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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海:我所認識的NED

(2018-12-12 10:01:28) 下一個

 

          我所認識的NED

 

                           於大海

 

2010年十月六日版本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簡稱NED)成立於1984年,是美國在世界各地促進民主、人權的一個主要機構。NED的經費由國會核批,再由美國國務院轉撥。近年來NED每年從國務院獲得的經費,約為一億三千萬美元。

 

我是1990年開始和NED打交道的。那年餘英時、陳一谘發起成立了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簡稱CMC),陳一谘出任研究中心主席,我擔任副主席,主持CMC在紐約的辦公室。我代表CMC從NED申請到了第一筆經費。此後我雖然對NED有過意見,卻也一直很珍惜NED對民運的支持。可惜的是,最近一年裏,我發現NED已異化成了一個淩勢欺人、蠻不講理的團體,背離了裏根總統倡導成立NED的初衷。

 

FHRDC風波

 

我先講我對NED的一點“舊怨”。八九民運後,眾多海外民運團體都找NED要錢。NED疲於應付,幫助組建了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簡稱FHRDC),指望通過FHRDC來支持各民運團體。NED的這個做法很不成功,因為這個基金會沒有能力公平對待各民運團體,也沒有能力管好自己。1991年我和多位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的理事聯手,著手處理FHRDC的弊端,並向NED作了通報。NED雇人查FHRDC的帳,但FHRDC的執行長廖大文拒不合作,結果查帳的人隻好告訴NED說,FHRDC的帳無從查起。雖然我可能在一段時間裏被NED當成了“麻煩製造者”,但廖大文對查帳的抗拒,似乎使NED的態度有所改變。1993年初,NED請我們幾個主要當事人去談過一次FHRDC的事。記得NED的項目主管黑格女士當時說,NED不該一下子把幾十萬美元的經費交給沒有管錢經驗的人。雖然FHRDC的事後來不了了之,NED能有這一點認錯的態度,也算不錯了。

 

NED支持北京之春之始

 

1993年海外民運發生分裂後,我和胡平、薛偉退出中國之春雜誌,另辦北京之春。北京之春很快得到來自台灣的支持。為了廣開財源,也為了鞏固北京之春的地位,我於1993年代表北京之春向NED提出了經費申請。當時有關民聯、民陣、民聯陣的糾紛方興未艾。雖然北京之春是新成立的,嚴格說不是糾紛的一方,但我們幾個人都帶有強烈的色彩。此時要NED支持北京之春,也是勉為其難。結果如我所預料的,NED沒批。1995年我又試了一次。這次我隻申請了向大陸寄北京之春簡訊的郵費一萬多美元,指望由此先開一個頭。NED的高寶玲對我說,她會建議NED批準這個申請。但她不久又告訴我說,NED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對1993年民運分裂的兩方均不支持。我覺得這個規定不合理,也認為這個規定不適用於分裂之後才成立的北京之春。但我肯定高寶玲的坦率。

 

1996年我回普林斯頓大學寫博士論文,胡平接任北京之春主編。此後十幾年裏,我一直沒多過問雜誌的編務。2000年陳水扁上台,台灣政局劇變。來自台灣的對北京之春的支持,也很快麵臨終結。為了雜誌的生存,我再次和NED 聯絡。我去華盛頓拜訪了黑格女士。我對她說,現在北京之春急需NED的支持,希望NED不再堅持不支持北京之春的那個不成文規定。結果NED從2001年年底開始支持北京之春。NED的第一筆經費隻有四萬美元,但此後幾年裏不斷增加,最高達到近二十萬美元。

 

CMC的改組

 

2009年夏天,李少民、陳一谘先後和我聯係,希望我過問CMC的事。此時陳是CMC董事長,李是董事,他們都對CMC主席程曉農有意見。李是我北大及普林斯頓大學的同學,陳是我八十年代中期就結識了的老朋友,他們找我幫忙,我實在不好袖手旁觀。陳、程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這年春天被一個紀錄片版權的問題激化了。我給程曉農打電話,想看看能否幫著化解矛盾,但馬上發現幾乎不可能。到了十月初,程辭去了CMC的所有職務。

 

NED對CMC的資助,2009至2010年度為二十三萬餘美元。對為什麽NED會給CMC這麽多錢,我至今搞不清楚。CMC每年隻出四期當代中國研究,其它活動幾乎沒有。相比之下,北京之春每年出十二期,並且組織許多活動,而NED對北春的支持,卻隻有十四萬多美元。

 

程曉農辭職前三天,NED的高寶玲通知CMC的主要人員說,鑒於CMC有內部爭端,NED停止對CMC撥款。此外,CMC所有與NED經費有關的文件均由“程曉農博士”保管,“非經NED事先許可不得轉移給任何人”。

 

程曉農辭職後,CMC進行了改組,李少民接任主席,我則抵擋不住陳一谘的勸說,同意擔任CMC秘書。我們此時都期待NED盡快重新向CMC撥款,並撤回文件由程曉農保管的要求。畢竟,內部爭端已不存在,程曉農也已沒有任何CMC的職務。

 

NED的持久沉默

 

我和李少民很快把CMC改組的事實告訴了高寶玲。但高幾乎沒有任何反應。對李少民不久後提出的恢複撥款、撤回對文件轉移的禁令的請求,高寶玲同樣不予回複。

 

李少民接任主席後不久,就到CMC開戶的銀行去辦手續。他驚訝地發現,程曉農2002年背著主席陳一谘到銀行改簽字權時,竟謊稱他是CMC主席。2005年,程曉農再次對銀行謊稱他是CMC主席。李少民將此事告訴了高寶玲,但高毫無反應。

 

2009年12月,程曉農移交了若幹CMC文件。這時我們才知道,他在提交給NED的經費申請裏,謊稱他“完成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計劃”("finished his Ph. D. program at Princeton University")。對高寶玲稱程曉農為博士,我們以前以為隻是口誤。這時我們才明白,這是程曉農誤導的結果。我們把此事告訴了高寶玲,但她仍然毫無反應。

 

到了2010年初,我們在檢查CMC銀行報表時發現,程曉農2007年付了6000餘美元給一家車行。我們將此事告訴了高寶玲,但她仍是毫無反應,隻是在李少民打電話去時說,程曉農告訴她這筆錢已經還了。實際上,程曉農自己的說明是,因為他為CMC付了其它錢,所以這6000餘美元他不用還。他為CMC付的什麽錢呢?程曉農對此無所奉告!

 

我們當時以為她事情多,顧不過來。但後來的發展表明,高寶玲沉默的原因,主要是她對李少民和我有意見。

 

NED停止支持北京之春

 

從2001年起,我每年都代表北京之春向NED提出經費申請。2010年一月,我和往年一樣提出了申請。NED的一般做法,是由工作人員決定每個項目該給多少錢,然後上報董事會正式批準。董事會每季度開一次會,會期隻有幾個小時,但每次會都要批幾百個項目。因此,工作人員向董事會的建議,實際上是決定性的。前幾年NED董事會開會前,高寶玲都打電話告訴我NED工作人員準備向董事會建議批多少錢給北京之春,並請我按她提供的總數重新提交一個預算。2010年的申請遞上後,高寶玲一直沒和我聯係。我以為NED的做法有所變化,並沒有很在意。到了三月二十六日NED董事會開會後,NED突然發來通知說,NED這次隻批了六萬美元,使用時限是六個月(到九月底為止),並且NED以後不大可能再支持北京之春。

 

我馬上想到,這是高寶玲把因CMC的事對我的不滿轉移到了北京之春上。對高寶玲為什麽這麽久不回答我和李少民提出的問題和請求,我也一下子明白了。她不是忙,而是對我們有意見!有什麽意見呢?最合理的解釋是,因為NED的錢是她同意給CMC的,我們揭露程曉農的問題,也就同時暴露了她的工作失誤。但我們起初並沒有責怪高寶玲的意思。NED一年支持一千餘個項目,難免出現工作失誤。NED隻要願意糾正失誤就可以了。我們通過正常渠道,用很溫和的語氣向NED反映問題,難道不應該嗎?我認為我們沒做錯事,而高寶玲對我們有意見,才是沒道理的。

 

即使對我們有意見,高寶玲也應該照章辦事,恢複應該恢複的對CMC的撥款,撤消應該撤消的關於文件轉移的禁令。因為對我們有意見就對CMC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就屬於挾怨報複了。如果因對我有意見而停止NED對北京之春的支持,那就更是濫用職權了。

 

除了高寶玲挾怨報複,我想不出NED停止對北京之春支持的別的理由。這之前的一年裏,北京之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2009年三月,北京之春主辦了紀念西藏抗暴五十周年的集會。集會的參加者超過五百人。2009年五、六月,北京之春積極組織、參與了十多項“六四”紀念活動。2009年七月的烏魯木齊騷亂發生後不久,北京之春便邀請了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婭到紐約演講。北京之春的編務、網站、財務管理也都運作得井井有條。NED對北京之春的工作沒提出意見。實際上,熱比婭訪問紐約後,高寶玲還特意對北京之春表示了讚賞。

 

有關還是無關

 

因為高寶玲是NED的副總裁,我對她有意見,隻好向總裁格式曼(Gershman)提。2009年四月,我寫信給格式曼,列舉了高寶玲在處理CMC問題時的失誤,並表示我覺得NED停止對北京之春的支持是高寶玲挾怨報複的結果。經過我幾次追問,NED才在兩個多月後回複說,NED有關北京之春的決定與我參與CMC的事務無關。

 

真的無關嗎?我看不象。至少有兩個對情況相當了解並在事後與高寶玲接觸過的人認為,其實是有關的。假如真的有關,我們就該麵對兩個問題。第一,NED是如何作出“無關”的結論的。是NED沒有好好調查研究,還是NED罔顧事實呢?

 

第二,如果有關,那麽我於大海究竟做錯了什麽?我不過是出於公心,心平氣和地向高寶玲反映了程曉農的問題而已。我反映的問題都是證據確鑿的。難道向NED反映問題就是大逆不道?!反過來說,如果我於大海沒做錯事,那麽高寶玲因為我反映問題而使NED停止對北京之春的支持,難道不是濫用職權嗎?!

 

有人認為,雖然NED停止支持北京之春與我反映問題有關,我還是不該給格式曼寫信,而應該委曲求全,以北京之春得到NED支持為第一考慮。我不能同意這種意見。承認有關,也就是承認高寶玲濫用了職權,就是承認北京之春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此時不去指出高的錯誤,那麽北京之春還有什麽尊嚴可言呢?!我們辦中國之春和北京之春,都得到過台灣的支持。但我們和台灣的關係,一直是合作者的關係。我們從來不是台灣的奴才。時至今日,我們也犯不著去做高寶玲或NED的奴才!

 

我沒有本事調查NED。既然NED說無關,我如果還想追究,隻有到別處抱怨。我還沒想好該怎麽做,一件怪事就出現了。一位朋友告訴我,NED的一個工作人員說,停北春經費的理由是,國內稿費隻占預算的百分之八,NED和北京之春講了多年,但北京之春沒有改變。這個工作人員剛來NED不久,她這個“講了多年”的說法顯然是聽她的主管高寶玲說的。事實是,NED在決定停止支持北京之春前從來沒講過這個稿費百分比的問題,更沒有講過“多年”。按我的建議,這位朋友請NED將講了多年的具體情況介紹一下,結果這位工作人員不作聲了。我去問NED這個講了多年的說法是怎麽回事,NED同樣不予回答。很明顯,這個“講了多年”的說法,是我指責高寶玲挾怨報複的後,高寶玲為了解釋自己的行為而編造出來的。這和尼克鬆為遮掩水門事件扯謊,結果把自己帶入泥潭是同一回事。問題是,NED對高寶玲編造曆史,怎麽可以聽之任之呢?!

 

CMC的財務黑洞

 

到了2010年春天,我們從銀行得到了更多報表,也發現了CMC賬目的更多問題。比如說,程曉農2007年為自己設立了退休金投資帳戶。據程曉農說,這是董事會主席丘宏達批準的。但程曉農未拿出任何書麵證據。由於丘宏達這幾年身患重病,人們也無法向他求證。此外,按照CMC章程,對CMC官員的報償,均要由董事會批準,不能董事長一人說了算。2007年擔任副董事長的陳一谘對程曉農為自己開投資帳戶的事毫不知情。從2007年一月到2009年七月,程曉農共往他的投資帳戶裏存了23500美元。但在向美國稅務局報稅時,程曉農卻隻報告說每年存了4000美元。(CMC是非營利團體,其報稅資料是公開的,可在guidestar.com查到。CMC2007和2008年的報稅表,均是經程曉農簽字後送出的。)我們認為,程曉農存到自己帳戶的23500美元屬於非法占有,他應當還給CMC。

 

又比如,從2004年三月到2009年九月,程曉農從CMC帳戶提走現款48780美元。對這些錢是怎麽用,程曉農沒有任何交待。從2004年七月到2009年十月,程曉農用CMC支票支付他個人的信用卡賬單達五十多次,總金額為76748美元。對為什麽CMC的錢被用於支付個人信用卡賬單,程曉農同樣沒有任何交待。

從2004年五月到2009年三月,程曉農以報銷的名義從CMC帳戶開給他自己的支票總額超過十萬美元。其中多張支票是高額整數,如九千、八千或五千美元。對這十萬餘美元是怎麽用的,程曉農也沒有任何交待。此外,程曉農還開給了他自己一萬多美元的沒有注明任何用途的支票。

 

這些成問題的支出,加在一起共有二十六萬多美元。這其中有多少是非法占有?由於程曉農倚仗高寶玲的指令不肯交出財務文件,我們對此至今不清楚。但程曉農的做法顯然嚴重違犯了NED的有關規定。按照NED的規定,受款團體在使用NED經費時,要盡最大可能用支票或其它方式直接支付。象程曉農這樣把二十多萬美元付給自己,是絕對犯規的。

 

希望和失望

 

2010年六月二十一日,我把列有這二十多萬美元的單子送給了NED。麵對程曉農的明顯違規行為,NED仍不肯調查追究,也不肯撤回對文件轉移的禁令。不過,六月二十五日,NED的另一位副總裁法羅奧(Fauriol)和我聯係說,希望NED與CMC之間的關係能有個了結。我們當時覺得,也許NED終於有了解決問題的願望。七月六日,我代表CMC向法羅奧提出兩項建議:(一) 取消CMC文件由程曉農保管的要求;(二)恢複執行NED與CMC之間的協議書,將停撥的經費補發。法羅奧幾天後回複說,有的問題應能很快解決(“There are issues under consideration that can be addressed with dispatch”)。我們此時對NED抱有很大希望。但法羅奧此後很久沒有聲音。到了八月中旬,他才來函說,希望我們向NED提供我們手上有的CMC資料。這和他日前“應能很快解決”的說法很不一致。

按我的推測,法羅奧是希望解決問題的,但他受到了NED內部的阻力。我們仍盡量與NED 合作,提供了資料。進入九月後,我又追問NED對我七月提出的兩項建議有什麽回應。九月十六日,法羅奧代表NED回複說,NED認為文件的保管是CMC的內部事務,而由於我們對程曉農提出了指控,NED要先研究我們的指控,然後才可能考慮補發經費。我回信說,高寶玲提出禁止文件轉移時,可沒把文件的保管當作CMC內部事務。不論是NED現在認為高寶玲的禁令不當,或者是NED改變了立場,NED都有責任向所有收到了高寶玲禁令的人澄清NED的立場。一周之後,法羅奧代表NED回信,拒絕澄清。

 

這就是NED蠻不講理了。2009年十月,高寶玲發函給一共八個人,要求CMC文件由程曉農保管,“非經NED事先許可不得轉移給任何人”。到了2010年九月,NED又說文件保管是CMC的內部事務。我們要求NED向所有收到高寶玲禁令的人發函,澄清NED的立場。這個要求再合理不過了,但NED就是不肯!

 

為什麽呢?在我看,主要是怕開了豁口後,被逼得一退再退。NED如果按我們的要求澄清,客觀上等於承認高寶玲錯了。這也等於承認,李少民和我從2009年年底起和NED“鬧”不是沒有道理的。接下去,NED恐怕就要回答有關北京之春的質疑了。NED停止支持北京之春的決定是否與於大海反映問題有關?如果有關,而於大海又沒做錯事,那麽NED的決定是不是錯了呢?高寶玲是否挾怨報複了呢?NED下不了麵對這樣的現實的決心,所以才將錯就錯、蠻不講理。

 

NED亟待洗麵革心

 

我已於2010年十月四日就NED的種種弊端向美國國務院提交了報告。1991年發生FHRDC風波時,我雖然也對NED不滿,卻未向有關單位報告過。這次向國務院提交報告,對我來說是第一次。對報告能起到多大作用,我毫無把握。NED敢於蠻不講理,顯然也是出於我們拿NED沒辦法的自信。我的希望是,在朋友們和正義人士的支持下,NED這次會迫於壓力洗麵革心,進行一番自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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