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梅
這是老年人的回憶，往事曆曆在目，讓人了解過去也充滿信心走向未來。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國軍的狀況（轉載）
蔣介石在軍委會召開的整軍會議上援引蘇俄顧問的話說：“中國軍隊現在營以下的動作，大體可以說是很注意了， 但團以上到軍師為止，各級司令部的業務極不健全。圖上作業與沙盤教育可以說完全沒有，指揮所與參謀業務的演習，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國軍隊一到作戰就莫名其妙。既沒有具體的作業計劃，也沒有完備的作戰命令……團以上司令部的人員，很多不是正式軍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職務，交給一些落伍的軍官或不習軍事的文人來擔任。參謀人員雖然有些是陸大畢業，但大多數都缺乏實際的經驗，在部隊裏麵也沒有專門業務的訓練，所以人事參謀不知怎樣來管人事，補給參謀不知如何來辦理補給。至於軍需軍械人員，更多濫竽充數，甚至於管理物品檢查物品的常識都沒有。”蔣還聲稱：“無論自我自他任何方麵之觀察，皆官不如兵”。蔣也許有痛責高級將領反省以及有“恨鐵不成鋼”之意，但仍可從中看出國軍軍官素質之不佳。
徐永昌在日記中亦稱：“人人言，我國兵好官不好。”可見“官不如兵”在當時幾乎成為一種共識。因士兵多為農家子弟，具有樸實、勇敢、服從、堅毅以及吃苦耐勞等良好品性。戰時來華的外國人士，亦多有類似的觀察。如美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就曾說過，如果中國的士兵能被適當地領導、喂飽、訓練、裝備，他們的戰鬥力將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的士兵一樣。
但不幸的是，戰時國軍士兵因營養不良，體質嚴重惡化。缺乏食品，而不是武器，是導致戰時國軍戰鬥力下降的首要原因。1944年10月，魏德邁擔任蔣介石的總參謀長後，發現士兵無力行軍，不能有效作戰，而其主要原因是他們處於半饑餓狀態。由於後勤、補給工作不良，後方軍糧不能按期送達第一線，導致前線部隊常常斷糧。欠發、克扣士兵糧餉，更是國軍部隊的普遍現象。加上軍糧、軍鹽摻雜摻假，士兵食不果腹。軍服不能按季節發下，士兵夏季尚有穿冬季軍服者。前方缺乏藥品，傷兵不能得到及時救治，因傷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
兵役不良，是導致國軍士兵素質低劣的又一重要因素。抗戰中期，蔣夢麟以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的身份，對兵役狀況作過一次實地考察，考察結果令他觸目驚心。由於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數百裏，才能到達指定的部隊。新征壯丁因徒步遠行、饑餓、疾病而死於路途者十之八九。從韶關解來300壯丁，至貴陽隻剩27人；從江西解來1800人，至貴陽隻剩150餘人；從龍潭解來1000人，至貴陽僅餘100餘人。死亡壯丁與存活壯丁的比例高達11∶1。蔣介石看了蔣夢麟的報告後，亦深感震驚，聲稱“覺得無麵目作人，覺得對不起我們民眾”，並承認“兵役辦理的不良，實在是我們軍隊紀律敗壞，作戰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據一般的觀察，戰時國軍士兵90％以上是文盲，無科學常識者幾占百分之百。抗戰中期，黃仁宇正在國軍中任排長。據他的親身體驗，士兵“不僅體格孱弱，而且狀似白癡，不堪教練。師部的辦法，即是抽調各營連可堪訓練的士兵，組織突擊隊，集中訓練，其他的則歸各部隊看管，也談不上訓練，隻希望來日作戰時在山上表現人多”。
國軍各部隊由於後勤、補給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雜務。據估計，一般部隊因領糧、領草、搬運、打柴、磨麥等，每星期竟難得三天的訓練。一個連往往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人力，經常在打雜。新兵入伍後半年，還不知如何瞄準，如何使用表尺與目測距離。國軍士兵的射擊技能遠不如日軍。大多數士兵打仗時隻是胡亂扳放。
國軍士兵不但技能差，且不沉著，往往過早發射，甚至一發現敵人，即到處放槍，無疑暴露自己的位置，給敵炮以良好的射擊目標。投擲手榴彈，大多失之過早，常被敵人擲回。由於缺乏沉著應戰的功夫，日軍在攻擊國軍高地時，常在遠處大聲呼叫，誘使國軍過早投彈或射擊，以消耗國軍的彈藥。
戰鬥情緒的熱烈高漲，以及勇於犧牲，本為國軍士兵最大的長處。衝鋒和白刃戰，也是國軍製勝最有把握的方法。據稱在抗戰初期，日軍最怕國軍的白刃戰。但到了抗戰後期，國軍士兵的劈刺技術比不上敵人，有時兩、三個士兵尚不能活捉一個日兵，其原因固然是由於國軍士兵營養不良，體力太差，而劈刺技術訓練不足，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衝鋒與陣內戰的戰鬥技能，平日未注意演習，每遇近距離與敵交鋒，隻知一味喊“衝”、喊“殺”，如同兒戲。
國軍戰鬥力的薄弱，除裝備不如日軍，亦由於戰鬥技術教育不足，以致不能達成戰略、戰術的目標。長沙會戰失敗的原因之一，即是各級主官平時忙於應酬和經商，對部隊訓練敷衍塞責，部隊教育無暇顧及，戰鬥動作生疏；忽略實彈射擊演習，以致士兵射擊技術普遍不精。徐永昌反省國軍屢戰屢敗的原因時，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關於戰事，致勝條件太不夠，固無法使之有利，但如超過限度之敗，則又完全為官兵訓練太差，風氣太壞所致。”“訓練太差，風氣太壞”，確是國軍弊端之要著。
蔣介石承認，中原會戰時，“我們的軍隊沿途被民眾包圍襲擊，而且繳械！這種情形，簡直和帝俄時代的白俄軍隊一樣，這樣的軍隊當然隻有失敗！我們軍隊裏麵所有的車輛馬匹，不載武器，不載彈藥，而專載走私的貨物……部隊裏麵軍風紀的敗壞，可以說到了極點！在撤退的時候，若幹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於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長沙會戰時，部隊主官因營商應酬，脫離部隊，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財物。有的守備部隊，當敵人攻擊時，尚在掩護體中賭牌，以致失守。
薛嶽在檢討湖南會戰時承認：“紀律廢弛，戰誌不旺。整個戰場，我軍多為退卻作戰，軍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擾，而部隊之逃散，尤甚驚人。如99軍以4團兵力，僅在湖濱行持久抵抗數日，轉至寧鄉以東，殘餘兵力不及一團，沿途散兵騷擾，迄今猶未解決。又若幹部隊，即奉攻擊之命，對少數之敵，亦多長時對峙，雖由火力不足，終嫌攻擊精神不旺。”
軍令部在檢討桂柳會戰時也談道：“政治不能適應軍事要求，軍隊不能得民眾協助。此次作戰，各級政府多行遷移，一般民眾率多避難，致軍隊運輸方麵發生諸多困難。”“地方政府既行遷移，各部隊副食補給發生問題，軍隊為作戰及給養關係，往往涉及民眾物資，致軍民感情不大融洽，合作方麵發生缺憾。”各地方團隊雖間或協助國軍作戰，但往往有劫取國軍槍支情事。相反，日軍卻能利用中國民眾運輸糧彈，雖道路破壞，仍可繼續攻勢，銳意前進。對此，蔣介石痛心疾首地說：“這一次中原會戰和湖南會戰，我軍最大的恥辱，就是敵人利用便衣隊到處擾亂，而我們在自己的國土之內作戰，反而不能用這種戰術打擊敵人。據我所知道的，此次除王耀武所部使用便衣隊發生相當效用以外，其他各戰區各部隊都沒有切實組織和運用。可見我們平時對於發動民眾、組織民眾的工作，完全沒有認真去作。”
國君可以炸開黃河大堤，淹死一幫不跟著撤退的河南安徽居民，幹旱年不開倉救助那裏的民眾，反而有很多被打過來的小鬼子開倉救濟了。 等到了被洋人爆料後， 才開始調動糧草救濟。
這幫人想著日本人腿走後， 管理整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