閉目養神
如果你不幸進來了，你會失望。如果在這裏，你學到點什麽，或有什麽感受，那更是浪費你的時間了，咳，咳！
國家統計局在其曾公布的六零年人口統計數字上，有兩個缺口。一個是總人口數，統計出來的六一年底人口總數較六零年底的總數，整整少了一千萬！另外一個就是六零年奇高的人口死亡率，記得是千分之二十三左右，較常年好像要高出一半左右（現在懶得去查證，以後再說）。按照死亡率一算，基本上也要有一千萬了。
這兩個數字，我們無法繞過去，也是無法無視的。怎麽解釋呢？
人口總數的缺失，一個合理的解釋就是人口流動。即當時從城市動員很多人回鄉務農。城市戶口注銷了，可是他們並沒有離開，當然也沒有去原居住地報戶口，於是形成人口數字的暫時短缺（有人已經有帖子了，按其計算我覺得能夠解釋六零年底人口數的暫時短缺）。我們家雖然沒有從城市去農村，可是據我母親回憶，當時國家就曾動員幹部的家屬從國家機關中退職，以減輕國家的負擔。我母親就是當時從國務院機關中辭職回家的。
但是，用此來解釋人口缺失肯定需要佐證。即這些人口缺失的數字主要來自城市方麵，這樣才能解釋得通。但是現在國家統計局把這些資料都控製著，沒有公布其資料的來源，因此無法證明。所以我們盼國家統計局早日公布資料，以澄清謠言。
那麽如此高的死亡率怎麽解釋呢？
我覺得這是因為因為當時除了城市有大量流動人口外，農村也有大量人口遷移。合作化是一個因素，大搞水利建設大強度的勞動是另外一個因素，再有就是饑荒等，都在促成相當部分農村人口遷移。國家政府方麵肯定是在阻止這種遷移（盲流）的。那麽基層單位（村，小隊，大隊等），在麵對上級領導要求阻止人口外流的文件時，怎麽應對呢？
那就是按照中國幾千年來的習慣做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即在麵對上級指示要求阻止人口外流時，將所有（不約而同地）外出人口全部當作死亡處理！當然，筆者這樣假設，需要佐證的。中央乃至地方（省一級）的文件，要求阻止人口外流是肯定的（部分地區還有傳說是民兵持槍阻止外出等），但基層單位用死亡來推卸責任，則無法查證。間接的證據是：八、九十年代和近期內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現在活在世上的六零年出生的人口，要高於當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當年出生人口！而這一現象也主要在六零年出生的人口中發生。這就直接暗示著，當時有很多流失在外的人口，其出生的孩子甚至無法報進戶口！
當然，我這裏隻是提出一種假設，有機會了需要填補更多的證據，有心的朋友也可以幫我提出佐證來。總之，餓死Ｎ千萬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信的。我們堅持認為，這是一部分別有用心的人製造出來的“醜聞”。
同時，筆者承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肯定有超過往年的人口餓死。但這是有諸多因素造成的：自然災害、基礎薄弱和人為因素（興修水利、超高征糧、密植、忙於煉鋼等），還有就是體製因素，合作化以後人們失去了勞動的積極性等。最後還要就是一個年輕的政府，缺乏應對的經驗等。
總之這是一場悲劇，希望永遠不要再發生了。
（下麵收錄二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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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有關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災害問題：
重要數據
從氣象、水文、農業、民政和統計部門記錄的原始資料文獻看，“三年自然災害”是建國以來第一場連續多年的嚴重幹旱災害。按照國家氣象局分析發布和出版的權威性資料文獻[1]，水利部統計歸納的資料和研究出版的[2]，國家統計局和民政部匯編的《中國災情報告[3]》，概括其記載、歸納與研究，陳述於下。
氣象部門就時間、地區、降水量距平、幹旱種類給出序列統計表（摘錄研究時段如表1）。
表1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幹旱時段、地區和降水距平 [4]
| 年 代 | 月（旬） | 地 區 | 負 距 平 % | 幹旱種類評 估 |
| 一 九 五 八 | 1~5 | 雲南西部 | 40~80 | 重旱 |
| 3~5 | 雲南大部、川黔南部、兩廣大部、福建南部 | 30~85 | 部分重旱 | |
| 5~8 | 黑龍江中部、吉林大部、遼寧西部和中部 | 30~60 | 部分重旱 | |
| 6~7 | 長江下遊地區 | 50~85 | 同上 | |
| 6~9 | 湖南東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 | 35~70 | 同上 | |
| 一 九 五 九 | 3~5 | 黃河上遊大部分及河北北部、內蒙大部、遼寧南部 | 25~50 | 旱 |
| 4~5 | 黑龍江北部 | 30~50 | 部分重旱 | |
| 4~6 | 吉林中部 | 30~50 | 同上 | |
| 7~9 | 渭河、黃河下遊以南——南嶺地區 | 30~80 | 大部重旱 | |
| 10~12 | 華南大部地區 | 30~85 | 同上 | |
| 一 九 六 ○ | 59.10~60.2 | 華南大部地區 | 40~90 | 同上 |
| 59.10~60.4 | 廣東西部、中部與海南島 | 50~70 | 重旱 | |
| 59.11~60.5 | 雲南、四川南部、貴州西部 | 45~80 | 大部重旱 | |
| 3~5 | 遼寧西部、河北東北部、內蒙東南部 | 50~70 | 重旱 | |
| 3~6 | 渭河、黃河中下遊、海河地區 | 25~80 | 部分重旱 | |
| 7~8 | 長江中遊地區 | 45~85 | 局部重旱 | |
| 一 九 六 一 | 3~6 | 華北大部、東北西部、山東北部 | 30~60 | 部分重旱 |
| 4~8 | 河南南部、湖北北部 | 40~65 | 重旱 | |
| 6（中）~7 | 長江下遊部分地區 | 45~80 | 旱 | |
| 6（中）~8 | 貴州北部、四川東南部以及長江下遊部分地區 | 45~85 | 重旱 | |
| 一 九 六 二 | 1~3 | 兩廣北部、湘贛南部 | 50~80 | 重旱 |
| 1~4 | 廣東沿海、海南島 | 40~80 | 重旱 | |
| 3~5 | 雲南西部、四川西南部和北部、甘南和黃淮之間 | 35~80 | 重旱 | |
| 3~6 | 內蒙中部、山陝河北北部、京津地區 | 65~90 | 重旱 | |
| 3~7（上） | 黃河流域大部分地區 | 50~90 | 重旱 | |
| 4~6 | 黑龍江大部、吉林西北部 | 30~55 | 旱 | |
| 7~8 | 廣東大部、湖南中南部 | 45~75 | 旱 | |
| 7~9 | 湖南東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 | 35~65 | 旱 | |
| 8~10 | 華北地區，東北平原西部 | 50~80 | 重旱 |
從農業、水利部門統計，以及民政、統計部門匯總數據看，當代研究和出版的資料數據基準，業已完全統一。地麵反映的災情，與氣象部門的記載分析，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按照《中國災情報告》記載，1958年，“1-8月，全國大麵積旱災……冀、晉、陝、甘、青與西南川、滇、黔及華南粵、桂等省區。春旱時間長，波及麵廣，嚴重影響農作物播種、生長。河北省中部、東部連續200多天無雨雪……5月中旬……西南、華南及冀東持續幹旱。入夏，華東、東北800多萬頃農田受旱。吉林省266條小河、1384座水庫幹枯，為近30年未有的大旱。年內，旱災波及24個省區2236萬公頃農田。”
1959年，“1-4月，冀、黑嚴重春旱。因去冬以來降水稀少，春旱影響河北省150萬公頃小麥生長，成災62萬公頃，另有20萬公頃耕地需挑水點種；黑龍江省……150萬公頃耕地受旱2寸多深，少數4-5寸深，為曆史少見。”7-9月，渭河、黃河中下遊以南、南嶺、武夷山以北廣大區域普遍少雨，閩、粵60天無雨，遂“波及豫、魯、川、皖、鄂、湘、黑、陝、晉等20個省區的旱災分別占其77.3%（受災3380.6萬公頃）和82.9%（成災1117.3萬公頃），受災範圍之大在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 劉穎秋主編的《幹旱災害對我國社會經濟影響研究[5]》認為，“是新中國成立10年來旱情最重的年份”。1959年的大旱，在水文方麵有顯著的表現。是年，鬆花江源瀕於幹涸，豐滿水庫缺水發電。江、淮出現曆史同期（記載）的最低水位。江蘇省山區塘堰、小水庫幹涸37萬座（占本省同類型工程的67%）。湖北省塘堰幹涸達80%，8月中旬以後小河幾乎全幹；由於江水奇低，沿長江的121個水閘和161個明口，能夠自流放水的也隻有50個閘、13個明口。湖南省邵陽、衡陽和湘西州的71萬處塘壩，在9月中旬有半數幹涸。
1960年，持續旱情擴大：“1-9月，以北方為主的特大旱災。上半年，北方大旱。魯、豫、冀、晉、內蒙、甘、陝7省區大多自去秋起缺少雨雪，有些地區旱期暢達300-400天，受災麵積達2319.1萬公頃，成災1420萬公頃；其中魯、豫、冀三省受災均在530萬公頃左右，合計1598.6萬公頃，成災808.5萬公頃左右。山東省與河南省伏牛山—沙河以北地區大部分河道斷流，濟南至範縣的黃河也有40多天斷流或接近斷流，800萬人缺乏飲用水。夏秋季節，南方皖、蘇、鄂、湘、粵、滇、川7省區因旱受災麵積都在66.6萬公頃以上（按：廣東、海南旱情持續了7個月，西南各省冬春連旱），川、鄂2省成災198.1萬公頃。除西藏外，大陸各省區旱災麵積高達3812.46萬公頃，為建國以來最高記錄”；“本年災情是建國後最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是年大旱，除黃河外，還有不少河流斷流，如永定河、瀦龍河斷流5個月；子牙河及滏陽河衡水以下河道，自1959年11月斷流，直到1960年7月18日才有來水；山東境內12條主要河流，有汶河、濰河等8條斷流。
1961年，旱情持續：“1-9月，全國範圍的特大旱災。全國旱區受災麵積達3784.6萬公頃，成災1865.4萬公頃，主要分布於華北平原及長江中下遊地區、黃土高原、西遼河流域”。是年3-6月，海河水係的趙王河、瀦龍河平均流量距平偏少一半以上。西遼河通遼站3-6月平均流量僅0.123秒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值少99%！安徽省正陽關、蚌埠和江蘇洪澤湖各站6-8月平均流量較年均值偏少8成。湖北襄陽專區8個縣325條大小河流，斷流312條。
1962年，“1-9月，全國大麵積旱災。去冬以來，南方湘西北、粵北、川北、蘇北、皖中地區雨雪稀少，2月約有100萬公頃呈旱象；3月，旱區擴至豫、鄂、黔、陝等省，共計360萬公頃……甘肅河西走廊、內蒙呼倫貝爾和烏蘭察布地區、晉北、冀西北、吉西北地區，旱期長達200-400天，甚至井幹河斷、人畜吃水困難……年內，旱災波及北方為主的24個省區（市）2174.6萬公頃農田，成災麵積878.4萬公頃。”
人們習慣上將這幾年的災害稱為“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從幹旱災害的延伸和轉移看，影響我國農業生產的嚴重幹旱災害，大致延續了四年。時間上以1959年夏秋至1960年夏黃河流域、西南、華南為主，1961年春夏秋華北平原、長江中下遊連續幹旱為主；以及1962年春夏、夏秋的華北黃河流域、東北的幹旱。人們在談論和研究中往往忽視了1958和1962年也是較大旱災年，從宏觀角度看，集中在1959-1961年的特大幹旱，是有一個發展、高峰、減弱的過程的。
二、1959-1961年的特大幹旱在建國初期幹旱災害序列裏的地位
1950-1990年全國曆年受旱、成災麵積序列
1．根據《中國水旱災害》歸納，在1949-1990年的長時期內，“全國受旱麵積超過2000萬hm的有23年，成災麵積超過1000萬hm的重旱年有12年，成災麵積超過1500萬hm的大旱年有5年，按成災麵積大小，依次為：1961年、1978年、1960年、1988年和1989年……受旱率超過15%和成災率超過5%的有15年，包括1972年、1976年及1959-1961年、1978年-1982年和1985年-1989年等3個連續年段。受旱率超過20%和成災率超過10%的有6年，分別是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可見，1959-1961年屬於該序列的重旱和特大旱年，成災麵積名列前茅，而在建國初期17年（1950-1966年）的統計裏，該時段的受旱麵積、成災麵積、糧食減產量、受旱人口的統計數值，則更居於首位。
2. 必須強調的是，在建國初期（1949-1961年）旱災災情統計序列中，1959-1961年時段，各項統計指標的平均數值，大大高出前10年的平均值：
表2 建國初期平均旱災災情統計指標比較
| | 受旱麵積 hm | 成災麵積 hm | 成災率 % | 受災人口 萬 | 糧食減產 萬噸 |
| 1949-58年 | 848.32 | 271.87 | 32 | 1824.94 | 339.7 |
| 1959-61年 | 3659.30 | 1533.46 | 41.9 | 5748.13 | 1177.1 |
3．可見，盡管1952-53、1956-57年部分省區也有嚴重的災害，但建國初期，成災率大於20%的極旱省區和成災率在10-15%的重旱省區分布，時間特別集中、且旱區十分廣闊的，是在1959-1962年期間。
部分流域1949-1990年因旱災糧食減產率圖
4．文獻《幹旱災害對我國社會經濟影響研究》研究中國農業旱災的長時期（1950-2001年）變化，歸納認為：“受旱麵積的7個高峰期為1958-1962年、1972年、1978-1982年、1985-1989年、1991-1995年、1997年、1999-2001年，均在3000萬畝以上。幾個受旱超過4000萬畝的嚴重幹旱年，如1959年、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均出現在上述高峰期”。而1959-1961年的嚴重幹旱，按時間序列居於諸高峰期的第一峰。
5．文獻在對近500年典型場次特大旱災及規律分析後，結論指出：“1874-1879，1959-1960年的大旱，災害等級為3級重旱，頻率為100年一遇”；1990年代以來，“與1959-1963年相比，全國受災麵積尚未突破1959-1961三年特大持續幹旱時3812.5萬公頃最低值。”
從資料和分析看，1959-1961年幹旱災害都是建國以來第一場連續多年的嚴重幹旱災害。
表 3 1959—1962年累計成災100萬公頃以上的省市逐年統計 單位：萬公頃
| 省市 | 1959 | 1960 | 1961 | 1962 | 累 計 |
| 河南 | 100 | 210.5 | 434.5 | 86.3 | 831.3 |
| 河北 | 64.7 | 331.3 | 61 | 93.3 | 550.3 |
| 四川 | 100 | 125.3 | 266.7 | 53.3 | 545.3 |
| 湖北 | 166.7 | 113.3 | 172.8 | 70.6 | 523.4 |
| 山東 | 226.7 | 26.7 | 174.5 | | 427.9 |
| 山西 | 18 | 170 | 61 | 93.3 | 353.3 |
| 內蒙 | 72.8 | 90.8 | 100 | 263.6 | |
| 陝西 | 46.7 | 63.3 | 72.9 | | 182.9 |
| 浙江 | 145.3 | | 26 | | 171.3 |
| 黑龍江 | | | 28.2 | 102.1 | 130.3 |
表中前5名均為我國的農業、糧食大省，幹旱災害的威脅與後果可想而知。
三、幹旱災害對農業經濟的影響
表 4 1959-62年主要糧食減產省的減產幅度統計 單位 萬噸
| 省 市 | 53~57年 平均產量 | 59~62年 平均產量 | 兩階段比較平均減產量 | 減產幅度 |
| 甘 肅 | 364 | 213（60~62） | 151（60~62） | 41.4% |
| 遼 寧 | 642 | 408（60~62） | 234（60~62） | 36.4% |
| 安 徽 | 1040 | 668（59~61） | 372（59~61） | 35.8% |
| 黑 龍 江 | 763 | 530（60~62） | 233（60~62） | 30.5% |
| 河 南 | 1226 | 870（60~62） | 356（60~62） | 29.0% |
| 四 川 | 2082 | 1498（60~62） | 584（60~62） | 28.0% |
| 山 東 | 1300 | 950（60~62） | 350（60~62） | 26.9% |
| 貴 州 | 444 | 343（60~62） | 101（60~62） | 22.0% |
| 吉 林 | 534 | 425（60~62） | 109（60~62） | 20.0% |
| 湖 北 | 955 | 766（59~61） | 189（59~61） | 19.8% |
僅僅從主要產糧省的減產幅度（這裏既有幹旱災害的影響，也有其他方麵的原因），可以估計到當時由於減產給這些省本身，或需要他們調出糧食所遭遇到的嚴重困難了。
====================================================附文二：
毛澤東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
我想和同誌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產隻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年青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植，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隻供下麵參考。此外，上麵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閑時半幹半稀，雜以蕃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麵積要多少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內，隻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裏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高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誌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麽叫自由？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我姨外婆，姨外公就是餓死的！！！！死在路上。還有很多人都餓死了！！！婦女都沒有月經，也不會懷孕。懷孕了也難活。隻有大隊幹部家還生孩子。
我嗎她們在學校，食堂中午給上過浮萍～這樣好歹沒餓死。我外婆供我媽去上學，就想好歹學校不會餓死人。
我太外婆也是連餓帶累怎麽死的。我小姨才幾歲，那時鬧分家，每天一酒杯米。總之，從小，60年自然災害就深深在我腦海中，零零碎碎聽過不少。下次我媽來可以好好問她，討厭這幫可以泯滅這段曆史的人。
說沒死人或死人不可能的應該去當地問一問！！！！
你說: "死亡當然不是均勻分布的，也不可能是。但是如果不是均勻分布的，那死這麽多人就要有大麵積的無人區，請問在那裏？ 那時中國的很多縣才不過10多萬人，要死1000萬，要滅多少個縣，這些縣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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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河南信陽專區(18個縣市)800多萬人,死亡100多萬!
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 (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02/0226_2664_414318.shtml
請你看看楊繼繩的書: 墓碑 鏈接在這裏:
上冊: https://docs.google.com/open?id=0B2Xr1A-A1uzTN3pZUEM4NDVrQm8
下冊: https://docs.google.com/open?id=0B2Xr1A-A1uzTTnRUaERBNHlnZlk
你急糊塗了吧？那個時候的縣才十幾萬人？你也是50後，連這點常識都沒有？除非是青海這樣的省份，那個時候中原地區小的縣人口大都在20萬以上，中等的縣人口40萬以上，大的縣人口可以達到60萬以上。你不信可以去查查統計資料！
大麵積的無人區是不會有的，這是因為大規模餓死人的地方其實都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業大省，如四川、河南、安徽、山東，這些地方人口稠密，即使大規模餓死人也不會產生“無人區”，更主要的是餓死的主要是處在社會最底層的農民，社會的中層-城鎮居民有定量供應，雖然餓但是餓死的少，至於社會的上層中共的幹部還都活得很滋潤，就連中共的基層幹部 - 公社、大隊、甚至是生產隊的幹部及其家人都可以憑借權力多吃多占，大都不會有餓死的（除非他與老百姓同甘共苦）。
無人區沒有但是大規模餓死人的地區是有的，河南省的信陽地區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請看當時中共信陽地區光山縣委的內部文件：
1960年12月17日光山縣委《關於“民主補課運動”的初步體會的報告》中稱：“這是全縣幾十萬人民從未有的一次大慘禍”，“死亡人數25萬，死絕的戶數就有5647戶。城郊公社高店大隊吳圍子小隊120人中，餓死72人，占總人口的60%，16戶死絕。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隊被打死、餓死1503人，占總人口的62.6%。”當時的光山縣“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
去買本墓碑看看.偶之前看過電子版的,昨天看了三個小時,真是人間地獄阿.
再不服,去看看combridge的the history of china.
再上來積極歪歪,還是板磚拍你丫的
咱們就說說自己家吧，那個直係親屬是餓死的。我爺爺是59年死的，但是不是餓死的。 我小時很多同學，爺爺那一輩絕對大多數在中國各地農村，沒有聽說有餓死的。 那個年代，誰家有什麽事，大家都知道，不像現在。
但是毛澤東時代確實發生了許多悲慘的事情！如果楊白勞喝鹵水自殺是萬惡的舊社會所逼，那麽老舍投湖自盡就是萬惡的毛澤東時代所逼了。
都在懷念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民風的淳樸、社會道德的高尚；都在批評改革開放以後腐敗盛行、道德淪喪，所以需要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殊不知，五十年代初的中國人都是國民政府培養的，而現在的腐敗官員都是文革培養的。
四十塊,路邊買了楊繼繩的墓碑,雖然以前看過電子版的,這次依然非常令我震撼.
閣下列舉了這麽多材料,這些毛左會看嗎?他們隻會有選擇的看.
還是那句話,善良隻對善良的人起作用.
毛澤東對大規模餓死人慘案的處理
廬山會議反右傾之後，貴州省委書記收回了農民的自留地，並將糧食集中到公社食堂，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稱食堂是＂必須鞏固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沒有保證。＂毛大為讚賞，說＂報告是一個科學總結，可以使我們在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事業中，在五年到十年躍進－大步，因此應當在全國仿行，不要例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44頁）一貶一褒，一打倒一推廣，毛的態度十分明朗。特別是＂不要例外＂一句，明確告訴全黨全國，在辦公社食堂這樣關係到鞏固或是瓦解社會主義陣地的原則問題上，是不容反對不準懷疑甚至不準拖延不辦的，各級領導直至全體農民，該走哪條路，對待公社食堂的態度，可以看作是分水嶺和試金石。
同樣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反右傾之後,大躍進的惡果——餓死人現象開始出現。下一段摘自李興濂《留下史詩祭冤魂》一文：
“安徽早在1959年初，已出現嚴重糧荒，農村公共食堂裏已粒米如珠，1959年夏秋之際，全省各地已開始成批餓死人。作為省委書記的張愷帆，開始也相信那些謊言，但是在不斷逃荒要飯的親友提醒下，他下鄉看到了另一種情景，一群百姓麵黃肌瘦，跪在他的麵前懇求救命，饑民的悲苦哀號，和村邊路旁餓殍的屍臭，直接撞擊他的心！他流淚了，他不能見死不救！他不能不出手了，盡管他知道這一出手，無異於飛蛾撲火，是自取滅亡之路，他還是像鳳凰－樣，撲向了騰騰烈焰，完成了自己仕途上的涅槃。他回到省委發出了石破天驚的真話：“百姓家已沒有糧了，已經餓死了！”並且在無為縣做出了置烏紗和身家性命於度外的壯舉：立即停止糧食上調，解散公社食堂，把農民應得的口糧發到農民手中，歸還農民的自留地，改正強迫並村的做法，開放農村集市貿易，抓緊晚秋農作物和蔬菜的種植管理，懲治迫害虐待農民和食民而肥的農村幹部，醫治生病挨餓的窮苦百姓。”
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馬上上報毛澤東,毛澤東一見此材料,立即龍顏大怒,很快做出了如下的嚴詞批示：
毛澤東對《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報告》的批語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
印發各同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委會裏有，即軍事俱樂部的同誌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分是高崗陰謀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就是明顯證據之一。這些人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他們是願意參加的，有革命性，至於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錯誤的。他們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精神準備，一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們就不舒服了。早就參加了高饒反黨集團，而這個集團是用陰謀手段求達其反動目的的。高饒集團的漏網殘餘，現在又在興風作浪，迫不急待，急於發難，迅速被揭露，對黨對他們本人都有益處，隻要他們願意洗腦筋，還是有可能爭取過來的。因為他們是具有反動與革命的兩重性，他們現在的反社會主義綱領，就是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不要被他們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例如說總路線基本正確，人民公社不過遲幾年辦就好了。要挽救他們，要在廣大幹部中進行徹底揭發，使他們的市場縮小而又縮小。一定執行治病救人的方針，一定要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還要給他們革命與工作的出路，批判從嚴,處理從寬。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
這是毛澤東對公社食堂的最大表態。這一時期，凡是指責毛的政策餓死人甚至隻不過是糾正毛餓死人政策的人，都被毛列入反黨集團打倒。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揭露毛的政策餓死人, 毛不但打倒了彭,而且捎帶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一起當作反黨集團打倒. 他根本就不承認公社食堂餓死了老百姓。就在毛澤東批語之後，張愷帆遭到殘酷批鬥，以“反黨反社會主義” 的罪名被秘密逮捕了。此後, 無為縣餓死人現象日益嚴重. 僅統計至1960年底, 九十餘萬的人口大縣無為縣就餓死32萬零422人, 其中絕大部分死於毛澤東對張愷帆無為放糧解散食堂的嚴詞批示之後.(丁人卜：“實際情況是57年底全縣人口為982,979人,60年底為662,557人,減少320422人)。
於是從1959年8月起，餓死人現象開始向全國蔓延。1959年全國餓死522萬人，到1960年餓死人數就躍升到1155萬人，到1961年餓死人數又躍升到1327萬人，舉世皆驚，中共高層大多數人已經感到壓力，唯獨毛澤東不信。直到1年零8個月後1961年4月毛澤東才派他最信得過的人（他的侄子和他的秘書胡喬木等）去他老家湖南省調查. 調查結果發現觸目驚心的餓死人後，毛才下令解散公社食堂。這時全國餓死的老百姓已經2008.8萬人，大罪惡已經鑄成了。
大饑荒見證人、無為縣農村政策研究室負責人丁人卜先生在他一本書正文開頭所記錄安徽省無為縣被餓死人的慘不忍睹：“------他們臨死前都是瘦骨伶仃,非人非鬼。他們斷氣前的共同遺言,隻有發出一句微弱得難以聽清的呼救聲：‘給我一點吃的吧！’其慘狀無法形容。”“給我一點吃的吧！”“給我一點吃的吧！”“給我一點吃的吧！”安徽省無為縣那三十萬冤魂氣若遊絲般的呼救聲,匯成了驚天地泣鬼神的時代最悲音,震憾了神州大地,從半個世紀前一直呼喊到今天,還會千秋萬代的呼喊下去！一萬年之後,人們還會聽到,還會為之動容的！
【綜合】
林治波:
道歉：我對大躍進那段曆史缺乏研究，掌握情況不夠。這幾天接到網友許多信息，告知當年悲慘的情況，得以了解更多事實，內心深受震撼！我的個人不當言論引發很多國人的痛苦回憶，傷害了很多人的感情，為此深感歉疚，向大家真誠道歉！感謝各位網友指正我的錯誤，並願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防止曆史悲劇重演。
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3250萬）及其成因》[42],
曹樹基的統計數據（單位：萬） 省名 全部府數 災區府數 全部縣數 災區縣數 災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 排序
安徽 13.0 13.0 74.6 73.6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26.0 23.0 201.0 188.0 7191.5 940.2 13.07 2
貴州 16.0 15.0 81.0 74.0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17.0 17.0 96.0 91.0 3651.9 248.6 6.81 4
甘肅 13.0 12.0 108.0 87.3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13.0 13.0 128.7 106.7 4805.8 293.9 6.12 6
廣西 12.0 12.0 75.0 72.7 2009.9 93.1 4.63 7
雲南 22.0 22.0 132.0 112.0 1918.3 80.4 4.19 8
山東 12.0 12.0 140.0 126.0 5343.5 180.6 3.38 9
江蘇 12.0 11.0 84.0 63.0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11.0 11.0 79.8 72.6 3074.9 67.5 2.20 11
福建 11.0 11.0 70.0 56.0 1547.9 31.3 2.02 12
遼寧 1931.0 33.0 1.71 13
廣東 15.0 12.0 110.0 72.0 3839.3 65.7 1.71 14
黑龍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18.0 17.0 183.0 135.0 5544.6 61.0 1.10 16
江西 14.0 13.0 89.0 51.0 1713.6 18.1 1.06 17
陝西 12.0 4.0 101.0 30.3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11.0 10.0 91.0 51.4 2570.3 14.1 0.55 2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計 248.0 228.0 1844.1 1462.6 63474.9 3245.8 5.11
58-62年全國總死亡人：
中國大陸官方生死統計數據 (單位：萬)[39]
時期 出生人數合計 死亡人數合計
1956－58年 6048 2124
1959－61年 4225 3602
1962－64年 8143 2152
==============================
總死亡人數 7876萬！怎麽處理的？
你終於又跳出來兜售你的“屍體處理論據”了，請問南京大屠殺的屍體是怎麽處理的？是不是也提前幾十年用了你們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的處理辦法？
三年大饑荒餓死的人主要都是在農村，不是在城市，農村人口分散分布和城市人口大規模集中居住的特點完全不同，那時餓死人就找個地方挖個坑埋了就是了，在當時的中共幹部眼裏跟死個小貓小狗一樣！你沒看見過夾皮溝的右派餓死多少？3500名右派最後剩下600名，其餘的都餓死了，夾皮溝發生了什麽瘟疫了？
那個時候對廣大農民的最大的生存威脅是饑餓，而不是什麽瘟疫！有的地方整村整村地餓死人，誰去埋了？我在金筆上一篇關於大躍進的文章裏麵就跟貼了一篇四川省滎經縣杜治中的文章，裏麵就有這麽一段：
“四鄉山區各公社的死人情況比我們城裏更慘，一家一戶死絕的也不在少數。複順公社的太陽彎生產隊幾十戶人幾乎死光。我的同學方聯森說，他60年到三合鄉去，親眼目睹了在一個住有五六十人的大院子死得清清靜靜的，長期沒人掩埋，那些先後死去的屍體橫陳豎擺，各具慘狀：有背靠大門枋，眼巴巴站著死去的，有橫擔在門坎上，伸出手作呐喊狀的，有蹲在牆根的幹屍，有母親抱著嬰兒死在床上的，有剛死不久被老鼠掏去眼珠、咬得血淋淋的，有死後被人割了屁股肉的。在烈太公社共和隊我叔叔杜國林家，一天就餓死三個孩子。另一個親戚叫楊仕芸，當時才一歲多點，她媽已經餓斷氣了，她還在身邊吮奶，幸好命大被家人救起，現在已四十多歲了。”
我貼的文章你沒有看？看不下去？看了也不相信？不願相信？還是不敢相信？這些文章是充分暴露了你和金筆之流所崇拜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是一個什麽樣的人物！那時候的中國人民生活在什麽樣的饑餓和絕望之中！
你竟敢在這裏說“沒有一個人能夠講出自己家裏人是如何餓死的”，網上講出自己家裏人餓死的帖子和文章多了去了！自從金筆貼出他的“大躍進”荒謬係列之後，在這裏跟貼說自己家裏人餓死的就有好幾個，你就視而不見？沒看到還是不願看到？
連中共中央的決議都承認“大躍進”主要是人禍（當然也不忘拉上“自然災害”做個擋箭牌），就你和金筆這種毛左還要徹底否認是人禍，你們的思維水平還停留在毛澤東時代，甚至連毛時代都不如！毛時代的各地中共內部文件都披露了大量餓死人的事實了，而你們在幾十年之後還要否認！真正在瞎扯的不正是你這種人嗎？
76年唐山地震死了24萬就已經震驚全國，全國，全軍動員，如何處理屍體？ 沒有人知道。最後是軍事醫學科學院的情報研究單位，跟蹤戰場屍體處理20多年了，第一次用上, 效果不錯。
一位香港“教授”說：死了4500萬。相當於187.5個唐山市，58－62年，5年，平均每年死37個唐山地震的遇難人口。開什麽玩笑？ 怎麽沒有萬人坑啊？ 萬人坑要4500個，省市數量就算有30個，平均每個省要有150個萬人坑。處理這麽多屍體，要多少人工？ 那時沒有機械設備，比如推土機，挖掘機更沒有了，要多少人去挖坑? 如果真有4500萬人死，最少要有上億人次挖坑才行，怎麽沒有人講起過?屍體多了是要深埋的，不是一般的坑。沒有挖過死人坑，樹坑總挖過吧？ 一塊石頭，一根樹根都是攔路虎，挖地手上起泡。 當時根本沒有油，飛機汽車都沒有油，更不可能去火化。這麽多屍體是如何處理的？ 大家一起死，棺材那裏來，木料那裏來？ 當時很多縣才有10多萬人。 猶太人在波蘭被殺了1－2百萬，就得用卡車往多瑙河裏麵倒整車的骨灰。
我們又不是在說秦始皇那時的事情，很多人現在還活著，自己去問問就知道了。如果真有那麽多人餓死，那時的單位裏麵就是哀號一片。年輕的問問你們的父母，爺爺奶奶就知道。不能用”hearsay” （Hearsay is information gathered by one person from another person concerning some event, condition, or thing of which the first person had no direct experience.）
我們家人包括四川川東老家的（川東是非常窮的），沒有那個被餓死，我從70年代問過很多人，沒有一個能說出他的直係親屬家人是那個年代被餓死的，甚至沒有人能說出親戚朋友被餓死。 倒是很多人都能說出來，四川餓死了1000多萬，河南餓死多少萬，卻沒有一個能講出自己家人如何餓死的。這說明都是以訛傳訛，道聽途說，人雲亦雲。 還引經據典，好像是多有學問，多有根據，千萬別上這種人的當。文革時候，張春橋，姚文元的文章比你們寫的好多了，斷章取義，托梁換柱。 49年前餓死人是真的，我奶奶就是44被餓死的。 我爺爺是59年去世的，但是不是被餓死的，因為那時食堂還很豐富。
相反問誰家有黨員嗎？幾乎家家都有。按照自然正態分布的原理，餓死的人不會超過當時黨員的人數。黨員的人數當時可能是600－700人。 有上山下鄉的嗎？都有，知青有多少萬？1000多萬而已。幾乎遍地都是。 如果有3000萬人被餓死，那我們今天一定能人人講出，家人被餓死的情形。
我們辨別真偽，要用好一般常識。
（1）非正常死亡 〔2）出生減少
幾次人口普查證實60年前後出生人口大量缺失：
http://bbs.wenxuecity.com/memory/478336.html
由於今天是假日沒上班，我起得很晚，剛剛看到您的留言。我們是倒韓運動中的戰友，對韓式的辱罵和文風深惡痛絕，當然不會去效法。和那些韓粉論戰，我不會先罵人，但如果那些韓粉開罵，我一定回擊，要不然他們以為勝利了、得意了，以後就會罵得更凶了，網壇都會被占領。對金筆這樣的毛左，隻要他不刪貼、不罵人，我是不會去罵他的，我也不讚成別人去罵他。
對“大躍進”的問題，我和在韓寒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致的，當然就是為了求得真相。如果沒有死那麽多人，我們一定要說死了那麽多人，那麽我們不就成了造謠者了嗎？多說幾千萬對我有什麽好處？
對於您的疑問，我隻是大略看了一下，因為等會兒就要出門，來不及查許多資料，隻能根據我現在的認知，答複如下：
大躍進中各個省的餓死人數和非正常死亡率是有很大區別的。餓死人的地方主要集中在這幾個省：四川、安徽、河南、山東、甘肅。基本上哪個省的領導和毛跟得越緊，執行毛的路線越堅決、越徹底，越是想往上爬，餓死的人就越多！這幾個省的領導後來因為餓死的人太多，在中共黨內都遭到了嚴厲批評，有的被撤職、降職，比如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就大饑荒問題多次做檢討，最後毛澤東不得不叫他不要再檢討了，因為再檢討下去隻能說到毛的身上去了！山東省委書記舒同被降職！
大饑荒的主要成因並不是因為沒有收成，甚至不是因為欠收，其實許多餓死人的地方是有豐收的，當然不是畝產萬斤，但是由於中共的幹部搞“浮誇風”，吹自己的地盤上生產了多少多少糧食，要給國家繳納多少多少糧食，按現在的話來講就是要出政績、要升官，於是把所有的糧食都繳了出來，甚至把農民的基本口糧都繳了，這才造成大饑荒的慘劇！所以，三年自然災害之說完全是胡扯！
你對自然死亡率的看法有誤差，根據我所看到的資料，我國年度自然死亡率在62年以後最高的是1964年的千分之十一，進入70年代之後，我國的年度自然死亡率沒有超過千分之八。
我現在因為有事情要出門，隻能先寫這麽多。您看後，有什麽問題，請留言，我回來之後，會比較詳細地答複您。
（騰訊網：http://view.news.qq.com/zt2012/snjh/index.htm）
近日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林治波發微博說“有人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誇張汙蔑1960年—1962年餓死幾千萬”，並聲稱“有人走訪當年饑荒最嚴重的安徽河南農村，當地百姓隻是聽說餓死人，並未見過”。此語一出，輿論嘩然，隨後林在微博上針對此事道歉。[詳細]
盡管林治波已道歉，但仍不斷有人質疑1959-1961年餓死上千萬人的說法，甚至說根本否定大饑荒餓死人現象的存在。比如，吳法天在微博中引用孫經先的說法，認為“餓死三千萬”是謠言，並引用《1949-1995 中國災情報告》一書說三年災害非正常死亡人數隻有1039753人。那麽，關於三年饑荒的真實情況如何呢？
2012-5-4 第7期
1962年大逃港風潮是大饑荒的直接後果 [詳細]
一、說1959年-1962年沒有餓死人完全是瞎扯！
近年來，不斷有人聲稱1959年-1962年根本沒有餓死人，認為被廣泛接受的餓死人的說法是為了汙蔑毛澤東所創造出的謠言。持這種觀點的人完全不尊重最基本的史實。如果說他們認為改革開放後的資料都不可信的話，那麽，當年當事人的材料足以說明他們的觀點完全錯誤。
胡喬木明確向毛澤東報告：韶山附近的公社餓死人了
1961年4月14日，毛澤東秘書胡喬木向毛本人提交了一份《關於公社食堂問題的調查材料》，經毛批閱並轉發劉少奇等人，在這份材料中胡喬木明確說明了湖南存在餓死人的現象：
“送上調查組關於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一份，請審閱。……昨天我和王力同誌、毛華初同誌、省農業辦公室賀炳賢同誌等人去了一趟湘鄉縣委。我們原聽說鄰近韶山的原東郊公社現龍洞公社死人情況嚴重（從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個大隊死七百零七人，占現有人口百分之十三點五），擬去該處調查。結果因為道路不便，臨時到原東郊公社現陳賡公社的楠香大隊、七星大隊、水底大隊、石匠大隊的幾個生產隊看了一下，發現這幾個大隊的情況也很嚴重，楠香和石匠兩大隊三年來死亡率都達百分之二十左右。據縣委說，全縣三年約死三萬人，去年約死二萬人，而以去年年底最為嚴重。……湘鄉原被認為一類縣，從我們所看到和聽到的問題說來，其嚴重不下於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這一點上還有過之。”（《中共中央轉發毛澤東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一胡喬木關於公社食堂問題的調查材料》《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
如果說現在的人出於某種目的有可能詆毀毛澤東的話，那麽當年身為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不可能直接當著毛澤東的麵造謠，而毛本人又把這種謠言通過中共中央轉發劉少奇等人。
安徽省農業廳長1961年的報告說鳳陽全縣死亡情況更是驚人
不僅中共中央的材料中有提及，當時各地方的報告中隨處可見餓死人的情況，當時的安徽省農業廳長陳振亞在1961年2月在《關於鳳陽縣問題的報告》中也明確說明當時鳳陽縣因饑荒大量死人的情況：
“全縣人口死亡現象更是驚人。據統計，1959和1960兩年，共死掉60245人，占農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嚴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轉引自《鄉村三十年——鳳陽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實錄（1949-1983）》）
淮陽縣檔案局當年的檔案明確標注了饑荒引發的死亡人數
在淮陽縣的檔案局中也保存著一份當年的關於死亡狀況的檔案，其中明確標注了由於饑荒引發的浮腫等引起死亡的具體人數：
淮陽縣共13個公社，273個大隊，2,842個生產隊，635,517人，1959年10月至1960年10月10日，共死亡11,967人，占總人口的2.5%。其中因浮腫病死的1,455人，占死亡人數的12.2%，因幹部作風死亡的371人，占死亡人數的3.1%，其他疾病死亡的9,011人，占死亡人數的75%，中毒死的14人，占死亡人數的0.12%，因其他方麵死亡的1,116人，占死亡人數的9.3%。從死亡年齡來看：老年3,474人，占死亡人數的70.7%；青壯年2,366人，占死亡人數的19%；小孩1,227人，占死亡人數的10.2%。從死亡時間上看：屬於1959年冬死亡的2,867人，占死亡人數的24%；屬於1960年春死亡的5,575人，占死亡人數的29.4%。（《中共淮陽縣委監察委員會關於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十月十號各種疾病和死亡情況的檢查報告》，淮陽縣檔案局檔案縣委卷，檔案案宗號419。轉引自李學峰《淮陽縣“大躍進”運動研究》）
所以說，從當時的檔案資料來看，說當時不存在餓死人的情況純粹是胡扯！
二、為何不同地方人們對饑荒的認知差異極大
瀏覽一下網上對於大饑荒的發言就會發現，人們對於1959年-1961年大饑荒的記憶和認知差異極大，有人對大饑荒餓死人有刻骨銘心的痛，但也有很多人像林治波微博中所說的那樣，雖然對饑荒記憶很深，但是並不記得有餓死人的現象。這個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原因：
人口死亡的地區差異
雖然當時出現了全國性的饑荒，但是各地災情不同，省與省之間、市與市之間甚至縣與縣之間都有很大的差異。有些地方（比如安徽、河南、四川、甘肅等）饑荒相當嚴重，餓死的人也非常多，而大部分地區雖然也有餓死人的情況，但並不普遍。例如，據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教授曹樹基統計的數據顯示：在華東地區，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災前人口總數18.4%，江蘇占2.9%，而浙江隻占0.5%，江西略高，也隻占1.1%，區域內的差異相當大。在華中地區，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災前人口總數的6.8%，湖北隻占2.2%。在華南地區，廣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災前人口總數的4.7%，廣東隻占1.7%。在西南地區，四川高達13.1%，貴州10.5%，雲南隻有4.2%。在西北地方，甘肅占6.5%，陝西隻有1%。在華北、河南高達6.1%，山東為3.4%，河北（含北京和天津）隻有1.1‰，山西更低至0.4%。（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國人口科學》，2005年，第1期，第14-28頁。）
在人口死亡嚴重的省份和地區，人們對餓死人的情況當然印象就極深，而在其他省份，人們則較少會留下什麽印象。所以，曹樹基教授認為：“在一個資訊完全封閉的時代，以個人經曆來描述這場災荒，或以一個地區的災情描述來推論全國，很難說是準確的。”（曹樹基《盲人摸象：有關大饑荒的不同回憶》）
人口死亡的城鄉差異
由於當時實行糧食的“統購統銷”，而在政策上又優先保證城市的糧食供應，所以大饑荒中餓死的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民，所以當時的城鎮居民就很少會有什麽深刻的記憶。比如說，當時京、津、滬三地糧庫告急，國家糧食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北京、天津隻有4天存糧，上海隻有兩天存糧，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資運輸讓路，幾個大城市出了問題，影響是很不好的。” 經過權衡，中央決定犧牲四川，讓四川省書記李井泉火速向外調糧，這也加重了四川的饑荒。（《青山無言——回憶父親李井泉》原載《黨史文苑》2009年第19期）
以安徽鳳陽為例：餓死的都是普通群眾，幹部受饑荒影響很小
在統購統銷和人民公社的體製下，幹部們幾乎掌握了普通群眾的所有生存權力，老百姓對他們幾乎沒有任何約束能力。這就強化了某些幹部的特權意識，在大饑荒的情況下，他們不顧百姓死活，隻管自己享樂。仍以安徽鳳陽為例，三年饑荒期間部分幹部的所作所為實在讓人憤慨：
在今年春天群眾生活非常困難的時刻，卻有相當大一部分幹部生活特殊化，不關心群眾疾苦。（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隊從大隊書記到小組幹部以及炊事員，幾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據初步統計，光大隊的幾個幹部有賬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發給病人的白米、洋麵，絕大部分被他們吃掉。大隊書記陳榮付，煮牛肉沒有柴草，就把社員任光衡的房子扒掉。今年5月，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副縣長兼公社黨委書記繆堅，一次到山河大隊檢查工作，對於食堂斷炊和群眾非正常死亡的現象，充耳不聞，竟與梅樹岩在大趙小學吃肉吃酒。社員盛長英的弟弟看見後，端了他們一碗飯，繆竟把飯奪過來，指責支部書記說:“你們是怎麽教育社員的”！繆到喬山檢查工作，事先就通知大隊殺豬。他外出檢查工作，經常有人跟在後麵提肉拿酒。在山河大隊檢查工作，5天吃了5斤香油。公社開了1個小吃部，專供公社幾個幹部吃喝。喬山大隊長張永家1天3頓喝酒，50天喝掉燒酒70斤，並以每月45元工資專門雇生人捕魚給他吃。喬山大隊書記梅樹華、會計梅如山等，為了達到他們的獸欲，以辦“三八”農場為名，挑選了全大隊最漂亮的婦女8人，隨意任他們奸汙的有了人，僅有1名因嫌醜未奸，公社黨委常委兼長塘大隊總支書記梅德興，夏天在外乘涼，要3個婦女給他扇扇。（《中共鳳陽縣委向地委的報告》，1960年11月24日，轉引自《鄉村三十年——鳳陽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實錄（1949-1983）》）
不僅基層幹部如此，鳳陽的縣委書記和副縣長等人更是作威作福，據陳振亞遞交的報告稱：
趙玉書（原鳳陽縣委書記）去春到武店公社趙樓大隊檢查工作，有謝學蘭等幾個社員哭訴，在他麵前要求處理壞人壞事，他無動於衷，走開不理。去年4月份，趙玉書居然在一次公社黨委書記會議上講：“鳳陽本來不是好地方，過去也死過人，現在死兩個人，沒有什麽了不起。”去春棄嬰很多，他責令下邊不準收抬，如果收拾，誰收誰養，並說：“凡是丟小孩的都是環人，要追查處理。”相反，去年趙家不見了1隻老母雞，他先後責令派出所長、公安局長查處，限期3天破案。群眾說：趙家1隻老母雞，比街上丟棄的小孩還重要。趙家一年到頭精米白麵，魚肉不斷，……縣委書記楊華龍，去年春天群眾生活都那樣困苦，他在總鋪公社帶著文工團整天吹打彈唱，花天酒地，打槍照像，借以取樂。公社副書記石玉萍，生活極為奢侈，派人到無錫買米，到南京買白麵，到廣州買水果。家中除有大批衣料外，僅成衣就有68件。浙塘大隊總支書記孫玉平，有一次大吃大喝時，一個病人要魚湯喝，非但不給，反打人一頓。（陳振亞：《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1961年2月1日，轉引自《鄉村三十年——鳳陽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實錄（1949-1983）》）
正因為幹部們有權有勢，而且多數沒有受到大饑荒的影響，作為既得利益者，他們得了便宜當然也不願意給自己抹黑，他們對大饑荒的解釋與回憶必然與普通百姓的回憶差別極大。
此外，還有部分受災特別嚴重的地區的確存在一家人或者一村人死絕的現象，他們關於大饑荒的慘痛記憶也就永遠無法描述了。另外還有大批人因為大饑荒被迫外逃到的人，即便他們後來返回原籍，恐怕對當地餓死人時的慘狀了解不深，沒有慘痛的記憶。
三、這三年到底餓死了多少人？
《1949-1995 中國災情報告》中的數據完全不可信
吳法天在微博中引述江蘇師範大學教授孫經先的說法，認為持“餓死三千萬人”主張的人“既然相信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那麽為何無視：中國統計出版社，1996年版，《1949-1995 中國災情報告》第267頁，1959非正常死亡17853人；1960非正常死亡374890人；1961非正常死亡647010人。三年災害期間合計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詳細]那麽，這本書中的數據是否可信呢？
經考證，這本書中非正常死亡的數據顯然遠低於實際數據，比如說，該書第267顯示的春荒中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的確是1959年17853人；1960年374890人，但在第273-273頁各省的春荒非正常死亡人數中明顯可以看出嚴重的漏報情況，以河南為例，本書中顯示1959年河南春荒非正常死亡7289人，1960年為71658人，總計近8萬人。但1960年信陽地委呈交給河南省委和中央的關於信陽受災情況的報告中卻顯示：
“正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一萬八千多人，現初步揭發已達八萬多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三萬來人，現在增加到近十萬人。過去認為較好的社隊，現在揭發出來的問題也很嚴重。西平縣原來隻發現二郎廟公社問題嚴重，現在全縣十三個公社，除城關公社問題較輕外，其餘十二個社問題都很嚴重。遂平縣楂岈山人民公社，過去隻報死六百餘人，現在揭發死人近四千人，占總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隊人口死亡達百分之三十左右。”（《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19-430頁。）
另外，中央和河南省委調查組在1960年10月9日寫的關於息縣的報告中說：“據縣委的不完全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縣共死亡104，523人，占全縣原有人口的14％，實際上死亡人數不隻此數。這是因為，第一，時間上卡頭去尾，實際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還在餓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數界限定得過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納入了正常死亡。我們估計息縣死亡人口在12萬到14萬之間。縣公安局統計數是13萬。人死了，就合並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莊5489個，現在隻有4805個，減少了639個。”（中央和省委調查組李振海、陶陌生、賀棣忠：《關於息縣情況的調查》，1960年10月9日，1960－3017）
也就是說，正陽、新蔡、息縣三縣僅僅在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的死亡人口就有30萬人（注意，這裏明確說的是死亡人數，排除了人口遷移因素），姑且認為這裏邊包含正常死亡的人數，那麽即便按照孫經先在書中確認的全國平均死亡率14.19‰計算正常死亡人數，全信陽八百多萬人中全年的正常死亡人數為11.35萬人，將此人數全部從這三個縣的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的死亡人數中扣除，剩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也有將近18萬人，比《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中1959、1960兩年河南省全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之和還要多10萬人，其數據漏報之嚴重可見一斑。由於這屬於災情報告，不可能用於邀功，所以不存在信陽地委和中央調查組多報人數的情況。即便按照孫經先在網上發布《關於我國20 世紀60 年代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報告》一書中分析得出的“信陽事件”中“可信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8萬的結論，也要比《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中兩年河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總數多20萬，孫先生在《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 年第6 期發表的同題文章中談到總人數時又稱這本書的數據可信，豈不是自相矛盾？此外，《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中1959年沒有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數的數據，1960年的數據僅為14人，而上引1960年陳振亞報告中僅鳳陽縣就有60245人非正常死亡。
由此可見，《1949-1995 中國災情報告》中的各省數據嚴重失實，完全不靠譜，那麽總數據就更不可信了。
人口大規模減少是因為戶口漏報而非饑荒餓死人？
江蘇師範大學教授孫經先在《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 年第6 期上發表的文章《關於我國 20 世紀60 年代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中認為現有的根據改革開放以來的統計年鑒和縣誌等人口資料得出的餓死上千萬人的結論不成立，他認為造成統計資料中60年代初減少1000多萬人的主要原因是“1956－1959年期間出現的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大遷移中有1144萬人重報了戶籍；這些重報的戶籍在1960－1964年期間被注銷。我國1960－1964年期間出現的從城市到農村的人口大遷移中有1510萬人漏報了戶籍。由於上述原因，造成1960－1964年期間我國戶籍統計人口減少2654萬人。這是這一期間我國戶籍人口大幅度非正常減少的根本原因。”由此他得出結論認為1959年－1961年“我國有一千萬至數千萬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並認為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應該為104 萬。
其實早在1995年，楊子慧在其主編的《中國曆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中就將1959年－1961年人口異常減少的原因歸結為戶口漏報的問題（詳見《中國曆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P1521-1523），從而認為不存在大規模餓死人的情況。
這種為人口統計數據找的一種合理性解釋並非沒有可能，但即便這種說法成立，也不能否定人口大規模非正常死亡的情況。同樣的，如果認為改革開放後的資料不可信的話，我們可以從當時各省的報告中找到餓死人的直接數據，這些數據都是從村到公社再到省市直接上報的，而不是楊子慧和孫經先所說的國家統計局從戶籍統計得出的數據。這方麵的資料有很多，比如：
1958年11月18日，雲南省委就關於發生腫病死人情況向中央、毛澤東呈報書麵檢查報告。報告說：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計發病388000多人，死亡39712人，其中因腫病而死者約占半數。以曲靖專區最為嚴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數的48%。……大理州在大躍進3年中，發生腫病160280人，死亡14141人。[詳細]
“通渭縣這三年人口死亡60210人：死絕了2168戶，1221人孩子失去親人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1965年7月5日下發的《通渭縣關於通渭的曆史經驗教訓》，轉引自《蘭州文史資料選輯》第22輯《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考》）
1960年底青海湟中縣委書記劉擇西的揭發：“全縣163個隊中有112個隊大量死人，屍體成堆，有的隊死亡達40％。漢東公社小磨石溝的一個水田內就放了100多具屍首，黃鼠灣隊有一天一個馬車就拉出30多個死人。上新莊公社死亡1600多人，老幼堡大隊死亡600多人。1960年湟中縣餓死15230人，占總人口的12．87％，死絕達1000多戶。”（1961年7月1日青海省《小組會議簡報》，農業區第14號。此件藏青海檔案館。轉引自《蘭州文史資料選輯》第22輯《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考》）
中央工作組1960年6月18日《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稱：“據地委6月8日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占全區原有總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總人口的1.96%。”河南省委1960年11月關於信陽事件的檢討中寫的則是“據今年10月分統計，信陽全區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區總人口840萬人的6.54％。”（中共河南省委：《關於信陽事件的檢討》，1960年11月1日）這個數據後來隨著調查工作的深入仍有大幅增加。
趙繼士從西和縣檔案館館藏檔案察知，1960年前後，甘肅西禮縣發生了現代曆史上空前的大饑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僅1960年全縣死亡人口就達44608人（省統計為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勢頭仍在發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人。[詳細]（趙繼士《一九六O年前後西禮縣大饑荒》）
江蘇省高淳縣“在1958年冬和1959年春, 發生了浮腫病、消瘦病、婦女子宮下垂病患者114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和外流人口10000多人的嚴重事件”。（《中央轉發江蘇省委關於高淳事件的通報》, 中發( 60)309號文件, 1959年1月22日。蔡天新《三年困難時期“糧食烹調增量法”的曆史反思》）
……
從這些直接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確確實實存在饑荒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人口的急劇減少並非僅僅是因為戶口漏報（如果真的有這種情況的話）。
當時的官員和記者關於饑荒情況的回憶
近年來，關於1959-1961年大饑荒各地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有很多當時的省市一把手或者負責人、新華社記者在回憶錄或者采訪中給出了一些死亡數據，盡管這些數據的準確性眾說紛紜，一時難以證實，但是在權威資料尚未公開的情況下，我們也可以從這些回憶的數據中略略看到當時饑荒的慘狀。
關於河南信陽，據當時在信陽行署辦公室擔任秘書的餘德鴻回憶：“國務院內務部曾於1960年春派郭處長（編者注：具體姓名不詳）來信陽了解情況。……他們花費了近三個月的時間，逐縣進行了調查訪問，在調查報告中，寫上了餓死人105萬的數字。”（餘德鴻《痛憶“信陽事件”全程》）
關於四川梁平的情況，原四川省委宣傳部部長明朗回憶說：梁平死了多少人，我有數字。我專門問過梁平公安局的人，叫他老老實實給我說，這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他說是八萬。那時粱平的人口是五十萬左右，這個數字我是一直記住的。……我那時是縣委的一把手，這個數字應該是比較確實的。”（明朗《“大躍進”中在梁平》，《當代四川要事實錄》第一輯59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關於安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數量，原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張凱帆回憶，大概為500萬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同誌參加安徽組討論，追問安徽餓死了多少人，第一次報40萬，後來追問緊了，報到400萬。實際上約有500萬人。”（《張凱帆回憶錄》，第344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據安徽阜陽地委宣傳部長介紹，原有800萬人口的阜陽地區就餓死200餘萬人。當年向劉少奇匯報阜陽地區餓死150萬人，而文化大革命中揭發的數字是餓死了240萬人。（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
關於山東的情況，原新華社記者張廣友在回憶中說：“1960年山東省召開的全省五級幹部（省、地、縣、公社、大隊）大會，我們大家都作為出席五級幹部會議的一員，參加了這次會議。……分組會討論和向我們介紹情況時，又講了許多重要‘機密’。我這裏僅是摘錄當年我的日記本中追記的幾個有關片段：‘山東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時間)非正常死亡達69萬多人，這是張新村在大會檢查時談到的。多慘！’大會的一位領導說：山東省過去（1957年）人口為5500萬，不到3年的時間，現在（1960年冬天）還有5000萬，減少了500萬。1961年惠民縣召開了縣、區、社、隊四級幹部大會，會議通報：餓死人的情況過去不準說，更沒有人敢統計。這次在揭批‘五風’時的4000人大會上，做了個初步統計：去年(1960年)一年的時間(實際上主要是初春那段時間)，惠民全縣非正常死亡人口3萬多，現有的浮腫、幹瘦病人10多萬。”（《農民日報》原總編輯張廣友《抹不掉的記憶——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
……
關於餓死人總數的爭議
1959-1961這三年總共餓死的多少人，由於資料的限製，至今也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現在的學者專家們多是根據1953、1964、1982年等年份的人口資料以及一些縣誌、檔案等材料加以推算。
比較官方的說法來自201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1949-1978)，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首次確認了1960年人口減少1000萬。[詳細]
學術界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曹樹基根據80年代以來出版的人口資料和各地的縣誌，采用了人口學和曆史地理學的方法，推算出1959-1961年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3250萬。西安交大蔣振華教授推算出的數據約為1700萬。上海大學教授金輝以國家統計局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認為“中國大陸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的絕對數字, 低限值也在4000萬之巨。”他還認為總計損失人口數為6000萬-7000萬， 非正常死亡人口中，男女比5：2。1994年紅旗出版社出版、呂廷煜所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紀實》則認為這三年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四千萬人左右。葛劍雄認為，“三年的大饑荒造成的人口過量死亡至少要超過1530萬”。另外還有國外的學者測算出從890萬到3300萬不等。（李成瑞、尚長風《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研究述評》）
除了完全否認有餓死人現象者，關於總人數最少的說法來自孫經先，他根據其人口減少主要是因為戶籍錯報的說法，相信《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中“我國1959－1961 年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04 萬，其中1959 年1.8 萬人，1960 年37.5 萬，1961 年64.7 萬”的說法是可靠的。事實上，前文我們已經分析了，《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的統計數據完全不可信。
結語
首先，我們絕對可以肯定的是，1959-1961年發生了建國後最嚴重的大饑荒，在這場饑荒中有成千上萬的人由於政策失誤被餓死。
其次，關於這三年中國一共有多少人餓死，尚未有最權威的資料出現。關於人數的問題大家眾說紛紜，在關鍵史料解密之前，真正的數據依然隻能靠各種推算和猜測。但我們有權呼籲官方公開史料，給死去的千百萬人一個說法；我們有權要求將遇難人數精確到個位數……
最後，在探討具體的遇難人數的同時，需要真正認清那個時代的悲劇，如此才能讓讓這樣的慘劇不再發生。
(係列文章見：http://bbs.wenxuecity.com/memory/478099.html）
一） 似是而非的問題： 60年出生的人，到了82年人口普查的時候，反而比60年的出生數多了。
這個假象，常被否認大饑荒的人拿來作為“證據”（例如文學城網友的文章）。我們看看到底是怎麽回事。
（1）60年出生的人口數，是用下表中的總人口和出生率計算出來的。
表1 1957-1965年戶口登記人口數字
年末總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長率
年份 (萬人) (‰) (‰) (‰)
1957 64,653 34.03 10.80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25.43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6,17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轉引自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
（2） 到了1982年人口普查，60年生的人應該滿22歲嗎？
因為人口普查調查的固定項目隻有年齡，沒有生日。所以82年人口普查的是到人口普查標準時間那天以前滿22歲的人。那哪些人被統計到22歲的總數裏了呢？看看百度百科對1982年人口普查的介紹。
第三次人口普查
1982年人口普查是我國第三次人口普查。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於1982年2月19日分布了《第三次人口普查辦法》共28條，規定1982年7月1日零時為全國人口普查的標準時間。
普查項目共19項，按人填報的項目有姓名、與戶主關係、性別、那裏；年齡、民族、常住人口的戶口登記狀況、文化程度、職業、不在業人口狀況、婚姻狀況、生育子女數和存活子女總數、1981年生育胎次等13項，按戶填寫的有湖的類別（家庭戶或集體戶）、本戶住址、本戶人樹、本戶1981年出生人數、本戶 1981年死亡人數和有常住戶口已外出一年以上的人數等6項。
根據人口普查的標準時間，我們知道82年人口普查時滿22歲的人是1982年7月1日零時滿22歲的人。那麽這些人就應該是1959年7月1日到1960年6月30日生的人。這與人口統計中60年出生的人顯然不是一個時間段。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人口普查數據總結明確注明是年中數據。
鏈接：統計局表格 3-4 四次全國人口普查人口基本情況 (年中數)
為什麽82年人口普查時滿22歲的人數比人口統計中60年出生的多呢？很簡單，59年的出生率比60年高。（24.78‰ vs. 20.87‰)。
所以，這個60年出生的人越查越多的謬論， 就不要再提了。
"在言論自由的海外這些毛左反而猖獗了，確實是一個怪事。"
突然想起來了,這樣的現象心理學上有個名詞能解釋:斯德哥爾摩效應
柏楊先生：善良隻對善良的人起化學反應。
麵對流氓，偶直接上板磚，不羅索
有用嗎？這麽多證據，jb同學信嗎？明明是鹿，他歪著嘴說這是馬。你再怎麽列舉證據，他還說是馬。
這丫的隻要有一點良心，翻幾篇文章就能發現真相。
偶直接上板磚。
-- 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林治波4月29日否認 1960-1962年餓死幾千萬人，他說那是有人汙蔑。他斷言“能夠直接證實的餓死者為數極少。”
出於上述的疑惑，我問了我父母家鄉（湖南某國家級貧困縣）的情況。
我父親的回答是：（1）他們村沒有餓死人。當時每戶的基本口糧還是有的，壯勞力還有額外的補助。（2）大家都偷東西吃。生產隊的紅薯啥的，沒熟就被偷光了。（3）他本人沒餓肚子。他考上縣中，戶口遷移到縣裏（當時中學也遷移戶口），每月口糧綽綽有餘。學校組織種菜啥的，他是種菜能手，經常受表彰。我母親村裏的情況沒沒問，但她下麵有5個弟弟，在1960-1962年間，都是嬰幼兒或者少年。都安然度過了3年的困難時期。
當然，我的家鄉雖然是國家級貧困縣，但湖南畢竟是魚米之鄉，肯定不能代表陝甘寧的情況。我說這些不是要否認1960-1962三年人為災難，更不是要為執政黨開脫。
請用事實和邏輯說服我，謝絕韓寒式的人身攻擊。謝謝！
-- 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林治波4月29日否認 1960-1962年餓死幾千萬人，他說那是有人汙蔑。他斷言“能夠直接證實的餓死者為數極少。”
1960-1962年餓死很多人，人禍大於天災，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1960-1962非自然死亡（餓死）三千萬的說法，可能有點誇大。
首先，根據wiki數據，1960-1962年中國人口大約6億左右：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Population_and_Natural_Increase_Rate_of_PRC.jpg
非自然死亡（餓死）三千萬，即總人口數的5%。
1960-1962年中國人均壽命大約60歲左右：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559.htm
也就是說，三年自然死亡人數（老死）人數，占總人口數的3/60，大約為三千萬。
因此，1960-1962年中國自然和非自然死亡人數約為六千萬，占人口總數的1/10。
我們假設，1960-1962年，平均家庭規模為5人（五口之家）。六千萬自然和非自然死亡人數意味著，每兩個家庭中，就有一個家庭在這三年中失去一個親人。這似乎有點不太可能。
三年災難，十年浩劫，執政黨罪孽深重。但誇大乃至謊言，無助於厘清事實和責任，有害無益。
請用事實和邏輯說服我，謝絕韓寒式的人身攻擊。謝謝！
日本：人口1.27億，國土麵積 37.78萬；耕地麵積4.2萬。
本或主要原因是什麽？真的是“自然災害”嗎？劉少奇曾在１９６２年中央
七千人大會上一針見血地指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權威的薄一波
更直截了當地認為：
發動大躍進，是我們黨在５０年代後期工作中的一個重大的失誤。
連續三年的“大躍進”，使我國經濟發展遭遇到了嚴重的挫折，教訓
非常深刻。
主要原因是“大躍進”，不是什麽“自然災害” 他的這種權威看法
顯然吻合於更權威的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
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
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
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
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說得再明白不過了：“自然災害”是原因之一，但決不是“主要”。
如此看來，如果有人實在舍不得“原因”，非要凸現不可，在給那三年
命名的時候也應該搞準確，叫做“三年大躍進時期”或“大躍進時期”為妙。
“文革”收場２０多年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也開了二十年，為什麽至今
還要天老爺替我們背黑鍋？實在令人費解。
原載商務早報 2000年9月5日
不是為了給金筆和無理98之流看的，而是給那些到這裏的一般讀者看的。
文學城裏麵在大饑荒問題上麵隻有金筆一個人在這邊大放厥詞、大講他的謬論，這個局麵要改變，我也在想辦法。
老兄你也不用太著急，辱罵和恐嚇不是戰鬥。你花點時間到國內的相關論壇網站上找一些資料轉貼在這裏，效果要好得多。這些資料不用太長，但要有一定的針對性。
在國內的各大網站上麵，像金筆這樣的荒謬文章早就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沒看見甘肅的那個林治波都被迫道歉了？在言論自由的海外這些毛左反而猖獗了，確實是一個怪事。
沒用的,你還玩這個,jb基本不看,認的是死理.
你接茬吧,換防,偶盯著這貼,你不在,偶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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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話激怒了不少人，他們擺事實，講曆史，引用各種研究數字。學者冉雲飛說：“我家餓死五口人，整個村莊餓死三分之二的人，有名有姓，以後公布。現在否認大規模餓死人的人，沒有任何一點像樣的調查，相反認定者卻有調查，不管是來自檔案還是田野調查”。
後來，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林治波做了更正和道歉。
但是律師吳法天寫道：“近日又有人翻炒餓死三千萬的謠言，……孫經先發現，…….六十年代初戶籍統計少報2654萬人”。學者郭宇寬反駁道，在毛統治下，“黨支部建到每個村，到處是民兵，出門要飯都要開證明，居然還能漏報2654萬流動人口”？
蔡詠梅批判那些否認大饑荒存在的人說：“這些人為了黨的利益，為了維護毛的形象，完全不顧事實。”
王維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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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之際，《人民日報》、新華社、國務院
新聞辦和《北京日報》聯合舉辦了一次民意調查，請民眾評選出建國以來最
重要的事件。出乎有關方麵意料的是，民眾並未挑選那些政府自認為十分輝
煌的業績，相反卻評選出一係列負麵的事件。其中文革名列第一，“三年自
然災害”名列第二。 [1]
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是指1958年中國興起“三麵紅旗（總路線、大
躍進、人民公社）”的經濟政治運動後緊跟著出現的三年嚴重經濟困難時期
（1959年至1961年），在此期間因饑饉而非正常死亡（餓死）的農民多達三
千多萬人，是八年抗日戰爭期間因戰亂死亡人數的一倍半。在人類曆史上，
這可能是短期內因饑饉死亡人數的最高紀錄。然而，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在
官方的正史中卻語焉不詳，通常隻用一句“三年自然災害”來解釋如此慘禍
的原因。經曆過這一人人餓肚子時期的40歲以上的中國公民，也往往習慣地
按照官方用語以"三年自然災害"來描述這一時期。但是，研究現代史的學者
們卻很少提出這樣的問題：在那三年期間到底在中國的什麽地方發生了什麽
樣的自然災害，災害又嚴重到什麽程度以至於造成如此慘重的災禍？本文試
圖運用中國公布的正式氣象水文及自然災害記錄來回答以上問題，幫助讀者
了解曆史的真相。
中國曆史上的自然災害
按照科學定義，地球上的自然異變對人類的負麵影響超過一定程度時被
稱為災害。[2] 自然災害主要指突發性的暴雨、洪澇、幹旱、台風、風暴潮、
凍害、雹災、雷電、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崩塌、病蟲害等，水土流
失、土地沙漠化、鹽漬化，氣候變化、水資源變化等緩進的變化過程也屬於
廣義的自然災害。自然災害的直接成因是自然的變化，但人類的活動可能誘
發許多自然災害或加重災害的程度。對中國社會經濟影響最大的自然災害首
先是氣象災害（洪澇、幹旱、台風等），其次是地質災害（地震、滑坡、泥
石流等）。
中國自然災害的特征是出現頻繁、但以區域性災害為主。據官方統計，
建國以來在一般年份裏，農作物受災麵積達6億多畝， 其中成災麵積約為受
災麵積的一半， 占耕種麵積的六分之一，因災平均每年少收糧食400億斤以
上，直接經濟損失200億元，2億以上的人口會遭受各種自然災害的襲擊，通
常每年造成5千至1萬人死亡。[3] 雖然平均每年有六分之一的耕地成災減產，
但其他六分之五的土地仍能豐產保收。因此一般情況下，雖然年年有災，但
全國的農業及糧食生產還是可以基本上保持穩定的；而且，每年的受災地區
不同，很少會出現一個地區持續幾年發生嚴重自然災害的局麵。
查閱中國的自然災害記錄可以發現，從1949年至1958年幾乎年年有災，
有時災情甚至十分嚴重。例如，1949年長江、淮河、漢水、海河流域的各河
流嚴重決口漫溢，水災嚴重；1950年察哈爾、綏遠、內蒙古遭受旱災，山東、
平原和遼寧省遭受水災；1952年黃河下遊、長江流域夏季幹旱，淮河上遊和
漢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澇；1953年，長江以北大部分地區春夏少雨，遼河、鬆
花江流域以及冀、魯、豫盛夏多雨受澇，南方部分地區夏旱較重，北方低溫
凍害嚴重，台風造成了嚴重損失；1954年長江、淮河出現大洪水，海河流域
夏澇，黑、閩、兩廣地區出現旱災；1955年華南和西南地區有冬、春旱，華
北地區春旱嚴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
漫溢、決口；1956年夏秋在江南地區、秋季在黃河中上遊及長江中上遊少雨
幹旱，而淮河、鬆花江流域洪災嚴重，台風災害也很嚴重；1957年晉、內蒙
西部春夏秋連旱，黃河到長江北岸夏秋季先澇後旱，江南盛夏幹旱，東北多
雨受澇；1958年全國大部分地區春夏偏旱，黃河中遊出現大洪水，鄭州黃河
大橋橋墩曾被洪水衝毀。[4] 盡管這些年並非風調雨順，但中國的糧食產量
仍能逐年增加，農業生產形勢良好。"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之後也同樣沒有多
少風調雨順的年份，持續性幹旱對農業影響很大，特別是1971年到1981年、
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 [5]，但這些災情同樣沒有妨礙農業的增產，更沒
有造成全國性饑饉。
“三年自然災害”根本不存在
“三年自然災害”由三個詞組成，即“三年(1959年至1961年)”、“自
然”、“災害”。要弄清當時的真相，可以從考察其含義和與之對應的曆史
資料入手。這個說法首先強調存在著嚴重的自然災害，暗指災禍不是人為因
素造成的；其次，還隱含著在全國範圍內都發生了特別嚴重的自然災害的意
思，所以才造成全國性饑饉；最後，全國範圍的特大自然災害竟長達三年之
久。這個結論真的是根據中國官方的災害資料得出的嗎？
如果分析這三年的自然災情資料，我們會發現，這幾年沒有全國範圍的
大規模嚴重洪澇災害，隻在局部地區出現過洪澇災害。 例如，1959年5月中
至7月上旬閩、粵、桂持續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漲，東江流域發生洪澇災害；
7月至8月晉北、冀北、遼西和內蒙中東部雨量多於常年五成到兩倍，出現洪
澇災害； 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號台風使廈門損失嚴
重。1960年7月下旬至10月，受台風影響沿海各省有暴雨，遼、魯、蘇、浙、
閩受災較重，黑、吉東部雨澇； 7月底8月初川西持續5天暴雨，部分地區有
洪災。 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一次較大範圍的暴雨過程，涪江和岷江上
遊出現較大洪水。
從1959年到1961年出現的主要自然災情是旱災。1959年7至9月間渭河、
黃河中下遊以南、南嶺、武夷山以北地區普遍少雨，鄂、豫、陝、湘北、川
東旱情嚴重 [6]，接著華南出現秋旱，廣東、福建兩月無雨 [7]，這些基本
上屬於局部性災害。1960年冀、豫北、魯西、晉、陝南、遼西等冬小麥產區
冬春少雨雪，幹旱持續到初夏，山東汶水、濰水等八條河流斷流，黃河下遊
範縣至濟南段斷流40天， 粵、瓊旱情持續7個月，滇、川、黔冬春連旱，旱
情仍屬局部、短期性，由於冬小麥產量在全國糧產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災
不具全國性後果。1961年冀、內蒙、東北北部、豫、皖、蘇、甘、青、陝、
鄂、川、粵、桂和瓊等省區年雨量偏少 [8]，雖然受旱麵積較大，但災情輕，
更不能算是全國性特大災害。
衡量一個地區幹旱程度的另一重要指標是幹燥度，即年蒸發量和年降雨
量的比值，若比較某地特定年份的幹燥度與該地的常年平均幹燥度，即可知
道這一年該地較常年幹旱還是濕潤。根據《中國水旱災害》一書中1959年至
1961年全國各省市幹燥度距離平均值圖，可以發現：1959年全國各省市幹燥
度距離平均值在正常變化範圍之內；1960年全國幹燥度略大於平均值，幹旱
範圍比1959年略大，但幹旱的程度減輕；1961年從全國來看屬正常年份。因
此，從幹燥度距離平均值的分析中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在1959年到1961年
期間中國經曆了一場非常嚴重的全國性、持續性旱災。同樣地，金輝利用氣
象專家編製的1895年至1979年“全國各地曆年旱澇等級資料表”也證實，在
1959年到1961年間沒有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屬於正常年景。[9]
再從旱災的嚴重程度來比較，也會發現，1959年和1960年的旱災遠小於
1972年或1978年的旱情。1972年是1949年以來黃河、海河流域的一次大範圍
嚴重幹旱，成災麵積2.04億畝，重旱區分布在京、津、晉、冀、陝、北、遼
西、魯西北。該年春季少雨，入夏以後持續幹旱少雨；官廳、崗南水庫的水
位線都降到死水位以下；地下水位普遍下降3至5米。1978年的重旱區主要分
布在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北方的東北、晉、陝、甘、寧、新、魯部分地區
也有旱情； 江蘇省無雨天數達140餘天；上海的黃浦江、蘇州河水發臭。但
是，即使是在旱情比1959年、1960年嚴重的1972年，雖然糧食產量因災減產
1367萬噸，也未出現全國性饑饉，更未餓死一個人。而在旱情最嚴重的1978
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反而達到了曆史最高水平。
因此，孟昭榮、彭傳榮認為，“就自然災害而言，三年期間誠然發生了
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但是從我國曆史的災荒實況觀之，有史以來幾乎
無年不災，災荒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三年期間當亦不能排除發生自然災害的
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誤，能夠保證足夠的糧食產量.....”
[10]
三年期間糧食減產、饑饉和餓死人的原因
大饑饉源於糧食大幅度減產，既然這三年中並沒有全國性特大災害，為
什麽會出現糧食大減產、 導致缺糧和饑荒、 最後數千萬農民餓死的慘劇？
1959年的糧產量下降17.6％，從上年的2億噸降到1.7億噸，1960年又比1959
年減產18.5％、2,650萬噸，此後直到1966年糧產量才恢複到1958年的水平。
據專家分析，這三年減產的糧食中隻有一小部分與旱災有關 [11]，主要的減
產因素不是自然災害，而是耕地拋荒和棄收。 例如，1958年山東省的青壯年
農民都煉鐵和修水庫去了，全省秋播麵積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 因而減產；
1959年秋冬又有887萬青壯年去修水庫；甚至在1960年農村經濟崩潰時仍有數
百萬農村勞動力在修水庫。從1959年1960年， 山東省共荒蕪農田五千到六千
萬畝。[12]
在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救災賑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但是
當時的中國政府絕大多數領導人都一心執行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根本不去
救災；甚至攝於毛的淫威，不敢談災情，相反還千方百計地掩蓋災情，迎合
毛的好大喜功的心態，國務院因此於1958年取消了專事救賑的中央救災委員
會。中國的曆代王朝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從災情呈報、災情調查、災情評
價到救災措施的救災製度。清朝規定，督撫要向朝廷"飛章奏報"災情，晚報
一月官降一級，晚報三月革職；救災措施包括蠲緩地丁錢糧、賑濟災民、留
養資遣流民、撫恤災民、施粥、施放衣物藥品、掩埋屍體、修房補助、借發
種子、購糧平糶、以工代賑等。但“人民”政府領導下的這三年中，中國卻
沒有任何救災機構，也沒有任何災情呈報、災情調查和災情評價，更談不上
救災措施，結果中災變成了重災。
1959年7月到9月正是糧食減產、糧食庫存急劇下降、數億農民即將進入
饑饉狀態的關鍵時刻，中國的領導人卻雲集風景秀麗的避暑勝地廬山召開政
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上隻有彭德懷等少數幾個人敢於說了一點真相，立刻遭
到了毛澤東及政治局絕大多數委員們的一致打擊。此後在全國進一步掀起了
“大躍進”狂熱和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高潮，這場從上而下發動的權力鬥爭把
黨內僅存的敢於說真話的幹部都打倒了，留下來的都是迎合著毛澤東、為了
個人權位而把老百姓的死活擱置一旁的幹部。
1960年初，當全國農村數億饑民掙紮在死亡線上時，中共中央在上海召
開了政治局會議，會議認為1960年將又是一個大躍進年，形勢可能會比1959
年更好。這一年《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提出，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
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開的二屆人大二次會議上，
幾千名來自全國的“人民代表”避而不談糧食減產和餓死人的慘狀，卻爭相
報告自己所在地區的“大好形勢”，會議“奉旨”通過了進一步“大躍進”
的經濟計劃。
1959年6月底，全國的糧食儲備還有343億斤，夠城鎮居民一年之需。但
是，在當年糧食減產3,000萬噸的嚴重情況下，政府卻決定出口415萬噸換取
黃金和美元 [13]，出口量相當於上述糧食儲備的121％。出口耗盡了糧食儲
備,結果很快就連京、津、滬等大城市的糧食供應也幾乎脫銷,而農村的數億
嗷嗷待食的饑民就隻有等死一條路了。1960年全國缺少2400萬人的口糧[14]，
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計為600萬噸，隻要不出口糧食，當時就不會發生嚴重
的饑饉，幾千萬農民也不至於餓死。當時政府一心一意想著造原子彈、導彈，
好揚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黃金外匯進口相關的設備材料。直到1960年春全
國已有數千萬農民餓死，許多鄉村遍地餓孚，甚至出現了食人肉的現象，中
央政府才承認了饑饉和大規模餓死人這個事實，並於1960年下半年開始采取
救災措施。但為時已晚，數千萬農民已化為冤魂。
誰造出了"三年自然災害"這個假話？
實際上，在中央政府正式承認嚴重失敗的1960年5月之前，官方文件、
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體中從來沒有提到過“嚴重的自然災害”等字樣。為了
給政府和中央領導人的集體性的、幾乎不可饒恕的嚴重錯誤開脫，宣傳機構
編出了“三年自然災害”這個假話，以便把人禍解釋成天災。這個說法是中
共建國以來的一個最大的謊言。1960年《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一改過去歌
頌鶯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調子， 為全國民眾描繪出一幅可怕的圖畫： 過去兩
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15]。 1961年1月，中共
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公報把謊言編得更大了， “在1959年嚴重自然災害之後，
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隨著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
媒介眾口一詞地宣傳"自然災害"，再加上強製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
災害”這個被反複重複的謊言，終於變成了民眾心目中習慣成自然的關於那
個困苦年代的代名詞。
黨的各級幹部雖然知道一些真相，但有了彭德懷的“榜樣”，他們早已
習慣於不說真話、專門逢迎。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
七千人幹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央做的報告中談到工作中的失誤，指出原
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一說法比《人民日報》的欺騙宣傳要真實
得多，但還是有所保留的。他不敢承認，就連這個所謂的“三分天災”也實
際上是嫁禍於天，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本不應出現饑饉。
後來，關於這三年全國嚴重經濟困難的官方解釋又有了進一步修正，演
變成“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裏的正式說法：主
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
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至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
人民遭到重大損失。其中關於政策錯誤的部分比較接近史實，而關於自然災
害和蘇聯毀約的部分則仍然是虛飾之詞。蘇聯毀約發生在中國的大躍進已經
造成經濟崩潰之後而不是之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澤東1957年秋在莫斯
科宣稱，社會主義國家有了原子彈後，應該把社會主義推廣到全世界，哪怕
世界人口因此而減少幾億也在所不惜。而且蘇聯毀約影響的主要是軍工項目，
若這些軍工項目果真能完全中止，那時中國至少可以少死上千萬人。
作為本文的結語,這裏再強調一下,所謂的“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1959
年-1961年），中國大部分地區連續三年遭受了嚴重自然災害， 1960年甚至
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的說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首先，當時隻
有約百分之十的農田受旱成災，全國大部分地區並沒有任何“嚴重的自然災
害”；其次，即便是在受過災的地區，也未發生持續三年遭受嚴重自然災害
的現象，受災的局部地區隻是在三年中的某一年受災而已；再次，當時出現
的旱災程度遠未構成“嚴重”的自然災害，更談不上是“百年不遇”的自然
災害；最後，那三年期間發生過的中等程度的局部自然災害與全國大量人口
的非正常死亡沒有必然的聯係。
【注釋】
[1] "官方民意調查嚇壞中南海"，《爭鳴》，2000年第2期。
[2] 中國科學院地學部，《中國自然災害災情分析與減災對策》，第
ＶＩＩ頁，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
[3] 張德江（民政部長），"我國救災的根本出路"，出處同上,第5頁。
[4] 孟昭華、彭傳榮，《中國災荒史》,電力出版社,1989年；中國防
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南京水文水資源研究所,《中國水旱災害》，中國
水利電力出版社，1997年。
[5] 中國災害防禦協會、國家地震局震害防禦司，《中國減災重大問題
研究》，地震出版社，1992年，第7頁。
[6] 旱災最重的是湖北省，但也不是滴雨未下，而是未下透雨，90天內
的降雨量為70-170毫米。湖北是一年二熟到三熟製，90天的幹旱最多影響一
季收成。參見《湖北省自然災害和防禦對策》第402頁(梁淑芬等編，湖北科
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出版)。
[7] 《中國水旱災害》，出處見注[4]，第305頁。
[8] 出處同上，第305頁。
[9] 該表利用遍及全國的120個水文站資料，將每年的旱澇情況分為澇、
偏澇、正常、偏旱、旱五個等級。其結論是：1959年13個澇、34個偏澇、35
個正常、25個偏旱、13個旱，全國平均指數為-0.075；1960年14個澇、21個
偏澇、33個正常、44個偏旱、8個旱，全國平均指數為+0.092；1961年12個澇、
36個偏澇、28個正常、29個偏旱、15個旱，全國平均指數為-0.008。而在洪
災嚴重的1954年全國平均指數為-0,658，在幹旱嚴重的1972年，全國平均指
數為+0.88。這一對比進一步表明，從1959年到1961年是平常年景。參見金輝
的"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社會》，1993年5月號。
[10]孟昭華、彭傳榮，《中國災荒史》，電力出版社，1989年。
[11] 根據《中國水旱災害》一書的統計，1959年旱災造成糧食減產6％,
1960年造成減產10.7％，1961年造成減產8.2％。參見《中國水旱災害》,第
308、557-559頁。
[12]《當代中國的山東（上卷）》，1989年，第193、194頁。
[13]丁抒，《人禍》，第286頁。
[14]趙德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第561頁。
[15]丁抒，《人禍》，第281頁。}
【參考文獻】
孟昭華、彭傳榮，《中國災荒史》，電力出版社，1989年。
中國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南京水文水資源研究所，《中國水旱災
害》，中國水利電力出版社，1997年。
中國科學院地學部，《中國自然災害災情分析與減災對策》，湖北科學
技術出版社，1992年。
中國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南京水文水資源研究所，《中國水旱災
害》，中國水利電力出版社，1997年。
中國災害防禦協會,國家地震局震害防禦司,《中國減災重大問題研究》，
地震出版社，1992年。
郭建增等，《未來災害學》，地震出版社，、1992年
丁抒，《人禍》，九十年代雜誌社，1996年，香港。
鄭德榮等，《新中國紀事》，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
李銳，《毛澤東的功與過》，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6年，香港。
《中國人口（四川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
《中國人口（湖北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
文聿，《中國左禍》，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4年，香港。
李文海、周源，《災荒和饑謹》，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曉衝，《禍國的輝煌》，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1999年，香港。
中國水利電力出版社，《中國水利年鑒》。
回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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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下文表1和表2的鏈接如下：
http://www.yhcw.net/famine/Research/jnhv01_1.html#T1
---1959～1961年氣象水文考
金 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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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年自然災害”已經成為現代漢語中的一個習慣詞組。無論過來人還
是沒有親曆過的人，提到1959～1961年間發生在中國大陸的那場災難，都會
首先想到或說起“自然災害”。從當年的傳媒報導、黨政文件到後來的各種
說法，幾乎無一例外地證明著和重複著這一“無可懷疑”的事實。
話語的力量就是如此強大，它甚至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人們親身經曆
的烙印。
雖然任何思維正常的人在當時都知道那三年不是因為自然災害，或者主
要不是因為自然災害，但是“三年自然災害”一旦成為習慣說法，重複幾十
年，便進入了人們的潛意識，以至人們會不自覺地懷疑是不是自己搞錯了。
“三年自然災害”似乎已經成了曆史的定論。
在這裏，筆者卻想對這個無人懷疑的神話問上一問：那三年果真是“自
然災害”麽？
若問那三年有自然災害嗎？當然有的，中國地闊天長，不可能每一寸土
地每年都風調雨順。若再問自然災害嚴重嗎？答案大概是否定的。遠的不說，
單看近40多年，其間大規模的嚴重的洪水、乾旱、颶風、海嘯、地震、霜、
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那三年能獨占哪一項呢？可以說一項也沒有，有
的隻是“三年自然災害”這麽一個籠統的習慣說法。
二
80年代起，中國國家統計局頒布的“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麵積”表，似
乎為“三年自然災害”這一說法提供了具體而權威的證據。請看筆者摘錄的
表1.
表1 部分年度全國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麵積及糧食總產量
說明一下表1對年份的選擇。除了1959～1961年這三年外，還摘錄了其前
和其後的各三年，即1956年～1958年、1962～1964年，同時又選了氣象界和
減災界公認的三個大災年，即長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國大旱的1965年和
1972年。
從表1看，1959～1961年全國的自然災害確實是相當嚴重的，尤其是1960
年和1961年，受災麵積和成災麵積都遠遠高於其他任何正常年份或是災年。
然而，這還僅僅是一個方麵，更要命的是災害的後果──糧食減產。從1959
～1961年，中國的糧食產量連續三年大幅度減產。195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
17000萬噸，比1958年銳減15％；1960年總產量比上年再遞減15□6％，隻有
14350萬噸；1961年比1960年雖然稍有增加，也僅僅為1958年的74％。自然災
害的後果如此之嚴重，糧食減產的幅度如此之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
上，是絕無僅有的。
中國本來是個災害大國，按《中國統計年鑒（1984）》公布的數字計算，
在1949～1983年間，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災麵積為3273萬公頃，32年的年均成
災麵積為1295萬公頃。也就是說，一年中全國若有1000餘萬公頃耕地的“農
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 這還不能算是真正的“災年”， 而隻是
“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國的糧食總產量卻在頻繁的自然災害中實現了穩
步增長。
如果除去1959～1961年那三年，從1949～1983年，全國的糧食總產量基
本上是逐年遞增的趨勢。隻有1968、1972、1977和1980 這4個年頭的產量比
上年稍有減少，減產的幅度高者為4％（1968年），低者為1.3％（1977年）。
上述各年的成災麵積，1972年為1718萬公頃，1977年為1516萬公頃，1980年
為2232萬公頃（1968年的數字缺），都高於或大大高於1959年的成災麵積，
或者說災情至少比1959年嚴重得多。
而1980年的成災麵積，已經接近1960年的災情。但是這些年與那三年比
起來，糧食的減產則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災麵積為100，則1956年
為 68，1957年為 67，1962年為 74，1963年為 89，1978年為 97，1979年為
67，1981年為 83，1982年和1983年都為 72。 就災情講，這些年都是相當嚴
重的，都超過了1959年的水平。但這些年的糧食總產量不僅沒有比上年減少，
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9個年頭中，有6年都是創造了糧食總產量的曆史最好
水平。
通觀新中國自然災害與糧食產量的概況，說明在大多數年份，自然災害
及成災麵積並不能直接決定糧食收成的豐與歉。隻有1959～1961年這三年是
“不同尋常”的例外。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自然災害並非導致三年災難的主要因
素。或者說，那三年的自然災害不足以、也不應該使糧食減產那麽多。
三
其實，從氣象水文概率和統計學上說，三年災難的原因不要說完全推給
自然災害，就是“三分天災”，也不具備充份條件。
這裏有一份《全國各地曆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9）》。該表是
由國內一批著名的氣象水文科學家根據全國 120個水文站點曆年的水文氣象
檔案資料編製的，逐年清楚地記錄下了這80年間全國及各地的旱澇態勢。
《全國各地曆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9）》將每一年度的旱澇狀
況統一劃分為 5個等級，即 1度為澇，2度為偏澇，3度為正常或旱澇相當，
4度偏旱，5度為旱。 筆者將其中一些年度的數據綜合整理為表2，選擇的年
份與表1相同。為了使情況一目了然，表2對原表中的旱澇等級做了符號意義
上的對應調整，其中：澇由1度改為－2度，偏澇由2度改為－1度，正常或旱
澇相當由3度改為0度， 偏旱由4度改為1度， 旱由5度改為2度。 一般而言，
－2度的澇和2度的旱，為氣象水文意義上的災害氣候。
表2 部分年度全國旱澇等級資料統計表
表中的總指數和平均指數越趨近於 0，則說明全國的旱澇大勢越接近於
旱澇相當或是不旱不澇的正常年景。當然這裏邊也包含了先旱後澇或先澇後
旱以及南澇北旱等各種情況的相互抵消。但是各度站的具體數字，則使這一
統計更接近於真實的準確情況。
盡管人們一直在說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是“嚴重乾旱”，
可是這種說法卻得不到科學統計數據的支持。
表2顯示，1959～1961年間，中國大地風調雨順，，全國的旱澇態勢相
當正常。
並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驚。
1959年總指數為－9， 平均指數為－0.075，其中旱的2度站為13個，它
們是長治、洛陽、鄭州、信陽、德州、臨沂、荷澤、蘇州、宜昌、漢中、安
康、萬縣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為25個。2度站、1度站合計38個。澇的－2度
站13個。旱、澇站合計26個，為總站數的1／5強。
1960年總指數為＋11， 平均指數＋0.092，其中旱的2度站僅8個，即大
同、臨汾、鄭州、屯溪、邵陽、百色、漢中和銅仁；偏旱的1度站為44個。2
度站、1度站合計52個，說明1960年偏旱的地區較常年為多。澇的－2度站14
個。旱、澇站合計22個，不到總站數的1／5.
1961年總指數為－1， 平均指數－0.008， 其中旱的2度站15個，開原、
沈陽、朝陽、赤峰、南陽、信陽、濟南、安慶、鄖縣、沅陵、喀什、康定、
重慶、銅仁和貴陽；偏旱的1度站29個。2度站和1度站合計稍超出總站數的
1／3.澇的－2度站12個。旱、澇站合計27個，不到總站數的1／4.
不論是從總指數、平均指數看，還是從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
占的比例看，也不論是單獨看其中一年，還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
都可以說確實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認的風調雨順的1957年（總指數
＋27，平均指數＋0.208）和1958年（總指數－21，平均指數－0.175）更為
接近旱澇相當或不旱不澇的正常指標──0.尤其是接連三年平均指數都沒有
溢出±0.1，三年總平均指數僅為＋0.003，這在《全國各地曆年旱澇等級資
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組來。
我們還可以比較真正大澇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災，總指數達－79，
平均指數為－0.658，僅澇的－2度站達到41個，就超過了總站數的1／3；另
外還有29個偏澇的－1度站。 而1965年和1972年則是真正的大旱年，總指數
分別高達＋95、＋97，平均指數分別為＋0.792和＋0.808， 旱的2度站也都
超過了總站數的1／3，分別是41個和42個；偏旱的1度站還分別為34個和35個。
我們再看與1959～1961年相鄰的兩個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
年。 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總指數、平均指數，以及旱、澇站的合計數，都
要比三年災難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這三年被稱為“三年恢複時
期”，盡管這三年的氣象水文條件大不如1959～1961年，並且它又是在三年
災難的巨大廢墟上艱難起步的，但這三年的農業還是實現了連年增產，整個
國民經濟也從三年災難時期的近乎崩潰狀態得到了複蘇。
不論與其他任何災年或是常年比較，1959～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全國的
氣候都可以說是天公作美，甚或“曆史上的最好時期”。
四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中說：
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
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誌、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誌在勝利麵前滋長了驕
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誌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
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
人民公社化運動， 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 為主要標
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誌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誌的批判，進
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
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
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
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
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筆者認為，《旱澇等級資料統計表》比《受災和成災麵積表》更能準確
地說明本來意義上的自然災害的真實情況。實際情況是，在1959～1961年間，
導致“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的成災麵積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
不是什麽自然災害，而是左傾狂熱及其指揮下的9000萬人去大煉鋼鐵、大辦
食堂和“共產風”使人們無心收割莊稼、“大兵團作戰”和瞎指揮的窮折騰，
以及農業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這些人為因素直接和決定性地造
成了三年災難。它顯然不是什麽“自然災害”。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該結束了。
本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國大地上，既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嚴重
自然災害，也沒有發生大的戰亂和嚴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但
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超級災害卻鋪天蓋地地籠罩了全中國。它的直接後果之
一，就是造成了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國科學院的一份國情報告中曾經指
出：“三年困難時期，因糧食大幅度減產，按保守估計，因營養不足而死亡
約1500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中國科學院國情份析
研究小組，國情係列報告之一《生存與發展》）50年代末任毛澤東秘書的李
銳先生說:“餓死成千萬人,這是古今中外曆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本文僅論及三年災難的自然層麵因素，
至於它的非自然因素及其社會經濟後果等等，容當另論。
(原刊於《方法》雜誌199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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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觀察]·文庫版·大饑荒檔案 www.chinafamine.net 轉載時請注明作(譯)者及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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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多專業文章，那麽多的專家學者，jb同學就是不信。Wuli98居然還大言不慚的說“金筆的研究值得肯定。 我就看不起那些人雲亦雲，道聽途說的人。”。
有本事兩位去驗證一下牛頓定理啊，那是牛頓“雲”的，你們兩位不要跟著“雲”啊，直接拿出你們兩位的推理和公式啊！有本事兩位去驗證一下龐加萊猜想啊，那是龐加萊雲的，你們兩位這麽高的智商，不要跟著雲啊，直接推導一下龐加萊猜想啊。
丫的，什麽叫無恥的n次方，n還趨向於無窮大，偶總算見著這樣的渣子了。
金筆的研究值得肯定。 我就看不起那些人雲亦雲，道聽途說的人。
還真有捧場的，都是五矛吧，抑或換個馬甲。
兩位繼續認真為癩皮狗舔溝腚吧，記住了，圍繞檔中央舔。
老教授居然說，天災是因為大煉鋼鐵砍樹，所以是人禍。 可笑，根本就是無知！ 衛星雲圖看看就知道，大麵積幹旱的災害是那裏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