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尖銳批評, 轉帖
在信息化社會暢通的今天，給講真話留出了更大的空間。
三年大饑荒中的母親（一）
在上世紀1959、60、61三年中，中國大陸遭到了空前的大饑荒，在五九年時俺正在市裏一所小學上五年級，大 妹妹和弟弟也在上小學，小妹妹在上幼兒園，父親是老師，母親在市裏一家醫院工作，是一名營養護士，工作地點在病員食堂，俗稱“小夥房”，相應的，職工食堂 則叫“大夥房”。
營養護士的工作主要是根據住院病人病情的需要，而製定相應的食譜，然後把各個病人的食譜下達給炊事員，炊事員做好後，到了開飯的時候，由專門的工人送到病房。
俺 上學的學校緊靠醫院，放學後到醫院小夥房找到母親，由母親帶俺兄妹三人到大夥房吃飯，俺到小夥房時，經常會聽到母親說些“流汁、半流汁”的話語，那時不知 這“流汁，半流汁”是什麽意思，稍大些後才知道“流汁”就是牛奶之類的液體食物，“半流汁”則是稀飯之類的食物。
母親出生在城郊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裏，按照中共土改時定的成份是下中農，母親兄妹六人，外祖父在抗戰時死於日本人的大掃蕩中，喪偶的外祖母帶領六個孩子生活，其困苦情形可想而知。
母親生性好強，看到同村的小夥伴有上學的，母親也要讀書，那時，女孩子讀書的很少，家中大人被母親纏不過，隻好讓母親上了幾年小學，在母親兄妹六人中，母親是唯一上過學的人。
母親上學很用功，後來考上市裏的一所教會學校，雖然考上了，家裏卻拿不出學費來，母親向教會學校申請能否免除學費，學校最後答應了，但是有個條件，就是每天早上在同學到校之前，要把教室外麵的走廊和校園打掃幹淨，算是變相的勤工儉學吧。
掃地這些活對於農村的孩子真不算是什麽大不了的事，隻是要早起，天不明就要從離學校十幾裏的家中向學校奔去，當時那有什麽交通工具，就是步行。
天暖和還好些，到了寒冬臘月，抱住大掃梳的雙手生滿了凍瘡，多年後，母親給俺說到在教會學校掃地時的情景，讓俺看她的雙手，那手上到了現在當然是沒有凍瘡了，但是仔細看，能看到手背上有些斑斑點點的皮膚顏色較其它地方深些，醫學上把這些顏色深的皮膚叫作“色素沉著”。
上了幾年教會學校，母親又考上了一所教會辦的衛校，這所學校的好處是管吃管喝還不要學費。
衛校是培養護士的學校，那時，護士的社會地位不高，上衛校的多是窮人家的孩子，有錢人家的子女是不屑上衛校的，認為護士是侍候病人的，幹護士這行是又髒又累，是下等人的職業。
從衛校出來後，經人介紹到了市內這家醫院，當時這家醫院規模不大，也就幾十個醫務人員，不久國民黨戰敗，共產黨接管了這家醫院，凡是願意留下來幹的，由軍代表登記，就算參加了革命工作。
俺 母親當然也加入了革命隊伍，當年經過多年戰亂，百廢俱興，剛剛奪取政權的中共經濟上還很困難，因而，那時加入革命隊伍的人是沒有薪水的，叫作“吃供給 製”，當年的共產黨是個窮黨啊，不是號稱“土八路”嗎？這個“土”字就含有貧窮的意思，當年接管城市工作的多是山東過來的幹部，衣著打扮是有點“土”，土 是土了點，但是幹革命的熱情卻是異常的高，當然，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鬥，現在是闊多了。
實事求是地說，當年中共對這些留下來的技術人員還是比較照顧的，俺母親曾經給俺說過每月會有幾百斤小米的待遇，具體多少斤，俺已忘了，並不是真發小米，而是按當年小米的市場價格，將小米折合成錢和物。
吃供給製吃了沒幾年，就實行了薪金製，那時市裏一般工人、營業員等人的工資也就三十來塊錢，當時，給俺母親定的工資是六十五元，差不多是一般工人的兩倍， 父親是老師，每月工資是五十多元，這樣父母兩人的工資加起來就是一百多元，當年的物價低，俺印象中，那時，一個雞蛋是兩分幾厘錢，一毛錢可以買三到四個雞 蛋，那時，母親除了工作之外，還要參加各項沒完沒了的運動，沒有時間回家做飯，俺家人多在醫院大夥房吃飯，對於當年大饑荒之前的飯食，印象中有一種大米和 薺菜做的粥，是一位老年炊事員燒的，一分錢一碗，俺問他這湯叫什麽名子？他說叫“根湯”，湯裏是有很多菜根，那是薺菜所特有的白色菜根，味道非常好，以至 多年過去了，也沒忘記這個“根湯”。
能吃飽飯的日子沒有幾年，就迎來了大饑荒，從1959年到1961年大饑荒持續了三年，到了1962年才略有好轉。
對於能吃飽喝足的日子記憶比較模糊，整天挨餓吃不飽的時候卻記得非常清楚，大饑荒剛開始時，放學回來發現平常吃的白麵饅頭漸漸不見了，開始吃些窩窩頭，有 一陣時間，也不知從哪兒弄來的高粱麵，幾乎天天吃高粱麵窩窩頭，剛剛吃時，還行，吃了幾天之後，幾乎人人便秘，拉屎就成了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吃得最長時間的還是山芋幹麵做的窩窩頭，差不多一直吃了四年多，到了1963年糧食供應開始好轉，細糧多了起來，但是每月仍然有部分供應的是粗糧。
所謂細糧就是大米白麵，粗糧多半是山芋幹。
那時，吃糧按定量供應，小學生是每月二十七斤半，中學生是三十五斤，父母是文教衛生人員，每月定量是二十八斤。
這些定量的糧食放在現在是足以填飽肚子的，這是因為現在的副食品極大的豐富，油水多了，對於主食的需求也少了許多。
大饑荒時就不行，一是主食方麵基本上是山芋幹為主，白麵大米每月按人頭僅供應很少的一點，也就是一到兩斤，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食油每月按人頭一到二兩，好像是到了1963年以後，食油的供應漲到每人每月半斤，這個半斤油的供應標準一直維持到上世紀改革開放後的八十年代。
那時政府僅能勉強保證城市居民的糧食供應，副食方麵時有時無，即便像白菜之類的都要憑副食本證按人頭定量供應，記得1960年春節每人供應了一兩豬肉，一家人還沒能買到一斤肉。
城市食品的供應是如此緊張，農村的情形想必就會更差了，隻是那時年齡小，對農村的具體情況知道的很少，不過畢竟在城市的四周都是農村，多少還是能知道一點。
有一次聽母親回來說外科收進了一個胃穿孔的病人，是個農民，當時快要割麥了，這個患了胃穿孔的農民也是餓急了，一下子吃了很多快要黃熟的麥粒，結果把胃撐破了，送到醫院進了手術室，剖腹探查時，從這個農民殘破的胃裏弄出將近半盆麥粒來！
這件事對俺的印象比較深，以至多年後，俺在這家醫院進修時，還聽到手術室的老護士講這件事。
直到後來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讓俺這樣的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再教育，俺就乖乖地到農村去了，到了農村之後，才逐漸了解到那三年大饑荒對於農民意味著什麽。
三年大饑荒對於有定量供應的城市居民來說，隻是供應的東西少，質量差，很難填飽肚子，那也隻是營養足與不足，吃飽與吃不飽的問題，一般不會餓死。
而對於農民來說則是生與死的問題，從現在披露的材料來看，三年大饑荒餓死的主要是農民，種糧食的農民因為沒有糧食吃，成千上萬的餓死，難道不應該深深反思嗎？
我是上班族，正職人士。任何毒誓都沒問題。但你也要知道，為毛澤東時代辯護，中共是不會給你錢的。但網上激情，免費，獨立為毛澤東時代辯護的義士大有人在。
任何朝代都不會要故意饑荒，故意餓死人的。
我這裏是在分析饑荒的原因，你們能說，水利建設不是原因之一嗎?
歡迎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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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曆史太清晰了，你這樣做，就像納粹想否認集中營和毒氣室一樣。
另外，你的漏洞很多：如果是前期的水利工程造成的糧食減產，這些淹在水下的良田難道是突然在3年自然災害中，才不生產糧食的嗎？
人民出版社的《曲折發展的歲月》裏就指出：1957年被認為是建國以後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農業產值增加了20億元。糧食達到3700億斤（不含大豆），比1956年增加50億斤。
就是說在三年餓死上千萬人之前，糧食產量是增加的。難道是1958年才突然把良田淹在水下的嗎?
1958年發生了什麽：1958年大躍進。
1959年，廬山會議，打倒彭大將軍
到了1959年底，出現了河南信陽事件，在國家糧庫充足的情況下，僅信陽地方就餓死上百萬人。
到了1060年，糧食實產2870億斤，比1957年3901億減少26%以上；整體上退回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僅為1951年的一半。
短短三年內，
《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鑒》總編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特約研究員林蘊暉的研究報告：
“農村的人民公社刮起“一平二調”的共產風，高指標引發的“浮誇風”，以及脫離實際的生產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和幹部特殊化風“五風”共生，加之大辦工業、大煉鋼鐵調用大量勞動力，大片農作物未及收割，大片田地荒廢。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保守估計，1958年農作物有10%未收回。大辦公共食堂又浪費了大量糧食，致使1958年冬-1959年春個別地區開始斷糧。”
看來當時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都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1958年起突然淹了很多良田在水下呀。所以到了1957年糧食還在增產，到了1958年就大片田地荒廢啦。
另外，2011年1月11日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中，官方首次承認“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 注意，隻是1960年一年而已。
最後，那段曆史對中國人民不是痛苦二字就可以形容的，但如果為了給水晶棺裏的屍體塗脂抹粉，就這樣顛倒黑白，大概說不過去吧。
支持你的觀點。客觀、翔實，具有說服力。
相關閱讀：“論六零年代三年自然災害中的人為因素”
正確理解六零年代初的困難時期，除了要從劉少奇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入手外，還得理解農村的水利建設。
六零年代前的中國，是大躍進年代，在農村就是大搞基本建設。最主要的基本建設就是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是功在千秋的事業，即使是現在的中國仍舊在吃這些工程的老本，可在當時，這些水利工程的建造卻也造成不小的慘痛教訓。
水利工程是什麽呢？
表麵上看，水利工程就是攔河築壩、修堤造田，引水通渠，聚水建閘等等。但實際上，所有這些工程都要消耗農田的！比如聚水建閘，水庫建成了，大量農田也就淹了，而且往往原來最肥沃的農田可能就淹到水底了（因為這些農田往往地勢較低才水源豐富）。為什麽要建水庫呢？因為中國的農業幾千年來就是靠天吃飯的（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兩個水利工程都建在秦國，其中一個就是都江堰）。隻有水庫建成了，農業才能做到旱澇保收。
再比如攔河築壩和引水通渠，建水庫是要占地的，而攔河築壩引水通渠則是純增加可耕地的。但是因為水量被引走的原因，原先自然河流灌溉的成熟耕地可能會減少一些。而增加的新溉區域的田地，因為原先是荒地（缺水）而非常貧瘠，不可能一下子成為高產的熟地。我們知道土地是由粘土組成的，粘土是不會生長任何東西的。要讓粘土能生產糧食就得增加土裏的有機質，如動物糞便、漚過發酵的樹木野草等，落後的地區還有放火燒荒的習慣，這都是為了增加地裏的有機質，成為碳水化合物的原材料。而這樣的調理（還包括調節酸堿度等）是需要時間的，非得三年五年才行。
所以說，一個地區在進行水利工程的時候，短時間內是會造成糧食減產的。因為當時的中國尚未解決六億國人的口糧問題，這個短缺的糧食怎麽解決呢？這就必須提到國家當時在一些地區和省份實行的“高指標高征收”政策了。
什麽是“高指標高征收”？這是為了填補部分地區的糧食暫時短缺，國家在另外一些地區進行暫時的收購糧食政策。要不然國家要囤積這些糧食做什麽呢？
尤其是如果我們用邏輯推理來思考的話，“高指標高征收”政策在三年困難時期鬧得怨聲載道，矛盾四起，可是三年以後這個政策就沒有再延續下去。為什麽沒有再延續下去呢？人口是以幾何積數在不斷增長的呀，在沒有其他外界因素的情況下，“高指標高征收”應該是要延續下去才對的。為什麽三年以後這個政策就沒有再延續下去呢？這是因為“大躍進”年間農村裏的基本建設鋪開的太廣，這個糧食的缺口就開得很大。但是隨著對新開墾的可耕地調理，土地的糧食產量逐年升高，水利工程的效益逐年顯現出來，這個“高指標高征收”政策不再需要了。
在正常情況下，這個政策也應該不會有問題的。因為國家是按照當地糧食的產量而製定的指標征收。
可是問題出來了，一是部分地區的官員為了邀功請賞討好上級任意謊報（提高）當地的糧食產量；第二個就是因為水利建設本身也會影響氣候的改變，這樣也會影響（或減少）水利建造地區的糧食產量（例如三峽大壩的建立造成一些地區的氣候改變）。這樣的兩個結果都會造成糧食的短缺。特別是一些糧食收購地區，由於謊報產量而造成的“過度征收”結果形成饑荒。
假設A地區申報某項水利建設工程，並預計三五年內會出現五萬噸糧食短缺。國家領導注意到B地區這三五年內，按照其申報的糧食產量，會有五萬噸糧食盈餘。於是國家就批準了A地區的水利建設，並承諾向A地區提供五萬噸糧食。結果好啦，B地區的五萬噸糧食，因為謊報，或者因為氣候改變的災難，而根本不存在，這樣就造成了饑荒和餓死人的現象。一場為了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民的口糧問題的“大躍進式的”大興水利工程建設（這裏的潛台詞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國，還沒有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結果反而造成糧食短缺，並造成餓死人現象。這是一個沉重的教訓。
隨著這些水利工程的效益逐步張顯，記得是在文革開始以後，年年都會看到《人民日報》刊登社論，慶祝幾乎每一年的農業糧食產量創造曆史新高。這些成果基本都是水利工程的功勞，並在六十年代的末期，中國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糧食出口國家”。
有的人試圖論證，當時農村人民公社實行的“大食堂”“大鍋飯”是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主要原因。這是不對的。大食堂一直延續到六一年才關閉，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大食堂”不是造成饑荒的原因（不排除某些特例），二是饑荒並不嚴重（特別地區除外），絕對不可能出現餓死N千萬現象。
我希望，中共當局能夠盡早公布人口資料，不能讓偽科學家們用似是而非的“資料”（指沒有確切的人口資料和餓死人數據）造謠惑眾。
同時，我們後人應該汲取並牢記這一沉痛的教訓。但我們不能夠，也不能容忍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這一事件對當時的國家領導人進行肆無忌憚的攻擊。
所幸的是，經曆了毛澤東時代（五十年代）大興水利建設，中國逐步的實現了糧食的自給自足，六十年代以後，幾乎就沒有人餓死了。而餓死人在五十年代，解放前是非常普遍的。
曾任中國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對六零年代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起因有過很好的總結（不是原話）：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句話至今仍被人們廣為引用，不少人將其奉為至寶大作文章，用來攻擊當時的中國政府不顧民生。甚至還有人認為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其實並不存在，所存在的隻是在極左路線下，人民公社化及大躍進後造成的農村經濟的嚴重失衡，進而引起“大饑荒”。
如果認真的邏輯思考，雖然五十年代的中國農業基礎差經濟底子薄弱，就算是風調雨順的常年，國家仍沒有解決全體人口的吃飯問題。但是中國那麽遼闊，究竟有什麽災難（指天災）能夠造成饑荒、並且還延續三年之久呢？這在邏輯上好像講不通。
要弄清楚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起因，還得從劉少奇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話入手。
現在的人們都很有知識和經驗了。比如說要造三峽大壩，光論證就論證的十幾年。其建設對周圍及長江下遊和南部中國的生態環境、水文地理的影響是很大的。有人甚至將某年南方大雪，或者來年雲南幹旱的都怪罪在三峽大壩上。雖然不少是無稽之談，但很多人還是健忘的，他們忘記了“三年自然災害”發生的前幾年，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一切了。
我這裏要提醒那些健忘或者不知道這段曆史的朋友們，三年自然災害發生的前三年或更早些（主要是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及農村合作化走人民公社道路後），中國農村進行了改天換地的大興水利工程建設。比如攔河築壩、修堤造田，引水通渠，聚水建閘等等、等等。有些地方在一條河流上，大大小小的建立起十幾座水庫和水電站。所有這些工程，對國家水文地理乃至氣候的影響是巨大的。
舉幾種可能的例子。一些良田因為修閘築壩被水淹了，或者因為斷水或者氣候改變變得幹旱顆粒無收了。當然也會有更多的荒地開始灌水可以播種，但因為它們很貧瘠產量很低，需要好多幾年的調理才行，等等、等等。因為水利建設工程鋪的很廣泛，所以它們對廣大地區氣候的影響是很大的，比如幹旱暴雨、水患洪災等。肯定有不少地方還需要整個村落的移民（移出來、移進去等）。
我不否認有些地方因為當地官員謊報產量造成部分農村饑荒、或者吃大鍋飯坐吃山空等。但這些因素似乎不可能連續影響三年。而能夠連續影響三年甚至更久的，甚至在這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後，繼續需要調整或改造的就是農村的大規模的水利建設。比如安徽是三年自然災害的重災區，當時治理淮河（攔壩築堤）很可能就會造成不少農田的丟失（原來是水泛區域）。
總之，將三年自然災害的起因歸咎為地方官員瞞報謊報糧產或因為極左實行吃大鍋飯等因素是不對的，至少是很不完全的。國家政府在後來實行了一係列調整措施，並縮小基建規模是為證例。
當年中國農村進行的大量的水利建設，對後來中國農業的持續發展肯定是起到促進作用的。甚至今天的中國仍在吃這些老本。但在當時確實有點悲壯。假如我們當時的領導者頭腦不要太熱，水利建設的規模不要一下搞那麽大，而是慢慢的穩步的搞；假如當時的建設者和領隊者們對於水利建設對氣候改變等有更多的認識的話，可能一些地方的悲劇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劉少奇總結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即自然災害肯定也是有的，但不少主要的。主要的是一些地方的災害就是因為人為因素而造成的。如果要我用最重的口吻批評的話，我也隻能說這是“心急辦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