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壇太抖的博客
沒啥說的...
象鄭耀先這樣潛伏在國民黨中的地下黨為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立下了汗馬功勞，很多人也因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可是革命勝利後中央的對地下黨卻是極不信任。就象老大姐對鄭耀先一樣，對他們一直保持著高度的懷疑和警戒心。很多人被歸入“曆史遺留問題”而終生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鄭耀先就是這樣一直懸在那裏。那怕他不惜把自己打成右派，共產黨也沒有給這些人一個明確的答複。一直都說建國後中央對這些戰鬥在敵人心髒裏的地下黨有個十六字方針“降級安排，控製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就說明了黨中央對這些人極度不信任和卸磨殺驢的態度。隻有個別人除外，犧牲的除外，活著的都歸於不再被信任的階級異己分子行列。幾乎所有人在曆屆運動中都被揪出來批鬥，打成右派反黨反革命份子。也有不少人死在了自己黨組織的槍口下。
也難怪，中央覺得既然革命勝利，這些人的身份也暴露了，失去了本來應有的價值。而且，當時他們能打入敵人心髒，也難免不會被策反，回來再打入新政權的心髒，為“蔣家王朝”賣命提供情報。
從勝利後和建國後領導幹部的提拔上看，隻有從紅色根據地和解放區來的幹部才能得到中央的信任和提拔。地下黨基本都被邊緣化和降級使用了。韓冰這個結果估計是劇情的需要，按理講她是參加過紅軍長征的老革命，僅僅被敵人抓住過一次就徹底失去了組織上的信任。估計柳雲龍也是在映射中央對那些曾經被敵人俘虜過幹部也同樣再不信任。對戰俘的不信任屬於中國近代曆史的一個很明顯的特征。 特別是共產黨軍隊。一旦被俘活著回來還不如死了更好。後來抗美援朝那些被俘的部隊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寧死不屈是共產黨員的一個堅定信仰，這種信仰裏沒有人性存在的空間。每個黨員都是組織上的一個螺絲釘，生死自己沒有決定權，隻有黨組織說了算。
可這樣對地下黨的的處理後來讓很多人失去了對組織上的信任，徹底傷害了他們曾經有過，對黨堅定不移的信仰。 《風箏》對後來人的教訓就是永遠不要傻乎乎地為了某種虛無的信仰，去給別人當什麽臥底特工替死鬼。忽悠別人去可以，但千萬別讓人家把自己忽悠去。為信仰而獻身這種高大上的忽悠，還是留給那些忽悠別人的人吧。
中共對地下黨16字方針曝光
據新華社原副總編輯穆廣仁披露，大陸政權即將易手之際，中共曾對在南京的地下黨員采取“降級安排，控製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十六字方針。這一方針受當時客觀條件影響，原件很難見諸於世。1949年以後的曆史事實早已明白無誤地證明，十六字方針並不是針對一時(“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剛“解放”的城市)的一種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地下黨員，從得勝的紅色陣營中暗地裏逐步排擠、清除出去的一個總戰略。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麽自反胡風、反右以來一直到“文革”，接連不斷的一係列政治運動當中，受害者曆來不限於黨外的民主人士和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大量昔年在“國統區”參加地下黨的熱血青年，都成了打擊對象。這十六字方針，就可以看作是破解這一曆史謎團的鑰匙之一。
以前，人們都曾聽說過，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前，對於潛伏在“國統區”的地下黨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在國民黨要害部門和軍隊將領中就有按照這一方針長期埋伏的精幹，在1949年政權易手前夕紛紛倒戈，顯示出這一方針的威力。香港新近出版的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更是爆出驚人史料，包括衛立煌、張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在內的國民黨高層人物都是“紅色代理人”。雖然，對於這幾個人是否真的是臥底，現在還存有爭議，不能定論。但是，可以肯定，中共地下黨確實在國民黨的心髒裏埋得很深，從早期的錢壯飛到後來的郭汝槐、劉斐等人，他們在隱蔽戰線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成為打敗國民黨的一張張有力王牌。如果單是從謀略上說，上述十六字方針真的是十分高明。
1949年5月，“百萬雄師過大江”，南京的易手固然是戰場的勝負決定的，但潛伏在南京的地下黨在各方麵所做的工作，毫無疑問也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軍事征戰。然而，當大局已定，勝利已不可逆轉時，中共中央關於如何處理南京市委領導的地下黨，有過一個十六個字方針：“降級安排，控製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經拿這十六個字問過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2003年謝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無感慨地說：“怕不止是南京，是對全國地下黨的。”
1949年以後的曆史事實早已明白無誤地證明，這十六字方針並不是針對一時(“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剛“解放”的城市)的一種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地下黨員，從得勝的紅色陣營中暗地裏逐步排擠、清除出去的一個總戰略。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麽自反胡風、反右以來一直到“文革”，接連不斷的一係列政治運動當中，受害者曆來不限於黨外的民主人士和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大量昔年在“國統區”參加地下黨的熱血青年，都成了打擊對象。這十六字方針，就可以看作是破解這一曆史謎團的鑰匙之一。
對於那些曾為紅色政權的創立甘冒生命危險的老人而言，這個“解放後”的十六字方針帶給他們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個多世紀，麵對聞所未聞的這十六個字，他們心中自然充滿了疑惑與痛苦。在尋找這十六字方針來源時，有一位作家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歲，身體多病，風燭殘年，已不能執筆寫信，隻能在電話裏回答他的問題。他從“微弱而有點破碎”的聲音中得知，大約二十幾年前，當M的右派結論得到改正，從下放的雲南偏遠農村返回昆明後，遇到一位中共西南局的老同誌，告訴了M這十六字方針，那人還親口表示，自己曾親眼看到過這十六字方針的文件。但事隔多年，M已記不起那人的姓名了。線索嘎然中斷，但這位作家相信這個方針的文件一定存在，而且一般的黨史檔案室中不會有。
這位作家從另一位友人S那裏又聽說，複旦大學有一位老人，上個世紀50年代在安全部門工作過，那裏的人曾告知這十六字方針。他就此事和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交換過意見，李普先生說，從這16個字的文風、氣勢看，是毛澤東的作品，從毛對知識分子一貫的偏見，從“解放”後發動的曆次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來看，這都是毛的作品。毛是有遠謀大略的，是從全局的大政策考慮的。別人沒有這個資格、也沒有這個膽略發出這樣的指示。
李普先生的分析後來得到了證實，答案終於找到了。這位作家從一位曾從事南京黨史研究的人那裏了解到，一位原江蘇省安全廳的負責人在查閱檔案時發現，確有這樣一個文件。當時是康生向毛澤東提出報告，說許多地下黨存在嚴重問題，南京、福建、廣西、雲南是重點，請示毛應如何處置。毛的批示就是這十六個字：“降級安排，控製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這個批示當時的下發範圍極小，隻發給了大軍區的負責人。所以，長期以來很少有人知道，包括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都未聽說過。有了這十六字方針，人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麽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一位1927年白色恐怖中入黨的老資格女黨員，在和橫渡長江的大軍會師後，在新成立的劉伯承、宋任窮為首的新南京市委中，雖然還安排了一個組織部長的位置，但很快就挨了批評，離開南京，先到上海、後到杭州工作，這正是十六字方針中的“降級使用”。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她被劃為“極右”分子，和丈夫沙文漢(時為浙江省長)雙雙墜網，成為著名的“沙陳”集團之首，是當年黨內職位最高的大右派。
1949年下半年，天下初定，即對南京地下黨展開了整黨，理由是地下黨“組織不純，反革命混進來了；許多新黨員是在國民黨大勢已去的時候發展入黨的，其‘動機不一，成分複雜’。”陳修良對於這些強加在南京地下黨頭上的罪名不服，曾和上級有過激烈的爭論，因此而挨批。當時鄧小平還在南京，在9月17日的黨支部書記和排以上黨員大會上做過一次報告，題為《忠誠與老實》，公開表示對南京地下黨的整黨是必要的，是中央批準的，南京黨組織不同意，不認真執行，是“無組織無紀律”。鄧在報告中強調，革命勝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軍，地下黨有功勞，但是第三位的。報告中嚴厲批評了南京地下黨的同誌對解放軍不服氣的情緒。(這次整黨實際上沒有查出一個貨真價實的所謂“反革命”，可是有100多個黨員受到“停止黨籍”的處分。鄧報告中列舉的“組織不純”事例，經查證都不屬實。此文後來也有沒收入官方出版的《鄧小平文選》。)
對於南京發生的情況，當時一定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作了匯報，這才有康生向毛請示對南京等地下黨的處理方針，才有了毛大筆一揮的十六字批示，但這決不是毛個人一時心血來潮信筆寫下的，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從鄧小平的報告看，包括鄧在內的中共高層領導當時完全認同這十六字方針，而且後來也是執行了這個方針。
1945年，在陝北的窯洞裏，毛澤東還沒有預見到四年後即可登上天安門城樓，但他在“七大”的口頭報告中就已明確地告訴全黨：“開國以後，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李銳先生當年就聽到過這個傳達。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來起草、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黨內指示更是白紙黑字，鐵證如山：“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公開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檔案館編)第十六冊收入了這一文件。可惜，羅隆基、章伯鈞等倒向左翼的民主人士做夢也想不到，他們這些“自由資產階級”在紅色政權迎來的將是滅頂之災，大網早已布下，與他們的聯盟、合作隻是暫時的，充其量是利用他們。現在，十六字方針的浮出水麵，進一步告訴世人，不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與共產黨聯合起來反對蔣介石的民主人士、自由資產階級們，即便是那些在國民黨眼皮底下不顧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黨的自己人，在毛澤東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拋棄的棋子。現實是如此嚴酷，如此無情，滿腔的熱血換來的隻是被猜疑、被戲弄甚至被虐殺的命運，“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這是一種什麽樣的“革命”？難道“革命”僅僅是某個集團或個別人登基的台階？難道權力的頂戴一定要用他人的熱血塗紅？
1949年以後，全國各大城市許許多多大學生、知識分子出身的地下黨員，以他們血淚人生見證了這一切，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他們中的多數人幾乎都未能逃脫“降級安排，控製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運(隻有個別幸運者例外)，從“潘漢年案”、“胡風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們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們在上世紀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對國民黨獨裁的學生運動中成長起來，但是他們滿懷希望迎來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們單純的熱情和理想，他們被救世主和紅色新朝棄如敝履，即使他們有幸熬過“文革”的長夜，他們一生中的大好時光也已耗盡，曆史留給他們的隻有一聲深長而無奈的歎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