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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再籲通過政改 免做最大輸家

(2015-03-01 16:50:40) 下一個

李嘉誠
文/陳建中
長實主席李嘉誠昨日於記者會中,再次呼籲立法會應通過政改方案,並指出如果否決普選方案,"大家將會是大輸家"。這是李嘉誠兩個月內兩度發出同樣的呼籲,對於這位有"超人"之稱的香港實業家、具世界眼光的投資者來說,如此頻繁地發出信息,代表了他對香港社會的承擔,更意味著他洞察到一旦"否決政改"會對香港造成怎樣的巨大傷害。眼下傳出特區政府正安排中央主管港澳的官員與立法會議員會麵,市民期待,反對派能利用這次好機會,暫且放下一黨一己之私,以全社會利益爲重,作出投票支持政改的正確決定。
政改能否通過,已不僅僅在於2017年普選能否實現,更關乎整個香港未來的發展動力、關乎社會穩定與人心散亂。對於反對派來說,不僅不會從"否決"中獲得任何實質的政治利益,更會爲他們留下"摧毀普選"的歷史惡名,而他們口中的所謂"民主運動"更會繼續在無序內亂分裂中自我消亡下去。這些政治現實,社會上許多有識之士早已指出。事實上,"袋住先"並非"袋?不完美方案",而是"袋住實現普選的機會先",世間並無完美之物,但2017普選一旦失去,所得隻有"零"。
通過政改,已成社會普遍的聲音。不隻是民間意見,一些具有遠見的人士也已看到關鍵之處。昨日,長和係主席李嘉誠在業績記者會上,三次提到香港的政改問題,他認爲香港最大危機在於政製發展,如果政改方案不能通過,大家將會是大輸家,任何對香港有責任心和愛心的人,都應該讓政改方案通過。此外,在談到經濟前景時,李嘉誠指出,香港最大"著數"是有內地作爲大靠山,因此看好香港經濟,又指如果今日叫停自由行,股市會跌一千點以上。
這是李嘉誠兩個月內的第二度呼籲。今年一月初,他在另一個記者會上也指出,政製一定要進步,如果不行前一步,香港人全部都是大輸家,"你同我都是一樣"。他又指出,最低限度香港人第一次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而這個選舉有三個候選人給市民選擇,故他認爲在任何情況下,都希望政改可以通過,"如果不通過,有何好處?我看不到。對我個人來說,這方麵看得很重,政改是第一步,你沒有第一步,何來第二步?所以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希望香港的政改可以通過。"
"不通過對香港有何好處?"、"否決政改你我都是輸家",這是李嘉誠最直接的兩個問答。事實上,作爲一名成功的商人,李嘉誠大可不必作出這類有關政治的呼籲,更不必兩個月內兩度在記者會上鄭重呼籲,他這麽做,一方麵可以反映出他對香港社會的承擔,但更多的是,他洞察到一旦否決政改會對香港造成怎樣的巨大傷害。
許多反對派的學者文人政客,不斷鼓吹"拒絕袋住先",聲稱接受方案就等同"接受伊朗式普選"、"隻會便宜了建製派";有的甚至稱,否決政改"泛民"才更有前途、香港社會才更有爭取真民主的動力。這些觀點如果不是意氣用事,便是睜眼說瞎話,是無視普遍客觀的民情民意。一如許多有識之士指出的,否決方案,建製派、反對派、全社會都是輸家;反對派不要以爲可以從中漁利,市民是不會輕易原諒這種自私自利的政客。而未來五年裏,香港又要重蹈過去激烈的內鬥、內訌,甚至於又一次"佔中"可能上演,如此香港,還能如何向前發展、社會還能如何齊心協力?
中央政府對支持香港落實普選的立場與態度已非常明確。不久前,在新春酒會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指出:"我願在此重申,中央對2017年在香港實行行政長官普選的誠意是堅定不移的,要求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符合基本法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確保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的原則是堅定不移的。"這"三個堅定不移",可以打消不必要的猜疑,也是對促成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的一個重要支持。
如果說去年"佔中"是一次民意的考驗的話,反對派顯然是敗了。縱使他們不願意承認,但種種民調顯示,隻有極少數人支持這種以極端政治對抗行爲的市民,更多的市民認爲應當盡力促成二零一七年特首普選。但反對派有種"騎虎難下"的狀態,一早就宣稱"杯葛"第二輪政改谘詢,麵對強大的民意,又無法及時轉變立場,最終隻會陷得更深,也會離民意愈走愈遠。
如果按反對派目前的取態,政改能否通過難以令人樂觀。一旦2017普選成空,受害的將是全香港市民。李嘉誠兩次三番作出呼籲,應該值得反對派好好思考。實際上,據稱特區政府正積極安排中央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與立法會議員會麵,雖然仍不知何時會麵,但各界樂見其成,亦寄予了高度的期望。希望反對派能放下一黨一己之私,從整體香港利益爲重,考慮投票支持政改方案。
三天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預算案中指出,"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今日的香港,是過去幾代香港人努力的成果,由這一代人繼承、提升。"香港民主進程中取得長足進步,同樣靠的是幾代的努力,又豈能輕易毀在某些反對派政客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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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魔 回複 悄悄話 香港強勢特首回歸,李嘉誠“占中”押錯寶卷鋪蓋走人

梁振英2015年的施政報告是罕見的強硬,申明“高度自治”不是“絕對自治”,強調香港必須服從中央權威,而且點名批評了一些激進刊物的言論,現場抗議的議員則直接就給架出去了。這種風格是“占中”之前從未出現過的。

我們把這個事情跟最近的一些新聞串起來看,就很容易發現中央政府對香港“占中”後政策方向的變化。簡單來說,就是在保持“一國兩製”的承諾不變的情況下,對香港現行政製進行調整,建立“強權特首”製度。

——應該說,“占中”是一場測試,把各方麵的底線態度基本上測清楚了。在占中之前,梁振英的態度是比較曖昧的——或者說至少是比較軟弱的,也就是對香港反對派的訴求,表現出一種比較左右搖擺的態度。這種態度我們也不好說梁本人內心到底怎麽想,但起碼在直觀上給人一種印象:就是香港政府在敷衍塞責,甚至是有意識在放縱反對派的極端言行來向中央施加壓力,試圖索取更大的利益。在諸如奶粉事件、國民教育事件這些問題上,港府基本無所作為,放任事情鬧大,然後讓中央妥協退讓。

新華社在占中後發了這麽一則新聞——《梁振英:曾每天都向中央匯報香港“占中”情況》。這則新聞是很耐人尋味的。他匯報了些什麽,中央指示了什麽,這是機密,誰也不知道。但最終的結果很明顯:梁利用這種形式向中央表示“效忠”,也取得了中央的信任。也就是說在中央政府強硬的表態下,梁最終放棄了表麵上的搖擺,選擇了完全站到中央這一邊。港府的處理方式,從最開始的放任自流,到武力清場,到現在的秋後算賬,拘捕占中領袖。這一係列動作都顯然都是“每天匯報”之後,得到中央支持,梁振英才逐漸開始硬氣起來了。

與此同時,我們再對照另外兩則新聞。第一則,就是占中爆發的前夜,以李嘉誠為代表的一大批香港富豪到北京來訪問,打的旗號是希望維護香港穩定。

第二則就是占中結束之後沒多久,李嘉誠就宣布把公司注冊地遷出香港。

顯然,李嘉誠等人去北京其實是要去試探中央的態度,希望居中調停,說服中央在2017年的普選問題上讓步,避免“占中”運動的爆發。

這個要求當然是被拒絕了。會麵的結果,隻是習總重申中央對香港的政策不會變。

調解失敗之後,“占中”隨即爆發,中央和香港極端民主派的關係終於徹底決裂。

而這種徹底的決裂,受打擊最大的,不是別人,就是這一批控製著香港經濟命脈的大富豪們。

我在占中期間發過一條微博,就是說從“學民思潮”領袖黃之鋒所做的演講內容來看,他的訴求是錯誤的,但他反應的問題是真實的。香港回歸中國以後,經濟發展緩慢、社會貧富差距擴大,香港底層人民沒有從祖國統一中獲得什麽好處,青年學生對未來失去希望,他們擔心畢業就失業,看不到通過自己努力上升的渠道。這個經濟基礎,才是“占中”運動爆發的最重要的原因。蒼蠅不叮無縫的雞蛋,首先是社會上有了對香港現狀的怨氣的積累,才可能有西方敵對勢力來挑撥離間產生效果。

那麽這種經濟社會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原因是什麽呢?在大陸這邊看來,中央已經給了很多優惠政策給香港,而且還大量廉價的淡水、蔬菜、肉製品供應給香港,保障香港的民生和經濟繁榮,其它的方麵一概不管,給了你最大限度的自由。然後你自己還搞不好怪誰?隻能怪你們香港人自己嘛。

但在香港人看來,就不是這樣。1996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前,基尼係數是0.517,2012年,基尼係數上升到了0.538,貧富差距是擴大的。雖然看上去增加的點數不多,但一般認為超過0.5就是很嚴重的貧富分化了,在這個基礎上,每增加一點點都會讓底層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而這個貧富分化的加劇,是跟回歸以後中央政府不作為密切相關的。

自由資本主義一定會帶來滾雪球一樣的貧富分化,這個應該是一個共識。香港回歸以前,就是一個自由港,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當中也算是非常自由的了。但是英國的殖民統治畢竟還派了總督,他代表英國統治香港,其職權是高於行政、立法、司法這個三權分立體係的。有這麽一個強權人物鎮著,大資本要想為所欲為還是很困難。

但是在中國收複香港的過程中,在過渡時期,我們一方麵不能直接派遣官員管理,一方麵又不可能信任英國的官員,所以選擇了依靠所謂的“愛國人士”來協助中央政府實現香港平穩過渡。而當時愛國人士的代表,當然就是李嘉誠、霍英東這些大資本家了。在這個過程中,這些以前尚不能幹預政治的資本大佬們開始獲得大量的政治資源,李嘉誠和霍英東都成了香港回歸籌備委員會委員,成為中國在香港政治力量的代表。

香港回歸以後,總督製度自然消失了,中國政府因為“一國兩製”的承諾,也沒有過多幹預香港政務——因為西方國家老是拿自由民主這些東西來攻擊中國,而中國也有很多人也對此缺乏自信。所以雖然英國統治的時候一點民主不給香港,中國收複香港以後反而開始搞民主了。其中最大的特點就是立法會的權力上升,特首的權力下降,跟總督比起來已經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從“統治者”變成了行政機構首腦的這麽一個角色。香港的政治體製,實際上就從總督獨裁製向三權分立的民主政製發展了。

在資本大佬介入政權交接、新任政府權力分散的這麽一個情況下,政治力量對資本力量的節製就完全失效了。對李嘉誠這樣的大資本家來說,以前還有總督管著,回歸以後在香港就可以徹底稱王稱霸。所以實際上我們看李嘉誠的財富增長,速度最快的就是香港回歸之後的這麽幾年。他的公司市值在回歸前的1995年才隻有420億港元,盈利才隻有30億港元。到2009年,就增加到了一萬億港元,相當於同期香港經濟總量的50%,盈利更是高達兩千多億港元,增加了七十倍。大頭都是回歸後掙的。而這期間,香港GDP增加了不到一倍。

所以,回歸以後,香港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好處都是大富豪們拿走了。底層人民並沒有得到什麽實惠,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特別是房地產市場泡沫化嚴重,財富分配的差距比收入的基尼係數更加嚴重。李嘉誠在回歸兩年後就成為華人首富,但香港人均居住麵積卻不足十五平米,此外還有十多萬人住在不足兩個平方米的籠屋裏麵,所謂“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就是現今香港現狀的真實寫照。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收回香港以後,對香港的治理是有所失職的。“香港明天更美好”這個承諾並沒有完全實現,起碼對於香港的底層人民和年輕一代來說,他們所看到的現實就是回歸以後,他們的處境和未來變得更加黯淡了。

這個問題的根源在哪兒?就在於過度的自治造成的“政府缺位”。香港1100平方公裏的土地供700萬人發展,已使用地區隻占了所有麵積約24%,扣除不可開發的山地,還有40%的可供開發麵積,但是就是空著不讓開發。主要原因就是政府過於弱勢,難以下定決心,因為一旦開發就會造成香港樓價下跌,讓擁有住房的階層利益受損。董建華多次打算學習內地新建保障房,都迫於既得利益階層的政治壓力而被迫放棄了。香港想要修一條高鐵接上廣深高鐵,死活修不動,因為政府太弱勢,根本無法完成高鐵所需的拆遷工作。這些問題,在中國都不是問題,唯獨在香港克服不了,你說是中央政府失職,還是香港政府失職?我覺得應該是都有責任。

底層人民在生活得不到改善的情況下,他們會選擇什麽樣的意識形態來要求改革?就是一個輿論宣傳戰的問題了。西方的敵對勢力也好,本地的像這樣的資本勢力也好,就開始在青年學生中間煽動,把這樣的問題歸結為大陸不給香港民主,以及大陸人到香港來買奶粉、生小孩占用香港的資源的問題上來了。這個邏輯其實很荒謬,因為大陸的政製和英美民主差距更大,但是對岸的深圳發展的比香港好的多;至於大陸人民到香港來,那是有利於香港經濟的,沒聽說過買東西還把人家給買窮的。香港的問題,核心不是自由民主太少,而是自由民主太多,導致政府缺乏權威和執行力,無法大規模的配置公共資源,推動有利於底層人民的改革,放任大資本肆意擴張。

但是呢,目前來看,在香港這個宣傳陣地上,我們是失分的。青年學生被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理論給洗腦了,覺得問題就是中央不給香港民主造成的,所以才有了“占中”運動。

所以我才說:“占中”運動中,青年學生的訴求是錯誤的,但他們提出的問題是客觀存在的,是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必須要解決的。隻要這樣的問題不解決,僅僅是鼓吹什麽反對國外敵對勢力的滲透宣傳,隻能是治標不治本。

要解決這個問題該怎麽辦?首先就要跟香港大資本家分道揚鑣,不能再像回歸前後一樣,把他們當做政治上的依靠力量了。因為社會公平的改革,必定會觸碰到這些人的利益。

其次,就是要建立“強權特首”製度,要讓特首扮演一個像回歸之前的港督的角色,或者說是像現在中國地方政府的黨委書記的角色,一個超越行政、司法和立法之上的職位。大幅度的削弱立法會的職權,因為這個陷入黨派鬥爭、不用對實際決策負政治責任的機構,是很容易因為各方麵勢力的滲透而變得四分五裂、無所作為。變成一個極端勢力表演的大舞台。

目前,中國政府一方麵要堅持香港的資本主義製度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所以不能真的搞社會主義改造,直接委派香港市委書記、市長;另一方麵,又不宜完全的坐視不管,讓港內港外的敵對勢力把香港搞得一塌糊塗,這樣在輿論上同樣對我們不利,因為香港畢竟是屬於中國的。

兩方麵均衡的結果,一個效忠於中央政府的強權特首,就成為了一種必然的政治安排。梁振英在關鍵時刻以“每天向中央匯報”的方式效忠,最終促成了這一政治決策。

所以,占中結束以後,李嘉誠收拾家當準備走人,梁振英態度強硬發表施政聲明,批評大學反對派刊物,對“占中”領袖秋後算賬。這些東西都是連在一起的。李嘉誠不是不看好香港的未來,而是不看好他自己的家業在香港的未來。在一個強權特首的政治安排下,一係列的社會變革恐怕將勢在必行。二十三條立法那是肯定要做的,國情教育也一定會重新啟動,土地與住房製度的改革恐怕也是在所必行。在此過程中,以李嘉誠為代表的,依賴於土地形成的大資本財團的利益必然受到巨大的觸動。這個時候把資本注冊地遷移到香港之外的避稅天堂,其實是在給自己準備退路了。

香港明天會更好,但李氏家族的明天恐怕是不會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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