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隨便便
想到什麽說什麽。
豐島社長還有一件事是我記憶猶新的。有一次他說有事同我商談，我看他神情嚴峻，欲言又止，不似平日裏嘻嘻哈哈，以為他要“位卑未敢忘憂國”同我這個中國小民說道說道類似日本首相是否應該參拜靖國神社或者那個中日都想據為己有的小島究竟是日本的尖閣列島還是中國的釣魚島之類的國家大事。未料他字斟句酌一開口，說的卻是Y桑的事情（就是介紹我與他認識的那個朋友）。他說Y桑委托他做一件事，可是他覺得那事不該做，所以拒絕了Y桑，而且也勸Y桑不做。但他覺得Y桑有些不高興，不再去他那裏，心裏有些介意，所以同我商談，想讓我替他解釋一下，並也勸勸Y桑。我問他Y桑所托何事，他說Y桑想讓他打電話去法務省告發某個中國留學生，原因是Y桑與那個留學生起衝突，似乎吃了虧，想要報複對方，而Y桑知道對方在日簽證早已過期，是非法滯留的所謂“黑戶口”，所以托他幫忙舉報那個留學生。我一聽是那事，就勸豐島社長不必介意，說Y桑不會因為被拒絕而與他“絕交”的。我沒有告訴豐島社長其實我知道Y桑那件事，而且知道那衝突是為了一個女的。Y桑在找豐島社長之前，曾先找過我，對我說了他那事情的原委之後說他日語口語不好，要我幫他打電話去法務省檢舉那個“黑戶口”。 我說那做法太小人，叫他別那樣做，他聽後表示算了的，沒想到結果又去找了豐島社長。可是豐島社長認為報複應該堂堂正正，“密告”太不正派，所以也拒絕了Y桑，並勸Y桑打消那個念頭。我覺得在是否可以或應該充當“朝陽群眾”去密告這個問題上，豐島社長與我看法做法都不謀而合，因而印象深刻。Y桑後來如我所說，並沒有因為豐島社長拒絕他而與之斷絕來往，他後來找到了其他女朋友，結婚生孩子後還居住在蕨市的。
豐島社長的事務所裏常有他的朋友去找他聊天。幾個人相對坐在沙發裏邊喝咖啡邊閑聊。最常見到的是兩個人，一個是在隔壁二樓開診所的牙醫麻生先生，另一個是蕨市的社會黨議員小林先生。我在豐島社長那裏碰到他們多次，後來彼此也有些熟悉。麻生先生個子不高，身材粗壯，頭大臉大，留著齊耳長發。他的鼻子有點紅，上麵毛孔很大。麻生醫生的名片上除了印著牙醫身份外，還印著是作曲家，而且是日本什麽作曲家協會的理事之類的。我不知道他做過什麽有名的曲子沒有，但豐島社長似乎認為他很了不起，總是稱呼他“先生，先生”的，說他很“矮辣已”（了不起意）。然而不知道為什麽我總覺得要將作曲家或醫生的印象與那個粗壯的紅鼻子麻生先生統一在一起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麻生先生總喜歡說日本人“阿達嗎意義”（腦子好，聰明），但我聽著總覺得他是在說他自己“阿達嗎意義”。麻生醫生那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中國女生，正在努力搭訕，想要追到手。那個女生我認識，她其實是我一個朋友的太太，他們夫婦那時候住在與蕨市相隔一站路的西川口市，太太在蕨市的一家咖啡店裏打工時遇到前去喝咖啡的麻生醫生，麻生醫生自稱對那女生一見鍾情，之後每日去那咖啡店喝兩三小時的咖啡，繼之就開始約女生出去吃飯。那女生對這類事似乎應付自如，約會隻限於喝咖啡或吃飯。豐島社長曾與麻生醫生一起去咖啡店見過那女生，回來讚不絕口說那女生是“斯高邑美人”（非常漂亮的美人），後來聽說我與那女生認識，便向我打聽那女生的情況。我告訴他那是我朋友的太太，孩子都有了。豐島社長連說看不出，看不出，之後就勸麻生醫生知難而退。但麻生醫生不懼困難，滿懷信心地表示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於是繼續挑戰不可能的任務，依然頻繁向女生發出吃飯邀請。但後來那女生的丈夫考上九州某大學，夫婦搬去了九州，麻生醫生到底沒有再追到九州去請客吃飯了。
小林先生是蕨市的社會黨議員，那時大概六十來歲。豐島社長是他的後援會會長，逢選舉時事務所門口豎著小林先生的競選廣告牌。聽豐島社長說小林先生那時在蕨市已連任了好幾屆議員。小林先生身板筆直，看著很精神。他的眉毛與曾任過日本首相的那個村山富市桑一樣，眉梢處的毛長而多而密，桀驁不馴地向四處叉開。每到選舉的時候，會看到小林先生坐在選舉車裏在蕨市的各條馬路上來來往往造勢拉票。車上彩旗迎風招展，喇叭裏不停地重複小林先生請大家多多關照。選舉期間，上下班的高峰時段，小林先生總是西服筆挺地站立在車站入口處，身後豎著幾麵他的競選旗幟，對著進出車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不住地點頭哈腰，嘴裏說：大家辛苦了，請多多關照，謝謝大家。他的肩膀上斜挎著一條寬闊的紅色緞帶，上麵寫著候選人小林XX的名字，手上戴著白手套。有時會有人向他點點頭，打個招呼，他便不失時機地趨前，伸出雙手與人握手，但大多數來往的人群隻是匆匆忙忙地進出車站，無視他的存在。
小林先生的事務所在市役所（市政府）的二樓，門框上方一角有寫著社會黨議員小林XX的招牌，他的對門是自民黨議員的事務所。我去市役所辦事時，曾經順道去他事務所看過，他的事務所很寬闊，牆上有一張當時社會黨黨魁土井女士的大相片。我指指那張相片說：這不是土井桑嗎？他說是，然後說：土井先生（日本人管議員都叫先生，無論男女）是一個真正了不起的人物。說時臉露由衷欽佩神情。間或有樓下辦公的科長之類的來找他簽名或請示事宜之類的，態度都很恭敬。小林先生盡管顯得很和藹，仍然有一種上司的威嚴，與他競選時在車站點頭哈腰與人握手時的情形形成鮮明的對比。
蕨市是一個小市，人口隻有五萬多。它與北京下屬的某地是姐妹城市。在蕨市的市民公園裏有一口大鍾高高掛在一個鐵架上，就是那個姐妹城市送的。有一回在豐島社長的事務所裏聊天，說到姐妹城市的事，小林先生說蕨市與上海沒有什麽關係，我說何不也找個上海的什麽區搞個什麽姐妹城市之類的？他問我有沒有什麽關係可以介紹一下，我想起太太妹夫的母親在楊浦區委裏任職，說可以幫他問問。後來與國內聯係，國內響應積極，數日之內寄來了楊浦區的情況介紹的有關資料，圖文並茂，且有英日文翻譯文字。我將那些資料送給小林先生，他似乎沒有想到中國人辦事效率如此之高，邊翻看資料裏的相片邊連連說：“斯高一哪”（了不起意）。他說他將那些資料帶去市役所，市政府討論後給回音，然而之後就泥牛入海不見動靜了。大約過了個把月，有一天傍晚我沿鐵路邊散步時，巧遇小林先生從對麵騎自行車過來，他見到我後下車對我說，正有事要找我，問我何時在家，他去我家裏詳談。我與他約了時間，他果然如約來談。談的就是上述姐妹城市的事情。他說他把那資料拿回去給市政府看了後，大家都被對方城市的規模嚇到了，楊浦區人口一百多萬，是蕨市人口的二十倍，兩者差距如同大象與螞蟻。簡而言之，蕨市政府的結論是螞蟻無法與大象攀親，所以上述事情隻好作罷。他說完，似乎覺得對我很過意不去似的，我讓他完全不必介意。其實見他拿走資料後便沒有了下文，我早就猜到是那麽回事了。
小林先生去我家之後過了沒有幾天，有一天有人按門鈴，開門一看是一個陌生的青年人，身上背著照相包，他遞上一張名片，自我介紹說他是蕨市市報的記者，想來采訪我，我覺得蹊蹺，說我是一個留學生，有什麽可以采訪的。而且他怎麽會知道我住在這裏。他向我解釋說，小林議員對他們報社說蕨市現在有不少留學生，日本正在搞國際化，地方報社也應該有國際視野，關心報道一些蕨市的留學生在日的生活學習情況。然後就給他提供了我的信息。我讓他進屋，東扯西拉了一會兒，他又叫我到門口照了兩張相片，“采訪”即告結束。之後一兩天，有天上街，剛出門，街對麵一家肉店的女老板興衝衝地跑過來，笑嘻嘻地對我說：啊呀，我在報上看到你了，還有照片。原來你是上海來的呀雲雲。
我知道那小記者來“采訪”我，是小林先生的一番好意。他似乎對那件沒有結果的締結姐妹城市的事情覺得有些過意不去。日本人不善拒絕別人，生怕會使對方難堪尷尬。因而常為如何說“NO”費躊躇。小林先生當初拿了資料之後沒有下文，我就知道那事不成，可是他卻遲遲不明確告知。他仿佛是要找個合適機會和方式鄭重其事地做一“了斷”，其實按我們中國人的秉性或風格，這點小事行就行，不行就拉倒，無需吞吞吐吐拖泥帶水的。他又仿佛覺得欠了我的情，而日本人的文化習慣是欠情必還的，這大概就是那個小記者來“采訪”我的緣由。其實我與楊浦區那個親戚聯係一下不過是一個電話或一封信的舉手之勞，成了是件好事，不成於我也毫無損失，我是完全不覺得自己對他施加了什麽需要回報的“情”的。然而這件事也使我看到了日本人做事的不同風格，體會到了日本人情感的細膩之處。
2009年，我時隔多年之後回東京時，重回蕨市想去看望豐島社長和他的朋友，然而他的不動產事務所已經沒有了。樓上麻生牙醫的診所也一並消失。豐島社長事務所舊址變成了一個小商社，我去那裏打聽豐島社長和小林議員的下落，那商社裏的社員一臉莫名其妙的神色問我：豐島社長是誰啊？我又去從前住過的蕨市舊居和從前時常光顧的蕨市市民公園看了看，在那裏盤桓良久，之後回到車站，坐電車離開了蕨市。（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