隕落的天才： Walter Pitts和他違背的邏輯
1、沃爾特·皮茨與麥卡洛克
沃爾特·皮茨（Walter Pitts）小時候經常被人欺負。他出生在禁酒時期底特律的一個困難家庭。他的鍋爐匠爸爸的教育方式隻有拳頭。而鄰居家的孩子也沒讓他更好過。1935年的一個午後，皮茨被他們追得滿街跑，最後他隻能躲進一間圖書館。皮茨是這間圖書館的常客，在這裏他自學了希臘文、拉丁文、邏輯學和數學。這裏比家裏自由多了，在家裏他爸爸執意要他放棄學業去打工賺錢。外麵的世界一團糟，隻有在這裏，一切才有意義。
皮茨不想再經曆一次那個下午的驚險，他一直待到晚上圖書館關門。他獨自在書架間隨意瀏覽著，偶然間他發現了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和阿弗烈·懷海德（Alfred Whitehead）在1910年至1913年間合著的三卷本巨著《數學原理》。這部書的主題是要將一切數學還原為純粹的邏輯，皮茨坐下讀起了這部書。他連續三天都待在圖書館，從頭到尾讀完了這部近2000頁的大部頭著作，而且還發現了書中的幾處錯誤。他認為應該讓羅素知道這些錯誤，於是將這些細節都寫在一封信裏寄給了羅素。這給了羅素很深刻的印象，他不僅回了信，而且還邀請皮茨去英國劍橋大學當他的研究生。但皮茨還隻是一個12歲的孩子，他並沒有答應。三年後的一天，皮茨聽說羅素要去訪問芝加哥大學，15歲的皮茨於是決定離家出走前往伊利諾伊州。從此，他就再也沒有見過他的家人。
1923年皮茨出生時，25歲的沃倫·麥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也在學習《數學原理》。但這是他們二人唯一的相同點。麥卡洛克的世界與皮茨的天壤之別。麥卡洛克出生於美國東岸的一個優越家庭，他的家人全都是律師、醫生、神學家或者工程師。他起先就讀的是新澤西州的私人男校，之後到賓西法尼亞州的哈弗福德學院學習數學，又去耶魯進修哲學和心理學。1923年時，麥卡洛克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實驗美學”，同時他的神經生理學的醫學學位也即將結業。但是麥卡洛克內心其實是個哲學家，他想知道的是“知識的意義是什麽”。弗洛伊德剛剛出版了《自我與本我》，精神分析的熱潮正在展開。而麥卡洛克對此卻不認同，他堅持認為看似神秘的工作及精神的失常是來源於大腦裏的神經元的激發，而這是純機械式的。
即使麥卡洛克和皮茨來自社會經濟階層的兩級，但他們命中注定要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並且一起死亡。此後，他們將創造第一個關於精神的機械論理論——神經科學的第一種計算方法，現代計算機邏輯設計以及人工智能的支柱。但故事不僅僅講述研究合作，還包括關於友誼的紐帶，心靈的脆弱，以及用邏輯來救贖這個雜亂且不完美的世界的極限。
他們兩人的組合本來是可能性極小的，但他們確實碰麵了。麥卡洛克見到皮茨時42歲，他是一個有著灰色眼睛、胡子拉碴的自信的哲學家詩人。他不停的抽煙，也離不開威士忌和冰淇淋，每天不會早於淩晨4點上床睡覺。皮茨當時18歲，是個很靦腆的小個子，很高的發線表明歲月過早的侵蝕了他。他戴著眼鏡，顴骨下凹，臉看起來像鴨子。麥卡洛克已經是一個受人尊敬的科學家，而皮茨隻是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皮茨混跡於芝加哥大學，做些卑微的工作，常常溜進羅素的課堂，在那裏他遇到了一個名叫傑羅姆·萊特文（Jerome Lettvin）的年輕的醫學係學生。萊特文介紹他們兩人認識。他們在交談時發現兩人有一個共同偶像——戈特弗裏德·萊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這位17世紀的哲學家，曾嚐試創製一套人類思想的“字母係統”，其中每個字母代表一個概念並且能夠被組合並處理成一套能夠對所有知識進行計算的邏輯規則。根據這一願景，不完美的外部世界能夠被轉換成一個“理性的避難所”——一個圖書館。
麥卡洛克向皮茨解釋他正在試圖用萊布尼茨的邏輯演算來建立一個大腦模型。他的靈感來自於《數學原理》，書中論述了所有的數學都可以自下而上的用無可爭論的基本邏輯來建立。最基本的結構是命題（即最簡單的陳述/判斷），是或非。從命題入手，羅素和懷特海德采用了與、或、非三種基本邏輯運算來將命題連接成越來越複雜的網絡。就是利用這些簡單的命題，他們完整的推導出了整個複雜的現代數學。
這啟發了麥卡洛克對於神經元的思考。他知道大腦裏的每一個神經細胞隻會在最小闕值達到時被激發：必須有足夠多的相鄰神經細胞通過神經元的突觸向它傳遞信號，它才會發放出自己的電脈衝。對於麥卡洛克來說，這種設置就是二元的，神經元隻有激發和不激發兩種狀態。他發現神經元的信號就是一個命題，而神經元的工作類似於邏輯門，它接受多個輸入然後產生單一的輸出。通過改變神經元的激發闕值，就可以讓它執行“與”、“或”以及“非”的函數（功能）。
麥卡洛克剛剛讀了一篇英國數學家阿蘭·圖靈（Alan Turing）的論文，圖靈證明了建造一種可以在有限步驟裏完成任何函數計算的機器的可能性。麥卡洛克相信大腦正好就是這樣一種機器，它用編碼在神經網絡裏的邏輯來完成計算。他想象神經元可以用邏輯規則來連接起來，這樣就構建了更加複雜的想法鏈（Chains of Thoughts），這種方式與《數學原理》將命題鏈（Chains of Propositions）連接起來以構建複雜的數學是一致的。
當麥卡洛克解釋他的項目時，皮茨馬上就理解了，並且很清楚可用於此的數學工具。麥卡洛克聽後像著了謎，於是邀請這個少年搬到他位於芝加哥郊區Hinsdale的家裏與他同住。麥卡洛克家是散發著自由精神的熱鬧的波西米亞家庭。芝加哥的知識分子和文藝人士絡繹不絕的前來討論詩歌、心理學以及激進政治學，討論時留聲機裏播放著西班牙內戰歌曲或團結歌曲（union songs）。但是夜深人靜時，當麥卡洛克的妻子Rook和他們的三個孩子進入夢鄉後，麥卡洛克和皮茨會獨自坐在地上喝著威士忌，嚐試著用神經元建立一個計算的大腦。
在皮茨到來之前，麥卡洛克的研究碰了壁：沒有東西可以阻止神經元鏈條連成環狀，這樣的話最後一個神經元的輸出就成了第一個神經元的輸入，這是一個咬自己尾巴的神經網絡。麥卡洛克沒辦法構建這樣的數學模型。從邏輯的角度看，一個環就感覺像是一個邏輯悖論：後發生的成了先發生的，結果成了原因。麥卡洛克把鏈條的每個環節都貼上時間標簽，如果第一個神經元在t時間被激發，下一個神經元就會在t+1時間被激發，依次傳遞。但是如果鏈條形成環狀，t+1時間卻又仿佛跑到了t時間的前麵。
皮茨知道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他用的是模數（modulo mathematics），模數針對的是那些像時鍾刻度那樣形成環狀的數字。他向麥卡洛克展示了t+1時間跳到t時間之前並不是悖論，因為在他的計算裏，“在前”或“在後”是沒有意義的。他的等式裏麵不需要時間。一個人要能產生看見的感覺，比如看見天空中的閃電，眼睛需要先將信號傳給大腦，然後將這個信號送入神經元鏈條進行“洗牌”。從鏈條中的任一神經元入手，你都能回溯信號每一步的經過從而發現閃電是多久以前產生的。如果這個鏈條是環狀的，情況則不一樣。這樣的話，包含閃電的信息會在這個環裏一直流動，永不停歇。這個信息跟閃電發生的時間毫無關聯。如麥卡洛克所描述的，這是一個“擠掉了時間的觀念”。或者說，它是“記憶”。
當皮茨完成他的計算時，他和麥卡洛克掌握的是一個機械論的精神模型，是第一個將計算用於大腦的應用，也是第一個“大腦本質上是一個信息處理器”的論斷。通過把簡單的二進製的神經元連成鏈條和鏈環，他們向世人展示了大腦能實現任何可能的邏輯運算，也能完成任何圖靈機可以完成的計算。得益於這種銜尾蛇般的鏈環，他們發現了一種大腦用來將信息抽象化的方法，堅持使用這種方法，抽象的信息又進一步被抽象化，從而創造出回蕩在腦海裏的豐富而精巧的層級化的觀念。這個創造過程被我們叫做“思考”。
麥卡洛克和皮茨將他們的發現記錄了下來，如今它是一篇研討性的文章。文章名字叫做《神經活動中思想內在性的邏輯演算》（A Logical Calculus of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發表了在《數學生物物理學通報》（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上。他們的模型是對生物學大腦極大的過度簡化，但卻成功的給我們提供了基本原理的證明。他們說，“思想”本無需籠罩一層弗洛伊德式的神秘主義或牽扯上自我與本我之間的掙紮。麥卡洛克向一群研究哲學的學生宣布：“我們知道了我們是怎麽知道的（we know how we know），這是科學史上的第一次。”
皮茨從麥卡洛克那裏得到了所有他需要的：認同、友誼、“智識”上的另一半以及他從未有過的父愛。雖然他隻在Hinsdale待過一小段時間，這個離家出走的男孩從此以後都將麥卡洛克的家視作自己的家。而這邊廂，麥克洛克對他的傾心也是同樣的。在皮茨身上他感到了親人般的感情，皮茨作為他“親手培育的協作者”有一個聰明的頭腦，裏麵裝著實現他的半成品理念所需的技術力量。正如他在一封信裏提到皮茨所說的：“多麽希望他能永遠伴隨我啊”。
2、輝煌的MIT歲月：與維納合作，影響馮諾依曼
而皮茨接下來還會給另外一個人留下這種印象，此人是二十世紀巔峰智慧人物之一的數學家、哲學家以及控製論的創始人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ner）。1943年萊特文把皮茨帶到了維納在MIT的辦公室。維納沒有自我介紹也沒有寒暄。他繞開皮茨走到了一個黑板前麵前，在黑板上繼續他正在進行中的數學證明工作。當維納工作時，皮茨不時的插入一些問題或一些建議。據萊特文說，當他們的工作進行到第二個黑板時，很明顯維納已經確定皮茨就是他要找的左膀右臂。維納後來寫下的評價說皮茨“毫無疑問是我見過的最厲害的科學家……如果他不能成為他這一代最重要的兩三個科學家之一的話，我會很驚訝的，而且我說的不隻是在美國，而是在全世界。”
維納對皮茨的印象是如此的深刻，於是他承諾給予皮茨MIT的數學博士學位，盡管事實上皮茨甚至都沒有從高中畢業，而這是芝加哥大學的硬性規定。這個錄取通知是皮茨無法拒絕的。1943年入秋前，皮茨就搬到了麻省劍橋的一個公寓。他被MIT破格錄取，師從於這位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科學家之一。至此，皮茨完成了他從藍領的底特律開始的長途旅程。從底特律的藍領家庭出發，皮茨走完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維納想要皮茨將他的大腦模型改造得更加接近現實一些。雖然皮茨和麥卡洛克的成果已是很大的進步，但是他們的工作卻幾乎沒有在大腦科學家中激起任何浪花。一部分的原因是他們所使用的符號邏輯很難解釋清楚，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們樸素且過分簡化的模型並沒有反應出生物學大腦的整個雜亂程度。但維納明白他們所做這些的意義，知道一個更現實的模型將會改變整個遊戲規則。他也認識到要開啟他夢寐以求的控製論革命的話，皮茨的神經網絡必須要有在人造機器上實現的可能性。維納認為皮茨如果想要建造一個擁有1000億個相互連接的神經元的真實大腦模型的話，他還需要統計學的配合。而統計學和概率論正是維納的專業領域。畢竟是維納發現了信息的準確數學定義——概率越高，熵就越高而內容就越低。
當皮茨開始了在MIT的工作，他發現雖然遺傳學要對整體的神經特征負責，但是我們的基因沒有辦法決定大腦中數萬億個的神經突觸連接——所需要的巨大的信息量是無法維持的。他認為，情況一定是我們一開始得到的是隨機的神經網絡——概率最高的狀態，包含可以忽略不計的信息量（這種觀點的辯論一直持續至今）。他懷疑隨著長時間對神經元闕值的調整，這種隨機性會漸漸讓位於有序性，而信息就湧現出來了。他著手用統計力學來為這個過程建模。維納激動的鼓勵他，他知道如果將這樣一個模型植入一台機器的話，它就將能夠“學習”。
“我現在一下子就有七八分明白維納的話了，他告訴過我這些東西將實現巨大成就。”皮茨在他抵達MIT三個月後的1943年12月寫給麥卡洛克的信中這樣寫到。他與維納的工作是“建立一個對統計力學的充分討論，使其可能的最寬泛意義被理解，比如解釋如何從微觀的神經生理學推導出心理學或統計學的行為規律……這聽起來不錯吧？”
這年冬天，維納把皮茨帶到了一個在普林斯頓舉辦的一次學術會議，是由他和數學家、物理學家約翰·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組織的。馮諾依曼也對皮茨同樣印象深刻。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被稱作“控製論學家”的圈子，其核心人物包括維納、皮茨、麥卡洛克、萊特文和馮諾依曼。在這個稀有的圈子裏，那個曾經無家可歸的離家小孩舉足輕重。“我們中間沒有人敢不經他的修改或認可就發表論文，”麥卡洛克這樣寫道。萊特文說“（皮茨）毫無疑問稱得上是我們圈子裏的天才，他在化學、物理學、曆史學、植物學等幾乎所有你能說出的學問裏都絕對是無人可比的。你問他一個問題，他的回答可以寫成一本教科書……對於他來說，世界是以一種非常複雜而奇妙的方式連接在一起的。”
接下來的1945年6月，馮諾依曼撰寫了一份曆史性文件《EDVAC報告書的第一份草案》（First Draft of a Report on the EDVAC），這是第一份公開發表的關於存貯程序概念的二進製計算機器——現代計算機。EDVAC（離散變量自動電子計算機）的前任ENIAC（電子數值積分計算機）位於費城，占用麵積1800平方英尺（約167平方米）。與其說ENIAC是計算機，還不如說更像是一台巨大的電子計算器。它也是可以重新編程的，但是需要幾個操作員花幾周的時間重新連接電線和開關。馮諾依曼意識到可能你不必每次想運行一個新函數時都將機器重新布線。如果你可以收集開關和電線的配置，然後將它們抽象化，用符號來編碼成純粹的信息，就能像輸入數據一樣將它們輸入計算機，隻是現在數據中還包括用來處理這些數據的程序。根本不需要任何重新布線，你就擁有了一台通用圖靈機。
為了完成這個任務，馮諾依曼建議讓計算機以皮茨和麥卡洛克的神經網絡為模型。代替神經元作為邏輯門的是他所建議的真空管，它們完全按照皮茨和麥卡洛克發現的方法被串在一起，你可以用來進行任何計算。為了能將程序以數據的形式保存，計算機還將需要另外一樣新東西：內存（記憶）。這就是皮茨的鏈環的作用。“一個自激發元素將保持這種激發狀態，”馮諾依曼在他的報告中寫道，這是借用皮茨的話，他還借用了皮茨的模數（modulo mathematics）。他詳細的描述了這種全新的計算架構。整個報告隻引用了一篇論文，即皮茨和麥卡洛克的《邏輯演算》。
直到1946年，皮茨都生活在波士頓的燈塔街，同在這裏的還有當時的MIT學生、後來被譽為機器感知之父的Oliver Selfidge、未來的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以及萊特文。皮茨在MIT教授數理邏輯，同時與維納一起研究大腦的統計力學。在次年的第二次控製論大會上，皮茨宣布他正在撰寫關於三維概率神經網絡的博士論文。整個會場擠滿了科學家。要完成這樣一個宏大主題，其所需的數學技能用“野心勃勃”都不足以形容。但是每個人都知道皮茨很確定他能完成。他們都將摒息等待。
在一封寫給哲學家魯道夫·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的信中，麥卡洛克將皮茨的成就歸了一下類。“他是科學家和學者中最雜食的人。他成為了傑出的染色化學家和一個優秀的哺乳動物學家，他了解新英格蘭地區的各種莎草、各種蘑菇以及各種鳥類。他懂神經解剖學和神經生理學，這些是他從希臘文、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以及德文的原著中學習的。他如果需要什麽語言，他就會馬上學習它。涉及到電源、電燈和無線電電路的事，除了電路理論之外，他還親自做實際的焊接等操作。在我這麽多年的人生中，我從未見過這麽博學又實際的一個人。”甚至媒體也注意到了他，1954年6月的《財富》雜誌有篇文章的主題是“40歲以下的最有才華的20位科學家”，皮茨名列其中，與他並列的還有克勞德·香農（Claude Shannon）（譯者注：信息論創始人）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譯者注：諾貝爾醫學獎得主，DNA雙螺旋結構的共同發現者）。沃爾特·皮茨迅速的竄上了科學的天空成為了一顆耀眼的明星，這真是個奇跡般的事。
幾年後，皮茨在一封給麥卡洛克的信中寫道：“現在我每周都會泛起與你徹夜長談的思鄉之情。”皮茨的成功無法衝淡他想家的感覺——這裏的家是指麥卡洛克。他開始相信如果他能和麥卡洛克一起工作他會更開心、更高產、也更能產生新的突破。同時，沒有了皮茨這位“自己培養的協作者”，麥卡洛克也顯得很低沉。
突然間，撥雲見日。1952年MIT電子研究實驗室副主任Jerry Wiesner邀請麥卡洛克領導MIT的一個腦科學新項目。這個機會讓麥卡洛克高興的跳了起來——因為這意味著他又將與皮茨一起工作了。他用他的教授職位和Hinsdale的家換來了一個中級研究員頭銜和麻省劍橋的一個破公寓，但是他卻無比開心。他計劃在項目中動用他所有武器，包括信息論、神經生物學、統計力學以及計算機器，用以理解大腦如何產生智能。萊特文和年輕的神經科學家Patrick Wall加入到了麥卡洛克和皮茨的團隊中。他們的總部在位於瓦薩街的20號樓，他們在門上掛了一個牌子寫道：實驗認識論（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
現在皮茨和麥卡洛克又在一起了，還有維納與萊特文加入合作，一切都看起來預示著進展和革命。神經科學、控製論、人工智能、計算機科學——都處在智能爆炸的前夜。天空（或者說精神）才是極限。
隻有一個人不滿於他們的團聚：維納的妻子。瑪格麗特·維納從各方麵講都是一個有控製欲的、保守的假正經，她對麥卡洛克給她丈夫的影響十分不齒。麥卡洛克在他的家庭農場舉辦野外聚會，在這裏思想恣意漫遊而所有人最後都會裸泳。麥卡洛克在芝加哥時是可以的，但是他來到了劍橋之後，瑪格麗特卻不再允許。所以她編造了一個故事，她告訴維納當他們的女兒芭芭拉住在麥卡洛克在芝加哥的家裏時，“他手下的幾個男孩”勾引了她。維納立刻發了一封憤怒的電報給Wiesner說：“請通知（皮茨與萊特文）所有我和你們項目之間的聯係被永久性的解除了。他們是你的問題。維納”此後他再也沒有同皮茨說過話，也不告訴他為什麽。
3、天才的隕落：這違背了邏輯
對於皮茨來說這標誌著故事的尾聲已經開啟。維納，這個他生命中曾扮演父親般角色的人，現在莫名其妙的拋棄了他。這對於皮茨不僅僅是一個損失，比這個損失更加嚴重的是——這違背了邏輯。
接下來就是青蛙的故事了。在MIT的20號樓地下室裏萊特文維持著一個團隊，旁邊是裝滿蟋蟀的垃圾桶。此時的生物學家相信眼睛就像是照相幹板一樣隻是被動的記錄各個點的光，然後將信號逐點送到大腦，大腦完成所有解釋照片的苦活。萊特文決定把這種觀點拿來測試，方法是將青蛙顱骨打開然後在它的視神經上貼上一些電極。
與皮茨、麥卡洛克以及智利生物學家、哲學家Humberto Maturana搭檔，他將這些青蛙作為實驗對象研究各種視覺體驗，包括調亮調暗燈光、向它們展示棲息地的照片、用電磁力擺動人造蒼蠅，他們把蛙眼測量到的信息在送往大腦之前記錄下來。讓所有人吃驚的是，眼睛不隻是記錄下來他看到的東西，它還會將諸如對比度、曲率及運動等視覺特征分析過濾。“眼睛跟大腦溝通的語言是已經高度組織化並且解譯過的，”他們將這一發現寫在了發表於1959年的報告裏，報告標題叫《蛙眼告訴蛙腦什麽》（ “What the Frog’s Eye Tells the Frog’s Brain”），如今已成為一篇研討論文。
這些結果令皮茨的世界觀產生了根本性動搖。眼睛裏麵那些雜亂的“模擬的”過程至少部分完成了解譯工作，而並非大腦利用苛刻的數理邏輯通過“數字的”神經元逐一計算信息。“在我們做完蛙眼實驗時，事實很明顯的擺在他麵前：邏輯即便參與到了過程中，它也沒有發揮曾經設想的那種重要的核心作用，”萊特文說，“這讓他很失望。他永遠也不會接受，這讓他在失去維納的友誼後更加絕望。”
壞消息的轟炸加重了困擾皮茨多年的抑鬱傷痕。他曾在給麥卡洛克的一封信中寫到“我有一種個人的痛苦需要尋求你的建議，我發現最近兩三年我有一種變得抑鬱或憂鬱冷漠的傾向。這導致正麵價值從我的世界逐漸消失——沒有什麽看起來值得努力，我做的或遇到的任何事已經沒有什麽重大意義了……”
換句話說，皮茨還掙紮於他畢生探尋的“邏輯”。皮茨說他的抑鬱是“所有受過過多邏輯教育的應用數學領域的人們所共有的：一種來源於不能信賴所謂的歸納法原則或自然齊一原則的悲觀。既然我們不能證明『太陽明天會升起』，甚至不能給出一個先驗概率（probable a priori），我們就真的不能相信它。”
現在他與維納已形同陌路，皮茨的絕望變得很致命。他喝的爛醉並且與朋友疏遠。當他被授予“博士”時，他拒絕在文件上簽字。他把博士論文和所有筆記與論文一起燒掉。這些是他多年的成果，其重要性使每個圈內人士都翹首以盼，但都被他全部燒掉了，無價的信息化作了熵和灰燼。如果萊特文可以找回論文的任何片段，Wiesner承諾給他更多的支持。但是一切都沒了。
皮茨仍然受雇於MIT，但這隻是停留在名義上。他幾乎不與任何人交談並且經常失蹤。萊特文說：“我們需要夜複一夜的到處找他，看著他毀掉自己很令人痛心。”從某種角度看，他仍然是12歲的皮茨。他仍然被欺負，仍然離家出走，仍然躲避世人藏在發黴的圖書館裏，隻是現在他手裏的書變成了酒瓶。
皮茨與麥卡洛克建立了控製論和人工智能的基礎，他們將精神醫學的方向從弗洛伊德式的分析轉到思想的機械論的理解，他們展示了大腦是進行計算的而心理活動是信息的處理活動。同時，他們還展示了機器可以進行計算，這為現代計算機的架構提供了靈感。因為他們的工作，曆史上這段時間內神經科學、精神醫學、計算機科學、數理邏輯以及人工智能是統一的，這實現了萊布尼茨最先提出的理念：信息是人類、機器、數字以及精神的通用“貨幣”。表麵看起來迥然不同的世界的各種成分——大塊的金屬、腦中的灰質、紙上的墨痕，在深層次上都是可相互交換的。
不過有句話說得很對：符號化的抽象使世界變透明了但使大腦變模糊了。一旦世間萬物都被還原為由邏輯主宰的信息，現行的力學就無關緊要了——我們得到了通用計算卻失去了本體（存在的意義）（the tradeoff for universal computation was ontology）。馮諾依曼是第一個發現該問題的人，他在給維納的一封信裏表達了對此事的關心，並預言了人工智能與神經科學即將分道揚鑣的未來。他寫到，“在圖靈與皮茨以及麥卡洛克所做出的偉大貢獻被吸收後，情況比以往更糟而非更好。這些作者已經用令人絕望的絕對通用性證明了『用一個合適的機製特別是神經機製就能解釋世間萬物』，甚至任何一個確定的機製都可以是普適的。這推翻了如下論斷：沒有微觀的細胞運作機製，我們對生物機能的了解是無助於解釋神經機製的更多細節的。”
這種通用性使得皮茨不可能構建一個大腦的實用模型，所以他的工作就不再引人注意，並且幾乎被研究大腦的科學家群體遺忘了。更嚴重的是，蛙眼實驗顯示。純粹的邏輯、純粹以大腦為中心的思想觀是有極限的。自然選擇了生命的雜亂而非邏輯的嚴謹，這可能是皮茨難以理解的。但他預見不到他對於生物學大腦的觀點雖然沒有得到推廣，但卻推動了數字計算、機器學習中的神經網絡方法、以及所謂的聯結主義心靈哲學。但在他自己的想法裏，他已經被打敗了。
1969年4月21日星期六，因為酗酒引起的震顫性譫妄使他的手不停顫抖，皮茨寫下了一封信，這封信從他在波士頓貝斯以色列醫院的病房寄往同一條街的麥卡洛克在彼得布萊根醫院的心髒病重症監護病房。信中寫道“我知道你的心跳很微弱；……你身上有很多連接到監視屏和警報器的傳感器，你在床上翻個身都辦不到。毫無疑問這是控製論的。但這一切都讓我感到極度悲哀。”皮茨因為黃疸和肝髒問題在醫院住了三個星期。1969年5月14日，沃爾特·皮茨在劍橋的寄宿之家孤獨死去，死因是跟肝硬化有關的食道靜脈曲張破裂出血。四個月後，麥卡洛克也過世了，就好像沒有對方的一人單獨存在就是不合邏輯的，像是被剪斷的反射回路。
本文來源Nautilus，作者AMANDA GEFTER，由機器之心獨家翻譯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