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緘默協議到曆史記憶法

   

            從緘默協議到曆史記憶法

                                           

             ——談西班牙追究佛朗哥罪行

                                   （瑞典） 茉莉                                     

“我記住橄欖樹林的一陣悲風。”當西班牙著名詩人洛爾加吟誦這句詩時，他不曾想到，1936年八月的一個黎明，他會被佛朗哥的長槍隊殺害在橄欖樹林邊。由於拒絕為獨裁時代演出，不朽的大提琴家卡薩斯流亡在法國邊界的一個小鎮，十幾年遙望著祖國西班牙，直至年邁客死他鄉。

 

 

他們經曆的是西班牙曆史上的一場巨大劫難。在1936年到1939年的內戰中，至少有六十四萬人像詩人洛爾加一樣被殺死，有十幾萬人在戰後被佛朗哥政權報複性鎮壓。此外還有幾十萬流亡者，和音樂家卡薩斯一樣逃往異國。

 

西班牙的“亡人穀”，陽光下累累白骨，正如著名評論家拉臘當年曾為西班牙寫下的墓誌銘：“這裏埋葬著半個西班牙，她死在另外那半個西班牙手裏。”

 

 

然而，這樣涉及千家萬戶的巨大罪惡，卻在七十年裏被西班牙官方隱藏了。直到2007年10月31日，西班牙國會眾議院通過《曆史記憶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正式譴責佛朗哥的獨裁統治。12月10日，西班牙參議院通過了這個法律。血流成河的曆史傷痛，終於公開在陽光之下。

 

這個回溯曆史的正義法案，被形容為一個手榴彈，在西班牙朝野爆炸開來。之所以爆炸聲這麽強烈，是因為這段曆史已經沉睡得太久。

 

◎ 四十年血腥，三十年緘默

 

在西班牙內戰期間，瑞典和丹麥等北歐國家，都有人前去參加國際縱隊，支持西班牙的共和國政府，他們中不少人在和佛朗哥作戰中犧牲。因此，北歐國家的知識分子一直很奇怪，為什麽西班牙人至今不去追究佛朗哥統治時期濫殺無辜的罪行。英國的一個曆史學家曾經撰寫一本書，專門談“西班牙集體健忘症”的問題。

 

在佛朗哥專製統治四十年間，人們道路以目不能聲張，還情有可原，但在西班牙走向民主和現代化的後三十年間，曆史真相仍然喑啞，這就涉及到西班牙特別複雜的曆史社會背景。

 

首先是佛朗哥本人的複雜性。這位殺人不眨眼的獨裁者，在71年前發動政變，推翻民選的左派共和政府，由此引發了著名的西班牙內戰，由於有希特勒、墨索裏尼的支持，佛朗哥擊敗了共和派，自任攝政王，在國內實施軍事統治。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佛朗哥出人意料地讓西班牙保持中立，間接地協助了盟軍。在後來的冷戰中，佛朗哥和美國保持盟友關係，令西班牙躋身於工業國家之列，獲得經濟起飛。

 

 

其次，西班牙政治改革的艱巨性，導致長期的妥協。1975年，佛朗哥終於去世，但他的統治集團原班人馬不動，隻有佛朗哥生前指定的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是一個新人。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政權的和平轉移，執政黨和在野黨一致同意，放下過去的恩怨。從此西班牙開始政治改革，廢除高壓政策，從一黨製轉為多黨製，在法律上認可在野黨的合法性。

 

這是一個舊的專製體製自身啟動的政治改革，這個改革避免了暴力和社會動蕩，取得了成功。但這個成功付出的代價是：忽視罪惡，對真相保持沉默。當時各派達成一份“緘默協議”，又稱為“遺忘協議”，對於內戰和佛朗哥獨裁統治的罪行既往不咎。

 

◎ 殘缺的民主得以健全和完整

 

無論西班牙從獨裁到民主的和平過渡多麽成功，但“緘默協議”的存在表明，這個國家的民主製度是殘缺的，是有瑕疵的。當年西班牙人急於擺脫令他們痛徹骨髓的過去，選擇了遺忘，掩蓋了傷痕，隻是一種權宜之計。一旦這個國家的民主走向成熟，人們痛定思痛，就需要尋求和反思真相了。

 

於是，這個遲來的《曆史記憶法》就必然性地產生了。它的主要內容是：在佛朗哥獨裁統治期間的政治法庭及其判決均屬違法，因此受刑的反對派人士和遊擊隊員都將恢複名譽，而這些人及他們的親屬有權提出賠償申請。此外，西班牙社會中有佛朗哥痕跡的內容，包括廣場、紀念碑等都將被清除或者改造。

 

這就令人想起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1994年，南非黑人從種族隔離製度下解放出來，一年之後，曼德拉領導的政府便設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處理1960年到1994年之間所有人犯下的罪行。當圖圖大主教領導這個委員會開始工作時，他譴責了遺忘，強調真正的寬恕要建立在真相的基礎上。

 

人們都知道，犧牲真相和正義，並不能換來真正的和解，反文明反人類的罪行如果得不到清算，社會將一直潛藏著仇恨與反擊的可能。因此，不少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後，都如南非一樣，采取“以大赦換真相”的方式處理曆史問題。比較起他國來，西班牙已經遲延了三十年。

 

由於舊製度還擁有一定勢力，這個《曆史記憶法》在產生過程中曾阻力重重。現在，廣大西班牙人認識到，為了西班牙民主製度的健全和完善，他們就必須超越“緘默協議”，直麵創傷累累的曆史。這個立法是遲來的正義，它在這個國家終於有能力、有勇氣承擔真相的時候產生了。

 

◎ 佛朗哥與毛澤東鄧小平何其相似

 

蘇聯前總理赫魯曉夫的孫女妮娜．赫魯曉娃教授曾說：“斯大林、佛朗哥、鐵托和毛澤東；在統治方略和手段上何其相似，但他們如何從政壇消逝的情況卻迥異，這些不同會對他們所在的社會產生短期和長期的重大影響。”

 

盡管在意識形態上有左右之分，但佛朗哥在其統治的前期，和毛澤東血腥鎮壓的鐵腕手段如出一轍。不同的是，毛澤東在死亡之前，把中國折騰到經濟崩潰的邊緣，而佛朗哥卻在其統治後期，將西班牙帶進一個比較繁榮的社會。

 

而毛澤東的繼承人鄧小平卻類似後期的佛朗哥，他在政治上壓製異己，卻使社會生活開始鬆動，其市場開放政策導致西方資金大量湧入中國，使中國的經濟獲得發展，從而使中共的一黨專製得以延續。

 

正因為如此，如西班牙到處可見佛朗哥塑像，以佛朗哥為標誌的建築物和街道一樣，中國的獨裁者毛澤東在死去三十年後，其雕像和以其為名的機構和建築物也俯拾皆是，他仍然是許多中國人崇拜的“神”。盡管在毛澤東殘酷統治期間，有幾千萬人喪失生命，但中國人仍然讚頌毛澤東，高唱東方紅。

 

由此可見，要記憶一部真實曆史有多麽艱難。阻止人民正確記憶的，不僅有當權者的故意，還有人心的勢利與健忘。

 

◎ 文學藝術彌補長期的緘默

 

索爾仁尼琴曾說：“忘舊事者失雙目！”不少國家都有自己不堪回首的舊事，他們寧肯蒙住眼睛不去回憶。例如法國維係政府在二戰時，就曾經和納粹合作。由於當時大部分法國人都支持維希政府，光複法國的戴高樂將軍隻好掩蓋塗抹這一段曆史。

 

但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於捍衛曆史記憶，包括那些最痛苦最屈辱的記憶。因此，法國導演歐佛斯在法國朝野都不願再提舊事的六十年代，拍攝了一部著名的記錄片《悲哀與憐憫》，展示出法國政府投降、人民懦弱地為納粹效勞的真實。此片在法國一度被禁演。

 

西班牙的知識分子也不肯沉默。在《曆史記憶法》未曾頒布之前，就有西班牙的藝術家，竭力在文學藝術中留下那段曆史的痕跡。例如電影《羊男的迷宮》，就是以西班牙內戰後的法西斯統治為背景的，故事中小女孩的繼父，是佛朗哥政權下的凶惡軍人，他奉命到鄉間剿殺反抗遊擊隊。殘酷的現實令人人窒息，小女孩隻能在恐懼中躲進自己的幻想世界。

 

無論如何，公開曆史真相、讓曆史接受公眾檢驗，是民主製度的要義。不管中國的經濟如何繁榮，在中共統治下發生的一切殺戮與鎮壓，都應該在未來的民主製度下得到清理和追究。最近西班牙頒布的《曆史記憶法》，鼓勵我們堅守這一信念。在那一天到來之前，中國的作家、學者、記者、製片人和曆史研究者都應該做有心人，盡可能地給我們經曆的時代保存下完整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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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8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