然發聲。關鍵時刻，實際上擔任了此次抗疫戰役的最高指揮。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誰靠譜，誰不靠譜，關鍵時候，一眼就看明白了。網上流傳了如下一段話：
今年春節計劃：
初一一動不動；
初二按兵不動；
初三紋絲不動；
初四巋然不動；
初五依然不動；
初六原地不動；
初七繼續不動；
幾時能動？
鍾南山說動才動。
開著玩笑，卻說出了對鍾南山院士等專家的信賴。其他院士、專家的相關文章、講話也在網上瘋傳起來。 一個一直以來無法實現專家治國的社會，終於在重大危難之際，實際上實現了專家治國！
為什麽要專家治國呢？道理很簡單：術業有專攻，每一行有每一行的專家能人；領導們的本事再大，也隻是在某些方麵，而換一個領域，可能就完全不懂。
所以，遇到哪一個領域的事情，就需要熟悉該領域的人出來說話。外行要認真傾聽，即使專家也會出錯誤，但總比完全的外行要好得多。行政領導是做什麽的呢？行政領導主要是匯總意見，甚至主要是一個象征，必要時出出麵、給大家打打氣、鼓鼓勁就可以了。就如同李克強總理赴前線慰問醫生，當年的溫總理現身汶川災區，布什總統在九一一後講話。而具體、專業的領域，不能都推給領導去出麵。都讓領導出麵，既會累死領導，也會更多出錯，更沒效率。
還是有關疫情，湖北省長王曉東就出了個大笑話。關於湖北省到底產多少口罩，王省長開始說產量是108億隻，過一會兒又說犯了口誤，改成了18億，最後又改口說是108萬。弄得大家傳為笑談。其實，這樣具體、特定的數字，不隻是王省長，其他哪一個省長能把這個記清楚，能在這方麵有個準確概念呢？
實際上，這個介紹說明會，省長並不是最合適的人。防疫部門、衛生廳、醫療專家以及有關防護用品的生產和調度部門都會比省長更專業、更準確。那麽，為什麽非要讓省長來說呢？我們的官本位文化裏，總是把最高領導出麵表示為高度重視，領導也以親自出麵來表示積極麵對。最終的結果，變成了大家都很累的演戲。領導因為不熟悉具體領域，演的很累；聽眾因為他不是專家，聽了也半信半疑。而出了大笑話，更是令聽眾對政府的信任大打折扣。
為了表示領導重視，領導可以參加，可以在開場時候熱下氣氛，給有關各方一個激勵鼓舞的講話。而具體的事情，則交給有關各方來說。誰熟悉哪個方麵，誰介紹哪個方麵，不管官級大小，隻管是否直接知情、是否更加懂行。
回頭，我們再對比芝加哥公布發現病例的視頻。市長並沒有出麵，是衛生防疫部門發布消息。發布的時候，還罕有的配備了啞語解說。發布的消息極其詳盡準確：從發病人的來源，旅行經曆，看診經過，是否使用公共交通，是否與他人有過密切接觸等等，凡是能公布的內容，盡力公布給了公眾。非常專業、準確，也引起大家高度重視。在這個時候，有關專家、有關機構的介紹，比讓最高領導出麵有效得多、有用得多。
我們的觀念，沒有實現轉變，而經常性造成許多錯誤。所有的大事，要領導出麵，領導拍板。弄得領導壓力巨大，還錯誤百出。何妨改成任何一個方麵的事情，都交給有關專家牽頭，而領導隻是象征性的出出麵呢？
還記得前幾年的電視畫麵，溫總還是總理的時候，新聞裏不斷出現溫總到農村給農民指導農業生產之類的報道。溫總又不是學農的，也不是親自種地的，他怎麽會指導農民種地呢？而表示對農民的關心，去看望慰問、在政策上扶持幫助農民，這都說得過去，但為什麽非要報道他去指導呢？一直到今天，還到處可見報道領導到哪裏哪裏指導什麽工作的消息，聽起來總覺得虛偽滑稽。而讓領導做領導的事、專家做專家的事，各就其位，不是一個讓各方都輕鬆、都更專業的解套方案呢？
除了這次疫情，我們還有太多的領域不走專業路線，弄出一大堆笑話，耽誤許多事情。本文作者也不是什麽都懂，就拿我相對了解的領域來引申一下。比如高層領導，美國的總統大批是法律出身。這很合理：現代社會，社會逐漸走向分工，走向法製化。領導主要是一個象征作用，是依法連結社會各方、實現整體協作的一個角色。所以，最高領導不一定非要特別懂IT，特別懂醫學，特別懂汽車。而懂法律、懂整體方向，甚至是演講好、形象好，都是做高層領導的上好資質。而具體技術領域的專家，又不一定適合做懂政治的高層領導。學電力的做總理，學機械的做總書記，國家經濟發展了，總體方向卻糊塗了。
先進國家的辦法，是各個行業的人士組成協會，政府相關部門也是由該領域出來的人擔任主要負責。管教育的許多是教師出身，管財政的可能本來是大公司主觀，管經濟的可能就是經濟學家，而管城市建設審批的都是土木建築專家們，駐外大使可能就由原籍於該國的人士出任。有專業背景，就不會是外行；就不會讓外行領導內行。
我們卻至今仍然常常於習慣外行領導內行，領導冒充全才。管理對美政策的人，沒有去過幾趟美國；管理港台事務的人，沒有親自了解過台港人民的真實想法和需求。對美政策、對美輿論由一大批從來沒有去過美國，隻是被自己的輿論長期忽悠而形成大量偏見的人來擔綱。對台對港的政策、輿論也讓從來沒見過幾個台灣人、香港人的憤青們左右輿論。這不造成大量誤判才怪呢？
而當年，國民政府的時候，美國通胡適擔任駐美大使；生長於美國的宋美齡在抗戰時候赴美求援，效果就極好。我們為什麽不以之為借鑒，盡力尋求懂該國國情的人，乃至該國歸國華僑來做大使呢？而一定要選隻能夠背誦教科書與政策條文的人來擔當呢？
還比如，人大、政協是議事、是製定法律的地方，議事就需要由大批善於發現問題，善於提出建議的各界社會活躍人士組成。而我們的議會變成了群英會，變成了一個榮譽、象征。許多人不會議事，看不出什麽毛病、發現不了什麽問題，常年隻會舉手同意，這樣的人怎麽能適合當人大代表呢？
而反觀國外，發達國家的議會，就是由願意參加公共事務的人士選舉產生。沒有觀點、沒有意見的人不可能進入議會。這樣的議會，也才能議出東西、議出內容，成為國家審慎決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還有關於信仰方麵，我們就更滑稽。全世界的經驗都在證明，一個社會的風氣跟民眾的信仰關係巨大。而且我們又打起了口號“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希望”。卻同時，又把各界的信仰領袖嚴密監視、甚至送入牢獄裏。這樣，良好的信仰、正派的社會風氣怎麽能建立起來呢？政府是行政部門，長期的包辦信仰，又鬧出了多少笑話和荒誕？
我有一個設想，何妨成立一個“中華文明院”，類似於一些國家的皇家學院之類，把科學院、社科院等國士級的像鍾南山老先生一樣的人士組成一個最高智庫。遇到急事，就讓有關領域的專家提議，行政領導沒有特別意見就地拍板；遇到不那麽緊急的事情，就讓人大、政協決策，行政領導沒有特別意見就批準執行。這樣，決策也科學了，領導也輕鬆了，何樂而不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