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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李井泉四川調糧

(2016-11-02 20:56:23) 下一個

顧全大局,調糧出川

父親前半生從軍,出生入死,解放後從政,曆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西南局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三線建設委員會主任、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等職,抓農村工作有成績也有教訓,對於錯誤,他總是坦然承認,對於並非他個人的過錯,比如四川調糧問題,他勇於承擔責任,從不推卸給他人。“文革”中,他被迫寫了很多檢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為了給李井泉寫傳,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黨史研究室的兩位同誌曾查閱過中央和地方保存的李所寫的所有檢討材料,看到的都是他作的自我批評和檢查,極少對別人的檢舉揭發和指責,更沒有人雲亦雲的誇大言辭。這兩位黨史工作者感概地說,從李井泉的檢討材料可以看到他的黨性和做人的原則,在那個動亂年代,這非常不容易。

四川是中國的農業大省,也是重要的糧食產地。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四川調出147億斤糧食支援全國,確保了京、津、滬大城市乃至全國許多地方的糧食供應。在那個特殊年代,四川人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人口數量非正常減少。多年來,對於四川調糧過多、餓死人的問題,有種種說法,批評的矛頭,集中指向四川當時的主要負責人李井泉。

關於調糧的問題,是中央作的決定。當時京、津、滬三地糧庫告急,國家糧食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北京、天津隻有4天存糧,上海隻有兩天存糧,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資運輸讓路,幾個大城市出了問題,影響是很不好的。”京滬一旦斷糧,後果不堪設想,四川雖然有糧,大量調出,後果也很嚴重。經過權衡,中央決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犧牲。火急命令接連不斷,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都打來電話,要求四川省委堅決執行中央決定。這些電話的原始記錄都保存至今。

1999年10月,原四川省委書記、後任省委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許夢俠對我說,省委書記會議上傳達中央決定時,井泉同誌落淚了,從來沒見過他落淚,好幾位書記在省委文件上簽字時都掉了眼淚,心裏都明白調走大批糧食意味著什麽,可是這是中央的決定,是必須執行的。

中央調糧的決定和安排在當時是絕密,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群眾對此很有意見,認為是李井泉為了向上表功,欺下瞞上做出的個人決定。1962年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四川代表團有人給中央寫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嚴重錯誤。李井泉在會上就1958年大躍進農村工作中的錯誤作了檢討,但隻字不提調糧是中央的決定,隻檢討四川調糧太多,自己要負主要責任,實際上是把所有責任攬到自己頭上。第一次檢討,大家不滿意,他又檢討第二次。據參加會議的同誌回憶,李井泉在檢討時聲淚俱下,與會的許多同誌也哭了。朱德、周恩來、鄧小平都參加了四川組會議。周恩來說:四川糧食調多了,責任在國務院,我是總理,責任在我。朱德說:“井泉同誌檢查兩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大家要團結一致,振作精神,戰勝困難,爭取工農業生產盡快恢複和發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關於四川調糧的問題,毛澤東後來曾善意的批評李井泉說:“隻有大公,沒有小我。”

文革中,李井泉關於調糧問題的講話又被翻出來,作為他“鬧獨立王國”的頭條罪狀。根據是:國務院一位副總理來電話要求增加調糧,李井泉一急之下說:“你是國務院,我這裏還是小國務院呢。”

20世紀80年代以後,國內外有人開始關注四川調糧問題,一些所謂的“知情人”開始舞文弄墨,在他們的筆下,困難時期四川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飆升至上千萬,李井泉調糧過多的錯誤由此也上升為“重罪”,並歸結為“長期實行左的路線造成的惡果”。父親對此淡然處之,默默無言。我們曾懇求他寫一篇回憶錄,講明事情的原委,他拒絕寫,並告知全家,誰都不許寫他的回憶錄。他下了決心至死由自己背負這段曆史的責任,而把維護黨中央領導的威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關於調糧的真相,我們隻能從旁人講述得知一二。

1989年4月,父親去世,享年79歲。父親去世後,我們全家人經過慎重討論,給鄧小平同誌寫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對李井泉的功過作一個公正評價,並對調糧問題給予說明。小平同誌對這封信作了批示,請當時的中辦主任溫家寶同誌閱辦。中辦和中顧委隨之派人登門,聽取我們的意見。之後,人民日報發表《李井泉同誌生平》,其中有這樣的一段評價:“1960年後,李井泉同誌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他為我國西南地區的各項建設事業,嘔心瀝血,艱苦奮鬥,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為人正直,襟懷坦白,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對於工作中的失誤,勇於承擔責任。他光明磊落,堅持原則,顧全大局。”這是中共中央再一次給了他的最公正的評價。

1999年夏,鄧榕在寫作《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時,和我通電話,談到四川調糧問題時,鄧榕告訴我,她和母親都清楚地記得,“老爺子”健在時,曾不止一次說過,關於四川調糧,是中央的決定,責任在中央,不在地方,是集體作出的決定,責任在集體,不在個人,這個問題中央已經作過明確的結論。

2007年12月,我與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原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EzraVogel)有過長達一整天的談話,對於四川調糧問題,傅高義說:每個國家都有過困難的時候,我能理解四川調糧的緊迫性。他指出,凡是認真研究過中國現代曆史的人,都不會相信某些人提出的死亡上千萬人的數字。迄今為止還沒有證據表明,四川調糧動用過武力,這說明老百姓的糧食不是被搶走的。這位教授的話,令我深思。

半年之後,我在哈佛大學再次見到傅高義教授,他請我在教授俱樂部午餐,又帶我去見剛任的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哈佛教授馬若德(RoderickMacFarquhar)。在馬教授的辦公室,我們用英文作了深談。馬教授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已在中國出版,第三卷則沒有獲準發行。他在書中多次寫到李井泉,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引述了李在中共八大的講話,說李在會上“批評了農村實行的商業政策――不合理的定價,按照行政區的劃分設立商業機構,限製小商販的活動,打亂了過去的自然流流轉路線”。他在書中還寫到,李井泉對1956年農村實行的躍進保持了了冷靜,因而在成都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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