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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 曆史學博士。現任同濟大學特聘教授,文化哲學專業博導,曆史學科籌備負責人,同時兼任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專業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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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研究不應充當“勝利者的宣傳”

(2013-10-01 13:46:00) 下一個

“我研習中國近代史就在本科時代,是從一個簡單的發問開始的”

記者:郭教授,您好!最近在拜讀您的隨筆集《史源法流》,書中許多篇章使我對您的學問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能介紹一下您是怎麽走上中國近代史研究之路的嗎?

郭世佑:高考製度恢複不久,我離開電影放映員的崗位,別無選擇地走進湖南師範學院(今湖南師範大學)曆史係的課堂。那時,我們的中國近代史基礎課程是由林增平教授主講的。林老師是馳名中外的近代史專家,由他親臨講台,不僅可以開智,還有一份無形的安慰與感召力。我研習中國近代史就在本科時代,是從一個簡單的發問開始的:既然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運動被稱作辛亥革命,中華民國還以武昌起義的爆發之日作為紀念日,那麽,武昌起義的重要性就非同一般,而蔣翊武身為湖北革命軍的總指揮,理當屬於風雲人物,為什麽在有關辛亥革命史與中華民國史的論著中語焉不詳?

當我這樣問林老師時,他笑著回答:“關於蔣翊武這個人,大家知道的還很少,你可以著手研究。”我就真的去研究,由林老師寫出字條,我就奔跑於學院圖書館、省圖書館、省社會科學院、省政協文史委員會,還有在長沙的蔣氏後裔之家,盡心地收集資料。一年之後,我寫出《試論蔣翊武革命的一生》一文,獲得湖南省首屆大學生學術論文報告會的優秀論文獎(不分等級),並且在本校學報發表,還收進林老師主編的一個辛亥革命史論文集。我還被林老師推薦,為《湖南日報》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專欄撰稿,周圍的同學都挺羨慕的。初戰告“捷”的喜悅使我開始明白,讀書乃苦差一樁,但隻有真正刻苦讀書者才能嚐到它的苦味,也隻有真正刻苦讀書者方可最終嚐到它的甜頭。大學期間,我還另外寫了兩篇與近代史有關的論文,也陸續發表,我的學術訓練就是在本科時代基本完成的。後來通過學術研討會,走近史學大家李時嶽、陳旭麓、丁日初等先生,得到他們不同程度的指點與提攜,有些讀者還誤以為我就是他們的研究生。其中李時嶽先生還是在我對他的某個重要觀點提出批評意見之後,對我特別關愛。

“應把立憲運動列入廣義的辛亥革命的範疇加以認真研究”

記者:您是辛亥革命研究專家,聽說您在1991年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接受了多家媒體的專題采訪,那時您雖年輕,但提出的觀點卻非常犀利,影響很大。能回憶一下您當時發表的主要看法嗎?

郭世佑:當時,與會者大都認為,中外學者研究辛亥革命的著述已經堆積如山,再繼續研究已經很難,但我並不認為辛亥革命史研究真的就無話可說了。我在答記者問時,列舉了三點理由:

第一、隨著人類認識水平的不斷提高,史學主體對客體的闡釋將不會終結;

第二、從近代社會史、文化史、中西關係史、清末政局等角度研究辛亥革命的工作方興未艾,還遠不是鳴金收兵的時候;

第三、即使是老課題和現成結論,都還不能說已完全還原或接近於曆史的真實。我還提到,至少有兩個關鍵性的問題急需解決:一是有些基本概念並不準確和全麵,二是“正統”史觀的影響還很大,不少學者並沒有站在公正的立場來評價辛亥革命中的所有人和事。比如,就概念來說,什麽叫革命?什麽叫辛亥革命?似乎還缺乏認真的思考。人們把辛亥革命局限於孫中山等人的武裝反清,卻把梁啟超、張謇等倡導的立憲運動排除在外,充其量蜻蜓點水式地談一下後者的客觀作用。其實,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方案都曾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前輩嚐試過並且分別獲得成功的革命方案。在法國大革命中,君主立憲派也屬於革命派。在近代中國,試圖以君憲製取代君主製的立憲活動無疑也意味著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應當列入廣義的辛亥革命的範疇加以認真研究。這些學術思路在我於1997年出版的專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論》中有比較係統的闡述。

“對於曆史人物的評價,是無法通過加減計算的方法來判斷其功過大小的”

記者:您的這些觀點即使在今天也有很強的針對性。研究中國近代史有一個問題始終繞不開,這就是關於曆史人物的評價問題。比如,對於曾國藩的評價,有人稱他是中國近代化的倡導者,是“中興名臣”,有人說他是“漢奸、劊子手”。這裏涉及到對曆史人物評價標準的問題。您對此有何看法?

郭世佑:記得十多年前,在全國首屆曾國藩學術研討會上,麵對眾多學者為“功大於過”還是“過大於功”之類“蓋棺定論”爭得不可開交的局麵,我在閉幕式上奉命發言,直言不諱:此類結論乍看起來很精確,好像就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礎上,實際上還是意念支配下的主觀估摸,是用經典力學的思維定勢來對待錯綜複雜的曆史現象與曆史人物,既沒有找到也無法找到功過定量分析的客觀尺度。因為從根本上說來,曆史人物作用於不同的時空,而且內容不同、方向、類別乃至性質也不同的那些活動,是無法借用數學坐標上的正負值來表示,無法通過加減計算的方法來判斷其功過大小的。況且,許多曆史人物的所謂功與過往往互相聯係著,有時還具有某種因果必然性甚至互補性。如果以為曆史人物的功與過可以加減甚至可以抵消,那隻是一種錯覺,是科學主義對人文學科的束縛所致。應該摒棄這些似是而非的思維定勢與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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