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情任性

  去過西班牙的人，大多驚詫於它那悠閑而奇葩的生活方式：三點睡午覺，十點吃晚飯，徹夜的狂歡，永無休止的節日。酒吧裏始終是人聲鼎沸、歡歌笑語。街道上行人大多神態自若、優哉遊哉，很難看到愁眉不展、苦大仇深的樣子。生活似乎就是舞蹈、足球、吉他和鬥牛, 就是娛樂、消遣、休閑和狂歡。活脫脫是一個“任性縱情“的國度。說也奇怪，這西班牙人看似慵賴懶散，其國家卻基礎設施完善，空氣清新、環境衛生，公民無教育、醫療、養老之虞，算是“準發達國家”。原來這看似野蠻血腥的鬥牛背後是一種敢於冒險、勇於挑戰的進取精神，那些荒誕不經、扭曲變形的超現實主義繪畫裏潛藏的是一種不拘窠臼、大膽創新的文化傳統。

   回望國人，“與天鬥”罷，再“與人鬥”，犧牲了自己，顧全了麵子，成全父母、勞神親友、操心子女，還要牽掛孫子，委曲求全、忍辱負重。當殫精竭慮，小有所成，既要躲避“橫征暴斂”、“暫時陣痛”，又要提防“世態炎涼”和“人情複雜”。與西班牙人主動離鄉背井、漂洋過海，開拓探險不同，國人戰戰兢兢、含辛茹苦積攢的這點財富要時時提防一旦“改朝換代”或是“鬼子來了“，會無端被暴君和強盜拿走。真真是：“上陽人，苦最多。 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每當街上邂逅成年的同胞，除了文藝工作者，大多心事重重、麵色滄桑，含而不露、莫測高深。國人果然是“克己自製”的樣板。

   大凡人類，莫不渴望幸福。幸福這東西，的確有些抽象。但其量化的指數，大概還是通過統計客觀上人們的需求、欲望和情感被實際滿足的程度。有物質上的,有精神上的，物質是基礎和前提。

   人們自然會提出一個問題：既然“人對幸福的感覺主要取決於感情和需要被滿足的程度,而人的情感又被其本性和本能所左右。”，那麽“任性縱情”的人幸福的程度是否在理論上要高於“克己自製”的人？

   Yes, 大多數情況下的確如此。幸福有客觀的標準。人們不會因為戰亂頻仍、食不果腹的盧旺達人民那開朗的天性和毫無由來的笑容就會認為他們比生活在法製健全、社會保障相對完善但由於經濟低迷而一時鬱鬱寡歡的美國中產階級幸福。同樣，一個形單影隻、形影相吊的人從人性輝煌的層麵顯然不如一個成雙入對、舉案齊眉的人。

   但幸福對於個體而言卻更多是一個主觀的東西。這要取決於每個個體對幸福的解讀。譬如很多苦行僧，閉門不出，安心打坐，盡量根絕造物主賜予人類的天賦欲望，客觀上講是對生命的輕蔑和人性的摧殘。但苦行僧自己卻把自己的行為看作是為來世輪回所做的必要鋪墊。因而眼下越是寂寞，就越感到欣慰；肉體上越是煎熬，內心反而越加坦然。他們反而會因為自己單獨領悟了如何取得通往來世幸福的秘籍倍感欣慰，從對芸芸眾生“執迷不悟”的蔑視中體會到一種超越感。他們也會下意識地把自己骨子裏的膽小怕事、羞怯懦弱標榜為“萬事皆空”、“無欲則剛”。

   所以，人的幸福在局外人看來自有客觀的標準，但在當事人自己更多是受其觀念的控製。所以一個文明的社會和一個先進的文化，便是要給人以正確的觀念、科學的觀念、人性化的觀念。既不能把自虐當美德，也不能把無責任的放縱當風尚。

   曾幾何時，中國文化亦是百家爭鳴。自漢武帝聽了董仲舒的短期行為的建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帶有反人性和自虐傾向的學派---儒家，成了一枝獨大，把這活色生香的中華文明搞成了死水一潭。這儒家文化提倡“克己複禮”、“存天理，滅人欲”。按照這種文化，“任性縱情”就有些貶義，而“克己自製”又有些褒義。客觀地看待這個問題，這兩個詞字麵的意思並不準確。所謂“任性縱情”的背後其實是指大膽出擊，滿足自己的願望，實現渴望的目標；“克己自製”其實暗含著為了避免可能派生的麻煩、陷阱和流言，而小心謹慎，被動等待，沒有絕對把握絕不出手，暗中期待奇跡莫名而至。明眼人不難看出，在這人生實際有活力的短短幾十年中，比起被動等待，這主動出擊所可能帶來的機遇起碼要多數倍。人生本來就是一個不斷克服困難、解決問題進而自我實現的過程，這沒有坎坷的生活哪裏是一個完整的生活？而沒有波折的生命又豈能是一個有深度的生命？

[看過就好]

多姿多彩的一生，才不枉來人世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