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齋雜談》'問責風暴'到底能刮多少天

前不久中共中央發布一個明文規定，黨政領導幹部由於工作嚴重失誤、失職而導致了重大後果和惡劣影響，當政者應該辭職。接著，問責製的風暴席卷過春暖花開的四月。半個多月的時間裏，多名高官因為責任事故相繼引咎辭職，如吉林市長剛占標、北京密雲縣長張文、浙江海寧市長張仁貴和江蘇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明詳，中石油總經理馬富才，川化集團總裁謝木喜和成都公交集團董事長李祥生等。在媒體為主導的社會輿論紛紛為“問責風暴”擊節叫好時，筆者不禁要問，“問責風暴”到底能刮多少天？ 在當今中國，引咎辭職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完全基於領導幹部的道德良心，這使幹部問責製成為無水之源。最近引起公憤的阜陽劣質奶粉事件奪去了13個嬰兒的生命，100多人可能有終生影響。當記者采訪阜陽主管衛生的副市長杜長平時，她回答到：“我不想引咎辭職，我還想繼續幹下去。”由此可見，這種基於道德良心的問責製由於沒有任何法律的約束力，就失去了強製實現的基礎。個別官員早已泯滅了道德良心，她怎麽會引咎辭職？ 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都被政府掌握，政府不追究責任，中國再也沒有另外一個獨立機關有權懲處責任人。所以問責製本質是上級政府在問責，而不是社會輿論。中國的社會輿論是由新聞媒體主導的，而新聞媒體則是政府控製的，所以政府間接影響著社會輿論。首先，對於關係國計民生的災難性事件，當地政府可以控製當地媒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完全不許報道。人民沒有了知情權，便沒有了輿論，問責製於是就成為空中樓閣。問責製實施的一個負麵結果可能使各地政府為了烏紗帽更加嚴格控製當地媒體。南方都市報就是這樣一個敢於不聽廣東省政府禁令，擅自發布非典疫情的媒體。終於在今年3月，報社領導被加以罪名，批捕入獄。其次，如果上級主管部門包庇犯了錯誤的下級幹部，控製媒體不許曝光，或者頂著輿論壓力，公開包庇下級幹部，媒體和輿論對此也無可奈何，因為其根本沒有權利責令責任人辭職或將其撤職。假如中央和安徽省政府對阜陽劣質奶粉事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頂著輿論不與追究，請問在中國還有能誰把阜陽副市長杜長平趕下台呢？ “胡溫新政”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整頓吏治，這就是問責製的來源。可是這種由上而下的整頓一沒有法律保障，二沒有有效機製的監管。問責製需要道德良心的維持，需要上級官員的默許，不僅沒有強力，而且像嬰兒一樣需要重重保護，難道不可悲嗎？隻憑胡溫兩個人的熱情，如何能夠除去中國政府的積弊。這注定了“問責風暴”的短命，就像一陣颶風吹落病樹的幾片枯葉。要根治病樹，還是要持續的春風。問責製雖然有積極意義，但是治表不治本。中國需要改革的是產生腐敗的根源，是整個國家的權利結構。 0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