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初期困境淺析

原題為《在曆史進步的背後——清末“新政”初期困境淺析》

清朝最後10年堪稱我國近代史上最為複雜的曆史時段之一，也是最值得深入研究的曆史時段之一。一旦無意中割裂曆史本身某些基本的因果聯係，超時空地設想“新政”的美好前景和埋怨辛亥革命不該發生之論就在所難免。適當考察清皇朝在“新政”第一階段（1901—1905）所陷入的某些困境，或許有助於對“新政”第二階段（1905—1911）最終為辛亥革命所取代的曆史必然性與合理性的理解。從曆史的因果聯係中體念曆史的辯證法，也許比超時空地設想“新政”的美好前景和埋怨辛亥革命不該發生等言論要實在些，也可信些。

“新政”伊始，固然較之“洋務運動”更能體現清朝統治者學習西方的決心與實效，更具有社會轉型的架式和色彩，但是，主持“新政”的清政府卻深感困難重重，怨聲載道。應該說，人類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都難免受到來自正、反兩方麵的攻擊和社會阻力。激進者往往斥改革為膚淺，批評改革者敷衍或騙人，缺乏誠意；頑固守舊者則詈罵改革為不成體統，埋怨改革者輕信浮言、孟浪和輕率。慈禧所把持的清政府在這方麵的尷尬情狀尤為突出，其主要表現在:

第一，社會各階層對慈禧為首的清政府普遍持不信任態度，信譽很糟。一場成功的改革需要一流的政治家主持其間，慈禧在國人心目中卻隻是一個擅玩小聰明，擅操宮廷政變的權利狂。王照說她“但知權利，絕無政見”〔1〕，陳夔龍說她隻看重“利害切身”〔2〕，所說的都是一個意思。

大凡統治者的改革都是在自身統治秩序難以正常維持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其改革動機與目的無一不是旨在維護自身的統治和既得利益，與此相反的例證是不存在的。以往的論著多拿改革者的動機與目的做文章，得出慈禧一夥人缺乏改革誠意，純屬欺騙等結論，充其量輕描淡寫地提一下某些“新政”措施的“客觀作用”，其說服力似嫌不夠。大凡成功的改革能更好地維護改革者的統治，使改革者如願以償；失敗的改革則使改革者事與願違。改革者的動機與目的並不決定改革的成敗，後者主要取決於改革者的能力與具體操作技巧，以及客觀曆史環境與條件。改革者改得如何，往往決定改革的結局；而改革者對自身的統治與利益最終維護得如何，又往往取決於改革的結局，這也屬於曆史的辯證法。

戊戌年間由親政的光緒帝主持的變法運動曾使舉國上下一致歡呼，庚子之後由恢複“聽政”的慈禧主持的“新政”卻使國人普遍持觀望和懷疑態度，二者是如此因時而異和因人而異，這才是一個實質性的問題。1911年武昌起義前夕，時任美洲四國出使大臣的張蔭棠在一封奏折中提到:“戊戌變法，新機一開，聳動鄰邦之觀聽，外人與吾國商民遇者，握手稱慶，望中邦之將為強國。遭拳亂而機一窒，貽誤軍國之罪魁終於就戮。兩宮回鑾複行新政，國是既定。”〔3〕張蔭棠不好明說， “新政”的主持者慈禧太後就是在鎮壓中外所望的戊戌變法，並且遭惹庚子之禍後才回頭開始所謂“新政”的，她才是“貽誤軍國”的真正罪魁。由一個鎮壓變法運動的劊子手來主持新一輪的變法，其變法動機與效果自然就易遭國人懷疑，臣民以變戲法的舞台表演和政治招術視之，或感到滑稽和別扭，或為之厭倦，胸懷疑慮，均屬情理之中。而20世紀初年的中國局勢已經不是一個翻雲覆雨的拙劣皇朝所能隨便左右的了。“義和團的失敗使它喪盡麵子”〔4〕， 加上慈禧於中日甲午戰爭前占用海軍經費修頤和園等醜惡曆史與下詔罪己並不徹底等現實因素，都決定了慈禧所主持的關於“新政”的政治動員是十分有限的。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論著對以往論著斥“新政”為“假維新”、“偽變法”之說提出異議與批評，所論大都不乏說服力。而“假維新”之說，原本最先出自反清誌士陳天華之手筆，他是為激勵國人投入暴力反清鬥爭而立論的。他說:清廷“見從前守舊的惹出禍來，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過是掩飾人的耳目”，“……還有那，假維新，主張立憲，略畛域，講服重，胡漢一堂。”〔5 〕視“新政”為“假維新”而竭力抨擊者絕非止於陳天華這樣的反清文豪。戊戌政變的漏網之魚梁啟超也曾以“偽維新”、“偽改革”等詞句相譏。奉張之洞之命派往日本的湖北留日學生監督錢恂致函好友汪康年時也不乏憤世之言。麵對庚子之變後日趨嚴重的東北危機，他函告汪氏:“以此數千裏之地，數百萬蠢悍之民，委之於數十百滿洲極貪虐之官之手，試問能三年無事乎？此三年後，俄力愈增，我力愈微（必每年輸數十百萬金於滿洲地）。彼時，俄再索地，將何以處之？總之，新政必無望，要此東三省何用？”〔6〕他甚至還說:“目下所謂上諭者，仍是狗屁大話。”〔7〕此時此刻慈禧之流的政治威信就可想而知了。有了錢恂這一句“狗屁大話”，數年後由錢氏的同鄉——浙江反清誌士所撰寫的那份《革命協會章程》斥清廷的上諭為“狗屁的上諭”，還有錢氏的好友章太炎稍後那句訓斥皇帝的“國罵”——“載tián＠①小醜，未辨菽麥”之出台，都不足為怪了。

 

第二，失去許多改革機遇之後於萬般無奈之下才啟動的“新政”，不僅在政治上感到被動，而且經濟上也困難重重，出現某些惡性循環。

 

據宣統二年編製的預算統計，清政府於1899年的財政赤字即達1,300餘萬兩，1910年卻增至8,000萬兩左右。“新政”的計劃不可謂不龐大，改革的速度也不可謂不快，但各省除了攤付巨額賠款、債款、上繳宮廷揮霍等款外，練新軍也好，辦實業也好，興學堂、派留學也好，還有各地辦警政、地方自治、各類調查與選舉，樣樣需費，而且非有巨額投入不可。對於連支付賠款與借款都不堪重負的清皇朝來說，經費問題就是一個無法逾越的障礙。以新軍編練為例，如果根據36鎮的編練計劃估算，每年需花費5400萬兩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才9000萬兩左右，編練計劃就隻能大打折扣。結果除袁世凱的北洋6鎮和福建、 吉林兩省基本上完成編練任務外，其餘各省或有名無實，或減少計劃。浙江號稱已建成一鎮，實際上官兵還不滿5,000人，不足定額的一半。袁世凱所編練的北洋6鎮之所以比較順利， 除了同袁氏的積極努力分不開之外，還因為北洋軍有拱衛京師之名義，可以依賴戶部向各省攤餉。故有人抱怨說:“征天下之餉，練兵一省，如人單護腹心，而聽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8〕

 

由於經費不夠，有的學堂也是空有其名。有位外國人曾說道:“嚐見中國北部某城，其廣袤僅與吾英典地域相峙，乃五六年間，所謂學堂驟達二十七所，初、高等兩等小學外，如農業，如法律，如陸軍，如巡警，如女子，固無不應有盡有。乃辦理之法，無一適宜，曾無幾時，相繼閉歇，其碩果僅存者，亦隻餘五六所而已”〔9〕。 河南開封的經濟與文化、教育在全國都不能算是落後的，而1906年年底的《盛京時報》刊文稱，該地每所小學堂的就讀人數僅有4—5人〔10〕。

 

清皇朝既要被迫推行新政，又無力解決經費困難，唯一的辦法是除敷衍某些“新政”措施走過場外，就是繼續敲榨人民，不斷加重舊稅，增設新稅。其名目之多，手段之苟，人民怨聲之大，都是舉世罕見的。以厘金為例，原本作為權宜之計的厘金歲入總額到清朝末年已接近田賦總數，成為清末的大宗歲入之一，所謂“值百抽厘”早已成了一句空話，所征貨類實際上少則數百種，多則千餘種。統治者不思懲治腐敗，帶頭勒緊褲帶，度過難關，而是一味巧立名目，還繼續從中撈一把，下層人民忍無可忍，隻好奮起抗爭。誠如胡思敬所說:“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節流而急急開源，適便於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11〕清政府因積貧積弱而被迫推行“新政”，因推行“新政”而增加攤派與苛榨，因苛榨而激起下層人民的接連反抗，或毀厘卡、擊警局，甚至衝搗學堂，既帶來社會的動蕩，使外部社會環境不利於“新政”，又增加了“新政”的異己力量。

 

第三，“康乾盛世”之後的統治階級原本就已十分腐敗，“新政”不但不曾整飭腐敗問題，反而使它變本加厲，貪官趁機再撈，既增添“新政”的難度，也敗壞“新政”的形象。

 

“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謂不刊之論。威淩光緒帝之上的慈禧就是一個婦孺皆知的腐敗者。慈禧的70壽慶來臨時，她陽示停止慶祝活動，拒收壽禮，暗中則照收不誤。京師內外“相率以進，兩宮深為嘉納。始而督撫中不過袁、岑、端三帥，旋即有周玉帥、陸春帥、如呂大臣，莫不爭先恐後”。受禮期間，內監照例向進獻者索費，“為上所聞，嚴飭禁止，並傳諭各貢均由內務府大臣呈進”，一片烏煙瘴氣。吏部尚書世續挖空心思，“於正貢之外加貢……據說，寫了一萬兩零星銀票，約數百張，用黃封封呈。奏雲:此乃奴才代爺預備零賞之需”，因而“頗得慈歡”〔12〕。清廷一邊高喊整飭吏治，一邊賄賂公行，依然故我。如果說有何新的變化，那就是以麻將賭博之風盛行於此時，遍及全國。慶親王奕kuāng＠②的貪鄙循私是朝野鹹知的公開之秘密，他雖屢經參劾，卻因慈禧庇護，儼然一不倒翁。工於心計的袁世凱拚命弄錢，一半用之於宮中打點，一半留以自家享樂，並不虧待自己。熟稔官場內幕的胡思敬深知袁世凱一夥奢侈無度，他說:“大抵國愈窮則愈奢，愈奢則官常愈敗。傳聞袁世凱侍姬甚眾，每幸一姬，輒賞賜金珠多品。吃餘煙卷拋棄在地，仆人拾之，轉鬻洋行改造，獲利不下數千。端方移任時，所蓄玩好書畫碑帖數十車，運之不盡。前雲南礦務大臣唐炯、今外務部侍郎唐紹儀，肴饌之豐，每膳必殺雙雞雙鶩，具鮮肉多筋，金華腿一具，取其汁以供烹調，骨肉盡棄去，亦暴殄甚矣。”〔13〕

 

統治者的無度揮霍，無一不是以權勢得之，“贓物累累”，份份榨諸百姓。誠如梁啟超1910年上載濤書中所指出的:“夫使其弊徒在新政之不能舉辦，猶可言也，而最危險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juān＠③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數年以來，各省所興種種雜捐，名目猥繁，為古今中外所未聞，人民之直接間接受其荼毒者，至於不可紀極。”〔14〕更令人費解的是，即使某些所謂“忠孝節烈之名”，亦“以權勢得之”〔15〕，其腐敗之厲，可想而知。

 

第二，失去許多改革機遇之後於萬般無奈之下才啟動的“新政”，不僅在政治上感到被動，而且經濟上也困難重重，出現某些惡性循環。

 

據宣統二年編製的預算統計，清政府於1899年的財政赤字即達1,300餘萬兩，1910年卻增至8,000萬兩左右。“新政”的計劃不可謂不龐大，改革的速度也不可謂不快，但各省除了攤付巨額賠款、債款、上繳宮廷揮霍等款外，練新軍也好，辦實業也好，興學堂、派留學也好，還有各地辦警政、地方自治、各類調查與選舉，樣樣需費，而且非有巨額投入不可。對於連支付賠款與借款都不堪重負的清皇朝來說，經費問題就是一個無法逾越的障礙。以新軍編練為例，如果根據36鎮的編練計劃估算，每年需花費5400萬兩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才9000萬兩左右，編練計劃就隻能大打折扣。結果除袁世凱的北洋6鎮和福建、 吉林兩省基本上完成編練任務外，其餘各省或有名無實，或減少計劃。浙江號稱已建成一鎮，實際上官兵還不滿5,000人，不足定額的一半。袁世凱所編練的北洋6鎮之所以比較順利， 除了同袁氏的積極努力分不開之外，還因為北洋軍有拱衛京師之名義，可以依賴戶部向各省攤餉。故有人抱怨說:“征天下之餉，練兵一省，如人單護腹心，而聽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8〕

 

由於經費不夠，有的學堂也是空有其名。有位外國人曾說道:“嚐見中國北部某城，其廣袤僅與吾英典地域相峙，乃五六年間，所謂學堂驟達二十七所，初、高等兩等小學外，如農業，如法律，如陸軍，如巡警，如女子，固無不應有盡有。乃辦理之法，無一適宜，曾無幾時，相繼閉歇，其碩果僅存者，亦隻餘五六所而已”〔9〕。 河南開封的經濟與文化、教育在全國都不能算是落後的，而1906年年底的《盛京時報》刊文稱，該地每所小學堂的就讀人數僅有4—5人〔10〕。

 

清皇朝既要被迫推行新政，又無力解決經費困難，唯一的辦法是除敷衍某些“新政”措施走過場外，就是繼續敲榨人民，不斷加重舊稅，增設新稅。其名目之多，手段之苟，人民怨聲之大，都是舉世罕見的。以厘金為例，原本作為權宜之計的厘金歲入總額到清朝末年已接近田賦總數，成為清末的大宗歲入之一，所謂“值百抽厘”早已成了一句空話，所征貨類實際上少則數百種，多則千餘種。統治者不思懲治腐敗，帶頭勒緊褲帶，度過難關，而是一味巧立名目，還繼續從中撈一把，下層人民忍無可忍，隻好奮起抗爭。誠如胡思敬所說:“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節流而急急開源，適便於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11〕清政府因積貧積弱而被迫推行“新政”，因推行“新政”而增加攤派與苛榨，因苛榨而激起下層人民的接連反抗，或毀厘卡、擊警局，甚至衝搗學堂，既帶來社會的動蕩，使外部社會環境不利於“新政”，又增加了“新政”的異己力量。

 

第三，“康乾盛世”之後的統治階級原本就已十分腐敗，“新政”不但不曾整飭腐敗問題，反而使它變本加厲，貪官趁機再撈，既增添“新政”的難度，也敗壞“新政”的形象。

 

“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謂不刊之論。威淩光緒帝之上的慈禧就是一個婦孺皆知的腐敗者。慈禧的70壽慶來臨時，她陽示停止慶祝活動，拒收壽禮，暗中則照收不誤。京師內外“相率以進，兩宮深為嘉納。始而督撫中不過袁、岑、端三帥，旋即有周玉帥、陸春帥、如呂大臣，莫不爭先恐後”。受禮期間，內監照例向進獻者索費，“為上所聞，嚴飭禁止，並傳諭各貢均由內務府大臣呈進”，一片烏煙瘴氣。吏部尚書世續挖空心思，“於正貢之外加貢……據說，寫了一萬兩零星銀票，約數百張，用黃封封呈。奏雲:此乃奴才代爺預備零賞之需”，因而“頗得慈歡”〔12〕。清廷一邊高喊整飭吏治，一邊賄賂公行，依然故我。如果說有何新的變化，那就是以麻將賭博之風盛行於此時，遍及全國。慶親王奕kuāng＠②的貪鄙循私是朝野鹹知的公開之秘密，他雖屢經參劾，卻因慈禧庇護，儼然一不倒翁。工於心計的袁世凱拚命弄錢，一半用之於宮中打點，一半留以自家享樂，並不虧待自己。熟稔官場內幕的胡思敬深知袁世凱一夥奢侈無度，他說:“大抵國愈窮則愈奢，愈奢則官常愈敗。傳聞袁世凱侍姬甚眾，每幸一姬，輒賞賜金珠多品。吃餘煙卷拋棄在地，仆人拾之，轉鬻洋行改造，獲利不下數千。端方移任時，所蓄玩好書畫碑帖數十車，運之不盡。前雲南礦務大臣唐炯、今外務部侍郎唐紹儀，肴饌之豐，每膳必殺雙雞雙鶩，具鮮肉多筋，金華腿一具，取其汁以供烹調，骨肉盡棄去，亦暴殄甚矣。”〔13〕

 

統治者的無度揮霍，無一不是以權勢得之，“贓物累累”，份份榨諸百姓。誠如梁啟超1910年上載濤書中所指出的:“夫使其弊徒在新政之不能舉辦，猶可言也，而最危險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juān＠③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數年以來，各省所興種種雜捐，名目猥繁，為古今中外所未聞，人民之直接間接受其荼毒者，至於不可紀極。”〔14〕更令人費解的是，即使某些所謂“忠孝節烈之名”，亦“以權勢得之”〔15〕，其腐敗之厲，可想而知。

 

固然，清皇朝公布的《奏定學堂章程》仍以忠君和尊孔為先，強調“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聖教”，還規定學生每日讀經的時數與字數，學堂仍設君主牌位與孔丘牌位，而問題在於，既然要求“中學堂以上各堂必勤習洋文”，既然要求“參考西國政治法律宜看全文”，承認“外國之所以富強者，良由於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既然要求“各種科學同時並講”〔20〕，既然對中外差距耳聞目睹，懷抱切膚之痛的留學生紛紛歸國，那麽，對於那些易於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青年學生來說，所謂“不準予聞不幹己事；不準幹預國家政治及本學堂事務；不準離經叛道，妄發狂言怪論，以及著書妄談，刊布報章；不準充報館主筆及訪事人；不準私自購稗官小說謬報逆書；不準聯盟糾眾，立會演說及潛赴他人黨會”〔21〕等條規，隻能嚇唬那些地處偏僻，風氣未開之區的青年學生。即使是在參與製訂上述禁令的張之洞身邊，他所自鳴得意的武昌兩湖書院和文普通學堂就曾是培養第一流的反清革命家黃興和宋教仁的搖籃。黃興還是由湖北當局選派留學日本的。宋教仁在武昌文普通學堂求學期間，就讀完了被稱作“鄂省學堂……人人秘手一冊，遞相傳播，皆欲奮起”的反清讀物《革命軍》、《猛回頭》和《警世鍾》〔22〕，常與同窗好友田桐等人倡談時事，交流反清思想。留日歸來的吳祿貞擔任武昌文普通學堂教習期間，更是以學堂為基地，撒播暴力反清的思想火種。後來，他的名字就同湖北反清革命運動的光榮曆史緊密相連。

 

清皇朝連國內新式學堂的學生都無法一一牢籠之，欲期出洋留學生成批地培養成效忠清廷的奴才，那就如同“蜀道之難”了。留學生中象曹汝霖、金邦平那樣公開的效忠者隻是極少數。況且，曹氏等人也並非傳統專製政體的吹鼓手和殉道者，而是君主立憲綱領的呼應者和清廷預備立憲的敦促者。年輕學子無論是受官方外派，還是自費出洋，大都懷抱報效國家之念，潛心探索救國之道。當他們目睹日本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達，國力強盛，中外差距越拉越遠的嚴峻事實時上下求索，左右對比，一致認為君主專製主義乃導致祖國積貧積弱的總根源。他們要麽希望清皇朝盡快著手政治體製改革，實行君主立憲製，要麽主張通過暴力把君主專製製度連同清皇朝一同粉碎，以民主立憲製重建家園。梁啟超也算是明人不說暗話，他在1902年就提醒“當道者”:“欲閉關，則宜閉之於舉國無一洋人之時；欲窒新說，則宜窒之於舉國無一思想之際。而今晚矣！諸君欲行偽改革，而不能不求人才相助也，於是乎派學生於外國。凡人之思想，莫患夫長困於本社會，苟使之入他社會而與之相習，則雖中下之材，其思想亦必一變，今吾青年之在海外者已千餘人矣。拔十得五，則其力已足動全國之思想界而有餘。”〔23〕

 

改革是時勢所迫，不改不行。改革使腐朽的清朝統治者困難重重，不乏風險。這也是一種兩難抉擇。“然當過去已去、將來未來之際，最為人生狼狽不堪之境遇。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複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權棄其舊者。當舊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頃，往往瓦礫狼藉，器物播散，其現象之蒼涼，有十倍於從前焉。尋常之人，觀目前之小害，不察後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尼其進行；即一二稍有識者，或膽力不足，長慮xì＠④顧，而不敢輕於一發。此前古各國，所以進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闊斧之力，乃能收篳路藍縷之功。必有雷霆萬鈞之能，乃能造鴻鵠千裏之勢。若是者，舍冒險末由。”〔24〕這是在逃欽犯梁啟超出的主意，也是清朝統治者別無選擇之途。“新政”的最終結局究竟如何，將主要取決於清朝統治者在稍後的政治體製改革即“預備立憲”中，拿出誠意和魄力來刷新自己的形象，取信於民，取信於社會，一同渡過難關。

 

毫無疑問，政治體製的改革是最令專製統治者頭痛的事，也是他們最不情願的事。它意味著要改到專製統治者自己頭上，要在權與利兩個方麵向人民作出前所未有的讓步，甚至需要作出某種犧牲。其中並沒有什麽十分複雜的理論問題，主要取決於專製統治者的決心、態度以及具體操作方法。“預備立憲”的具體操作將如何，資本家階級與新士紳、新知識分子乃至部分新軍官兵或拭目以待，或熱心鞭策，以孫中山為首的反清誌士則為了杜絕君主製的存在而頻頻向專製皇朝發起了武裝進攻，試圖通過暴力來完成近代政治革命的曆史使命。

 

注釋:

 

〔1〕王照《方家園雜詠紀事》。

 

〔2〕陳夔龍《夢蕉亭雜記》。

 

〔3〕《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60頁。

 

〔4〕賴德烈:《中國人:他們的曆史和文化》，轉引自《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曆史的》第2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208頁。

 

〔5〕陳天華《猛回頭》，《陳天華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5頁。

 

〔6〕〔7〕《汪康年師友書劄》（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3、3012頁。

 

〔8〕《清朝續文獻通考》，卷219，第9658頁。

 

〔9〕《論中國學務》，《外交報》第273期。

 

〔10〕《請看四五名學生之學堂》，《盛京時報》1906年12月23日。

 

〔11〕〔13〕〔14〕胡思敬《國聞備乘》。

 

〔12〕陶湘致盛宣懷函，1904年11月至12月，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辛亥革命前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9頁。

 

〔15〕梁啟超《上濤貝勒書》，《近代十大家尺牘》，轉引自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5頁。

 

〔16〕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頁。

 

〔17〕還在1900年1月，當慈禧決定立端王載漪之子溥＠⑤為“大阿哥”，為廢除光緒帝做準備的消息傳到江南時，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等人就通電表示反對，簽名者多達1231人。他們還發表“布告各省會啟”，提出“如朝廷不理，則請我諸工商通行罷市集議”。（《己亥建儲紀事本末》，《清議報全編》卷21）其架式與份量已非1895年“公車上書”的實際場麵可比。

 

〔18〕〔19〕［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335—336頁。懷特先生還說，必須把1905年“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轉折點”，科舉製的廢除，“這一變革對於政治結構的重要意義與1949年共產黨人的勝利難分高下”，此論顯然還值得斟酌。

 

〔20〕〔21〕《奏定學堂章程》。

 

〔22〕居正《梅川日記》。

 

〔23〕梁啟超《敬告當道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32頁。

 

〔24〕梁啟超《過渡時代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30—31頁。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氵右加恬

 

＠②原字為匡右加力

 

＠③原字為月右加俊的右半部

 

＠④原字為穀右加阝

 

＠⑤原字為亻右加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