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學與瑞典模式 茉莉 最近，一個又一個的中國代表團，駱繹不絕地穿行在瑞典各地城市。早在幾年前，胡錦濤就派人來北歐觀察研究“瑞典模式”。在胡錦濤本人訪瑞之後，前來訪問的中國代表團更是如過江之鯽。 中國客人頻繁訪問取經，令瑞典人感到高興而又驚訝。接待中國代表團的政府官員在電視上說，來訪的中國人都很好學，他們在參觀及其座談中，詢問一切有關瑞典社會的管理措施，但似乎不願意提及中國的人權問題，更回避中國至今還是一黨專製這個現實。 這是一種隻求治標不打算治本的做法。我們不能否定來訪者想要取“和諧社會”真經的願望，但如果不打算在中國實行政治改革，我可以肯定地說，即使來訪的中國 官員精通了瑞典全部的管理措施，回去也是用不上的。作為一個旅居瑞典十幾年的中國公民，我因此覺得自己有責任，將瑞典模式繼續介紹下去。 在前麵幾篇文章裏我曾談到，這個昔日貧窮的北歐小國在走向富裕繁榮之途中，其政治環境及曆史傳統所起的關鍵性作用。構建一個平等富裕的社會，往往需要多方 麵的因素促成，其中還包括文學因素。瑞典現代文學在促成“瑞典模式”的形成上，做出了獨特的不可替代的貢獻。這一點，中國作家是應該了解的。 ◎ 以文學感知底層疼痛 瑞典曆史上才華出眾的國王－－－古斯塔夫三世，在十八世紀後期創建了瑞典文學院（即後來評選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構），文學藝術得以發揚光大。但那時的作家，大都隻是王權的侍者，其作品大都頌揚曆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喚醒國家的光榮記憶，還有飲酒歌和田園詩等，具有唯美主義傾向。 十九世紀的瑞典，工業革命已經起步，工人的生活條件卻非常惡劣。被視為瑞典現代文學開山祖的作家斯特林堡，在他的小說《紅房子》中，抨擊了腐敗的政府官吏，反映了勞動者的生活狀況。小說中的一位木匠的言論，反映了那個時期底層人民的疼痛和憤怒： “太太們啊，老實告訴你們吧，日子已經苦透了，而且以後還會更苦，但是到了那一天–那一天，我們要像瀑布似的吼叫著從貧民窟中洶湧而出，我們將要回到我們的床上，是要回嗎？不，是奪回！”作為現存社會的激烈反抗者，斯特林堡還在《新國家—對謀殺和宴飲時代的諷刺性描寫》的作品中，發動了對整個瑞典官 方的猛烈進攻。 
1905年瑞典與挪威聯盟的解體，1909年的大罷工，一個古老的農業國步入現代工業社會，瑞典一度陷入陣痛之中。社會的動蕩，政治鬥爭的加劇，新興中產階級和農民的反抗，促使許多瑞典作家從唯美主義和自然主義，走向抨擊社會黑暗的現實主義。 在二十世紀初瑞典人民爭取公民普選權時，詩人黑登斯塔姆寫出了他的詩歌頂峰之作——詩集《人民》，為公民權運動推波助瀾。被稱為“工人文學的先驅”的作家馬丁?考克，其重要著作《工人》，描寫了斯德哥爾摩的一群建築工人的罷工，展現了工業主義給瑞典社會帶來的巨大變化。 這個時期，一些瑞典作家已經從描寫神秘莫測的人物，改變為描寫普通老百姓，他們的作品反映下層人民所具有的天然要求，充滿真誠的同情心和批判社會不公的倫理意識。這一類文學，震撼了這個王國的統治者、大資產階級以及社會各個階層，使上層人士不得不正視窮人的苦難，從而尋求平等富裕的改良之途。 ◎ “他們闖入我們的文學” 早先撰寫工人題材的瑞典作家，大都來自社會上層，他們帶著同情心，有的是帶著一種居高臨下的悲憫，去描繪大都市裏的那些神色呆滯的工人和農民。後來，瑞典湧現出一批自學成才的工人作家，他們是貧窮農家和工人的孩子，其作品以富有詩意的現實主義手法，描繪自己生活與成長的艱辛。 為了獎勵這一類新人，瑞典文學院於1974年，將諾貝爾文學同時頒發給本國的兩位出身貧寒的工人作家———雍鬆和馬丁鬆。雍鬆出身於一個鐵路工人家庭，本人從事過各種體力勞動。馬丁鬆6歲喪父，母親離家出走，他成為“教區的孤兒”，被各家輪流收養，過著流浪生活。他們的作品，描述了無產者的痛苦和人類的普 遍問題。 在致頒獎辭時，瑞典文學院院士傑羅說：“他們是許多無產階級作家或工人階級詩人的代表，在一個廣泛的陣線上，他們闖入我們的文學，不是為了破壞和劫掠，而是以他們的命運來豐富文學園地。”獲獎評語讚賞雍鬆說：“以自由為目的，而致力於曆史的、現代的廣闊觀點之敘述藝術。”給予馬丁鬆的頌詞則是：“他的作品透過一滴露珠反映出整個世界。” 這是瑞典上流社會對一代工人文學的承認。馬丁鬆等的作品，被視之為一種獨特的文學類別“無產階級發展小說”。但是，與我們中國文學史所稱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比較，瑞典工人文學有著本質的不同。 
瑞典工人作家馬丁鬆 闖入文學主流的瑞典工人文學，其特點是充滿了人道主義精神，它雖然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卻並不引導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而是引導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 促進階級和諧與勞資合作。例如，忠於工人階級的作家阿林，被稱為瑞典文學界的托斯陀耶夫斯基，他的作品就以民主的眼光，充當窮苦者的“祈禱人”。在這個以 基督教為國教的國家，為窮人祈禱是有效果的。 ◎ 當今中國文學被視為“垃圾” 當今德國最負盛名的漢學家顧彬，曾在中國鬧出一個令他啼笑皆非的“顧彬事件”。在一次講話中，顧彬指責中國女作家棉棉和衛慧的作品是“垃圾”，被四川一家報紙誇大歪曲為“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結果民調顯示，有85%的網民讚同被歪曲的顧彬觀點。這一事件表明，人們普遍否定當今中國文學的價值。 在外表繁榮的中國“盛世”，眾多的出版物琳琅滿目，然而，文學作品卻越發空洞、庸俗和劣質。中國人精神的潰敗表現在文學領域，是作家責任感和批判意識的喪失。一直關注中國文學的顧彬說：“在92年以前，不少中國人喜歡思考，喜歡反思。但在92年以後，很少有人會對社會、國家進行思考。人們生活的目的大多是多賺錢，少思考，少反思。” 就在中國作家們熱衷於談紅樓、寫清宮，成為富豪作家之時，山西黑窯童工事件被揭發出來。該事件的嚴酷性和荒誕性，使許多小說家目瞪口呆。他們讀過許多描寫人類苦難的中外名著，例如雨果的《悲慘世界》，但還是無人能想像出如黑磚窯一類慘無人道的場景，更想像不出這種事件居然發生在二十一世紀的“和諧”中國。 於是，一些學者對八十年代以來文學界的“純文學”追求誌向進行反思。他們認為，當初強調純文學，是針對文革帶來的極端意識形態，是一種政治性的反抗。現在看來，它遮蔽了實際存在的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今天，中國工人麵臨“下崗失業”的斷臂之痛，但在“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政黨”——共產黨的領導下，真正的工人文學卻沒有立足之地。商品化浪潮使傳統的“工業題材”和“產業工人”從作家的視野中消失，一億多從鄉村來到城市的農民工，其命運引不起主流作家們的興趣。 在珠江三角洲，每年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4萬個，它們的“主人”大都是農民工。來自四川的女工鄭小瓊，就在車間就親眼目睹一個工友的手指被機器切斷。她吟誦著“打工的疼痛感讓我寫詩”，寫下了不少優秀詩作。 和瑞典早期的工人作家相比，鄭小瓊一類的中國打工作家即使非常優秀，也隻能傾訴了自己心中的悲苦，無法深入地追問法律製度問題，無法涉及勞動者和資方的衝突。這是因為，瑞典工人作家處於民主的環境之中，而中國打工者不但被資方欺負，更被禁錮在當局容許的寫作範圍裏，缺乏足夠的思想資源和理論勇氣去衝破藩籬。盡管如此，在邊緣寫作的中國打工作家，以他們的堅忍進行生命的創造，仍然是值得鼓勵的。 …………………… 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7年9月號 | 
瑞典模式過時，
茉莉花倒不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