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燼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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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二戰後的日美關係發展

(2013-09-13 17:16:29) 下一個

5月16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以美日官方間少見的嚴厲措辭對日本大阪市市長橋下徹3天前為二戰期間“慰安婦”政策辯護的言論進行了批評。結合5月1日美國國會調查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公布的日美關係報告中對安倍“錯誤曆史認識”的指責以及美國部分輿論近期對相關話題的討論,可以看出,日本新內閣上台以來推行右傾強硬民族主義路線而不斷采取的一係列行動和發表的言論,在不斷試探“紅線”後,終於引發了大Boss美國的不快和反彈。

 

   作為二戰主要戰敗國之一的日本,在戰後國際體係中被迫長期扮演美國馬仔的角色,政治上淪為了事實上的“殘廢國家”。

    二戰後期,在歐洲戰場和德國人拚死拚活搞了四年的蘇聯人在最後時刻被美國人打了棗子、平分了勝利果實,本來是打定了主意要在遠東戰場撈一把回來的。結果拜 兩顆原子彈所賜,日本人迅速投降了。雖然蘇軍在廣島挨炸第二天就閃電出兵中國東北,可還是隻撈到了雅爾塔會議早已商定好的庫頁島和北方四島的控製權以及外 蒙、中國東北和朝鮮北部的日軍受降,卻沒有來得及染指日本本土。如果沒有此後老貓在解放戰爭中的意外獲勝,社會主義陣營在二戰後的亞洲基本就隻能打醬油度 日了。

    言歸正題,由於蘇聯人被排除在外,而蔣總統放棄了自己的權利,所以二戰後對日本本土的受降是美國人獨立進行的,這些年糾纏中美日三方的東海、衝繩、釣魚島等問題皆由此埋下伏筆。

    二戰後1945年到1952年期間,日本實際處於盟軍軍事占領階段,由盟軍司令部(GHQ)進行統治。如前所述,所謂“盟軍司令”其實就是美軍司令。作為 占領軍總司令和事實上的“太上皇”,麥克阿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指導了日本戰後“和平憲法”的製訂。根據這部憲法,日本放棄了發動戰爭的國家權力,被禁止 擁有海陸空軍,同時確定了天皇與議會在戰後日本所各自扮演的政治角色。

    除製訂新憲法外,盟軍司令部的初衷是將日本打造為一個純農業國以徹底杜絕其再次發動戰爭的可能。然而,由於二戰結束不久美蘇冷戰即拉開序幕並迅速升級 (1945年8月日本投降,46年2月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說,47年美國開始援助土耳其和希臘),國民黨政權在國共內戰中日現頹勢,亞洲其它很多地區也出現 GCD政權崛起的跡象,美國人綜合考慮後決定重建日本經濟,將其塑造為東北亞地區抵抗社會主義陣營的橋頭堡。當時比較著名的事件是美國總統杜魯門邀請剛剛 參與完西德經濟重組的底特律銀行家約瑟夫•道奇(Joseph Dodge)出任麥克阿瑟的經濟財政顧問以指導日本的新經濟計劃。1949年2月道奇到達日本,一個月後提出了“道奇路線”(Dodge Line),其核心包括製定單一匯率(說白了就是綁定美元)和實現預算平衡。通過一係列重新打造日本經濟的措施,美國人在重建日本的同時,也將日本整個經 濟和金融體係牢牢地綁在了自己的車輪上。

    如果以上這些措施的結果隻是把日本經濟這台被戰爭摧毀的汽車修複重新發動起來,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則無疑是一腳重重的油門。美軍在朝鮮戰爭中產生的 巨大物質需求(包括各類物資和裝備的生產與維修)使近水樓台的日本出口量產生井噴,各行業生產規模不斷擴張,社會失業人口驟減,國家外匯儲備激增。不僅如 此,長達數年的“特需繁榮”還使得日本戰後受到沉重打擊的重工業得以複興,而出於自身需要,美國人還將大量生產所需的先進科學技術帶到了日本,為日後日本 化工、汽車、電子、材料等新興產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對於戰後的日本來說,1952年4月28日是一個重要的日子。因為由美日在內的48個國家於1951年9月8日簽署的《舊金山和約》於這一天正式生效,它 宣告同盟國對日本長達近7年的軍事占領結束,日本政府恢複行使完整主權,國際地位恢複正常。這裏的一個小插曲是,美國出於扶持台灣的目的,以《舊金山和 約》為條件,脅迫日本政府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雙邊和約而是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同一天簽署了《中日和約》,以此來進一步鞏固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代表中 國正統政府的地位。也正是在《中日和約》中,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放棄了對日戰爭索賠並承認了《舊金山和約》有關中國各項條款的有效性。由於彼時正在進行中的 朝鮮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都沒有對《舊金山和約》予以承認。

    雖然《舊金山和約》給予了日本形式上的完全獨立自主,可如果你以為美國老鴇會如此輕易的讓名下花魁贖身,那就錯了。除了頭上保持不變的緊箍咒--“和平憲法”外,與《舊金山和約》同一天生效的還有另兩份分別名為《日美安全條約》(Security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1960年重新修訂後成為延續至今的所謂《日美安保條約》)和《日美行政協定》(Japan-U.S.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的重要協議。作為兩項標準的“不平等條約”,前者重點定義了美國在日本駐軍和使用軍隊的權力,而後者則詳述了駐日美軍享有的各種“治外法權”。

    《日美安保條約》奠定了此後數十年間美日同盟的主軸。當然,作為馬仔,權利和義務也是相輔相成的。在簽了賣身契給美國老大之後,身處對敵鬥爭最前線的日本 往往也能夠要風得風,要雨得雨。1956年正式加入聯合國,64年舉辦奧運會,同年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由此,在喊出“脫亞入歐”口號 80年後,日本終於開始逐漸步入西方發達國家的行列。

    隨著自身綜合實力的不斷增強和國際政治形勢的發展,日本開始待價而沽,努力嚐試改善自身在日美同盟中所處的地位和擁有的權利。60年代末,日本開始不斷接 觸美國尋求恢複對衝繩的管理,根據去年解密的日方檔案,最終雙方在承諾允許美軍繼續自由使用衝繩基地的前提下達成了協議。或許這也正是美軍衝繩基地搬遷問 題困擾日本政府多年不得解決的原因之一。根據1971年簽署的《琉球協議》(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Japan Concerning the Ryukyu Islands and the Daito Islands),美國於1972年向日本“移交”了衝繩及所屬諸島的“管理權”。前段時間中日針對釣魚島針鋒相對時雙方咬文嚼字爭論最多的也正是此一 “移交”的性質及《舊金山和約》和《波茨坦公告》中對日本領土範圍的界定。其實國際政治中真正靠得住的隻有實力,咬文嚼字的意義真心不大,看看日本侵華時 的國聯、巴以衝突中的以色列和今日的美國,都是明晃晃的例子。

    又跑題了,總的來說,雖然從60年代末起日本相對美國的離心力隨著自身各項實力的提高而不斷增強,然而在整個70、80年代期間,日本政府的各項政策仍然 是處處唯美國馬首是瞻的,包括72年標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聯合聲明》也是發生在尼克鬆訪華並發表中美《上海公報》之後。

    不過,日本人可能忘了,小弟終歸是小弟,所謂“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1985年,早已放棄布雷頓森林體係的美國再次被巨大的貿易赤字逼到破產的邊緣。 於是,他將自己最心腹的英、日、法、德4名小弟召集到一起,語重心長地說道:“哥要破產了,到時就沒辦法幫你們擋蘇聯人的坦克了,要想不破產隻能讓美元貶 值,你們看著辦吧。”

    幾位小弟心領神會地散去了,而身為“殘廢國家”的日本為了坐穩投名狀的第一把交椅,由此開始了近乎自殺的日元升值之旅。結果是3年後,日元兌美元相比 1985年時已然升值達86%,近乎一倍。日本在日元飛速升值沉重打擊出口的情況下錯誤地使用貨幣寬鬆政策來盲目地刺激內需,結果是大量湧入的熱錢瘋狂投 入到不斷擴大的泡沫經濟中來,而在90年代又矯枉過正地使用嚴厲的緊縮政策來控製泡沫,最終造成了泡沫的破滅和日本經濟“失落的十年”(如今看來,“十 年”這個說法該改了)。

    90年代初冷戰結束後,全世界的政治格局都麵臨著重新洗牌。在東北亞地區,雖然來自蘇聯的共同威脅消失,然而美日同盟並沒有絲毫弱化的跡象。理由很簡單, 因為伴隨著蘇聯的解體和標誌美國和平演變中國失敗的那場政治風波,中美短暫的蜜月期迅速劃上了句號,而日本在通過“廣場協定”自廢武功後也暫時不再從經濟 上對美國構成實質威脅,於是改革開放後迅速發展的中國就成為了美國“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新的首要競爭對手和遏製對象,而日本自然當仁不讓地成為了美國執 行這一戰略過程中的先鋒。

    近些年,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總體上對於日本的各種政治行為是呈縱容態度的。當然,其目的是十分明確的:一是在《日美安保條約》的框架下繼續有效實施對日本的各種控製;二是以美日同盟為支撐構建美國的亞太體係,同時遏製中國。

    事實上,美國對於日本的各種行為的支持也是始終有著清楚地底線的。首先是這種支持應以服務於以上目標為出發點;其次是這樣的行為不應脫離二戰後以美國為主 建立的世界格局,因為對這一條的違反將會直接影響到美國對日本的有效控製和美國打造亞太勢力範圍過程中與其它亞太國家的關係。

    由此,我們也就看到了日本入常的失敗,以及近期日本右翼不斷在二戰曆史上尋求突破而帶來的美方反彈。簡單地說,在一般性的中日對抗中,美國通常傾向於支持 日本。既為遏製中國,也為維持《日美安保條約》的有效性從而繼續控製日本。然而,當近期日本右翼不斷對二戰曆史認識和二戰後國際體係進行挑戰之時,無疑觸 到了美國的紅線。因為這種趨勢如果不得到及時遏製,首先是一種對美國國內公眾二戰曆史觀的嚴重挑釁;其次它將會挑戰美國基於二戰戰勝國地位而製定的國際秩 序和對日本延續至今的控製;再次它將很容易引起韓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反感從而嚴重削弱和分化美國亞太地區政治軍事同盟。

    尤其讓美國不得不警惕的是,去年12月日本第46屆眾議員選舉之後,右翼黨派取得了超過三分之二的議席,新一屆眾議院議員中支持修憲的比例高達89%,這 意味著日本已經具備了修改“和平憲法”的條件,而近期的多次民調也顯示,約有超過一半的日本民眾支持修憲,而這顯然是美國不希望看到的。

    在綜合了這林林總總之後,我們再看到本文開頭的那一幕,也就順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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