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女性獲和平獎的意義

 

          穆斯林女性獲和平獎的意義

 

                                （瑞典） 茉莉

莊嚴的紅地毯，伸在希林·艾巴迪－－第一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穆斯林女性腳下。穿著淡黃色套裙的艾巴迪，鎮定地踏上紅地毯，走向挪威奧斯陸的頒獎大廳。大廳內，美麗的鮮花怒放，人們翹首以待。

 

在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眼裏，這條為艾巴迪而鋪的紅地毯，是一座連接東西方文明的橋梁，是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國家，對東方穆斯林世界表示友好的一個象征。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奧勒·丹伯樂特·麥佳斯，激動地迎接這位來自伊朗的諾獎得主。他們握手了，大約握了四、五秒鍾的時間。各國電視現場直播，迅速地把這一鏡頭傳遍大半個地球。瑞典報紙的標題是：《這是一個對於和平和正義非常重要的握手》。

             

                

我守在電視機旁，注意到艾巴迪握手後那略為緊張的神色。任何了解這位女士的敏感處境的人，都不會不明白，她麵臨著多麽大的威脅。她，一個穆斯林婦女，如此在外拋頭露麵，沒有按照伊斯蘭服飾教條戴頭巾，而且還和一個不是她丈夫的男人握手。在德黑蘭的伊斯蘭什葉派宗教領袖眼裏，艾巴迪和西方男人公開握手的鏡頭是羞恥的，是嚴格的伊斯蘭教規所不能容忍的，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這個受腐朽西方文化影響的伊朗女人，是猶太複國主義、殖民主義者和美國國防機器幹涉伊朗內政的險惡陰謀。

 

與穿黑長袍的德黑蘭宗教領袖針鋒相對，在奧斯陸頒獎大廳的外麵，來自伊朗的庫德人、左派活動人士以及其他的伊朗流亡者正在舉行示威遊行，他們高喊著“反對伊朗什葉派阿亞圖拉政權”的口號。有不少流亡北歐的伊朗難民表示了對艾巴迪的不滿，他們指責艾巴迪沒有像他們一樣堅決地反抗伊朗當局。更有甚者，挪威的一些穆斯林極端分子揚言要殺死艾巴迪，因為這個女人居然接受有基督教背景的諾貝爾獎。

 

回顧諾貝爾獎的曆史，在寥寥無幾的穆斯林獲獎者中，就曾有過埃及作家馬爾福茲遇刺受傷的先例。1988年，阿拉伯文學的一代宗師馬爾福茲來到瑞典領取諾貝爾文學獎，這位提倡宗教寬容的作家，真誠地相信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原本是兄弟，因而在諾獎演說中為一切受難者呼籲：“拯救南非被奴役的人 ！拯救非洲饑餓的人！拯救遭受槍擊和酷刑的巴勒斯坦人！ 拯救偉大精神遺產受到褻瀆的以色列人！…… ”一句“拯救以色列人”的良心呼籲，使馬爾福茲成為穆斯林恐怖分子襲擊的目標。

 

因此，盡管艾巴迪和其他專製國家的人權人士一樣，是一個長期麵對威脅、卻從未被威脅嚇倒的人，但她不能不在奧斯陸謹慎地選擇她的措詞。她既不被伊朗的極右保守派所容忍，也不討激進左派喜歡，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對她的熱烈讚頌，使她的處境更為敏感。她的處境，是目前伊斯蘭國家少數民主改革派的處境，他們步履沉重而且艱難，但其努力卻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展示了世界和平的希望。

 

詩意盎然溝通東西方文明

 

此次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麥佳斯的頒獎詞，是曆年來諾獎致辭中少有的感情充沛、文采盎然的一篇。自從宣布把和平獎授予艾巴迪，世界各地反響熱烈，大多數人讚賞這是一個雪裏送炭的好選擇，將給予伊斯蘭國家的人權工作者以鼓舞。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發表聲明，祝賀阿卜迪獲獎並稱讚她是有勇氣的人權鬥士。 不久前把伊朗和伊拉克、北韓一起劃為“邪惡軸心”美國總統布什，也專門發表談話向艾巴迪祝賀，美國國務院稱許伊朗人權活動家得獎實至名歸。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為此感到很高興。他們相信,這一次和平獎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頒發給了正確的人選，認為在鼓勵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方麵，此次頒獎具有重大的價值。麥佳斯的演講一開頭，便引用了諾貝爾委員會在今年十二月十日發表的公報中的第一句話：“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決定將2003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希林·艾巴迪，由於她為民主和人權所做出的貢獻。她尤為關注婦女和兒童權利，並為之努力。”

 

然後，麥佳斯表示了授獎單位的期望：“我相信這個公報改變了你的人生。希林·艾巴迪，你的名字將在和平獎的曆史上閃耀。我們希望，這次頒獎也將在你心愛的祖國－－伊朗激發改變現狀的靈感，那裏的人們像世界許多其他地方一樣，需要聆聽你清晰的聲音。”

 

大概挪威人也意識到，頌詞裏的這句話：希望頒發給艾巴迪的這個獎能夠激勵她心愛的祖國的變革，必定令德黑蘭的強硬派宗教人士深惡痛絕。於是，麥佳斯強調，自由、公正和對人權的尊重是人類普遍價值，不論何時何地，都需要艾巴迪這樣警醒的、富於批評精神的捍衛者。

 

如何證明保護人權也是伊朗民族自己的傳統呢？想必挪威人在頒獎盛會之前，補上了一堂伊朗曆史文化課。麥佳斯在其頌詞裏，旁征博引了古波斯（現伊朗）著名詩人的詩句。他說：

 

“一個偉大的波斯詩人魯米,伊朗人喜歡稱他為‘莫烏拉維’，生活在十三世紀。在他的巨著《神聖的瑪斯納維》中，有一首小詩描述一個痛苦不幸的人被殘暴的龍所攻擊，一個英雄的拯救者在最後一刻衝上去。魯米評論說：世界上這一類救助者，他們衝上去拯救所有的哭泣者。就像憐憫他們自己，他們衝向所有呼救的人。他們不可能被收買。如果你問他們中的一個人：‘為什麽你來得如此迅速？’他或她會說：‘因為我聽到你無助的聲音。’

 

“另一個偉大的波斯詩人沙蒂，他也生活在十三世紀，伊朗南部的設拉子，在他的著名作品《玫瑰園》中說，對他人的苦難無動於衷的人，是背叛真實人性的叛徒。”

 

麥佳斯因此認為，此次獲獎的艾巴迪和伊朗人民一樣，代表了沙蒂和魯米的優秀的人道主義傳統。“你既是領路人，也是架設橋梁的人。你努力和人民一起跨越各種文化、種族和宗教！這是你的顯著特點。”“親愛的艾巴迪，你在精神上年輕，你擁有巨大的才能。你有一顆火熱的心。你是勇敢的。我們欽佩你的貢獻。這世界需要你！”

 

為了表明東西方文化是相通的，麥佳斯還引用了挪威詩人Arne Paasche Aasen的一首小詩《你們的青春》：

 

世界正在哭泣：我們需要你的心,

你的天賦，你的閃光的精神！

你被賦予青春，永葆青春

奉獻你青春的全部力量。”

 

熱情讚頌艾巴迪的挪威諾貝爾委員會非常理解，艾巴迪“也許盼望有更多的祝賀來自祖國的執政者。”然而，對蔑視女性的伊朗宗教政權來說，這樣一位經常批評穆斯林國家以宗教名義踐踏人權的女性獲獎，是大為尷尬的。伊朗的官方媒體隻做了簡短報導，政府發言人也隻是簡單道賀。而伊朗總統哈塔米在獲知艾巴迪獲獎後，整整沉默了四天，才在出席國會會議後稍加表示：“當然我對一位同胞獲得如此成就感到高興。”然後馬上潑一瓢冷水，說：“諾貝爾和平獎並非很重要，真正重要的乃是科學和文學獎。”

 

哈塔米總統和伊朗的宗教領袖一樣，感受到艾巴迪獲獎給他們帶來的壓力，因此對艾巴迪發出警告：“我希望出生自宗教家庭且已表達熱愛伊斯蘭的艾巴迪，會小心留意伊斯蘭世界以及伊朗的利益，勿讓她的成功遭任何人利用。”“諸如美國和以色列等強權，才是違反人權最嚴重以及對和平構成的最大威脅，我希望諾貝爾桂冠得主勿忘卻此事。”

 

繼承古波斯居魯士大帝的遺產

 

輪到艾巴迪上台致獲獎演說時，我看到她緊張的神色鬆弛下來，開始落落大方，侃侃而談。她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受過高等教育，曾經是伊朗曆史上第一個女性法官，為了人權抗爭多次出入監獄之門。艾巴迪善於用言辭鼓舞他人。

 

諾獎得主馬爾福茲遇刺的命運前車可鑒，艾巴迪無法將伊朗宗教領袖的上述警告置若罔聞。因此，她似乎在這次演說中采取了稍加平衡的政策，既批評一些穆斯林國家歧視婦女的人權問題，也批評了西方對待關押在關塔那摩海軍基地的塔利班戰俘的做法，並指責聯合國的雙重道德，即一些決議被執行，另外一些不被執行。

 

然而，想要在獲獎演講中說點真心話，卻又一點也不刺激伊朗當局，幾乎是不可能的。艾巴迪的演說惹惱德黑蘭權勢者的一點是：這位諾獎得主居然宣稱，她繼承的是古代波斯國王居魯士的精神遺產。公元前六世紀中葉，波斯人崛起，英明的居魯士大帝征服了巴比倫後，發表了著名的“居魯士詔書”，對於被征服國家一律采取寬大的政策，所有流徙的人民（包括巴比倫的猶太人、敘利亞人等）有權供奉自己的神像。古波斯帝國的這種宗教寬容政策，促進了各民族的友好與融合。

 

艾巴迪在奧斯陸的演講台上，就這樣從容道來：“女士們，先生們，讓我談一些有關我的祖國、地區，文化和信仰。我是伊朗人，是偉大的居魯士大帝的後裔。這位絕對的君王曾經在二千五百年之前的權力巔峰時宣告：‘......他將不統治那些不希望他統治的人民。’他還承諾，將不去強迫任何人改變他們的宗教信仰，並保證給予所有人自由。偉大的居魯士詔書，不但是最重要的曆史文獻，而且應該視為人權曆史資料加以研究。”

 

她自豪地昂著頭，回顧本民族光榮的曆史功績。如此強調自己的波斯淵源，看起來似乎是很愛國，很民族主義的，然而，這在現在的伊斯蘭伊朗共和國，卻是違反“政治正確”的。自從伊斯蘭革命後，強硬派宗教人士控製伊朗，在二十五年間，實行了嚴厲的宗教統治，當局甚至可以“背叛伊斯蘭教”的罪名判人死刑，和居魯士大帝的宗教寬容時期不可同日而語。伊朗人民已經受夠了，他們和艾巴迪一樣，懷念古波斯的居魯士大帝時代。

 

就連奧斯陸的頒獎大廳，此時也變得波斯化起來。由六個男人、兩個女人組成的民歌隊，在頒獎大廳裏彈撥著波斯傳統樂器，他們時而悲哀，時而歡樂，唱著奏著動人的波斯民歌。

 

對伊斯蘭的正確解釋是尊重人權

 

不管是接受采訪，還是諾獎演說，艾巴迪都自豪地強調自己是一個穆斯林，強調一個人可以在做穆斯林的同時，支持民主和人權。這幾乎是她多年來用其理論和行動，反複說明的一個觀點：伊斯蘭教與人權觀念並行不悖。 這正是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所要鼓勵的：在以伊斯蘭名義的暴力事件泛濫之時，艾巴迪是一個最具有說服力的例子，她證明暴力並非伊斯蘭教的本性。

 

艾巴迪認為，不同的文化會有差異，但根本的價值卻是一致的。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一樣，是尊重人權，具有普世性的。諾貝爾委員會因此稱讚說：“她是一個理性的穆斯林。她不認為伊斯蘭和基本人權相抵牾。對她來說，重要的一點在於，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之間對話，應當作為它們共同價值的出發點。”

 

以自己對宗教教義的深入研究，艾巴迪得出結論：侵犯人權（包括剝奪女權）是社會和文化的問題，不是伊斯蘭教的問題。她在演講中說：“作為一種宗教，伊斯蘭先知的最初的傳道是以‘背誦’一詞開始的。《古蘭經》是憑筆和它所記錄的文字起誓的。這種方式，不可能和知識、智慧、觀點和表達自由以及文化多元主義產生衝突。在伊斯蘭國家，婦女被歧視的困境，不論是民法領域還是在社會政治、文化公正領域，並非根植於伊斯蘭教義，而是根源於社會上流行的家族式和男權控製文化。這種文化不容忍自由和民主，正如他們不相信男女有平等的權利。”

 

艾巴迪堅持認為伊斯蘭本身並不歧視婦女，把男女平等視為真主的希望。她經常鼓勵穆斯林婦女為自己的權利堅持抗爭，她說：“不要認為你們社會地位低下。去爭取教育的機會！努力完成人生領域的各種事務。真主創造我們是一視同仁的，力爭平等地位，就是做真主希望我們做的事情”。

 

和一些優秀的穆斯林知識分子一樣，艾巴迪反對把伊斯蘭文明等同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觀點。她認為伊斯蘭是反對恐怖主義的暴力的。從人類各民族的和平共存和多元文化融合的角度來看問題，她認為伊斯蘭和西方文明並非你死我活的兩大陣營，而是有許多相互認同與分享的地方。她不點名地對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展開了批判，說：

 

“有人提出文明衝突的觀點，或者為這一地區開出了戰爭和軍事幹涉的藥方，並且以南部地區的社會的、文化的、經濟的和政治上的蕭條不振，來證明他們的舉措和觀點。對於這些人，必須指明的是：如果你們認為國際人權法，包括決定其自身命運的國家或民族權利，乃是普遍適應的話，如果你們認為議會民主擁有高於其他政治體係的優先權的話，那麽，你們就不能自私地輕蔑地僅僅考慮你們自己的安全和舒適，要使南部各國也能享受人權和民主，同時保持各國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就必須由聯合國在尊重未來發展和國際關係的基礎上，首先強調對新途徑和新觀念的探尋。”

 

為什麽至今為止，穆斯林國家尚未出現一個很講人權的民主國家？艾巴迪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因為一些穆斯林國家的權勢者害怕民主，他們以伊斯蘭做借口阻攔民主潮流，一如共產黨國家總是以意識形態理由為違反人權開脫。

 

根據筆者的個人判斷，艾巴迪把穆斯林國家的問題歸咎於社會文化，而對伊斯蘭這個宗教文明做出最有利的解釋，在理論上，她應該屬於伊斯蘭改革派中的“新正統派”。 在阿拉伯語中本義為“和平”、“順從”的伊斯蘭，在世界上已經擁有十三億信徒。古往今來，對伊斯蘭教義的解釋眾多，諸派峰起。各派之間，有的觀點截然不同，甚至針鋒相對。這種以新正統派麵貌出現的改良主義者，一方麵高揚信仰主義的旗幟；另一方麵，他們試圖以一種溫和的理性主義態度，來糾正對宗教啟示和信條的極端解釋，賦予它們以時代的特征和活力。

 

為了說明伊斯蘭教並不是僵化的，艾巴迪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舉了一個“齋月”的例子。她說伊斯蘭教義規定，齋月期間，穆斯林白天不進飲食﹐要到天黑之後才可以吃飯，如果在北歐某些地方，一年中有六個月不天黑，那麽，虔誠的穆斯林該怎麽辦呢？這種特殊情況在伊斯蘭教規中，就可以適應世俗法做出一些變通。

 

“對伊斯蘭最正確的解釋就是尊重人權。”艾巴迪的這句話，表現了一代穆斯林改革派思想家所具有的明智與堅定。在時代的挑戰麵前，他們運用獨立的思維判斷，重新界定傳統教義的內涵，並轉化傳統觀念,使之適應於時代的需要。他們力圖在傳統與時代之間架設一座橋梁，從而成為抗衡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恐怖主義的一股力量。

 

艾巴迪在獲獎演說中闡述的這一段話，可視為伊斯蘭改革派的莊嚴宣言：

“一百年多來，伊朗人民在傳統和現代性的衝突之間持續抗爭。有的人試圖遵循古代的傳統，用他們的先輩的眼光去看世界，用舊式價值觀的優越性，去解決當代世界的問題和困難。更多的伊朗人尊重他們過去的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同時，他們也試圖跟上世界的發展，不願落在文明、發展和進步的行列之後。尤其在最近幾年，伊朗人民表現了他們的信念：參與公眾事務是他們的權利，他們想要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

 

“這一衝突不但可以在伊朗看到，而且可以在許多穆斯林國家看到。有些穆斯林，借口民主和人權不符合伊斯蘭教義和伊斯蘭社會的傳統建構，給專製暴虐的政府提供正當性，並且繼續如此。實際上，仍然采用傳統的家長式方法，去統治意識到自己權利的人民，是不太容易的。”

 

立足於專業，清楚而有力地發聲

 

當艾巴迪得知自己已經獲獎時，她正在巴黎訪問。回到伊朗的那一天，她在機場一邊拭淚，一邊對前來歡迎的群眾說：“這個獎項意味著，世界聽到了伊朗渴望人權、民主與和平的心聲。”　“我希望這個獎項能夠產生影響力，從而對包括伊朗在內的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人權狀況能有所改進。”

 

艾巴迪的眼淚，伴隨著喜悅和辛酸。1969年畢業於德黑蘭大學法律係後，艾巴迪成為伊朗首批女性法官之一，在1975年到1979年間，她擔任德黑蘭城市法院的院長，一度受到國際矚目。在法庭上，她曾為遭到伊朗守舊派攻擊的自由派人士辯護，其勇氣讓很多人歎服。

 

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霍梅尼推翻了巴列維國王以後，伊朗社會發生曆史性的大倒退。控製國家的宗教當局頒布了嚴厲的法典，女性被視為二等公民。當局決定禁止女性擔任法官職務，艾巴迪被迫離職。這之後，她改任律師，專接那些其他伊朗律師不敢碰的政治敏感案件。在伊朗發生了許多知識分子和異議人士一連串遭殺害事件時，艾巴迪為受害者擔任律師，走上與伊朗強硬派當局衝突的道路。

 

直言不諱的她因此數次入獄。幾年前，她到柏林出席一個有關伊朗改革的會議後，回國便被監禁了一段短時間。2003年，她與另一位改革派律師一起被捕，在獄中被關了三個星期，後來一個秘密法庭判她五年徒刑緩期執行，並禁止她執律師業。她因此成為一名著名的民主活動家，致力於為流亡者、婦女和兒童爭取權利。在業餘時間裏，她還是一位勤奮的作家，出版關於女性和兒童權益方麵的書籍，揭露伊朗違反人權的事實。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的公報，這樣概括艾巴迪的功績：

 

“作為一名律師、法官、演講家、作家和活動家，艾巴迪在伊朗國內清楚而有力地發言，其聲音所及，遠遠超過伊朗的國境。她立足於自己的職業，是一個勇敢的人，從不在意針對她人身安全的威脅。

 

“她的主要領域是為基本人權而奮鬥，隻有婦女和兒童權利受到尊重，一個社會才配稱得上文明。在一個暴力的時代，她始終如一地主張非暴力。她的基本觀點是，一個社會的最高權力，必須建立在民主選舉之上。她把啟蒙和對話奉為改變態度和解決衝突的最佳途徑。”

 

和平獎對伊朗民主運動的影響

 

毫無疑問，對於穆斯林世界，艾巴迪獲獎具有廣泛的多重的意義。在基本人權包括婦女兒童權利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授予伊巴迪諾貝爾和平獎，必然會對歧視和壓製婦女的穆斯林社會產生警醒作用，促使人們重新審視本國社會和法律框架。從而使穆斯林國家跟上人類文明的步伐。同時，授予艾巴迪和平獎，一方麵鼓舞了善良的進步穆斯林，另一方麵，對打著伊斯蘭旗號從事暴力的恐怖主義者，從教義上給予他們一記否定的耳光。

 

具體對艾巴迪的祖國伊朗來說，這次頒獎的意義更是顯著。作為亞洲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之一，伊朗經曆了複雜的社會變遷和文明演變。這個由於宗教統治嚴厲而極度保守的國度，目前迫切需要一次深刻的和平變革。近年來，要求改革的學生運動此起彼伏，風起雲湧，民主派具有相當可觀的力量，不少的作家、學生甚至議員都在為自由抗爭。

 

在這種情況下艾巴迪獲獎，引起了全世界對伊朗問題的矚目，即是給伊朗人民正在進行的改革運動注入新的活力。改革派人士因艾巴迪受到世界承認而感到揚眉吐氣，鎮壓人民的強硬派宗教人士為此感到震撼和壓力。剛得知自己獲獎，艾巴迪就指出：“這個獎不屬於我，它是屬於伊朗的。”在巴黎召開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她呼籲伊朗政府尊重人權，釋放所有政治犯。

 

在艾巴迪看來：暴力和戰爭，甚至高壓統治的仇恨時代已經過去了。她希望伊斯蘭共和國政教分離，由一個世俗共和國所取代，因為如果不那樣發展的話，伊斯蘭共和國將無以為繼。不僅在政府當中，而且在伊朗全國，大多數人都想要以一種嚴肅和激進的方式進行改革，就連一些宗教領袖也讚成政教分離。 艾巴迪並希望伊朗政府采納有關修改選舉法的提案，從而使人民能夠選出自已在國會的代表。她相信伊朗人民爭取改革的抗爭不會停止。

 

一場和平的政治改革在伊朗是可以期待的。國際社會有義務去支持伊朗的民主派，以促進專製製度的自然瓦解，避免付出戰爭和社會動蕩的代價。諾貝爾和平獎鋪下的紅地毯，有可能幫助艾巴迪實現她的夢想，促使伊朗社會朝民主邁進一大步。我們盼望看到，在那片古老東方文明的土地上，一個真正的伊斯蘭民主國家盡快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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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民主中國》2004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