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魯，陳毅元帥之子，1946年7月生於山東，文革前為北京第八中學1966屆高中畢業生。文革初，他曾任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因不同意血統論的對聯，沒有參加紅衛兵。後為維護社會秩序，他倡議並組建了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西糾”），成為文革中第一個跨校際的紅衛兵組織。文革中有關他的謠言四起，難辨真偽，甚至影響到了他的父親，於是1968年4月被周恩來送到部隊監護鍛煉。
一年半後，因表現優異被準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解放軍第39軍244團政治處主任。1976年調入總參二部，後任駐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國際戰略問題研究學會副秘書長。1986年參加中共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討小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局長。1992年以上校軍銜轉業，以後任（海南）亞龍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現為博時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長運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米鶴都先生曾采訪陳小魯，將陳小魯口述內容整理成文《陳小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收錄於《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第二冊）一書中。本文為原文部分摘錄。
1971年12月26日，陳毅在病床上對將要回部隊工作的三子陳小魯說：“回到部隊要好好工作，不要掛念我，我還會站起來的，我還要下地走路，我還能做些工作。”這是陳毅生前的最後一幅照片
文革一頁翻過去40多年了，當時我對中央的一些人和事，還有些影影綽綽的印象。
江青得勢以後，使我們對毛本身也有看法了。江青是他的老婆啊，這就有點問題了，跟共產黨的規矩不一樣。像我母親，她1938年參加革命，最後是14級幹部，級別很低。為什麽呢？我父親壓著她。這是傳統，我很理解。鄧穎超，那麽老的資格，不顯山不露水，就是個中央委員。為什麽？總理不讓。江青這麽張揚， “中央文革”和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是什麽關係呀？她憑什麽指手畫腳呀？到後來，打擊麵越來越大，把“聯動”的小孩子都抓起來了。當年“陳謝大軍”時，謝富治是陳賡的老戰友，結果謝把小涯子〔陳賡大將之子陳知涯的小名〕都抓起來了。小涯子才幾歲呀？小學六年級。他們怎麽這麽做呀？這是當時很不滿意的地方。
我們對江青，無非就是對她的言論、她的一些作為，以及那種囂張態度的不滿。我們以前學毛主席的好幹部焦裕祿，焦裕祿是什麽樣的形象？你那個是什麽形象？我們覺得不滿，因為這和黨的傳統不一樣。另外，我們曆來強調“團結幹部”，現在這麽多幹部被打倒。對江青的懷疑是逐漸產生的，她的很多東西是和我們黨的傳統相違背的。
林彪跟我父親交往不多。他那個人比較孤僻，工於心計，對事情他都有自己的想法。現在有種說法，認為“文革”有三次大的路線鬥爭。第一次是“一月革命”時，省市一級的領導抵製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用“一月革命”的方式，全部打倒、奪了權；第二次是“二月逆流”，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抵製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打成“逆流”，受批判，靠邊站了。第三次是以林彪、陳伯達為首的“軍委辦事組”，也可以說是老幹部的一部分，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抵製文化大革命，攻四人幫，打張春橋。前兩次的案子都翻過來了，如果林彪不跑，這第三次應該也就翻過來了。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前兩次整老幹部，林彪都站在老幹部的對立麵，支持了文化大革命，是既得利益派。所以前麵這兩撥老幹部，對他就不滿意。最後他跑了，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就“萬劫不複”了。
現在看“571工程紀要”，越來越明確。確實有很多東西，林彪不知道。另外，“571工程紀要”當時是傳達到基層每一個人的。“紀要”提出很多問題，實際上是指向當時所謂的“毛主席革命路線”，就是“文革”的那些弊病。它用的論據，當時講都是“右派”言論，現在看是正確的。後來批判“四人幫”，用的無非也是這麽一套東西。所以，現在“571工程紀要”反而變成“絕密文件”，不能外傳了。
我小的時候和總理接觸多一點，他見到我們這些孩子，都是比較親切的。我還跟總理打過乒乓球。有的時候，總理也來我們家這邊看看，我近距離接觸總理，包括以後他送我走，實際上就有四次。我們都是很尊重他的，總理說什麽，我們就去辦。
總理那個人，比較平和，腦瓜特別好使。總理知道我，而且還知道得很多，有些事他都記得住，還知道我得過肝炎。他讓我去東北的時候，還問道，你不是得過肝炎嗎，好了沒有？如果沒好，可以換個地方，換個方式。他日理萬機，還記得我得過肝炎，這是多小的一件事，真是有心人呀。
1971年5月我回家探親，總理知道了，讓我去西花廳。總理見了我就說：你表現不錯，我們過去有約定，你也確實沒給家裏寫信。後來沈陽軍區打報告，說這個人怎麽辦，能不能參軍？入黨？提幹？我給他們的答複就是，為什麽不能參軍？為什麽不能入黨？為什麽不能提幹？隻要表現好，都可以。他還問我，去了部隊以後，是怎麽想的。我們沒談政治問題。這和我跟父親一樣，父子之間也沒有政治方麵的交流。就是談談原則，自己管自己，自己努力。
總理去世的時候我比較悲痛。他去世那天，我正好在探家回部隊的路上。火車途經唐山車站，停車10分鍾，我在站台上突然聽到新聞報道：周恩來總理去世。我拿上行李就下了車，趕快回到北京。我參加了總理的追悼儀式，遺體告別。十裏長街送總理，我也去了，一直送到八寶山。那天人真多，我很震動。我那時總覺得總理去世以後，好像國家缺了主心骨，有種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
文革前期，我對總理沒有質疑。現在知道他也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對，他做的許多事都是違心的。當然了，責備他也是可以的。但是話又說回來，在文化革命那樣一個形勢下，毛主席又那種態度，誰又能怎樣？一直到今天，我都能理解他的做法。他處理這個事、那個事，也是因為他沒有辦法。因為中國共產黨內沒有一個人，敢於公開對抗毛澤東，那為什麽非要強調總理應當去對抗毛澤東呢？
文革遺產
中國革命最大的遺產，建國以後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這是兩筆最大的遺產，我是主張進行認真研究的。十年動亂，把我們體製上所有的弊病全都暴露出來了，但沒人總結，所以十年以後、二十年以後還在走老路。本來從共和國的角度也好，從共產黨的角度也好，都應該通過文化革命得到新生，但現在是有所改進，但沒有得到新生，還是保留很多舊體製的東西，一直到現在阻礙著發展，而且矛盾越來越大。
文革其實是不可避免的。蘇聯有“大清洗”，哪個“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在這種專製製度下，必然產生這個。當然，這不是說毛澤東搞文革有“合理性”。文化革命沒有合理性，但是它是“必然”要來的，是共產黨走到這一段必然要犯的錯誤。因為它裏麵有專製的、從封建社會下來的傳統。在毛主席，還有我父親他們身上，都帶有封建的烙印。
就文革本身而言，毛主席還是有他的追求，就是追求他的“毛式的共產主義”。且不論它目的的對錯，但他為了這個目標，不擇手段這點起碼是不對的。比如說薄老這個“叛徒”問題。在延安時，為這個問題，薄老跟毛主席談過8個小時。“七大”的時候，毛主席提出，要薄一波當中央候補委員，黨內當時就有不同看法。為此，劉少奇、張聞天都講過話，意思是說這是中央讓他做的，填自首書是“履行手續”，不是變節。包括安子文等，他們都寫了自首書，都跟毛主席談過。所以，毛主席對此是了然於心的。我很反對他這種出了問題就從頭算賬的做法。這些已經有結論的事情，不能再重新算賬。但是，為了把別人搞臭、搞倒，就從頭算。從批彭羅陸楊，到批劉、批鄧，到批林，都是這麽算賬的。那人家就有一個問題了，那你當初為什麽要提劉少奇當第一副主席呀？為什麽你讓林彪當接班人呀，為什麽又讓鄧小平當副主席呀？所以我覺得搞政治不能不擇手段。現在管理社會，一個政黨，一定要講手段，講過程，都要經得起推敲。實用主義的做法，就是以喪失原則來實現目標。這造成了一代人的思想扭曲。
我父親對黨內鬥爭，他是主張“和為貴”。所以毛老爺子對我父親惱火，老說他“折衷主義”，“和稀泥”。但是很多問題，實際上是毛主席種下的因。這樣就造成黨內的民主作風被破壞，堅持真理、敢講真話的，就越來越少。領導人喜歡什麽，就講什麽。有些“左派”提出，難道這些冤案都是毛主席一個人造成的？他們說得對，這些冤案當然不是毛主席一個人造成的，很多人也參與了製造這些冤案。但是主要責任是誰呀？根子是誰呀？使這種思想方法、鬥爭手段主導黨內和社會的提倡者、支持者，是誰啊？是毛主席。要是否認這點，那共產黨就沒有任何進步。
嚴格來講，共產黨的這些錯誤並不是從文化大革命才開始的，也不是全部是哪個個人的原因。比如說全推到毛澤東身上也不行，他隻是個代表而已。更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推給“四人幫”，都推到林彪身上。共產黨如果真正走民主法製道路，這個問題是繞不過去的。體製問題總有一天要解決，不解決是不可能的。
我曾提出一個“共產黨光譜學說”，就是說，共產黨是個“光譜”，由七色組成，從深藍到紅。這個光譜的左邊是江青“四人幫”，中間有誰，右邊可能有誰誰。所有這些合起來，才是白光，太陽光——這才是真正的共產黨。文革前根本不存在一個什麽“階級”要顛覆共產黨政權，沒有任何證據說明，劉少奇也好、彭德懷也好，是代表國民黨。你說劉少奇搞修正主義，他代表誰？他們都是共產黨的一個派別，或者是他個人的、或者是一批人的想法。反過來，你說江青奪權是為複辟資本主義？說她代表了資產階級？肯定是胡說八道，這隻是黨內不同意見間的一種鬥爭。可這些問題，我們當時並不理解。
所謂共產黨的“光譜學”，就是這樣：沒有左，就沒有右。這是毛主席講的。實際上，大家目標是一致的。但是目標是沒有意義的，任何一個國家領導人，沒有一個說，我上台就是要把天下弄亂。所以，“運動就是一切”，你隻能在道路上做選擇。道路上的選擇就是黨內鬥爭的主要內容。文革前後的權力更迭，都體現在這個 “光譜”上。
恩格斯有個觀點，認為社會的運動是“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如果這兒有一個力，那兒有一個力，它們合起來，合力就是它們的對角線。這對我非常有啟發。就是說，毛澤東有這麽一條路線，他的“力臂”很長，那麽整個運動軌跡就偏向他。但是還有千千萬萬的幹部，每個人想法也不盡相同，可能在這個問題上跟他一樣，在另外一個問題上跟他不一樣。毛的力在這個方向，而你的力在那個方向，所以社會永遠不會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思想去做，隻不過有時候比較偏向他一點。那麽毛澤東一死，他的“力臂”沒有了，老鄧的“力臂”大起來了，就從原來偏左，到現在開始偏右一點。但是實際上，大的方向，都是朝那個方向走。
毛主席搞文化革命的“動機”是什麽？我覺得，他的動機恐怕還不全是為了鞏固個人的權力，江青可能帶有以權謀私的部分。反過來說，老一輩革命家為了保住他們的權力，就沒有以權謀私的成分？所以我認為，文化革命也好，所謂的政治也好，就是黨內鬥爭，就是黨內不同路線的鬥爭。劉少奇有一套想治國富強的方法，毛澤東有一套方法，江青可能有一套方法，趙紫陽有一套方法，鄧也有一套方法，陳雲有一套方法……每個人都有一套方法。合起來，交織鬥爭，就變成了共產黨的軌跡。合起來，從左到右，就是共產黨的光譜學。
反思
紅衛兵這一段對我影響太大了。我們是在傳統教育下長大的。傳統教育有兩個好的方麵：一個是中國幾千年傳承的道德傳統；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共產黨的這一套政策傳統。繼續革命理論，階級鬥爭理論和這兩個傳統是衝突的，矛盾的。在這矛盾中，我取的是傳統這邊。所以我沒有那麽義無反顧地投入到造反中去，也做不出那些太絕情的事情來。比如對學校領導被打倒，總是有些惻隱之心。當然，我也不敢說“同情”他們，隻是到我這兒，能夠寬容的就寬容寬容。學校當時的主任挨鬥，他說，哎呀，我咳血了，身體不好。我說，那你回家休息吧，在家裏反省。有事我們去家裏找你。我批準了他，他就躲過了一劫。但是當時畢竟年輕，我如果主動讓他們都回家，那就可能會更好一點。
運動來了我們是不能自主的，但運動來了你怎麽表現，那是你自己的選擇。人生無非就是選擇嘛。整個文革，我基本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事，還算比較清醒一點兒的，不是忽左忽右的。當然，對一些不滿意的地方，我也不敢公開反對，總是心存疑惑。我不大想做的事，因為肯定都是胳膊擰不過大腿的事，起碼我不積極去做。我的選擇是我自己做的，我主持的活動都是我自願的，當然做錯了也在我。比如前麵談到的批判校領導、批判北京教育局領導等，都是錯誤的。這裏有毛主席文化革命路線的影響，沒有這個環境我們這些人不可能去批判領導。話講回來，我之所以不主張打人武鬥，也還是受毛主席的影響，毛主席不是講不要虐待俘虜嘛，十六條不是講要文鬥不要武鬥嘛，這是中央的政策啊。當然他後來又說了“要武嘛”。我做得對的事情，也是我自己的選擇，是我獨立的社會實踐的結果。
有些人參加“文革”目的比較明確，“造反”啊、“奪權”啊。我始終沒有上升到那個程度。在多數場合，我是隨波逐流，但是也有自覺的成份。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當時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覺得“反修防修”這個觀點對。另外，教育製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們都感到需要改變。所以，毛主席的講話很符合我們的口味，因為我們是他培養出來的嘛。當然，也存在著一些不協調的地方，對這方麵我試圖不斷地讓自己的思想去適應毛主席的想法。但是，我沒有絕對地盲從，還有自己的考慮。比如說，你講老師有錯誤，我承認；你講他是“黑幫”，我就打個問號。你講劉少奇這個不好、那個不好，我承認；但是你那麽對待人家，我覺得不符合我們黨的傳統。你說“要文鬥不要武鬥”，我當然支持；但是你又說“要武”。這麽一來，不就亂套了嗎？
從思想根源來講，即使我們的父輩，還不都是帶著傳統的烙印？他們對毛主席的那種忠誠，是不是有點像對封建帝王的那種忠心？沒有人敢當麵去忤逆毛主席，這裏麵有種種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當時的環境，也有自身的考慮，更有傳統觀念的影響。我們這個社會就是這樣，我們在這裏麵，確實是服務於他們的一個“棋子” 而已。
關於紅衛兵暴力問題，也還是受毛主席的影響，事實上是一種思潮的結果。1966年7月底，清華附中的三個造反精神就出來了，造反歌出來了，對聯也出來了。這些東西，你看他的語言，你就知道了，就是打打殺殺，語言是可以變成行動的，處在那種狂熱的氣氛下，結果那麽多人被打死。其實我們整個中學教育沒有去教育打人，但是我們有一個階級鬥爭的教育，不斷給你緊那個弦，劉文學〔13〕不是被階級敵人殺害了嘛，雷鋒不也講對階級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嗎？這樣培養起來的階級仇恨，植根於青少年的心中，雖然你沒有教育打人，但是在更高的階級鬥爭的層次上，就不是這樣了，暴力這個東西就爆發出來了。
另外，在我們國家，人們對於人道主義，對於人性，人權，從來沒有足夠的教育和認識。而暴力卻是人類的基因，政府、法律、監獄，其實就是要遏製人類本身的劣根性，所謂暴力傾向、弱肉強食這些“自然法則”。人類社會的發展充斥了暴力，進入理性社會以後發現這樣是不行的，就要限製暴力。但是，一旦社會秩序崩潰、法律廢止和政府失職以後就暴力就會出現，文化革命實際上也是這樣。而且青年人本身就有一種逆反心理，有種偏激的態度，暴力因素在青年人身上就表現得最突出。不光是中國，法國“紅五月”的青年運動、洛杉磯的暴亂、海地地震後的搶劫，都是政府失控後的暴力行為，所有國家都一樣。在我們這個社會，由於長期宣揚階級仇恨，文革中政府和法律又采取縱容的態度，就產生了這樣的結果。公安局不進中學嘛，中學打死人了問都不問。你不能說他鼓勵你打人，但是打人不犯法，那就叫縱容。這是一種宣泄的情緒，在瘋狂的階級鬥爭指導下，這每一條都能做出很大的文章來。
這種事文革並不是開始，也不是結束。共產黨從紅軍時期的肅反、延安整風就有，類似的運動綿綿不絕，一直到現在都是存在的。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對這些事情進行解剖，而不僅僅局限於這個人怎麽樣，那個人怎麽樣。我認為這沒什麽意思，隻不過是又來一次，台灣叫“族群分裂”，然後製造出新的矛盾。我覺得大家都要對文革這個民族災難反思，如果真正的目標是推進社會的進步，是為了民族的啟蒙，大家討論可以，但要有一個平和的心態才好。我認為不能用文化革命的那種方式來研究文化革命。人的記憶沒那麽準確，今天追究幾十年前過多的細節，就沒辦法了。
海外的一些學者有這個條件，在研究，在總結文革，應該說還是有擔當責任的。我認為這是一個嚴肅的、有責任感的事，是個好事。國內的學者當然不能說沒有責任感，但官方的學者回避這個問題，民間的學者沒有這個條件，第一他沒有受過正規的訓練，第二他得不到豐富的資料。還有就是多數人，都采取一種漠視甚至忘卻的態度，這也是很自然的。他不願意再回顧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這個傷疤不願意揭。時間是思想的最好避難所，時間可以讓一切抹平消失，實際上就是這樣。
文化革命對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響，因為我認識了社會的體製，之所以後來積極參與改革，包括現在對共產黨體製的認識，包括現在希望它改革的認識和行為，如果要尋根呢，還是尋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之前我們對這個社會覺得好得不得了，一直沒有質疑過。為什麽後來我們這一代很多人都走向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就是因為他們在文化革命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訓。一直到後來，我到部隊，做外交工作，參加政體改革，到下海，一直到今天，始終就是文化革命的記憶烙印在我身上。比如說 1975年批鄧以後，我就決心不說違心的話了，我很強調我的個性和人格，我覺得共產黨幹部現在就缺少個性，缺乏人格，就是人雲亦雲，就是跟著官大的說。而這個差別就在於是否認真對文革進行了反思。
改革開放變不了
我的想法是一貫的，認為應該由製度來代替領袖。要發揮製度的作用，領袖不能老改變製度，那不行，那樣社會付出的代價太大。比如改革，老鄧有他的想法，換個人可能想法就變了。所以，我為什麽說，要政黨去做呢？我認為政黨代表製度，領袖代表個人。
當年耀邦下台時，很多人覺得比較憂慮和悲觀。我當時就講，不要著急。現在老鄧在，老鄧靠什麽起家？靠得是改革開放。老鄧跟毛老爺子，有什麽不同？就是在改革開放上不同。老鄧的觀點我們歸納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其中，講“四個堅持”，那毛老爺子比老鄧在這點上要堅決得多。講四項基本原則，列寧就是呀，斯大林還是，毛澤東也是，直到江青還是。我說，老鄧之所以和他們不同，就是改革開放。所以，老鄧奮鬥這一輩子，就整出個改革開放。要把改革開放拿掉，就沒有鄧小平了。這是他的旗子，他能這麽扔掉嗎？不可能的。可能是我看到事物的本質了，或者，我看到他的人性了。這是從最高領導的思想來看，他不會改變的。
第一條，不說別的，看看這些領導人的子女，他們在想什麽？看看這些人的生活方式，他們能夠回去嗎？不要說“右派”了，就看看那些“左派”們的子女，他們能回去嗎？他們要真是“清如水，明如鏡”，倒讓人害怕了，那很可能還真要回到五十年代了。第二條，當時講什麽：小商販，要“把他罰得傾家蕩產”，這是文件上寫的。但是過兩天就不說了，“傾家蕩產”？當時兩千萬個體戶，一億人口，你贖買下來？你養不養？你給他解決就業問題？你解決得了嗎？你還得允許他，甚至還要發展他。那時候有人講，鄉鎮企業是和國企爭資金、爭人員……我說，懂不懂，鄉鎮企業當年怎麽發展起來的？這是“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幹兩年就知道了。
很清楚，當時改革開放已經是“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了，你收不回來了。老鄧厲害就在這個地方。比如搞股票，他表態說，“允許試”、“不行就收”嘛。其實，允許試是真的，不行就收是假的。他早想清楚了，別人可能沒想清楚。允許試，就試唄。反正後邊有句話，不行就收。收？怎麽收？靠行政命令收？收得了嗎？你發了那麽多股票，要花多少錢再把老百姓的股票買回來？你花錢買，正好給大家“解套”。再者，你有這筆錢嗎？你政府要是有錢，何必搞這個呢？所以沒法收！老鄧這個人，比較聰明。戰略上他想透了，後一句話，就把那些反對者的嘴堵上了。別的老頭一聽，啊，允許試，可以收，好啊。可一試，就“開弓沒有回頭箭”。
《反杜林論》的那一段話，非常精辟：“平行四邊形”。每個人對社會都有他的意義，隻要有一個“力臂”，社會運動軌跡就要改變一點點。老鄧的思想符合多數群眾的利益，獲取了多數群眾的支持，所以成功了。毛老爺子開始也是，文化革命搞得轟轟烈烈啊，多數人都支持他。可慢慢的，支持他的人越來越少，他再堅持也沒有用。最後，老鄧往這邊一偏，就整個“打左轉燈向右轉”了。
這個笑話它有點道理。搞改革開放，老鄧的想法，無非還是要搞社會主義，要把中國搞強。毛老爺子和鄧老爺子的想法，都是這樣的。江青的想法就是搞“窮社會主義”嗎？也不是。她是為了打倒對立麵，即使“寧要社會主義草”也行。這是手段，就用這個把你打倒。其實那一段，四人幫在上海搞得相對還比較好。因為他們已經控製和鞏固了上海這個地方。
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風，他的種種東西，應該說是影響了幾代人，甚至也包括“民主派”，包括西單民主牆。特別作為我們這一代人，從小讀的是《毛選》，學的是“雷鋒”。我們的思想方法就是這個方法，你得出的結論能走出多遠啊？說實話，當年在黨內沒有人敢跟毛主席辯論，不論誰都說不過毛主席，都會折服於毛主席的雄辯。毛主席批彭德懷，多“精彩”，別管他有沒有道理。
過去有句話：“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如果願意反思的話，文化革命就不是曆史嗎？就紅軍長征是曆史？說起來，紅軍長征是不錯，延安精神是不錯，但它們畢竟是在奪取政權當中創造的這種傳統。現在是建設時期了，這期間我們黨內最大的財富，應該說，一個就是文化大革命，還有一個是改革開放。文化大革命這筆財富難道不要了？本來應該通過總結曆史經驗，教育全黨，防止文化革命的再生。
我們汲取文化革命的教訓，現在就要建立一種機製，要能不斷地調整政策，另外要容忍對手。過去的政治鬥爭，每個人在反對對手的時候都打出一個“崇高”的旗號，說對手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資產階級代言人”、“自由化”等等，無非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就是不能達到一個共識，容忍對手。西方的政治理念，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保護對方的權利。所以對老百姓來講，民主黨、共和黨不論誰上台，對美國都不是災難。我們則不是這樣，而是隻有我上台，中國才能好；其他人上台，就是災難、就是“複辟”、就是“自由化”。所以鬥爭變成“你死我活”，就要采取極端手段，動不動就要動用軍隊等“專政”手段。
我們需要寬鬆的機製，我就不明白這個：他們為什麽老說，中國“國情”不適於搞這個。這是傳統觀念和傳統勢力在阻礙。所有當權者都一樣，他都不願意跟別人分權，與虎謀皮是做不到的。那麽隻有一個條件，就是社會力量達到一定程度，形成一種製約、一種限製，使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權力。但這些東西的改變是需要時間的，否則做不到這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