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內容是朱鎔基1993年鐵腕止通脹的實錄。今天推薦這段曆史，是因為我們可能很快會麵臨一場通縮形勢下的通脹。
通縮，是因為工業品需求觸頂，出口下行，產能過剩；通脹，是因為貨幣仍在發，在對各類資產進行了一輪亂炒之後，大量無效資產會浮出水麵。（房市也將因為短期回報達不到資本預期而現形。）
資本無處可去！接下來，民生品種將會麵臨嚴峻的通脹形勢。豬價、菜價已經開始反季節上漲，資產的輪動炒作可能演變為各類生活物價的全麵上漲！屆時將麵臨保增長和控通脹兩難的局麵。
“定向放水”對全世界政府都是個高難度動作。到通脹風起時，怎麽將泛濫的貨幣引導到有效資產上，將極大考驗當局的智慧。
“三年‘治理整頓’中那種低速徘徊的疲軟之風，已蕩然無存”，中國新聞社的一位記者這樣說。1993年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的時候，大幹快上的氣氛不容置疑。李鵬得以連任總理，政府的經濟方針改弦更張了。不再讓大家“過緊日子”，而是要求“加快改革擴大開放”。
但是經濟過熱的苗頭很快顯現，但在如何對待通脹問題上，則存在很大分歧。朱鎔基曾在一次全國高校管理學院院長會議上批評一位大經濟學家說：“什麽通脹不是主要問題，我為了高通脹已到了食不甘眠不安的程度。”
4月1日，中央政府的領導者放下人民大會堂裏的代表，把省長們統統召到中南海裏來，說是通報經濟形勢，請求大家“積極、正確、全麵地領會鄧小平同誌重要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精神，既要抓住機遇，加速發展，又要注意穩妥，避免損失，特別要避免大的損失。”
朱鎔基在會議上說：對於通貨膨脹應當防止於“青萍之末”，不能等到它嚴重發展後再去治理，那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所有人都能聽出弦外之音。於是大家都開始各說各話。廣東的說：“就全省來看，我們並不熱。”福建的說：“連廣東都不熱，我們更不熱。”江蘇的說：“我們隻有個別城市的速度較快，但那主要是由於外資的進入。”言外之意，這速度和你中南海說的不是一回事。海南省長擺出環顧左右而言他的樣子，根本不說自己“熱”還是“不熱”。廣西說，“我們是剛剛開始”。江西說：“我們這裏連溫度都沒有。”這意思是說，他們是冰天雪地，何熱之有?至於西部地區的那些省，甘肅、寧夏、新疆、陝西……都說自己正被甩得更遠，追還追不上呢!
大家都說1993年一定是“大幹快上的一年”，應該比1992年有更大作為。這些人來自東西南北，統轄一方百姓，現在個個摩拳擦掌，根本不顧中南海說什麽，隻等會議結束，殺將回去，給已經燃燒的熊熊大火再澆上一盆油。
地方政府的官員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給錢，他們忽然發現有更好的辦法弄到錢：到銀行去，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每個城市銀行裏的官員都是他們任命的，自然惟命是從。中央銀行對貨幣和信貸的控製不再有效。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銀行裏的錢正在滾滾而出，就像流水從決了口的大壩一瀉千裏，恣意汪洋，怎麽也擋不住。4月份統計局發布報告說，地方政府的投資比中央政府還要多。這就再次證明，大多數人都把中南海的勸告當成了耳邊風。在商品市場上，通貨膨脹真的卷土重來了：大城市的生活物價指數漲了百分之十七，而原材料價格上升了百分之四十，這預示著更猛烈的通貨膨脹將接踵而至。
自從1988年以來，人們再次萌發搶購商品的衝動，貯存美元、黃金和優質耐用消費品的現象日益普遍。看到這種情況，世界銀行的專家也開始坐立不安，趕快寫出報告，向中國政府發出警告：“這些現象如不及時製止，當經濟增長率放慢時，可能演變為一場金融風暴。”
世界銀行的警告是在1993年5月發出的。隻要說出一件事情，就可以知道這不是無病呻吟。
有個姓李的湖南人，公開身份是某縣物資局的幹部，其實是個膽大妄為、機變百出的騙子。此人有一天忽然豪氣大發，提出公款一百萬元，又在銀行透支一千萬元，殺奔深圳，一舉買下十五萬股“蘇三山”以及其他若幹股票，又跑到北海市街頭小攤刻了一枚印章，上麵是“正大置業公司”，接著回師湖南株洲，找了一個周末跑到縣郵電局，向深圳和海南的報紙發出傳真，說“正大置業”已將“蘇三山”百分之五股本收歸自己賬上，總計二百五十萬三千三百股，又把那假印蓋上。編輯看了印章，也不證實，就把消息發表了。
可以想像後來發生的事情：星期一，“蘇三山”大漲百分之四十，有兩千萬股換了主人，這姓李的乘機拋出，大賺一筆。兩周以後，東窗事發，李被捉進監獄裏去。可是成千上萬跟著買進的人全都倒了黴，他們不僅把一億兩千萬元套在“蘇三山”上，而且過了很多年還不知道這姓李的叫什麽名字，也不知他是否犯法，是否被定罪判刑。
這種事情即使在那個混亂的時候也是屬於極端，畢竟少有，但是其中包含的所有要素：人的發財欲望和想像力、公款和銀行裏的錢就像自家的、欺騙、輕信、操縱媒體、追趕風潮、製度與道德全都沒有約束力、法律也無可奈何……凡此種種，在整個90年代都有代表性，而在1993年5月的“蘇三山”事件中，不過是個開頭。
老實說，這局麵讓中央政府尷尬，新一代領導人的執政能力再次麵臨挑戰。中央政府在治理通貨膨脹中，副總理朱鎔基顯示了高超的領導才能。朱鎔基擁有十足個性，頭腦敏捷、行事專斷、疾惡如仇、幽默而富有人情味、藐視強者而同情弱者，這一切都是官員中間極為罕有的品格。
1993年他六十三歲，仍舊保持著超群的記憶——把圓周率背到小數點後近三十位。他是中南海的高級領導人中惟一給自己定下“三不”規矩的人：不受禮、不剪彩、不題詞。一個外國記者研究了他的所有照片後，說他不會笑。一個中國記者多次聽了他的講話後，說他“有四敢：敢說，敢幹，敢怒，敢愛”。
全世界的媒體都開始注意這位副總理，有個人說他：“從‘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堅忍不拔之人莫能過也。能越過這個跨度的僅此一人。”不過，我們還是寧願把他看作時代的產物。如果不是遇上鄧小平那樣的人，如果不是遇上90年代初期那種經濟萎靡的局麵，這個人也許會在地方官員的位置上終其一生。又有人對他大加讚譽，說他是“處理棘手經濟問題的行家裏手”，還說他是“鐵腕”。
其實，任何一個熟悉中國領導體製的人都能想像，如果沒有總書記jzm的支持，他是不可能坐在副總理的位子上像總理那樣發號施令的。
應當說，jzm與朱鎔基聯手應對大局，是1993年夏天中國最重要的事件。朱鎔基晝夜苦幹，周末也沒有停下來，到星期一，完成了他的報告。而他們也真的想出了種種應急的辦法：提高存貸利率和國債利率；收回超過限額的貸款；股份製公司掛牌上市；削減基建投資；削減行政費用百分之二十；重新審查開發區；改革外匯留成製度；停止用“白條”支付農民的糧款；停止地方當局向企業和農民集資；停止出台新的價格改革措施；如此等等。
黨的方針具有如此鮮明的個性，實屬罕有，一看就知是出自朱的手筆，但是可以肯定他得到了jzm的支持。6月24日，這些辦法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頒發全國執行，成為震撼全國的“十六條”。這還不算，副總理又接連發出了七個指示，把國務院的十個督察組派到二十個省區(後來又嫌不夠，再增加七個省)。
“督察”的意思，就是監督和檢察，其成員不僅僅來自中央政府的經濟部門，也包括專司人事和黨紀的中央組織部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與此同時，內外輿論一致呼籲，局部服從整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保證中央政府政令暢行。這種將經濟與黨紀聯係在一起的辦法，讓那些地方的官員不敢放膽胡來。
真正富有“朱鎔基品格”的一幕，是如何對那些為所欲為的銀行施加壓力，使他們不得不把發放出去的貸款都收回來。原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在位之時，國務院頒發七次指示，予以約束，都不管用，也不知道是行長不買副總理的賬，還是所有銀行都不買這位行長的賬。
朱鎔基在無奈之中，改而采取組織的整飭，自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免了原行長的職。司法部門也迅速介入進來，先是拘留了中國農業銀行衡水中心支行行長趙金榮和副科長劉淑紅。4月1日，也即中南海向省長們通報經濟局麵的那一天，這兩個人連續開出二百份備用信用證，總金額為一百億美元，拱手交給兩個在美國紐約注冊公司的騙子。
還有一個名叫沈太福的中年人，到處張揚如果有人把錢借給他，他可以支付“年息百分之二十四”，轉眼間就有十萬人交給他十億元。沈自己貪汙二百萬，還有若幹行賄黨政官員和黨報記者的事實。牽涉到這個案子裏去的人可真不少，一律從嚴懲處。其中官位最高者名叫李效時，是國家科委副主任，受賄五萬二千元，被判二十年徒刑。沈太福這個人，既攪亂金融秩序又腐蝕黨的幹部，惹得朱鎔基大發雷霆，更是不能放過，經過一番嚴厲審判，就被槍斃了。
這是“殺雞給猴看”，“猴子”就是那些肆無忌憚的銀行官員。7月份，朱鎔基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身份，把屬下銀行的主持者都召到北京，命令他們在四十天內收回計劃外的全部貸款和拆借資金。
“逾期收不回來，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來，就要嚴懲不貸。”他伸出手來，點著那些銀行官員的鼻子道；“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亂批條子，任人唯親，到處搞關係，把國家財產不當一回事，你還坐在講台上麵作報告，下麵能不罵你?更不會照你說的去做。你也不敢處理一個人，就隻能搞點福利主義，給大家發點獎金，形成一種庸俗的機關作風，這要害死人的。”y
說到最後，他高叫一聲“同誌們”。在聽了那麽多刺耳的話以後，大家還能聽到他說“同誌”，反倒嚇一跳，誰也不敢走神，就聽他接著說：
“我在這裏講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絕對不要求大家。如果你們發現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問題，你們可以檢舉、揭發。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們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則。”
他停下來，示意大家可以走了。目瞪口呆的行長們連道別的話也忘了說，忐忑離去。所有銀行裏的電話交換台當即忙得不可開交，鈴聲響個不斷，都是找自己的客戶催著還錢的，仿佛當初忙著往外借錢一樣。營業廳裏又排起長龍，不同的是，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裏麵送錢的——不是儲蓄就是還債。也有來說情的，要銀行通融，把債務延期，可是銀行這次一點都不講情麵，他們說：“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頭砍了。”
大約就是從這時候起，朱鎔基被銀行的大小官y員叫作“老板”了。共產黨的領袖被屬下叫作“老板”，這可是頭一回。
現在，整天膽戰心驚的可不光是國務院裏的官員了，還有銀行的官員。可是看到那些放債的和欠債的全都老實起來，這些人挺受鼓舞，於是把網撒得更大：把過去一年裏拆借資金的所有人名都列出來了。網也收得更緊了：誰要是不還錢，就別想再做生意。
銀行是“見錢就收”，隻要你的貨款一進賬戶，立即被銀行劃走。到7月底，就把拆借資金收回三百三十二億元，還增加了四百零五億元的儲蓄。銀行以此為儲備，又可以發行幾百億元去收購夏糧了。國庫券又有人買了，財政部不再厚著臉皮找銀行借錢發工資了，股市也止跌啟穩了。報紙上興高采烈地歡呼“宏觀調控初見成效”。世界銀行駐華代表處的官員們也鬆了一口氣，連連說，“十六點計劃的初步成果令人鼓舞。”
在一九九四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朱鎔基繼續狠刹通脹的發言：
物價大幅上漲，使整個的宏觀經濟環境繃得很緊，對改革和發展都不利，對吸引外資、擴大開放也不利。從國內外的經驗來看，通貨膨脹對經濟發展隻有害沒有利。jzm同誌形象地說，靠通貨膨脹來刺激經濟發展是“飲鴆止渴”，我認為是非常確切的。
騎上了虎背以後，就很難下來了。所以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控製物價上漲、抑製通貨膨脹作為當前和明年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作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關係的關鍵，我認為是完全正確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首先要統一認識。
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猛、基建規模過大，是當前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去年增長58％，今年現在說是增長百分之四十幾，實際上不止。我為什麽說它不止呢？利用外資這一部分按照統計的口徑是不計入投資規模的，而這一部分今年增加得相當猛。
1992年、1993年，我們簽了大量的利用外資的合同，現在錢都進來了，折合人民幣2800億元。今年總的貸款規模是5200億元，再加上這2800億元，大家可以想象，社會貨幣流通量的增加是多麽厲害。物價上漲就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就是票子多了、貨幣供應量多了嘛。
當然，我們要充分看到利用外資的積極、正麵的意義。但另一方麵，大量的人民幣出來以後，投向也不合理，相當大的一部分投向高級房地產，動不動就是幾十億美元，而基礎設施建設配套的資金跟不上，供電、供氣等基礎設施緊張得不得了。
同時，一部分投資又變成了個人購買力，推動了消費品價格的上漲。所以，對外資投向還是要引導，不能去搞重複建設。重複建設搞到誰都不能發揮規模效益的時候，投資就都收不回來了。我認為，現在的投資規模大了，各方麵都承受不了，市場承受不了，生產資料供給也承受不了。
更大的問題還在於分配不均。主要是兩個不均：一個不均是盈利企業大發獎金，大大地高於平均數，虧損企業連職工的基本生活費還保不了。大多數的盈利企業從來不想以後的困難，能發獎金的時候就大發，甚至虧損企業也發。另外一個不均就是各階層的人分配不均，相差懸殊。典型調查表明，很少數的儲戶占有多數的存款。這個情況要是搞久了的話，也會成為社會不穩定的一個因素。
有些項目要停下來，先把解決吃飯問題的農業搞上去。中央投資主要是用於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和一些全國性的基礎設施建設。關鍵還在於各個地區，少搞一點景點、度假村、購物中心，真正擠出一些錢搞點農田水利、“菜籃子工程”。不然的話，農業是搞不上去的。耕地一年一年減少，人口一年一年增加，不增加投入，怎麽樣解決這個供求矛盾？糧價怎麽下得來？
結尾的話
曆史和現實有時驚人地相似。“重複建設搞到沒有效益的時候，投資就收不回來了。”通脹越往後越難治，因為貨幣是通過大量無效資產進入社會，資產在運轉但沒有實際產出，靠持續融資輸血維係。沒有增加社會有效商品和服務量，沒有增加社會有效交易量卻增加了貨幣。
朱鎔基之所以屢提農業，因為事關吃飯問題。近些年的形勢做個簡單的算術題都可以預判未來。農產品的增量遠低於貨幣增量，農產品的流通效率提升遠抵不過流通成本的增加。
過去十年，我們沒有像朱相那樣對待通脹。青萍之末演變成一浪高過一浪的洪水。朱鎔基所警惕的無效資產和分配不均兩大問題成為今天的頑症。
現在的你，必須為可能到來的惡性通脹做好準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