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過醒透的博客

心頭洞明,抱樸守拙,以和為貴,知足常樂
個人資料
雲過醒透 (熱門博主)
  • 博客訪問:
正文

清代考據家的的“文化救亡運動”

(2014-08-31 19:37:08) 下一個

 

  顧炎武(1613年-1682年),他倡導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為一句振聾發聵的名言。

  中國的救亡運動,始於十七世紀中葉的明清之際,那時救亡是個大問題。顧炎武說,亡國可以,亡天下不行,所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何為“天下”?天下,是江山與文化,由漢人說漢語,以國史立國家。怎麽救它?江山丟了文化在,國家亡了國史在,隻要江山和國家的主體,還是漢人說漢語,這國家就有救,這天下就沒亡,因此,天下興亡,人人有責,要有做漢人說漢語的自覺。

  夷人,可以入主江山,可它入主不了文化;可以拿走國家,卻拿不走國史。隻要我們還在做漢人,說漢語,我們就留住了文化的根、曆史的魂。關鍵是要做漢人,連漢人都做不成,那天下就要亡了。故此,顧炎武大聲疾呼,要救天下,天下不能亡。

  考據學裏的救亡運動

  有清一代二百餘年,從清初到清末,救亡不斷。清初救亡,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反清複明”的政治路線,一條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學術路線。政治路線以鄭成功為代表,退到台灣去了;學術路線以顧炎武為代表,退到考據學裏。這兩條救亡路線一直在發展,政治路線發展出孫中山,學術路線發展到章太炎,到了晚清,這兩條路線會合了,成為革命的主流。

  為什麽救亡要在考據學裏?

  通常我們對考據學的認識,大多以為是為了逃避政治,逃避文字獄,而躲進故紙堆,其實這是很膚淺的認識,隻看到了消極的表麵,還有積極的一麵沒有看到。從學術上來看說,清初考據學,又稱漢學,那是以學術的方式,對做漢人說漢語的認同,同時,也是對亡國之學——理學的否定。

  理學,又稱宋學,北宋亡於金,南宋亡於元,明承宋學,也亡了國,所以說,它是“亡國之學”。明末清初,理學很尷尬,因為它被新的統治者拿走了。國破家亡,信徒們,或慷慨赴死,抱著理學的教條去當烈士,或削發為僧,懷著理學的信念悲苦終生。而理學卻沒有什麽氣節可言,信徒不妨去當烈士,理學依然可以媚世。且看亡國誌士,拋頭顱,灑熱血,真是可歌可泣,可他們的理學,卻投向新的統治者了。沒有前赴後繼捍衛原教旨的聖戰,沒有接踵而來為真理鬥爭的運動,理學搖身一變,又變成了頂戴花翎,變成了新王朝的禦用之學,還是以那樣一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嘴臉君臨天下。

  而那些為國捐軀的學者們,他們的頭顱真是白拋了,熱血也白灑了,血的教訓,使後來者對理學產生了懷疑。他們懷疑理學以理殺人,懷疑理學是偽學問,因此,必須從理學中走出來。

  他們兩條腿走路,一條腿走向經世致用,走實證的路,例如顧炎武。他行萬裏路,讀萬卷書,一步一個腳印,走向《天下郡國利病書》。這本書,是對江山的盤點,是對國史的重建,他超越了王朝史,為江山立史,要再造中國。另一條腿走向漢字漢語,走進考據學裏。理學靠不住,被統治者拿走了,經學也靠不住,也會被統治者拿走,拿不走的是什麽?是與我們同在的漢字和漢語,那是命根子。

  夷就是夷,認幾個漢字,也都是錯別字,這叫做“清風不識字”,會說幾句漢語,卻永遠搞不懂什麽是中原正音,顧炎武著《音學全書》,就是要為中原正音建立標準。做漢人最要緊的是寫漢字說漢語,而不在於穿什麽衣服,留不留辮子。漢人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在考據學裏做最後的鬥爭——留住文化的根。

  為什麽說“清初之學大”?大就大在做“天下興亡”的學問,有救亡的抱負在裏麵。

  由此,清初學者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點,從實證出發,他們認為理學“空”,所以,要用救亡的實際行動去做實學,不為王朝立家史,而為江山立國史。代表之作有兩本,一本是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一本是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這兩本書是為救亡運動做準備的,是曆史地理和兵家地理的傑作。第二點,從考據出發,他們認為經學“偽”,民國時的政治學家楊幼炯在《中國政治思想史》裏指出:考據是“以複古為解放之手段,以疑古為革命的精神”,正是在考據學裏,有清一代學者將救亡運動轉化為文藝複興。

  

  戴震

  考據學裏的啟蒙運動

  考據學的代表作也有兩本,一本是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一本是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這兩本書,一本開了證偽主義的先河,一本做了思想革命的先鋒,都用了科學的精神來啟蒙。

  閻若璩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偽,沉潛三十餘年,盡得其症結所在,作八卷。專辨東晉晚出之《古文尚書》十六篇,及同時出現之孔安國《尚書傳》,皆為偽書。《古文尚書》之偽,自宋朱熹、元吳澄、明歸有光以來,既有疑之者;雖積疑,然有所憚,而莫敢斷。自閻若璩出,才確定此書為偽書。其手段為實證,而目標為證偽,將統治中國思想的“經典”證明為偽,驚世駭俗。

  被統治者拿走的經學原來是假的!下了這樣的結論,一切神聖,都可以價值重估了。證偽真是大膽的革命行為,無異於推翻權威,以前依據經典治國,都是偽的,無需微言大義,也無法微言大義,此風一開,懷疑主義和複古主義的思潮便興起來,考據學裏的救亡運動,從此轉向思想啟蒙。

  清初考據學的證偽主義,在學術界開創了一種新風——懷疑精神。這種精神到乾隆時期,也就是考據學的成熟期,發展出革命精神。革命精神的代表是戴震,代表作是《孟子字義疏證》,乃哲學的革命。

  梁啟超認為:《疏證》一書,字字精粹,觀其內容,乃以“情感哲學”代替“理性哲學”——理學,就此而言,它不僅與歐洲文藝複興時代的思潮相似,而且從根本上相通。

  文藝複興運動,亦起於人心思變,在基督教絕對禁欲主義的束縛下,人痛苦不已,明知其“反乎人理而又不敢違”,於是,“相與作偽”,以道德自居者,“道德反掃地以盡”。

  故文藝複興與宗教信仰對決,以思想解放運動衝決道德枷鎖。

  然而思想解放,亦有待於思想資源,發掘封閉已久的希臘思想,而成一思想運動。文藝複興運動用了“希臘的情感主義”來療治宗教禁欲主義的創傷,絕對的主義已讓位於自由之思想。

  思想一旦解放,文化即轉一新方向,新文化方興。則“蓬勃而莫能禦”。梁氏認定,“戴震蓋確有見於此,其誌願確欲為中國文化轉一新方向”。

  梁啟超又稱“其哲學之立腳點,真可稱近二幹年一大翻案”,尤以“尊卑順逆一段”,顯示戴震“以平等精神,作倫理學上一大革命”。對於戴震“斥末儒之糅合儒佛”,他認為“雖辭帶含蓄,而意極嚴正,隨處發揮科學家求真求是之精神”,故於《疏證》不吝讚詞:實三百年間最有價值之奇書也!

  考據學裏的革命運動

  戴震本人,亦自詡生平著述,可謂等身,然亦以《疏證》為第一也。

  看得出,《疏證》一書,寄托了戴氏抱負,欲以觀念考據,立“戴氏哲學”。

  觀其思想來源,從王夫之“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現”兩語出,以此疏證《孟子》,說聖人之道,根柢在“情欲”二字,使天下無不達之情,無不遂之欲,則天下治。

  又說,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背道而馳,則民反矣。他批評秦漢以來的後儒,說他們,不知理與情通,不知理與欲同,而以理似法,同於酷吏。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 駸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

  梁啟超指出:此書蓋百餘年未生反響之書也,豈其反響當在今日以後耶?

  “今日”為何時耶?乃“新民學說”興起之時,“少年中國”昌盛之日耶?

  然梁氏又以為,戴氏的思想革命,其時乃另類,而非主流,且認定清代學派之運動,是“研究法的運動”,非“主義的運動”,所以,他論清學正統派之運動,遂不得不將此書除外。

  梁氏雖目光如炬,但其目光所及,還在方法論的皮相,而未見其哲學的內核。

  他不知那內核裏,還埋伏著17世紀中國救亡運動的因果。正是那因果,在清初,造就了戴氏那樣的思想革命者,到晚清,又被戴氏的後學,那個行動起來的革命者,從考據學裏出來的革命家章太炎所發覺。

  太炎先生指出,戴氏處雍正朝,皇帝好理學且嗜殺,戴氏敢言以理學殺人,乃傷心人作訣別語。新文化運動起,胡適更以哲學的眼光讀戴氏,以其推倒理學而視為“打倒孔家店”的先驅。

[ 打印 ]
閱讀 ()評論 (0)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