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穀清流
生活，那上帝刻意構築的魔宮。歡樂的時刻，最需要警醒而不是懈怠；陰鬱的日子，最可貴的還是樂觀和耐心。
過去在故鄉山東，時而見到人們喝的酩酊大醉、爛醉如泥，或鑽進床下，或信口雌黃，或上吐下瀉，或頭痛欲裂。個別些的，有的次日去了醫院輸液，有人酒後栽進了溝裏，有的駕車撞到了樹上。醫學研究表明，醉酒一次相當於一次急性甲肝發作。盡管如此，山東和北方各省份的民眾仍然是樂此不疲，獻酬交錯、推杯換盞，往死裏猛灌，美其名曰“酒文化”。甚至酒桌上還有“四個不可忽視”的說法：梳辮子的不可忽視；額頭冒虛汗的不可忽視；喝酒臉紅的不可忽視；帶急救藥包的不可忽視。仿佛是隻要還有一口氣沒咽下，都可以往死裏灌，往死裏喝。
從心理學和生理學的角度看，縱酒其實是和發情、濫性、吸毒、貪吃一樣，本質上都是在滿足人類與生俱來的嗜好和欲望。酒桌上，有吃有喝、有說有笑，是一種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放鬆。以這樣的方式讓參與者共同歡愉，算是滿足了人類原始的欲望，自然就有了可受性、可行性和普遍性，也就有了社會性。酒精中的乙醇使人腦神經係統的正常運作受到幹擾，並激活抑製性神經原，使人腦出現類似鎮靜劑所產生的麻醉感，造成暫時性功能紊亂，意亂情迷、激情澎湃、奔放狂癲，以至於“酒後吐真言”。平日人類交往互動中的拘謹、內斂、防範一時全無，酒場遂成了人際交往溝通的最佳場所。從曹操酒後縱欲著《陌上桑》被人萬口傳頌，到武鬆酒後打虎威名遠播彪炳史冊，縱酒演變成了一種充滿豪情和浪漫色彩的文化。坦白而言，如果是像意大利人那樣去品酒，慢慢啜飲，適可而止，倒不失為一種情調和享受。但這北方民眾自己拿烈酒無節製地猛灌，又逼著勸著他人往死裏猛喝，不顧罹患胃潰瘍、脂肪肝、腸過敏、心動過速、酒精中毒的危害，無論當時如何歡暢，無論飄忽至了何種境界，都是抽血解渴、割肉減肥，終究是本末倒置、自我作踐。但是，任何自虐的陋習和惡俗在“文化”的旗幟下都似乎是約定俗成、天經地義的，是習以為常、無關痛癢的，民眾也是麻木不仁、無動於衷的。而任何自殘迂腐的陋習自從罩上了“文化”的光環，形成了風氣，人們便沒了再鑒定意識，也失去了正常的判斷力。勸人往死裏喝的人沒有絲毫的愧疚反而被熱情所激勵，被勸的人就算喝到心髒早搏也“完全理解”對方的盛情和好意，絲毫不在意自虐的實質。對於人類而言，對待事物的態度不在於事物的本質，而在於同類群體之於該事物的主觀觀念。這就是現階段人類的認知水準。
原以為山東因是齊魯古國、文化之鄉，曆史演變而來，陳規陋習，積重難返，出現“酒文化”乃小農經濟封閉環境下文化發酵後的一種自然積澱。世界上如此老朽的鄉風民情並不多見，類似的文化因襲並不易得。帶有自殘內容的民間活動能形成一種風氣而且全民能習慣性包容應該要有久遠的曆史才行。
這次，拉斯維加斯和得克薩斯淒厲的槍聲倒是真真提醒了我，非也！比齊魯“酒文化”更勝一籌的還有美國大名鼎鼎的“槍文化”。
按說，自動步槍曾一下子打死30幾個小學生，國家的花朵，民族的未來瞬時夭折，這麽多家庭悲慟欲絕。如此驚世的悲劇，重大的群體事件，這要換成世界上任何一個文明國家，禁槍是毫無疑問的了，一定是全民頷首、舉國同聲。可這美利堅恰恰相反。除對死難者表示哀悼，對凶手予以譴責之外，並未有風起雲湧的禁槍運動、如浪如潮的控槍呼聲。很多人會以為無法禁槍是因為槍械製造商、槍支協會金錢萬能，是這些財團控製影響了政府和議會，造成無法通過禁槍的議案。其實不然。美國是個選票說了算的國家，金錢和財團對美國政治有強大的影響力，但尚不能做到任意妄為。以此次川普當選為例，財團、媒體、明星並不支持他，反而是處處下絆子。但美國主流的人心已經對奧巴馬過去八年花拳繡腿、作秀治國感到意懶心灰、氣恨難消，所以盡管希拉裏有華爾街撐腰，有好萊塢打氣，關係網盤根錯節，財力雄厚，在選票和民心麵前，仍然是黃粱夢碎。至於川普上台後表現又如何，則是另一個話題。美國難以禁槍，恰恰是民意支持擁槍。如果問一下身邊的Native American們, 也像大部分中國北方人不反對豪飲烈酒一樣，他們的大部分不反對擁槍，也主張擁槍。假如絕大多數民眾強烈主張禁槍，那麽持禁槍觀點的政治人物就很有可能在選票的幫助下取代那些反對禁槍的議員、州長，甚至總統。而那些對禁槍態度曖昧的政治人物也會因為擔心席位難保，而紛紛踴躍表態，提出各種禁槍議案去博取民意歡心，爭取選票。現實是，美國人民的大多數並不反對擁槍。所以，民意，隻有民意，才是“槍杆子”難禁的根本原因。
短短二百年曆史，美國人民對“槍杆子”的感情如此深厚。美國人民的“槍杆子”文化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細細究來便會發現，這是曆史使然，生存方式使然，人生道路使然。
當失魂落魄的昂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初次踏上美洲大陸時，麵臨著極其惡劣的生存環境，有野獸的攻擊，土人的襲擾和潛在敵人的威脅，唯有槍杆子才能保證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後來為了擴大生存空間，挺進西部，開疆辟土，逐淨印第安土著，趕跑墨西哥“蠻人”，靠的就是槍杆子。掙脫英國宗主的打壓自立門戶，打敗西班牙而染指加勒比海要津，也是槍杆子的力量。當圍繞蓄奴廢奴引發了尖銳對立的利益衝突，南北雙方大打出手，誰的槍杆子硬，誰就有能力笑到最後。活下來，闖出去，爭出頭，守家業，美國的先人，每時每刻都要“緊握手中槍”。可以說，沒有槍，就沒有美國的曆史；沒有槍，就沒有美國人民的自由；沒有槍，就沒有美國的今天；沒有槍，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安全感。這就是美國“槍文化”的由來。
人類很多孜孜以求、勤力以為的舉動來源於潛意識深層的恐懼感。像那些旅居西班牙的浙江青田人，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這銀行積蓄還不足維持一年生計的西班牙人何以能如此享受眼下的時光、體驗現實生活的快樂：音樂、派對、足球、節慶。對於長期生活在專製高壓之下，曆盡戰亂、災荒、瘟疫、貧窮折磨的中國下層民眾，對於性格馴順、被動忍讓，不善開疆擴土的中國農民而言，苦幹才有活路，節儉才是正道，而享樂隻能帶來惶恐。這是長期的苦難在心底深處刻下的無法抹去的烙印。可對這曾是海上霸權、殖民地遍布世界角落，生性好勇鬥狠的西班牙人而言，鬥牛都不怕，哪會怕錢少。可以去征戰、可以去開拓、可以去殺戮。西班牙人雖也有其他類型的恐懼感，卻沒有此等命運被他人主宰的恐懼感，所以盡管瀟灑快活、活在當下。美國人也有他們的恐懼感。美國的曆史，是爭自由、求擴張、做大頭的曆史，槍是捍衛這一切的保證。失去了槍，就意味著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發展權，失去了美利堅的護身符。失去槍等於失去自由、失去主動權，這是美國人民潛意識中的“失槍恐懼症”。受這種潛意識的驅使，民間流行著三種冠冕堂皇支持擁槍的說辭。
說辭一：槍本身不會犯罪，隻有人才會犯罪，所以不應該歸罪於槍而去禁槍。
依我看，前兩句話連在一起，沒有錯，像天使。三句話全連在一起，則變成了腦殘邏輯，像白癡。在我們人類群體中，存在著相當比例的有神經係統缺陷的人群。依我們在生活中的直觀感受，大概不下10%。這種神經和精神方麵的缺陷，有的是顯性的，有的是隱性的。像殺害張瑩穎的凶手，平時的表現完全是個正常人，這便屬於隱性的神經病。如此多的輕重度神經病患散布於世，還能輕易獲得槍支這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旦臆病發作，必然成為虎豹狼蟲，禍害無辜。美國作為一個高度自由、提倡人權的國家，對這些暫未觸犯刑律的隱性神經病患完全無法鑒別、無法約束，幾無縛雞之力，也防不勝防。如果全麵禁槍，這些神經病們便搞不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們就沒了斤兩，最多是撒潑放刁、自撞南牆，絕無能力搞出像拉斯維加斯大屠殺那樣造成500多人這種戰役級別的死傷。沒法禁止生龍活虎、有神經病患的人，隻有控製冰冷冷的槍，這是唯一的選項。禁槍，對於神經正常又熱愛槍械、熱愛體育、熱愛生活的人確是一種委屈和錯待。但是，為了保護無辜民眾不被屠戮，正常人放棄擁槍的權利進而同時杜絕病態人獲取殺人的工具是一個最簡單也是舍此無他的方案。
說辭二：憲法保護人民擁有武器的權利。
美國的憲法是二百多年前頒布的，是彼時彼地有的放矢的大法。放在今天，已經有無數條被證明是夏爐冬扇、刻舟求劍，是抱殘守缺、作繭自縛。比如地方自治法。聯邦在反對非法移民，身為美國一部分的加州卻在明目張膽地包庇非法移民。加州享受著聯邦提供的國防、憲政、外交、財經、科技和人才的投入，享受著一國之內地方對國家的戀母依賴，在移民問題上卻可以不盡地方對國家的責任，我行我素，搖身一變成了國對國的關係。這在世界上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是匪夷所思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偏偏在美國，有古舊的憲法在，也就見怪不怪。當初憲法頒布之際，美國不過是區區500萬由英國人領頭的歐洲“矮窮矬”吃瓜群眾，求獨立，求解放，求生存，求發展，人民當然需要武器自保。如今美國已是三億人口的巨無霸，是世界唯一的超強，又是自由、民主、憲政的樣板，三權製衡、司法獨立、媒體民辦、軍隊國家化、選票定乾坤，人民完全擁有參政議政的權利，民眾也完全可以用選票傾訴民意，而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武裝奪權、藩鎮割據。以現在的國情，允許民眾大規模擁槍，除了自相殘殺、無事生非、敗事有餘之外，百無一用。可以說，美國的憲法已經脫離了美國當前的實際，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然而，在兩黨互鬥、民意對立，既得利益集團長期把持朝綱的大氣候下，修改憲法恐怕也是天方夜譚。
說辭三：正是因為有被槍襲擊的可能性，所以更有必要擁槍保護自己。所以不應該禁槍剝奪人民保護自己的權利。
這又是另一個偽命題。美國生活的現實告訴人們，槍根本保護不了自己, 槍的自衛作用著實有限。道理很簡單，正常人在明處，神經病和罪犯在暗處。兩萬名參加拉斯維加斯音樂會的觀眾是不可能帶槍入場的，就算是被允許帶槍入場，也不可能左顧右盼、密切觀察敵情，相機而動。若是那樣，那還怎麽欣賞音樂會？怎麽過正常人的生活？得克薩斯教堂的幾十名信眾也是不可能帶槍進入聖殿的。就算真的帶槍進了教會，也不可能子彈上膛、嚴陣以待、一級戰備，果其如此，又如何安心祈禱，如何和上帝心靈交集？唯一能避免這些悲劇的便是全民禁槍，誰也無法獲得“非對稱”的殺器。這樣，就算罪犯神經病發作，也不過是土藥炸魚、以卵擊石，最後蚍蜉撼樹、铩羽而歸。
每年1300名兒童死於槍下，每個普通美國人遭槍殺的概率比英國人高了50倍，迄今為止全美死於槍支犯罪的人數超過了美國參加曆次戰爭的總和......等等，等等。偉大之如美國，竟遲遲解決不了平民百姓被亂槍無辜打死的頑疾，再次說明了“文化傳統”的強大。而文化的改變對任何一個民族而言都是最最艱巨的課題。美國此鏡為鑒，人們在抨擊非洲的割禮習俗、印度的種姓製度、拉美的“散漫棄信”理念、中國的窩裏鬥文化時也應意識到這種種文化的根深蒂固和變革圖新的艱巨。
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禁槍在美國仍將屬於一個不可實現的夢。民眾階段性死於槍支泛濫導致的非命會成為一種生活的常態，而冒著被槍擊的危險則是享受美式生活的一種代價。
酒文化和槍文化，一個慢性自殘，一個快速自殺，異曲同工。不同的隻是一個是溫水煮青蛙，一個是刀刀取性命，但都屬於自虐文化。文化的革命是對人類群體自省自治能力的終極考驗。這裏，也隻能衷心祈禱人類有能力完成這種自我的升華，超越自己，走出悲劇的運命。
酒壯英雄膽
槍壯慫人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