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讀書、音樂
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自從周總理逝世，小道消息滿天飛。人們急於知道，後周恩來時代會有多糟？可否有變好的可能性？中國的政治不透明卻透風，各種有關黨內鬥爭的內幕，源源不斷地流傳出來，很多後來被證實是真的。我的消息來源於捷的二哥，他很活躍，與很多“紅二代”有來往。捷頭一天晚上從她二哥那得到的新消息，第二天一早我就知道了。平時上班我們走不同的路線，她住在百萬莊附近，乘336去石景山，我住在西單北大街，乘337經長安街去。那段時間，捷改變行車路線，到木樨地與我匯合。在公交車上，捷向我低聲 “廣播”她的“早間新聞”，同樣的消息，是當天我向家人“廣播”的“晚間新聞”。
我媽說在公交車上議論國事不安全，我說我們使用電碼表達重要的字，沒人知道我們說什麽。曾是南京前中央大學地下黨的父母都笑了，他們為我們感到自豪，也為我們這一代人感到悲哀。多年前，這些年輕的大學生冒險參加革命，以為革命勝利了，中國就能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社會，人民可以享受到比國民黨統治下更廣泛的自由。
其實，老百姓知道了內幕又能何為？然而就在這個關頭，當局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戰老百姓忍耐的底線。記憶中，是在3月份《文匯報》連續發表影射、攻擊周恩來的文章之後，人們實在是忍無可忍，積憤終於在清明節前爆發。
我第一次去天安門廣場是3月28日，這天是周日，我與鄰居小毛姐一起來到廣場時，已經是花圈如山，人潮似海。各種各樣的橫幅，穿插在花圈中間，大部分都是悼念總理的，當我看到“若有妖魔興風浪，人民奮起滅豺狼”時，感覺是人民與當局公開叫板了。“妖”是那幾天廣場上出現最多的字之一，還有很多是諧音，比如有人簽名“趙遙境”（照妖鏡）。很多詩貼在紀念碑的欄杆上，各處都有青年高聲朗讀詩文，朗讀完便前往另一個地方繼續朗讀。還有一處集中安放著紀念楊開慧的花圈，人們看了都會心照不宣地笑一笑。
（照片來自http://www.chinareform.org.cn/special/2013/reform35/Process/201312/t20131214_183257.htm；更多請看https://info.51.ca/news/china/2012-04/252090.html）
我帶了相機，和小毛姐商量好，等膠卷衝洗出來後，我們在她家做個暗室，自己印相片。從周一到周六，我每天下班後，在西單換乘22路向東去天安門廣場（當時22路從西單通過長安街行至前門），照相、抄詩，各種詩文多的抄不過來。自始至終，廣場上的秩序良好，沒有聽到、看到後來官方說的有人公開指名道姓地罵中央首長，除非他們承認“妖魔鬼怪”就是王張江姚。用廣博精深的傳統文化和高深莫測的中文，足以含蓄地表達政見。
廣場上大部分人是年輕人和中年人，也有老年人。71歲的外婆去了三次。外婆本來在合肥照顧被運動整成精神病的舅舅，很辛苦。舅媽被解除關押之後，我媽托了很多人，把舅媽從北京她原單位的幹校調到合肥，年邁的外婆逐回北京與我們同住。她第一次去是3月28日周日那天，她隨父母和晨表姨一起去。之後的一天傍晚，晨表姨帶她又去了一次。她們回來天已經黑了，我媽那天下班後也去了。媽媽以曾經當過地下黨的經驗告訴我們，廣場上有便衣，要我們大家警惕。晨表姨開玩笑地說：“他們要是膽敢來抓我，我就亮這個·····”說著，她從手提包裏掏出一把亮錚錚的菜刀。
晨表姨從中央音樂學院音樂理論專業畢業，分配在文化部的下屬單位工作，文革前是位年輕有為的音樂評論家，自稱生來就是職業女性。文革開始後，江青的權力激增，文化部和在京的文藝單位成了重災區，晨表姨帶著她3個月大的兒子，被關押了幾個月，她被打、被要求交代說過江青什麽壞話、交代她丈夫（也被打成反革命、遭關押）和其他一些音樂界人士說過江青什麽壞話。她兒子在關押期間拉紅、綠色的大便，之後發現是在表姨被提審、沒人看管時吃了大字報紙。年輕的表姨夫婦尚且如此，更慘的是那些有名氣的藝術家、老教授、特別是知道藍蘋（江青的藝名）底細的名演員們。
晨表姨下幹校，回城後不予安排工作，參加為有“尾巴”的人辦的學習班。表姨比我媽年輕近10歲，孩子也很小，對前途十分擔憂，常來我家排解心中的鬱悶，因為我媽是她最信賴的表姐和朋友。我媽不在的時候，晨表姨會向我訴說。精力充沛又閑不住的晨表姨悄悄地做些英翻中的工作，可是沒有正當的工作還是讓她心煩，她說：“我幹什麽好呢？幫親友做飯吧！也許以後當個廚子。” 所以她的手提包裏總放著一把得心應手的菜刀，並帶著它多次前往天安門廣場。這位表姨目前在好萊塢的電影藝術學院工作，年逾古稀還有病，仍然幹勁十足地工作著。
外婆最後一次去廣場是4月4日，那天是周日，也是農曆清明節，白天我與小毛姐去了一次，外婆看了我抄回來的詩，說想再去看看，於是當天晚飯後，我媽和我挽著外婆來到廣場。我們看到紀念碑平台上站滿了人，決定上去加入人群。紀念碑平台上萬頭攢動，人擠人，卻無人喧嘩；平台上滿是花圈和詩文，很多花圈用鐵絲綁在欄杆上。我媽在前麵走，一手拉著外婆，外婆的另一隻手拉著我，我們母女三代人，隨著緩緩移動的人流，沿著紀念碑走了一圈。
4月5日周一，在上班的公交車上，聽到有人議論說廣場上的花圈全沒了。下班後，我仍然換乘22路向東，想去廣場看個究竟。可是22路在中山公園那站沒停，把一車人全拉到了前門總站，接下來的幾天都是這樣。經過廣場時，所有的人都向廣場張望，我們看到廣場上沒有了花圈和條幅，地上有水跡，有些車輛和人，看不出他們是群眾還是工人民兵。下車後，我隨著一些素不相識的人向廣場行進，沒走多遠，就聽到有大喇叭聲音，前麵的人往回走，說過不去，我隻好坐車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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