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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暴君和昏君釘在恥辱柱上

(2020-07-21 08:19:32) 下一個
把暴君和昏君釘在恥辱柱上
 
  作者:傅正明
  
  西方荒誕派戲劇的試驗者們,認為現實是難以理喻的,全部生活內容都是愚蠢的、沒有意義、沒有邏輯聯係和無法溝通的,因此就得以荒誕的戲劇形式來表現。盡管荒誕派劇作家的某些藝術試驗走到了極端,其文學成就不能估計過高,但是,假如我們在接受優秀荒誕劇的晦澀語言時,能夠以想像和理性去理解它所蘊含的美學意味,就能發現某些高明作者的深層的哲學思考、道德判斷、政治影射、及其積極的社會意義。
  
  一皮蘭德婁的《六個尋找劇作家的劇中人》
  
  荒誕劇的第一部傑作,當推意大利劇作家皮蘭德婁的《六個尋找劇作家的劇中人》(以下簡稱《尋找》)。
  
  該劇的副標題為“一出未完成的喜劇”,其創作靈感,據說來自作者聽說的這樣一個故事:一個男人被實驗的精靈附體,竟然打發他的妻子去與另一個男人姘居,結果生下一個女兒。妻子又回到原來的丈夫身邊。那個女兒長大成人之後,淪落為妓女。那個男人去嫖妓,差點和他的這個繼女發生性關係。
  
  皮蘭德婁把這個故事與一戰和戰後的重要的社會背景聯係起來了。戰火中殘酷殺戮,戰後的社會壓迫,人們精神上的迷茫以及家庭生活的危機,凡此種種,使作者對人生持荒誕態度。
  
  有意味的是,在《尋找》中,劇中人自稱是某一劇本中的六個人物,被劇作家拋棄,闖進排演場要求導演把他們的戲排出來。劇場經理請他們走開,因為“我們沒有時間跟瘋子說廢話!”一番對話之後,經理終於同意讓這六個劇中人當場排演。
  
  這六個劇中人是父親、母親,以及他們的同母異父的四個子女。父親之所以把劇中的母親即他的妻子交給別一個男人,是因為這個男人曾經是他的下屬,他的秘書。他看出了他的妻子與這個男人趣味相投,他怒不可遏,解雇了他的這個情敵。可是後來,他看到妻子從此孤獨寂寞,就一念之下,把她交給了那個男人,自稱“這是為了讓她從我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她則進一步指出:“也解脫了他自己身上的束縛!”
  
  真是雙重的“解脫”!
  
  按照精神分析學,在某種意義上,專製家長與專製暴君,在本質上沒有多大區別。專製家長是暴君的縮圖,暴君是專製家長的膨脹。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中國曆史上,對權力的迷戀往往使得“齊家”變質為研究權術。劇中的這個父親,原本一個專製的昏庸的丈夫,他的行為是任意無常的。在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中,這個荒誕形象也可以看作對專製者的影射。《尋找》於1922年在倫敦首演時,突然遭當局查禁,檢察官既有道德考量,也有政治顧忌。由於蕭伯納出麵相助,才得以在一家私人俱樂部繼續演出。
  
  二加繆的《卡裏古拉》
  
  皮蘭德婁的《尋找》中的那個專製家長,其荒誕行為與加繆的荒誕劇《卡裏古拉》中的專製暴君相比,在本質上有相通之處。當然,加繆對權力的針砭更為鮮明有力。該劇1945年首演,實際上完成於1938年,與1944年首演的《誤會》,建樹起荒誕劇的兩個裏程碑。
  
  《卡裏古拉》中的羅馬皇帝卡裏古拉,原型取自暴君凱伊烏斯·凱撒(公元37-41年在位)的故事,傳說這位暴君喜歡與朝臣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加繆把這一“荒誕”主題置於現代社會的背景中。
  
  卡裏古拉不是像《尋找》中的父親那樣被實驗的精靈附體,而是被邏輯學迷住了心竅。他獨攬大權,可他的權力欲沒有止境。他否定極權但並沒有一概否定,就像《尋找》中那個父親既否定了夫權和父權又沒有完全否定一樣,因為這個父親要他的繼女償還她的母親的陳年老債,即母親曾經在幹活時犯過的過錯。而卡裏古拉則認為極權否定了自由和人的尊嚴,因此,他在否定極權之後,又利用自己所擁有的極權來喚醒別人反抗荒誕而求得解放。他要看看隨心所欲的自由究竟能達到怎樣的極限。可是,這一邏輯的濫用,卻把這個有思想的皇帝轉化成為一個可怕的暴君。他的錯誤的自由觀導致他對一切人的價值觀進行係統地褻瀆,他把個人的自由推向邏輯的極端,他同元老們的妻子睡覺,而他們給暴君奉送了妻子還得強顏歡笑。卡裏古拉從他們的屈辱中贏得一種特殊的快感。最後,他自己也就從人類中疏離出來,異化了他自身,變為孤家寡人,就像《尋找》中的那個父親打發走了他的妻子而倍感孤獨一樣。卡裏古拉下令殺死自己的朋黨,他要為嫖客,為人格化的象征情欲的維納斯頒發榮譽勳章,他要製止詩歌競賽。
  
  卡裏古拉的顧問凱爾列阿的最大欲望,是過平靜的生活,卡裏古拉偏偏要讓他遭遇危險;詩人斯希皮奧對人類具有愛心,卡裏古拉卻嘲笑他的愛的詩情,並且用離間計來摧毀這兩個人的精神同盟。
  
  更荒誕的是,卡裏古拉感到不得不殺死他自己的忠貞的情婦,因為他愛她,他一看到她就壓抑不了情欲的衝動,她充當了他與人的情欲難以割斷的最後一條紐帶,他必須割斷這條紐帶以便於割斷他自身的情欲。
  
  在這裏,人的死亡和受難,命運的偶然性和任意性,道德、愛情和藝術在邏輯上的荒誕性,全都戲劇化了,全都通過一個暴君的荒誕行經發揮得淋漓盡致。
  
  卡裏古拉所享有的絕對自由,既沒有政治界限也沒有精神領域的界限。他的反抗意在改造世界的本質,意在毀滅一切,破壞一切。
  
  卡裏古拉是一個富於詩情的浪漫主義者。“九天攬月”對他來說並非難事---“我要月亮”,加繆讓他如是說,“當一切都擺平時,不可能的事情最終將在大地上實現,月亮攬在我的兩手之間,然後,我也許會被改造,世界跟著我----然後,也許人們將不會死去,將永遠幸福。”
  
  像《尋找》中的父親一樣,卡裏古拉也是亂倫的。在戲劇開幕時,他的死去的第一個情人同時是他的妹妹。她的暴死使他發現了人的必然走向死亡的最後歸宿。對人生的幻滅感是導致他轉化為暴君的關鍵。依照他瘋狂的虛無主義邏輯,他覺得:既然我感到了死亡的悲哀,發現了人生了無意義,我就不能讓別人安寧,就要把各種懲罰和死亡強加到他人頭上,使他們同樣意識到人生的荒誕。
  
  卡裏古拉並不是一個懶漢,並不是一個無所事事的人。他日理萬機,“每個晚上隻睡兩個小時,其餘的時間,無法休息,在宮廷的長廊裏踱來踱去。”
  
  最有意味的是,卡裏古拉懂得他並不能得到他所追求的自由,他欣然“接受”死亡,因為他終於發現:“一個人不摧毀他自己就無法摧毀一切。”
  
  破字當頭,最後必然會破到自己頭上。這個精通權術的暴君坦然接受由“最忠於革命的”凱爾列阿和青年詩人斯希皮奧聯手發動的叛亂。他們出於本能策劃的“陰謀”為暴君安排了死亡的結局。卡裏古拉欣然就死,在臨死之前,他知道自己失敗了,他遺憾地表示:“我並沒有走上我應當走的那條道路,我的自由不是那種正確的自由。”但他大聲叫道:“我仍然活著!”是的,他永遠活著,活在人們心裏。但他究竟是作為明君還是暴君活在人們心裏?如果說他是一個虛構的戲劇人物的話,那就隻有人們的審美情感能得出結論;如果他是一個曆史人物的話,那就隻有曆史能得出結論。
  
  劇中的兩個叛亂領袖值得肯定的地方在於,他們沒有愚忠,沒有奴性,他們具有真正的知識分子的某些特征,又不像迂腐的知識分子,他們不能讓一個暴君永無休止地胡作非為下去,他們發動叛亂,不怕自身擔當弑君的罪名。
  
  加繆在小說《局外人》的結尾表明:人可以擺脫荒誕,卻無法消滅荒誕;人可以戰勝惡,卻無法根除惡。因此,在這兩個反叛者身上,如果讓《卡裏古拉》的戲劇情節繼續發展下去,如果他們陷於後革命的權力鬥爭,那麽,我們便可以看到革命帶來的另一出荒誕劇。人類就是這樣始終處在悲劇的兩難之境中。愛因斯坦說過:“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由無賴繼任,乃千古不易之法則。”(Ibelieveittobeinvariablerulethattyrantsofgeniusaresucceededbyscoundrels.)
  
  三永恒的瞬間
  
  在皮蘭德婁的《尋找》中,當那個父親嫖妓,正要與自己的繼女上床時,他的妻子出現了,從而揭開了這個妓女的真實身份,父親稱這一時刻為他的“永恒的瞬間”:
  
  先生,如同我對您說過的那樣,痛苦是永無休止的!她(指繼女)來此的目的是要將我逮住、囚禁,並且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一切都是因為我一生中那一瞬間的恥辱的片刻造成的。
  
  這時,母親也趕來了:
  
  (走過來拉開他們)不行!女兒,我的女兒!(把她從他身邊拉開後)
  
  禽獸!禽獸!她是我的女兒!你沒有看出她是我的女兒嗎?
  
  是的,一個亂倫的父親,一個禽獸,一個暴君,一個昏君,應當釘在恥辱柱上。
  
  皮蘭德婁在《尋找》的“前言”中談到:倘若有人認為該劇帶有浪漫主義色彩,作者隻好啞然失笑,“我要表現的,是有機的、符合自然規律的混亂場麵。”
  
  換言之,從哲學意義上來看,荒誕性是一種變態,可是,在人類社會中,迄今為止,荒誕性幾乎始終是一種常態。曆史本身就是一個瘋子,不斷講述著無意義的廢話。曆史的瘋狂首先是曆史上暴君的瘋狂。
  
  與此類似的是,加繆的《卡裏古拉》辛辣嘲弄了一個抱著浪漫主義欲望的皇帝。因此,全劇的情調反而不是浪漫主義的。《卡裏古拉》的政治諷刺十分尖刻。弗洛姆在《人類的破壞性剖析》中談到《卡裏古拉》時說:“很少有人像他那樣有機會得到那麽多權力--多得讓他以為權力可以達到無限。但是曆史上從古至今,這種特例還是時有出現;這些人如果勝利了,就被奉為偉大的政治家或將軍;如果失敗,就被認作是瘋子和罪人。”
  
  《卡裏古拉》的創作年代,正是希特勒橫行的瘋狂的曆史時代。卡裏古拉很容易被視為對希特勒的影射。但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這個荒誕透頂的藝術形象是一切瘋狂暴君的象征。
  
  在皮蘭德婁和加繆的荒誕劇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帶有悲劇性的行動哲學,也看到了一種發現真相、懲罰罪惡的喜劇的正義。
  
  在這裏,荒誕性也是一種常態,是一種不斷被曆史重演的常態。而這兩部傑出荒誕劇的理想色彩在於:在一個昏君、暴君頂著王冠、頤指氣使的時代,人類至少應當在文學領域內把暴君和昏君永遠釘在恥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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