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老翁
散文雜俎，人物曆史，音樂藝術，老年哲理
正文
文革前北大文科有兩位領軍的大師級人物：湯用彤和馮友蘭。湯用彤研究佛學，曆次運動都講不清“佛學如何為社會主義服務”，一直受冷遇。1964年忽然中南海來一小車把他接去。第二天陸平連忙去他家詢問，湯告以“毛主席同我討論一個佛經裏的問題”。陸平即下令給湯換大辦公室，請他招研究生，後又任他為北大副校長。文革前夕湯病逝，陸平找到一個陰木棺材為他安葬，可謂備及哀榮。湯用彤可謂死得其時，否則文革中要吃多少苦頭？ 馮友蘭就沒有這樣幸運了。
一代哲學宗師 馮友蘭(1895-1990)河南人,1918年畢業於北大哲學係,1920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大哲學家杜威。 1926年任教於燕京大學,二年後應邀赴清華, 任文學院長,後任校務會議主席，主持學校的日常工作。抗戰時任西南聯大文學院長,一直到1952年院係調整才被調整到北大。馮多次赴歐美講學,其《中國哲學史》等著作名聞海內外。 建國後對於一次次的思想改造運動, 馮友蘭起初頗有抗拒。他的“寧和老婆離婚,也不願和唯心主義分手”,成為當時北大流傳的名言。不過他很快放棄了抵抗。他在各次運動中一直是重點，但他頗能迎合，適時做些檢討，對別人的批判保持平和的心態。反右時隻劃為“中右”，而他的好友張岱年以直言著稱，則被劃成右派。馮曾向毛澤東寫信表態，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於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澤東回信口氣不太客氣: “……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采取老實態度為宜。”
文革中失落自我
文革時,馮被批鬥、抄家、住“牛棚”,得了重病還被趕出醫院。女兒、兒子都挨鬥。馮長髯垂胸,被學生一把抓住,拉去批鬥,馮憤而剪去蓄了多年的長髯, 一時在北大引起轟動。幸而毛澤東在一次中央的會上提到馮: “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隻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馮因而被“解放”。馮寫信給毛澤東致謝,還作了一首詩，托謝靜宜轉達。這首詩說：“善救物者無棄物，善救人者無棄人。若有東風勤著力，朽株也要綠成蔭”。聯係毛澤東對馮友蘭一貫的看法，馮先生此詩有點自作多情了。
1973年，批林運動轉向批孔運動。一貫尊孔的“朽株”馮友蘭唯恐又要成為“眾矢之的",於是主動寫了二篇批孔的發言稿。毛澤東一聽說，馬上就要來看,當場拿著筆，改了幾個字,甚至還改了幾個標點符號。後來很快就發表了。從此馮成為批孔“明星”,當上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的顧問,還隨江青坐“專車”去天津“視察” 。 在《光明日報》發表《詠史》二十五首。其中有一首的兩句是說武則天的：“則天敢於做皇帝，亙古中華一女雄。” 在粉碎“四人幫”以後，這兩句詩最受批判，說是捧江青做皇帝。但據馮後來說,當時的思想是從批儒的觀點出發的，武則天做皇帝這一個行為，是和儒家的三綱五倫條條都違反的，若說反儒，她應該算是最徹底的。他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企圖。馮也坦言,當時自己沒有采取老實態度，不應該嘩眾取寵,不完全是上當受騙。
馮友蘭一生的特點，有人評論說是太接近於權貴。他過於在意自己在一個時代裏的地位，他有時候是不看時代發生了什麽變化，而硬要讓自己處在中心，如果他能有自覺退於邊緣的意識，他給人們的印象就不是現在這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馮友蘭沒有樹立起自己的獨立性，他一生多變，這個變可以理解為他不斷追求新東西，但應該說，他的多變也是出於自保和出於不甘退居邊緣。
晚節善終
馮友蘭先生逝世於 1990 年底。當時 , 季羨林先生發表悼念文章,題為“大節不虧 , 晚節善終”,這個評價頗有餘味。馮友蘭前半生以自己獨特的哲學體係享譽中外 ,後半生在不斷地接受批判和不斷地自我檢討中度過 , 70年代不意成為批孔“明星”,但馮先生在晚年 , 威信節節上升, 去世之後, 回憶、懷念馮先生的文章紛紛揚揚 , 並且都飽含真摯的敬重之情。這固然因為馮先生的學問大,弟子多 , 更重要的 , 還是因為他晚年的道德文章。 馮先生耄耋之年 , 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尤其是第七卷 , 提出“毛澤東思想發展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科學的,第二階段是空想的, 第三階段是荒謬的”等新觀點。馮先生說: “在寫本冊第81章時,我真感覺到‘海闊天空我自飛'的自由了!如果有人不以為然,吾其為王船山矣! ” 正如馮先生所料 , 第七卷一直未能在大陸出版，後來在台灣出版，近年才在廣東出版。
馮友蘭先生早年是獨立的，這種獨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終馮友蘭又獨立了，盡管這已到了他生命的終點，一個人到了這步天地才“海闊天空我自飛”，讓人覺得多麽沉重。馮先生“文革”中的失誤，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時代的關係。馮先生作為一個讀書人，在那樣的環境下，做一些違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為之。馮先生死後，港台一些學者已放棄了對他“文革”中表現的苛評，傾向於認為馮先生的一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可貴的是馮友蘭在晚年找回了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和獨立批判精神, 體現了他從實現自我,到失落自我, 又回歸自我的人格轉變, 典型地反映了中國現代學術文化的坎坷道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苦難曆程。這也就是現代文化史上的“馮友蘭現象”。季羨林挽馮先生說是大節不虧，晚節善終，當是知人之論。
1918年6月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係，同學們與校長蔡元培（前排右四）、文科學長陳獨秀（前排右三）及教授馬敘倫（前排右五）、梁漱溟（前排右二）等合影。二排左四為馮友蘭。
1982年9月10日，在哥倫比亞大學紀念圖書館圓形大廳接受該校校長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馮友蘭由女兒宗璞等陪同步入會場。看來他在文革後未再蓄須。
馮友蘭手書三鬆堂匾額
馮友蘭安葬於北京萬安公墓。圖為墓碑正麵。
世紀哲人馮友蘭，被美國著名哲學家杜威教授譽為“真正學者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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