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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事已高，孤陋寡聞，相信科學，反對迷信，論辨是非，說三道四，寧折不彎，頑固不化。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忘恩負義白眼狼…說說中共的一個德性
受人滴水之恩必當湧泉相報，真正的施者應該不會有這種要求，而被施者隻要不是恩將仇報，做到做不到“湧泉”倒也無所謂。相反，有自稱沒有他別人就吃不上飯的“恩人”，要求納稅人不停的 “湧泉”，實在有點缺德。這個鼓吹不停報恩的人，卻是一個典型的忘恩負義者。
1.對蘇聯老大哥翻臉不認，視之為仇敵，甚至兵戎相見。
中共有人提出反對學習西方，殊不知，中國如果完全不學習西方，恐怕中國現在還是老牛破車疙瘩套。沒有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中共就不會下生出來，除非能從石頭縫裏蹦出來？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可見蘇聯對中共的影響之大。中共是在蘇共主導的共產國際建議、指導、和幫助下誕生的，此後蘇聯則是給錢、給裝備，派遣顧問，發指示、提建議，培訓人員，一手扶植中共發展坐大。日本投降後，蘇聯把繳獲的大量武器悉數給了中共，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共打敗了國民黨，奪取了政權。
中共因消極抗日實力壯大，國民黨因全力抗日筋疲力盡和因腐敗而失去民心，美國優柔寡斷對國民黨支持三心二意，這些可能都是中共打敗國民黨的因素，但是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根本因素是共產黨國家蘇聯的存在。蘇聯打敗了法西斯德國、打敗日本關東軍，這極大的鼓舞了中共的鬥誌和必勝的信心，所謂“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一個蠱惑人心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理想，會吸引大批人為之奮鬥、獻身，如同恐怖分子為他們的信仰而采取自殺式行動一樣。如果沒有共產黨蘇聯存在，中共和毛澤東的陰謀詭計再多也無濟於事，中共奪取政權絕無可能。
抗美援朝時，中蘇也是密切配合，中共出人，蘇聯出武器。實際上朝鮮戰爭是斯大林毛澤東和金日成3人野心膨脹的產物，是一夥侵略者、戰爭販子。
在中國經濟建設的初期，蘇聯援建了156個重點工礦業基本建設項目，初步建起了工業體係。奠定了中國經濟發展基礎。蘇聯不僅幫助中國建設了一整套核工業體係，而且在導彈和計算機技術方麵對中國給予了全麵援助，沒有蘇聯的幫助，中共的原子彈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研製成功，至少要晚10年吧。
好好的，兩個牢不可破的“同盟”、兄弟國家，怎麽突然變成互相攻訐和甚至兵戎相見的死對頭？會說“一個巴掌拍不響” 啊，但是事實上一個巴掌主動去擊打另一個（不動的）巴掌也會很響。這個主動出擊者就是中共的毛澤東。斯大林活著時，毛還是兒孫輩，隻能忍氣吞聲。斯死毛開始覬覦共產國際領袖的寶座，自然就得想方設法把老大蘇共推下台。中共毛罵蘇是大國沙文主義、修正主義、帝國主義、投降主義，毛挑撥離間，拉攏阿、羅、南等國分裂國際共運，事實上毛是瓦解社會主義陣營的罪魁禍首。毛進一步冒險挑起珍寶島等邊界衝突，直到與美帝勾結對抗蘇聯，例如拒絕參加莫斯科奧運會。當時蘇共的領導人是赫魯曉夫，赫是比較不那麽獨裁的人，是思想比較活躍，有些改革意識的人。赫是曆代蘇聯領導人中為中國做好事最多的人，例如蘇聯援助中國的幾百個項目都是在赫在位時完成的，赫幫助中國搞原子彈，歸還旅順口海軍基地， 3年困難時期（關係已經惡化））提出向中國提供糧食幫助等。毛對赫不滿的主要原因是赫在1956年作的《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譴責斯大林大清洗罪行，提出破除斯大林的個人迷信，為肅反擴大化平反昭雪。毛與斯大林是同樣的獨裁者，毛也通過不斷清洗樹立個人迷信，造成無數冤假錯案，毛與斯是同命相連。中蘇分歧本來不是很大，因為都是為了“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赫主張和平競賽、和平過渡，中共傾向於革命戰爭。這些分歧，本來可以通過辯論、求同存異的方法或擱置爭執，和平地解決。蘇聯除了撤退專家外，並沒有對中共做出什麽強製行動，赫對中國人民公社的批評看來並不過分、不無道理。針對大國沙文主義，赫主動提出在國際共運文件中剔除“以蘇聯（共）為首”的文字，蘇聯仍然一貫地支持中國取代國民黨在聯合國的位置，困難時期仍然提出向中國提供糧食幫助，赫多次表示與中共和解的意願，因為畢竟蘇共是國際共運的老太，希望團結，不希望分裂。而毛為奪取老大的位置，則刻意把分歧擴大化，上綱上線，不顧共同的意識形態和兄弟之情，忘恩負義；把路線鬥爭上升為敵我鬥爭，惡語相加，挑撥離間，犯上作亂，圖謀亂中取勝。中共宣稱與蘇修鬥爭取得勝利，但並沒有得到國際認同，毛的不惜犧牲3億中國人打核戰獲取世界革命勝利的提法，令聞聽者色變，意味希特勒再世。中共的“九評”已成為歪理邪說的典型，當年赫的擴大農民自留地做法都被評為是修正主義的，現在中共政策豈不是比蘇修更修百倍千倍。毛在本土早已萬萬歲了，但由於中國實力有限，做世界革命沙皇的夢終成泡影。中蘇交惡期間，幾千萬中國人被餓死，遭遇了文革浩劫和接班人摔死，毛的威信一落千丈，最後在落寂中駕崩。毛死後中蘇（俄）走向和解。
2.一衣帶水的鄰居日本，從中國最大的援助國，變成不共戴天的敵人。
1979年-2010年間，中國共獲得日本的開發優惠貸款、的無償援助和技術合作資金總額高達2900億人民幣，涉及項目200多個。日本對華援助為中國改革初期的基建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從北京地鐵、首都機場、京秦鐵路、南昆鐵路、上海浦東機場，武漢長江第二大橋的建設，中國電氣化鐵路約4600公裏的改造， 60個大型港口泊位的建造等等，均由日本貸款完成的。日本提供的無償援助和技術合作項目有 “中日友好醫院”、“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中日友好環保中心”、“墩煌石窟文化遺產保存研究展覽中心”等。日本通過派遣海外協力隊、年長誌願者等方式，為中國提供大批誌願者、專家，遍布中國的文化、教育、衛生、環保等領域，例如地膜覆蓋栽培技術是中國技術引進中最為成功的典範之一。日本企業通過直接投資不僅向中國轉移了各種專業技術,，而且也向中國轉移了市場營銷、企業管理等方麵的經驗和知識,。日本的建築機械，日本造的機床，日本的工廠生產線自動化設備，日本的機械電子零部件，這些技術與設備的購買和引進，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例如，向中國出口建築機械國家隻有日本一國而已，原因是日本的產品最耐用。日本原裝機可以連續使用一年以上，而中國造的仿製品使用了500小時其性能就顯著地下降。日本造建築機械雖比中國造在價格上要貴3倍，但若從使用角度考慮的話，買1輛日本造建築機械比買6輛中國造的要合算，而且隻用一半的成本，所以日本的工程機械成為中國建築企業的寶貝。從日本購買和引進的建築工程機械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為加快中國基礎工程和房地產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沒有日本的工程機械，中國的基礎工程和房地產業或隻能爬行。再例如，日本的機床也性能超群，5年以內性能不會下降，而中國造的生產汽車零部件的機床都是日本造的仿造品，價格上雖隻有日本造的四分之一，但隻不過用了300小時後，就報廢了。理所當然日本造的機床在中國非常搶手。沒有日本的機床，中國的汽車產業或將寸步難行。
日本對中國的技術出口貿易占居中國技術進口第一位，在冶金、電力、化工、汽車、家電等生產領域都廣泛地引進了日本的專利、技術和設備。改革開放正是在引進西方的技術和生產方式下取得的。甚至大肆吹噓的高鐵技術也有從日本引進。總之，日本為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起飛作出了巨大貢獻，以至於當時甚至有人說，中國的未來取決於日本，沒有日本的技術和設備，中國的經濟就無法發展。
另外，日本全力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在六四後中共陷於國際社會孤立的困境，是日本率先打破製裁的限令，同中共暗通貿易， 雪中送炭。
中共對日本的援助和協助不僅不知感恩，而且引導國民敵視、仇恨、攻擊日本，實在說不過去。中共為了轉移百姓對貧富分化、無官不貪的不滿，利用民眾的愛國、民粹情結，把對外仇日作為緩解國內矛盾的一個策略。
中日在釣魚島上爭端的加劇，完全是中共挑起的。中日建交之時，聯合聲明裏沒有片言隻語涉及中日領土紛爭，更沒有要求日本歸還釣魚島，鄧小平訪日他向記者發表“主權明確，擱置爭議，釣魚島問題可留待子孫後代解決”，弄的記者一頭霧水，不知所雲；而在更早的時候中共竟然將釣魚島列入日本領土內。2012年3月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了購買釣魚島的設想，打算在島上搞建設，資金籌集已經達到10億日元（約合8千萬人民幣），對此中國政府提出抗議。日本首相野田佳彥為了防止事態的擴大，決定以日本政府的名義購買釣魚島，即將釣魚島國有化，以保持釣魚島的原始狀態。不料日本的良苦用心卻招來麻煩，之後中國政府經常派遣海監船在釣魚島12海裏附近海域巡航，宣示主權，挑釁生事。應該說，造成釣魚島這種局麵或中國理虧的主要責任是國民黨，其次是中共和美國。
南京大屠殺當然是日軍犯下的罪行，但你也不能總是揪住不放、不依不饒。在人類曆史上，對戰敗者屠殺的事屢見不鮮。秦將白起坑殺趙降卒40萬，蒙古帝國屠殺人2億（其中中國人有3000--4000萬），滿清入關殺人1億，太平天國死人1000萬以上，德國屠殺猶太人600萬，紅色高棉殺人100萬。如果是戰勝者則不被追究，如果是戰敗者則可能受到報複，但是無論如何不能無數次的回首過去，總拿過去的事說三道四。冤冤相報何時了！應該努力向前看，畢竟我們要過的是現在未來的日子。美國給日本扔了兩顆原子彈，一下子炸死了不少人，可日本並沒有要求美國正式道歉或準備給美國扔去兩個原子彈的打算，現在兩國關係很好。對於南京大屠殺事件，日本官方已承認事實和道歉，淡忘過去，中日友好和和平相處才是正道。中共的思維與正常人相反，該忘記的不忘記，不該忘記的卻強迫人忘記，例如由於中共不當的政策，造成中國幾千萬人餓死，中共至今仍隱瞞，不道歉、不賠罪，像是壓根兒就沒發生似的。
日本人參拜靖國神社是另一個中共咬住不放的一個話柄，年年講，真是煩不煩人！靖國神社隻是一座普通的宗教場所，受祭祀的不都是戰犯，參拜就是為軍國主義招魂的說法並無道理。參拜完全是基於個人信仰和日本的文化傳統，中共不應該對此說三道四，幹涉日本內政。按日本人的死生觀來講，不管他生前有過什麽功罪，戰犯在生前已受罪處刑，死後都可以成為祭祀對象。而中國文化大概或許有“死者也要贖罪”的傳統，例如秦檜（塑像）跪在嶽飛墓，楚王被伍子胥掘墓鞭屍。事實上，除少數極右分子外，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人不是想“複興軍國主義”，而是祈求世界和平。二戰後，日本受美國管轄，沒有國防軍，是個有憲法保障的和平國家，根本不存在侵略中國的條件與可能。山本五十六也在靖國神社中，可是美國政府並沒對日本說三道四。中共揪住參拜問題不放，不是別有用心，至少也顯得其心胸狹窄，是個睚眥必報的小人。中國把“參拜靖國神社”行為和“日本右傾化”等主張簡單地連起來，讓原本對中國友好的普通日本人也對中國失去好感，根本不能產生建設性的成果，是一蠢再蠢。
中共習近平舉行“九三閱兵”， 對外秀肌肉，煽動仇日情緒；偏愛武力，挑戰當前的國際社會規則和秩序，其行為完全不合時宜；事情已經過去70年才第一次心血來潮，不知中共是中了哪門子邪！日本並不是被中國打敗，中國抗日的主力是國民黨政府，然而中共卻標榜自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妄圖貪天功為己有，厚顏無恥到已無底線。中共一直是消極抗日，趁國民黨抗日損兵折將之機，搶奪地盤、奪取政權，所以有“侵華的日本是中共恩人”一說。看來，日本在過去和現在都是有“恩”於中共，中共卻忘恩負義、恩將仇報，打著“愛國主義”旗號，製造民族仇恨和炫耀武力，是一個得勢便猖狂的中山狼，是農夫懷中緩過勁來就咬人的毒蛇。
抗日神劇的大量湧出，絕對是中共放任5毛分子愛國賊和文藝界中一批流氓無賴馬屁精歪曲篡改事實胡編亂造的產物。與其他類型的電視劇相比，抗日劇更容易通過中共審查，拍攝難度低且投資少回報大。抗日神劇把日本兵描繪得過於弱智和不堪一擊，把中國男男女女描繪得各個英勇不屈、機智無比或功夫蓋世，把中共描繪成抗日主力、中流砥柱。如此看來，中國打敗日本何須8年，何須軍民死傷數千萬人，何須美國、蘇聯參戰出兵。抗日神劇雷點多多，此不贅述。萬千部雷同的抗日神劇如同搗糞似的散發出一種氣味，一般人隻能掩鼻而過，唯有5毛愛國賊聞（此）味則臆想翩翩，阿Q一回。在抗日戰爭已經過去70多年的今天，中共用這種下三濫的手法煽動群眾仇日情緒，無助於中日友好和和平相處，甚至會逼迫日本重整軍備，樹立一個強大的敵人。中共置中國人利益於不顧，刻意製造事端，既狂妄又愚蠢。
3.香港的特殊地位，使狡詐的中共如獲至寶，苦心經營，而當香港的特殊價值降低之後，卻如棄弊履地對待香港，擺出一副居高臨下的架勢，對香港人作威作福。
早期的中共就把奪取政權作為自己的目標，因此共產黨人在1927年“412”時被以反對政府或企圖“顛覆國家”罪遭到蔣介石屠殺，這時香港就成為他們的避難所。例如，中共廣東區委就遷至香港。81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失敗後，賀龍、葉挺、劉伯承、、周恩來、聶榮臻等一大批“叛亂分子”逃到香港，部分“起義”人員通過香港轉移。如果沒有香港特殊地位的蔭庇，周恩來等早沒命了，何來日後總理、元帥呢？中共還在香港建立了秘密“紅色”交通線，用於：傳送中共中央與中央蘇區之間來往的文件，護送大批幹部安全進入中央蘇區。在秘密交通線沿途向蘇區輸送物資，主要有布匹、食鹽、藥品、紙張，以及電信、印刷、等器材，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央蘇區物資匱乏的困難。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在香港設立了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政治、地理環境，開展對海外華僑和香港各界人士的統戰工作，香港成為國際援華物資的中轉站，捐款和救援物資源源不斷運達香港，為八路軍、新四軍募集了大量物資和資金；中共在香港創辦的《華商報》，宋慶齡主辦的《保衛中國同盟》等刊物成為中共對外宣傳的重要陣地，在宣傳中共抗日主張的同時，擴大了中共在華僑中和國際上的影響力和知名度。
中共奪取政權後，許多專家技術人才和知名人士，都是轉道香港回到了新中國懷抱。在蔣介石撤退台灣後，唯一聯係渠道就是通過香港轉換情報消息的。香港為前期中國的外貿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首先，香港幾乎成了中國唯一對西方進行貿易的窗口。通過香港，中國得到了部分工業設備、緊缺物資和戰略物資，還通過香港向國外購買糧食、棉花等生活資料。其次，香港幫助中國大陸獲得了大量急需的外匯。香港居民與內地有密切聯係，其匯款是一筆可觀的數目，還有全世界華僑通過香港向國內親友的大量的外匯匯款。從香港獲得的外匯，是當時中國外貿所需必不可少的一個部分。因為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橋梁作用，當時香港一度被稱為“東方的柏林”。
在改革開放時期，香港對中國經濟發展起到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香港工商界人士在內地對外開放中創造了許多第一，例如1978年第一家由境外人士開辦的工廠-珠海香洲毛紡廠，1980年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1983年第一家五星級酒店-白天鵝酒店，並因此發揮出巨大的示範效應，激發了外商投資中國的信心，帶動世界各地的企業家隨後紛至遝來。1979年至2007年，內地累計吸收香港直接投資項目28.85萬個，實際使用港資累計3085.33億美元，占內地引進外資項目和實際利用外資的45.2%和40.4%。在80年代中期，港資曾占到內地利用外資比重的60%-80%，香港是內地最大的海外籌資中心。 朱鎔基說：“香港曾經扮演著亞洲金融中心地位的作用，同時，也在其它領域裏是一個文明的國際城市。我想這種優勢香港並沒有喪失。特別是在70、80年代的時候，香港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所作出的貢獻是第一位的。”在改革開放初前期一段時間，港澳資曾占到內地吸收外資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時至今日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總數已達數百家，累計籌集資金超過數萬億港元。香港人的經營理念、方式和經驗很容易被中國大陸借鑒和吸收，而且對推動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製度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產生了重要影響，內地的許多方麵的規劃和管理都大量借鑒了香港的經驗。
香港在中共出生起到發展的各個時期對中共都有養護之功，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貢獻極大，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可是當香港在中共心目中的地位降低之後，卻如棄弊履地對待香港。香港的特殊地位或特殊性在於：香港不歸大陸的當權者管理，西方的民主和法製體係已在香港運行，香港與西方國家經濟體係相同，兩者交往密切。中共正是巧妙地利用了香港這種特殊地位，在不同的階段都為自己謀取了最大利益。在香港回歸時，鄧小平所以答應香港資本主義製度可以保留50年不變（一國兩製），就是因為香港那時對中共還有利用價值。現在中國經濟是世界老二，中共認為香港這個對外窗口已經沒有價值；而香港的民主與法製製度與中共一黨獨裁製度是水火不相容的，害怕這個火種可能導致星火燎原；香港人對64事件的態度使中共感到這個中共以前的避風港，現在有可能成為大陸反中共獨裁人士的避難所。中共這個白眼狼完全忘記了香港在中共各個時期的養護之功，踐踏一國兩製的承諾，迫不及待地想把中共獨裁的那一套強加給香港，對香港人合理要求不屑一顧或蠻橫拒絕。
在2002年，中共逼迫香港政府為基本法的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企圖以叛國罪、煽動叛亂罪、顛覆國家罪等莫須有罪名，打壓、威脅和剝奪香港人的基本人權、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在香港人的反對下懸在那裏。
在2012年，中共逼迫香港政府“國民教育計劃”，企圖在教材中塞入中共的觀點對香港中小學進行洗腦，剝奪學校自主選擇權利。在香港人的反對下懸在那裏。
在2014年，香港發生的一係列爭取真普選的公民抗命運動（雨傘運動），其主要訴求是要中共撤回候選人提名方案，爭取特首和立法會一人一票的選舉權。有數以百萬計示威者自發占據多個主要幹道進行靜坐及遊行，但示威者的民主訴求全部被中共拒絕，在中共的打壓下運動以失敗告終。
2015年10月至12月期間，香港“銅鑼灣書店”五人陸續失蹤，失蹤半個月到3個月後，全部人員證實身處中國大陸並受有關當局控製。事件牽涉中共官方人員跨境綁架，令香港人擔憂“一國兩製”、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及人身自由受到破壞。據說原因隻是因為書店準備出一本關於習近平生活的書。
麵對現實，香港人知道，再不走出來抗爭，明天可能就再也沒有機會發聲
中共對香港各方麵的滲透是無孔不入，對香港媒體通過注資收買或是利益輸送或是威逼恐嚇使之變為中共的傳聲筒和留聲機，對香港的精英、富豪大款和政府官員通過封官許願或錢財引誘使之變為“中共地下黨員”，〝中聯辦〞已儼然成為香港政府的太上皇。中共感覺自己已經“氣大財粗”，又有哈巴狗、幫凶支持，根本不把香港人的感受當回事，把港人治港和崇尚民主自由的要求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中共本來對一國兩製就是陽奉陰違，現在則嫌50年太久，大有半途而廢之圖謀，狼子野心香港人不得不防。
4.昔為革命靠山，今為挨宰牛羊，說的是農民。
以前的中國始終是農民占大多數，農民是社會的基層、底層。農民最窮最苦，他們忍辱負重而蘊藏巨大的能量，統治者、造反者、野心家和陰謀家都是想方設法利用農民，而這方麵中共則是更勝一籌。中共煽動農民造反，鬥地主分田地，參加紅軍跟國軍打仗，成為中共所謂“土地革命”的中堅力量。中共毛建立農村根據地和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顯然隻有依靠農民的力量才有可能實現。中共善於忽悠農民，許願他們耕者有其田、當家作主等等，樸實的農民相信了共產黨，幫助中共打敗了國民黨，奪取了天下。可以說中國農民對中共有養育之恩。
中共建國後早把農民的恩情忘掉，相反是讓農民牢記黨的恩。中共為了實現“共產”的理想，農民到手的“耕者有其田”還沒熱乎就被收回充公，到了公社化時民農連自家的飯碗、飯鍋都沒了，“主人”被中共剝奪得一無所有。中國農民是最容易滿足的，隻要有飯吃就行。可就這最低限的要求，中共都不盡力去做。3年困難時期，中國農民被餓死了幾千萬（3000-4000萬），是人類曆史上餓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饑荒。劉少奇說餓死人是3份天災7份人禍，實際上100%就是人禍（天災年年有）。如果說天災、人禍尚可原諒，但中共麵對餓死人情況的不作為或反常作為令人不解，難道世上真有忘恩負義白眼狼，真有喪心病狂的缺德人？按中共的表現不得不說：有！
（1）“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這是當時中國官員（鄧小平等）的觀點，北京餓死人的政治影響比在農村餓死人的影響要大。“丟農村保城市”結果，餓死的都是農村人，城市人基本沒有。中共偏心如此，好像農民都是後娘養的。
（2）糧庫有糧，眼看人餓死，中共也不開倉放糧。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全國餓死人最多的一年，在這期間庫存糧食最高達到887.03億斤，如果拿一半出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開倉放糧是自古以來皇上（國家）解救饑民的應急措施，可是中共對嗷嗷待哺的農民卻如此鐵石心腸。
（3）糧食減產，征購率卻大增，剛收獲的糧食被統統搜刮光，不餓死人才怪。中共在1959年3月底決定把糧食征購率從1958年的29%猛升到40%，本來由於浮誇風糧食產量就虛高，征購後一些農村糧食所剩無幾，很快就斷糧了。政府認為農民在瞞產私分，毛澤東竟下達指示‘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強調加強運輸，要求盡快把糧食征購到手。如此心狠手辣，叫你認識中共。
（4）農民逃荒和求生權被剝奪。自古以來饑民逃到較好的地區要口飯吃是度災保命的一個途徑，而中共實施的戶口管轄製斷了這條生路。1959年2、3月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發出通知，要求各地製止饑餓農民外逃（盲流）找活路。民兵把守村口，禁止農民逃荒，將逃到城市的農民以“流竄罪”抓起來加以拘留、拷打、遊街、勞改或收容遣返。有大批人不是餓死，而是死於酷刑。禁止農民流動求生，隻能在家等死，中共真夠狠毒的。
（5）中共封鎖消息，使獲外界無法知道真相，饑民孤立無援，隻能坐以待斃。中國各級官員在大饑荒最為嚴重的時候還千方百計隱藏真相，製造虛假的繁榮景象，並對民眾之間的書信往來實施了嚴格的封鎖。不但是中央向外麵封鎖，每個省都向上麵中央封鎖，每個縣都向上級封鎖。中共一個部門搞了一個調查，統計死了幾千萬，周恩來看了說趕緊銷毀。中共封鎖消息、隱瞞真相，企圖篡改曆史的險惡用心令人不寒而栗。中共的隔絕政策，大大地加重了災難，其心可誅。
（6）已有人餓死，糧食繼續出口，外援糧食拒不接受。在農村出現餓死人情形的1959年，出口糧食數量達到曆史上的最高，為415.75萬噸。相反，當肯尼迪曾設想以民間的形式向中國提供糧食援助和1961年赫魯曉夫主動提出對中國的糧食援助方案，都被中國婉拒了。其他國家的糧食援助，中國也未接受。中共寧肯讓子民餓死，也要裝扮成土豪。
（7）坑人的大鍋飯，禁食的農村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的大鍋飯，給原本平和的農村極快地帶來大災大難，巨大的浪費不說，在生產非常落後、物質極端貧乏和當時人的覺悟下，無疑是對農村生產力的毀滅性摧殘。所以農村公共食堂運行了幾個月就堅持不下去，在59年大部分都黃了、解散。但毛澤東對食堂是情有獨鍾，在60年餓死人最多的時候，又根據貴州所謂的“食堂好”經驗，要全國都恢複食堂，“沒有例外”，結果招致更多的死亡。在大饑荒中死去的人，很多是因被禁止給予食物，而非無食被餓死。因為人們財產被沒收、不能自己燒飯，所以人人都需要公社給飯吃，不能勞動的病、弱者被視為負擔，許多地方對病者、弱者、反對者、不聽話者、所謂的壞分子和右派等等，采取了禁食的懲罰，人死於無食懲罰的很多，甚至在一些檔案中記載其死亡占比超過一半。大鍋飯的禍害罄竹難書，隻有腦殘者和瘋子才會出此下下策的損招，而中共毛就是發明者。這種冒險的試驗，中共並未在城市中推行。
在改革開放時期，農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是舉世曙目，億萬的農民工背井離鄉成為最廉價的勞動力，是建造房屋、工廠，修鐵路、公路，挖煤煉鋼鐵的主力軍，更是那些勞動密集型產業主力軍。正是這些農民工的辛勤勞動才能生產出如此廉價的產品，才能使中國產品傾銷到全世界，才能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可是農民工得到的報達卻十分不成比例。很長一段時間農民工的工資少得可憐，巨大的剩餘價值養肥了無數個土豪、老板和官員，農民工仍然處在社會的最底層。至今，他們仍然要候鳥似的遷移，每年掙的錢被鐵老大吃掉一大塊；他們仍然要拋妻離子，遺下老幼親人，離鄉背井，居無定所；他們仍然買不起城市的房子，隻能聚集在城市的邊緣，沒有城市戶口，享受不到大城市人的待遇，造成子女已經輸在起跑線上；他們仍然有後顧之憂，大多數沒有城市人的社會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而農村農民的養老保險工資低得可憐，還不到城市人的十分之一。
在中共統治的各個時期，農民都是挨宰的牛羊，擠的是奶是血，吃的是草。
4.朝為座上賓，暮為階下囚，說的是知識分子。廣義地講，念過書的、有文化的可能都叫知識分子；要名副其實點的，應該是相對知識豐富、思想深刻和有獨立見解者。“革命”要有理論，創造理論的馬恩列都是知識分子， “革命”思想的傳播或實踐的先行者也多為知識分子。五四學生運動，促進了中共的創立，參加者都是“知識分子”。中共創立、領導者和骨幹絕大部分都是知識分子，如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初期黨員也主要是知識分子，當時的中共可謂是“知識分子黨”。後來隨著中共人員增加，黨內知識分子比例才逐步下降。
在所謂“民主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大量的知識分子進入中共，對宣傳、教育、組織普遍文盲和閉塞的勞動大眾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知識分子天然地是他們的政治導師，把他們引向中共，參加到“造反”隊伍中。在這期間，中共對知識分子的看法還是比較正麵的，毛曾稱讚知識分子是“民族解放鬥爭的先鋒”。另一方麵，中共內部爭鬥事件時有發生，在極左思潮下，許多知識分子黨員幹部受到迫害或殺害。
抗日戰爭時期，由於中共打著抗日的旗號，主張民主政治，吸引了成千上萬的愛國知識分子，懷著抗日救國的滿腔熱忱和尋求革命真理的激情，湧入延安。有名的主要有：丁玲、周揚、周立波、冼星海、成仿吾、、賀敬之、華君武、……等等，茅盾、老舍也曾經到延安。許多知識分子加入了八路軍，他們的知識、宣傳鼓動和組織能力，對中共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和擴大功不可沒。中共深知“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誇獎“他們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常常起著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
在中共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不少黨外知識分子或民主人士為它出過力，包括重要民主黨派--民盟，當時和中共聯手，對推翻國民黨政府起了不少作用；民盟代表還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籌建工作。民主黨派成員絕大部分都是知識分子，他們大都反對國民黨獨裁腐敗統治，同情共產黨，在國民黨即將垮台時他，投人中共懷抱。
中共建國初期，許多國外的知識分子在中共的號召下回國，有火箭專家錢學森、地質學家李四光、兩彈”元勳鄧稼先、醫學家吳階平等。建國初期從西方國家歸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就有1536 人，他們帶回了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受到中共重用。
中國沒有經曆資本主義階段，封建王朝時的知識分子對政黨或政治鬥爭一竅不通，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後，知識分子才開始投身於政治鬥爭，但是在推翻滿清之後，由於俄國政治革命向中國的傳播，更由於蘇聯對中國的政治進行強力的幹預，結果是相當部分的知識分子（包括孫中山）選擇或同情中共。例如像魯迅那樣有深刻洞察力的人，也同情中共，由於他們並沒有深入蘇聯了解真實情況，被共產黨宣傳所迷惑，以為共產黨講自由、講民主、講平等。中共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絕對需要知識分子的幫助，對知識分子采用了哄騙、拉攏和利用的政策。然而中共一黨專政的獨裁本性與知識分子天然的自由、獨立、民主的傾向水火不相容，所以政權到手後，開始打壓知識分子一點也不奇怪。
中共掌握政權後馬上變臉，從批判胡適，批判武訓，批判紅學專家俞平伯，批判北大校長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到鎮壓“胡風反革命集團”，以莫須有罪名整肅和清洗了數千名文藝界人士。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國知識分子被引蛇出洞，其精華幾乎都被打到社會底層，劃定的55（100）萬右派全部成賤民。文革對知識分子的摧殘更是“趕盡殺絕”，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受到侮辱和迫害，含冤而死者不計其數。例如，在文革期間，僅“北京大學被迫害致死60餘人，其中包括著名曆史學家翦伯讚、著名物理學家饒毓泰等諸多享有盛譽的一級教授；當年和聞一多一起為著爭取民主自由的共同理想，冒著生命危險反蔣擁共的教授，吳晗、潘光旦、羅隆基、曾昭掄、李廣田、向達；西南聯大的大學者陳寅屬、吳宓、陳夢家、陳序經，以及大科學家、清華和西南聯大的物理係主任葉企孫、 “兩彈一星元勳”之一的趙九章教授，也都被整死。
民主黨派原以為能夠分享部分權力，甚至奢望以在野黨形式監督、質詢中共，結果是碰得頭破血流，其領導人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等都被打成大右派。此後隻能做中共的哈巴狗，不可對中共說三道四。民主黨派成了個被誘奸而含恨苟活的怨婦。
中共領導層知識分子不少，照理不會對知識分子如此狠毒，問題大都出在毛澤東身上。據說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的未刪節的文章中，毛澤東稱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是“極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派”。 毛從來不認為知識分子是社會主體的一部分，他的“皮毛”論就是非常典型的說法，意思是知識分子必須依附別的階級才有飯吃（現在看十分荒謬）。知識分子被毛說成是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的“臭老九”，“書讀得越多越蠢”，“書讀得越多越反動”，毛寫道：“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等於對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學問，應當鄙視藐視蔑視一樣”。毛說：“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隻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最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會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貧乏得很，講起這些來，一竊不通。他們中的很多人確有一項學問，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還是如此。他們也有‘術’，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說，知識分子和工農分子比較起來是最沒有學問的人。他們不自慚形穢，整天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幹反革命，搞資產階級複辟，培養修正主義以外，其他一樣也不會” 。“還有一些人很驕傲，讀了幾句書，自以為了不起，尾巴翹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風浪，他們的立場，比起工人和大多數勞動農民來講，就顯得大不相同。前者動搖，後者堅定，前者曖昧，後者明朗”。聽聽，毛這是在說人話嗎？毛肆意貶低知識分子與吹捧工農，除了別有用心，統統是沒有底線的胡說八道。
既然知識分子是反革命，如此不待見，毛隻有狠下心來對付。毛對他的美國友人斯諾說：“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啊，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裏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如果魯迅活到今天，毛回答：“魯迅麽──要麽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麽一句話也不說。”
令人不解的是，毛也算是個知識分子，到底是什麽深仇大恨才使他對知識分子惡語相加，不依不饒，必欲知其死地而後快呢。近年來流行一種觀點，認為毛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來源於他早年的一段受屈辱的經曆，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成功知識分子的“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緒”。 “毛澤東從師範學校畢業以後從未上過大學，為謀生曾一度到北京大學就任圖書館助理員，月薪僅8元（那時北大教授的月薪為200至300元）。這段工作經曆讓毛感到自尊心深受傷害。”“這種屈辱感轉化成了對成功的知識分子之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緒，埋藏在他的心靈深處。”看來還是事出有因，信不信由你。另外，毛的狂妄自大的個性和他的帝王情節，使他掌握大權之後，“順毛者昌，逆毛者亡”，容不得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說三道四。
今天看毛對知識分子的貶損，會覺得多麽可笑、無知和荒謬。沒有文化的農民和工人幾乎完全被邊緣化，生產、科學和文化等所有領域都被“知識分子”所占據。被中共不斷“團結、教育、改造”的知識分子，很多已經成為黨的馴服工具，而對中共有異議的知識分子仍然是打壓對象。
跟中共談知恩圖報是與虎謀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