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工農兵學員

中 國從黃帝時開始，就用甲子紀年，一個甲子輪回是60年，母校浙江師範大學迎來60華誕，我們班同學的平均年齡也達到60歲了。我們一路走來，從青春年少到 鶴發亂如絲，在共和國曆史的特殊時段裏，我們是一群特別的見證人。那是一個一閃即逝的詞組一一工農兵大學生或工農兵學員，恰恰就是我們這批人的頭上桂冠。

1977年3月，到校第一週，我們在大學校園裏溜達，隨處可見一幅幅醒目的標語：熱烈歡迎工農兵學員上大學！它們出現在大紅布條幅上，出現在標語牌上，出現在黑板報和牆板上。當時，我們隻知道自己是來上大學的，不知道被叫做“工農兵學員”，所以對此稱呼也感到特別新奇。

最 激動人心的是，我們班臨時班委中的文娛委員楊彩芹，教我們唱 《工農兵學員之歌 》:“迎著燦爛的陽光， 肩負黨和人民的希望 ，我們工農兵學員 ，來自祖國四麵八方 ，帶著工人階級的囑托， 帶著貧下中農的期望 ，帶著革命部隊的光榮傳統 ，走向教育革命的戰場， 壯誌淩雲紅心朝陽， 永遠和工農相結合， 前進在光輝的五七大道上 。--迎著燦爛的陽光 ，青春似火意誌如鋼 ，肩負著黨和人民的希望 ，我們工農兵學員 ，努力攀登科學的高峰， 要為無產階級爭光 ，牢記毛主席的教導 ，麵向三大革命的課堂 ，又紅又專茁壯成長， 永遠和工農相結合， 前進在光輝的五七大道上，前進在光輝的五七大道上。”

浙 江師範學院的校園，坐落於金華城北的一個黃土高坡上。那一年，連同我們新生共有3屆學生，全校教學單位隻有3個，即中文係、數學係和物理係。所有學生，都 稱作工農兵學員。我們屬於1976年的招生指標，當時既不知道自己是最後一屆工農兵學員，也不曉得下半年可以參加高考。就覺得當一名工農兵學員很光榮，穿 著和男同學差不多色澤的服裝，手裏捧著厚厚的講義夾，走在校園的大路上，唱著《工農兵學員之歌》，從那心靈深處散發出的青春活力和幸福感，寫在從不化妝的 純天然的笑臉上。我們隻知道“文革”期間，“四人幫”給黨和國家造成的損失太大了，我們這一代人有責任、有義務、有信心，一定要把他們造成的損失奪回來。 我們是帶著工人階級的囑托， 帶著貧下中農的期望 ，帶著革命部隊的光榮傳統，肩負著黨和人民的希望，走向教育事業的課堂，這是曆史和社會賦予我們的使命，我們必須努力學習，不斷攀登新的科學高峰。

我 們在學校裏，不分白天黑夜，抓到書就讀。那時，像《紅樓夢》和《紅與黑》等中外名著，還屬於禁書之列，不許借閱。我們一到校園，就仿佛如魚得水，歡快地暢 遊在知識的海洋裏。一個個都像海綿吸水一樣，如饑似渴、狼吞虎咽，甚至生吞活剝地大量閱讀。有誰偶爾借到一本名著，全班同學24小時接力傳閱，若是排隊挨 到下半夜，教室、寢室都停電了，就在走廊裏讀。一不留神，遇到值班巡邏的來了，我們就躲到廁所去讀。記得大二的曹家駿老鄉借到一本羅曼·羅蘭《約翰克裏斯 朵夫》,當時也是禁書。為了不錯過閱讀的名著的大好機會，我排到了下半夜3點到第二天早上6點鍾，班上出了名的困蟲也不困了，我被對門的女同學，也就是說 我的上家叫醒，我坐在走廊上才看了十幾頁，就遇到值班巡邏的來了，我立馬躲到廁所去，可巡邏的遲遲不肯離開，我幹脆坐在廁所看，因為我沒有時間和他們躲貓 貓了。

你 們知否、知否？我們這批同學當中，大部分的人都幹過挑豬欄肥、鋪牛欄肥的髒活，確實能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髒的。何況當時全社會都進入一種狀 態，不分男女老幼全民讀書，無論在車站、碼頭，還是在商店、菜場......，人人都是手不釋卷，比現代人玩智能手機還不知要投入多少倍呢。要是有人問， 為什麽這樣用功？答案是清一色的，那就是要把“四人幫”造成的損失奪回來。就這樣一年下來，我們這些拿過鐵錘、鐮刀和鋼槍的，手掌心的老繭變成了食指與中 指之間的硬繭，其堅硬和強大程度都超過了以往。我們我們全班55位同學中，不知怎麽搞的，竟有36位得了神經衰弱。

記得在開學初的迎新晚會上，我們中文係年級支部書記陳蘭村老師致歡迎詞，他在會上詳細介紹了我們的身份，他說工農兵大學生，又叫工農兵學員，是“文革”中產生的新生事物，也是1972年至1976年以來，是我門國家教育事業的一大創舉。

陳 書記說，你們今天能夠到大學裏來讀書，首先要感謝黨和人民的培養，感謝組織，感謝社會，同時還得感謝上海機床廠為大家所作的努力。那是因為在1968年9 月，為了貫徹“七·二一指示”。上海機床廠創辦了“七·二一工人大學”，規定學製為兩年，學生畢業後仍回廠工作。此後，“七·二一工人大學”的這種學製和 教學模式，逐步向全國的工礦企業推廣。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決定廢除考試製度，“實行 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並決定先在以上兩校進行試點。1972年春，北大、清華招生試點經驗，然後在全國高校大麵 積推廣。

浙 江師範學院創辦於1956年，自1965年從杭州搬遷到金華後，緊接著就開始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辦學條件和周圍環境，與全國其他院校相比要艱 難得多，這其中的原因，大家是可想而知的。1970年，學校根據浙革[1970]89號文件精神，把學校一分為三，分別在台州、麗水和金華三地辦專科學 校。1974年6月，校方得到國務院《關於同意重建浙江師範學院的通知》，原來從浙江師範學院分出去的教職員工，重新返回本校，並招收第一批工農兵大學 生，學製3年，設立原來就有的中文、數學和物理3個係。

陳 書記稱我們是時代的幸運兒。他說，幸運和機遇是屬於那些有準備的人的，你們是經過公社、區、縣三級考試，層層篩選出來後，又要經過群眾推薦，嚴格地按照政 治審查機製與標準錄取的，基本素質、政治條件和政治表現等方麵都是非常好的。你們能夠在眾多的適齡青年中脫穎而出，是經曆了層層推薦、審查和考核的，可說 是百裏挑一，千裏挑一的。

陳 書記所說，是符合真實情況的。特別是，那些建設兵團和農場，知識青年集中的地方，名額指標有限，其競爭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凡是實現大學夢想的學員，都是群 體和團隊中數一數二、出類拔萃的佼佼者。能夠走進大學校門的，都是在生產勞動和政治活動中取得成績，表現突出的。工農兵上大學，實際上是把一大批優秀的知 識青年推舉出來，進行培養和教育，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工農兵學員是當時一個最優秀的群體。

世 界上最寶貴的是光陰，人生最寶貴的是青春年華。當人們回首十年浩劫時，最讓人痛心疾首的，就是教育問題，十年停頓，打碎了千百萬年輕人的大學夢。因此，後 來有人把工農兵學員說成是嚴冬裏的一縷春風，是黑夜中的一絲曙光，是民族災難時的一線希望。我覺得，這樣的形容並不過分。

我 們工農兵學員，是勤奮好學、積極上進的年輕一代。當時招生的年齡沒有限製，也可以說上限比較寬鬆。我是班上最小的學員，與二班的老大姐相比要少11歲，而 與他們班的老大哥相比則要少17歲呢。盡管年齡與文化基礎是那麽的參差不齊，但在學習和生活上都是很和諧與友善的。我們大家取長補短，互相幫助，你追我 趕，齊心協力，不斷進取，經過大家堅持不懈的努力，都在逐步實現自己應有的人生價值。

工 農兵大學生，是我國特定時期的特定產物，隻因當時取消了高考製度，我們別無選擇。不過，也有讓人心酸之處。曾有一度時期，社會上對工農兵學員抱有偏見，頗 多微詞。但是，我們盡管四麵受壓卻並沒有被困住手腳，盡管遭受不公平待遇，也沒有就此自暴自棄。我們胸懷遠大理想，依靠堅定信念，憑借堅強意誌，不管別人 如何嘲諷詆毀，我們照樣挺起胸膛朝前走，昂首闊步不回頭。我們這些人，雖然沒有大富大貴，但都與經濟社會發展同步向前。我們一個個埋頭苦幹，兢兢業業，一 步一個腳印，穩紮穩打，不攀比，不張揚，低調做人高調做事，在各自的平凡崗位上，奉獻自己的一切。有人說，最終好和結局好才是真的好，我們不敢誇自己這個 群體是成功和優秀的，但我們的晚年生活應該會是幸福的。

我 們這個群體，在那青黃不接的年代，確實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許多優秀學員躋身社會中堅，有成為專家、學者、業務骨幹的，有選擇前往國內外高校繼續深造 的，有被選拔到各級領導崗位擔任要職的。我們的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王岐山、李源潮等，也曾當過工農兵學員。如今，他們乃代表著我們國家、民族的未來和希 望。

我 們常懷感恩之心，感謝在人生的旅途中，曾經幫助過我們的每一個組織和個人，不知不覺中個個都成了事業有成者。去年，我們在母校舉行了畢業35周年同學會， 我們班除一位因病離世外，大家都很健康，身心愉悅地享受著雨露和陽光。班上有2位同學出國，其中邱愛華同學還擔任歐洲婦女聯合總會的總會長，有正副廳級幹 部3名，正副處級幹部16名，在大中專學府獲得正副教授職稱的22名，其餘在中小學校都評上了特、高級教師職稱。同學中，有的是單位的負責人或學科帶頭 人，有的是撰寫高質量學術專著和論文，都幹得很出色。特別需要指出的：無論是從政的，還是從教的，沒有一個因觸犯黨紀國法而判刑坐牢或處分的。

青春無悔，當我們走過35年後，在金華母校再次唱響《工農兵學員之歌 》時，那種充滿當年青春激蕩的熱情，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對知識智慧的渴望，對學校老師的熱愛，無不蕩漾在秋實滿缽的年華和那布滿幸福皺紋的臉上。

在愛裏沒有懼怕，對於當年還不滿18歲的我，完全可以選擇再參加高考的。因考慮到對社會，對父母家庭的擔當，放棄了n次脫產學習的機會。盡管後來到杭州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進修、讀研，但我在對外人介紹學曆時，還是堅持說自己是浙江師範學院的工農兵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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