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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與法國殖民地的“哈金斯”

(2018-05-07 15:50:22) 下一個

 

加繆與法國殖民地的“哈金斯”

茉莉:隻有擴展視野,我們才能了解那些被人遺忘的關於“哈金斯”的曆史,才能公正地認識當今法國穆斯林的狀況。

 

2018年5月8日 05:43 茉莉 為FT中文網撰稿

 

本文為作者“歐洲難民故事”係列之十

凡讀過加繆的人,大都難忘他筆下的阿爾及利亞風情。正是北非的大海與陽光孕育了早年的加繆,使他獲得豐富的創作源泉。但阿爾及利亞也是加繆心中永遠的痛。

身為法國殖民者的後代,加繆同情並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爭取平等自由的鬥爭,是反對歧視穆斯林的先驅之一。但這位捍衛正義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很不幸地,在阿國反法獨立戰爭時陷入兩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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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車禍離世後不久,法國對阿國長達130年的殖民曆史也走到盡頭。加繆的父輩曾從法國集體移民到北非殖民地,但在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前後出現了反向移民:幾十萬“哈金斯”(harkis)——協助法國殖民政權的本土阿爾及利亞人,在自己的祖國成了遭虐殺的對象,被迫在不受歡迎的情況下逃往宗主國法國。

蘇格拉底曾告誡我們:“道德的進步就是視野的進步。”人們對難民問題的無知與恐懼,往往是因為其社會曆史的見識不夠。隻有擴展視野,我們才能了解那些被人遺忘的曆史,才能公正地認識當今法國穆斯林的狀況。那些被本國視為“叛徒”的阿國難民及其家庭,在逃亡法國後遭受了隔離、孤立和歧視等苦難。正如法國前總統密特朗所承認的:法國對哈金斯“忘恩負義”。

 

“沒有非洲就沒有21世紀法國”

密特朗總統還說過這麽一句話:“沒有非洲,就沒有21世紀的法國。”早在1950年,這位法國政治家就巡回考察了非洲,認識到殖民地是法蘭西帝國存在的基礎。在對非洲的長期殖民統治中,法國收益頗豐。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許多阿爾及利亞穆斯林為法國的自由而戰,不少人犧牲了生命。

當時,法國殖民者把持著阿爾及利亞的政治和貿易,獲取了大量經濟資源——農產品和能源,但早期法國移民也有一些人生活貧困。例如,加繆的家庭就是被稱為“黑腳”(Pieds-Noirs)的下層移民。加繆曾說,他從來沒有從艱辛困厄的童年中“恢複過來”。不到一歲就失去了父親,加繆與哥哥成為戰爭孤兒,與母親一起生活在阿爾及爾貧民區,飽嚐了困苦。

然而,即使是加繆家庭一類貧苦的法裔移民,也屬於宗主國的成員,他們在殖民地仍然享有一些特權。例如,加繆的母親獲得終身撫恤金,孩子獲助學金以及免費醫療的權利。這些優待,使加繆能夠半工半讀至大學畢業。

當年輕的加繆成為《阿爾及爾共和報》的記者,到卡比利山區去調研,他才真正認識到當地土著穆斯林極端貧困的狀況。在《苦難的卡比利》的報告中,加繆揭露了殖民當局種族歧視的罪惡。呼籲當局改善當地阿拉伯人的生存條件。

後來的形勢發展證實了加繆的擔憂,法國殖民者的歧視政策引起了阿拉伯人的反抗,導致法裔和阿拉伯人相互報複,阿國人發動了長達八年的反法獨立戰爭。最終,法國政府被迫簽訂協議,承認阿國自決和獨立的權利。一百多萬白人殖民者舍棄幾代家業回國,阿國社會最終也因動蕩而陷入崩潰。

因助法國,哈金斯遭報複逃亡

在1962年的停火協議中,法國要求阿國的FLN(民族解放陣線)確保:沒有人會因戰爭期間的行為在獨立後遭受報複。然而,在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眼裏,所有曾幫助法國的人都是不可饒恕的“賣國賊”。

當時阿爾及利亞大約有23萬哈金斯,即“親法國的穆斯林”。這些土著阿拉伯人效忠於法國的原因多種多樣,有的是真的認同法國,希望維持法蘭西帝國的存在;有的隻是來自鄉村,因貧窮而應征入伍,為了能在法國軍隊混一口飯吃。由於哈金斯是本地人,法國軍隊利用他們打遊擊戰,並搜集敵方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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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N用血腥的殺戮報複曾為法國服務的本族同胞。據估計,被FLN用私刑處死的哈金斯及其家屬多達十幾萬人。其手段非常殘忍,包括活活燒死、閹割,用車拖死、或切成碎片喂狗。被處死的家屬中包括年幼的孩子。

想要活命的哈金斯必須逃離阿爾及利亞,然而,戴高樂的法國並不歡迎他們。當“黑腳”——下層法裔居民與法軍一起撤離阿國時,一些哈金斯就尾隨他們去法國尋求避難。

最初,戴高樂政府對這些“親法國穆斯林”的困境無動於衷,並下令阻止哈金斯跟隨法軍逃亡。但一些法國軍官不忍看到曾共同作戰的阿拉伯人被留在虎口,因此違背政府的命令,幫助哈金斯及其家屬一起出逃。

當時僥幸逃離阿國的哈金斯及其家屬大約有九萬多人,後來陸續逃出更多,最後人數多達幾十萬。

在兩個社會之間撕裂掙紮

帶著悲傷,憂慮和恐懼,哈金斯們拖家帶口渡過地中海,逃離了家鄉那惡魔般殺戮的煉獄。他們沒來得及喘息,就在一個陌生的國家開始了艱難的新生活。

其時,法國政府不肯承認哈金斯在法國的居留權與公民權利。這些北非人先被送到臨時收容所,然後被驅趕到偏遠的營地,用鐵絲網圍起來。在祖國,他們是被追殺的“叛徒”,在宗主國又被視為不受歡迎的“外國人”,隻能在兩個社會之間撕裂與掙紮。

 

由於哈金斯大都是文化低的體力勞動者,語言不通,無法融入法國社會,因此長期集體失語。這一段被遮蔽的痛苦曆史要等幾十年後,他們的孩子長大成人,才被以文字和影像公開作證的方式為人所知。

在法、阿兩種不同文化的碰撞中成長,這一類孩子成為優秀作家和藝術家的不少。他們寫作自己家庭的傳記,以文學和電影等手段,去探討前法屬殖民地移民和宗主國之間的愛恨情仇。

達利拉(Dalila Kerchouche)成為一位雜誌記者,2004年,她出版了一本法文書《我的父親,那個哈金斯》(Mon Père,ce harki),引起法國社會的反響。達利拉於1973年出生於法國南部的哈金斯營地。在書中,她描繪了嚴酷而寒冷的營地,那裏的鐵絲網,饑餓、傷害、文化歧視和監獄般的管製。她的父母後來設法走出營地,到法國鄉村從事農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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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童時期,達利拉曾經很熱愛並崇拜自己的父親,但到了反叛的少年時代,她開始鄙視和埋怨父親。在她眼裏,父親是不懂法語的文盲和農民,就因為他背叛了祖國阿爾及利亞,才使一家人陷入流落法國的不幸。

父親曾經為誰而戰?他為什麽會成為一個哈金斯?法國人怎麽看待我的父親?父親為什麽不能以常人的方式融入法國社會?他為什麽不知道他作為法國公民的權利?為了解答這些問題,達利拉追蹤父親的足跡,前往老家阿爾及利亞去尋求答案。回到法國,她重返舊時的哈金斯營地,並追問父親的曆史。

長期緘默而忍辱負重的父親終於開口了,他向女兒說出了當年險惡的局勢與痛苦的抉擇。女兒終於理解了身份卑微的哈金斯父親,並把自己的愛與尊重獻給父親。

“請不要損毀我們參與建設的國家!”

法國政府對哈金斯的公開承認遲來了幾十年。2001年,法國總統希拉克舉行儀式,定9月25日為“哈金斯國家認可日”,以表彰哈金斯為法國所做的犧牲,讚揚他們的勇氣與忠誠。2012年,薩科齊總統表態承認,法國要負起在戰時放棄哈金斯老兵的“曆史責任”。此後,法國社會出現了很多哈金斯協會,積極幫助哈金斯及其家庭融入社會。

應該說,能夠逃到法國的哈金斯及家屬還是幸運的。當年死於獨立戰爭的阿爾及利亞人高達150萬,而逃出來的少數哈金斯還能在異國找到一個棲身之所。但是,由於那個時代法國的種族主義嚴重,被連根拔起的阿國移民生活挫敗,遭受了嚴重的歧視、排斥甚至被虐待。

盡管早期哈金斯在法國的處境困難,但他們和其他穆斯林移民一起,為西歐的經濟起飛做出了貢獻。據統計,從1945年到1975年,移民工人在法國企業中占三分之一。可以說,沒有非洲移民,法國就沒有今天如此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近十幾年來,由於法國經濟停滯、科技的發展導致工作機會的流失,不少處於經濟結構底層的穆斯林移民麵臨失業的困境。很多人淪為邊緣人,隻能依靠社會福利生存。加上穆斯林移民大都居住在與法國社會隔離的城市郊區,語言文化的隔閡使之形成自我封閉的社會,很難接受世俗原則。

作為殖民主義遺留的產物,作為當今法國穆斯林的一部分,哈金斯及其後代感覺到自己被法國背叛和遺棄,但他們又無法回歸母國阿爾及利亞。在認同危機和種族歧視的雙重困境下,一些年輕人很容易被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激進思想所俘獲。因此,我們從巴黎郊區的縱火者、襲擊《查理周刊》的凶手那裏,都可找到哈金斯的子孫。

2005年法國發生騷亂時,熊熊火光燃及上百個城市。當時,幾百位北非裔的女性撰寫一封公開信給鬧事的移民青年,要求他們停止這場混亂,不要損毀其家人參與建立的國家。這些北非裔女性寫道:

“親愛的孩子,法國是我們的國家。請不要燒毀它!請記住,我們(移民)幫助建立了它。”

這封公開信不僅是寫給那些貧困的、被歧視被隔離的穆斯林青年,也是給法國主流社會的一個忠告。如同每年的“哈金斯國家認可日”一樣,此信提醒法國人和哈金斯的子孫:無論什麽膚色和信仰,法國是我們共同的國家,我們都屬於一個命運共同體。

(注:作者是定居在瑞典的華裔作家。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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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高斯曼 回複 悄悄話 不可告人 發表評論於 2018-05-08 22:53:53
這已經超出了黃川粉的理解能力。

你不理解就用點心學,你怎麽知道別人不理解? 您又是黃啥粉?
本人就是非洲曆史文化宗教粉,為此特意申請去非洲工作過一段時間。謝謝樓主分享!
不可告人 回複 悄悄話 這已經超出了黃川粉的理解能力。
linmiu 回複 悄悄話 無論加繆,還是雨果,法國的這些作家、思想者、人道者,都是可以超越本民族的界限和利益,而尋求世間的公正與博愛,我想起雨果為火燒圓明園寫下的那篇著名檄文,我是到了國外才意識到那種廣義的公正與博愛。
然而,一篇文章可以尺幅之間超越百年,道義指責也是很容易的,但現實的真正融合則很繁瑣、複雜、糾結、漫長,因此很希望看到出現有行動能力的踐行者。
阿爾及利亞的民族內部屠殺是上個世紀許多國家都發生過的,包括中國,人類一向是如此野蠻殘忍的,如果可譴責的首先應是那些迫害者,而轉向指責法國,也是因為法國的社會意識已普遍進化到可以聆聽、聽到和聽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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