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 - chapter19-2

2008年春，類似的、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又再一次爆發，這次是因西藏獨立在奧林匹克火炬傳遞時進行示威所引起。在反對漢人運動遍布整個西藏之時，中國日報將動蕩歸罪於英國在鴉片戰爭後對西藏的入侵。4月7日，當支持西藏的抗議民眾，在巴黎試圖從一坐在輪椅上的中國殘疾運動員手中奪下奧林匹克火炬後，從艾菲爾鐵塔開始的法國站的接力中斷了僅半個鍾；大約十天之後，平民中的民族主義分子在北京法國駐華大使館外，及至少五個不同城市的法國超市外聚集，“保衛西藏！天佑奧運！抵製家樂福！”的標語橫幅展現在東北沿海城市的示威中。“對法國帝國主義說不！強烈抗議英法在1860年侵略中國！”當認為西方在報道西藏騷亂時有反華傾向，中國公眾的憤慨益加高漲，十多位在華外國記者俱樂部成員收到死亡威脅。“我要把屎從那些用嘴放屁的人的頭上塞下去，外國記者滾出中國！”一篇登在人民日報所擁有的、人氣旺盛的新聞網站的貼子如是呼應；另一篇則寫道：“這些雜種讓我嘔吐，用他們來填平台灣海峽，他們象蒼蠅一樣——惡心。”那些對中國無閱曆或無興趣的人，現在開始麵對（親身或通過黃金時間新聞）澳洲、美國和歐洲城市成列揮舞的紅旗，及偶爾準備踢踹或毆打鼓吹西藏獨立的人。在美國杜克大學，中國人和支持西藏獨立的人之間，情況變得特別醜惡，一位建議雙邊舉行對話的中國學生受到中方愛國者的死亡威脅。相當一陣子，脾氣火爆的沙文主義看上去將注定變成這個即將成為超級強權的國際嘴臉，直到四川大地震才複蘇全球對其的同情。

在所有這一切進程中，一頭腦發熱的角色出現在中國公眾生活中：憤青（主要是男性）。僅管他們定期地擁到街上，但他們最喜歡的棲息地是因特網。在中共1989年後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是它運用新科技為己服務。必然的，大量的年輕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心中會由舊式的、傳統的媒體方式所喂養：以2006年中國學者頗負爭議地稱之為“狼奶”的、中國民族主義選擇性的課本。我所遇到最年輕的自稱憤青，是一來自北京的十六歲青年，他告訴我他在十三歲那年，在他初中現代曆史課上，開始變得憤怒。一位23歲的青年在2006年觀察到，“我們學校教導我們中國的苦難是西方國家所帶來的，我們都是強烈的愛國者。。。我們注定要變成憤青。”但對於極端的愛國者，中國的因特網也變成一關鍵的虛擬聚會處：自1990年代後期，每次民族主義的閃點都是在因特網上被激發、或在網上組織的。

在超過一個年代時間裏，中國政府一直是世界上最勤勉的因特網審查員，通過它的“防火長城”，控製公眾對因特網上的信息的訪問：數台服務器監測著中國因特網與外界接口的網關，以便封堵敏感的國外網站。然而，僅管這個政權對因特網上提供交換政治信息和觀點的自由論壇感到緊張，它一直容忍甚至鼓勵憤怒的民族主義的爆發，以期反外的情緒會湮沒到國家所主導的愛國主義中去，而且在表麵上，這場賭博已有斬獲。在1999年的抗議活動後，人民日報設立了“強國論壇”：一個專為民族主義分子的張貼貼子的官方渠道。在2001年中國戰機與美國間諜飛機在南海上空相撞後，論壇上充滿了因事件而狂怒地反美的貼子。注意到許多中國因特網用戶主要是玩遊戲，宣傳部門確保正在成長的一代能用他們的休閑時間來提高他們的愛國主義的本能。例如，在2000年，一已被官方製裁的新聞網站特別推出遊戲，網上用戶可在遊戲中擊打李登輝（監督1995年島上第一次民主選舉的台灣總統），給他貼一個可笑的鼻子，或在他從飛機上跳下時向他射擊。1997年香港回歸接近時，一軟件公司推出鴉片戰爭遊戲，玩者在虛擬世界與英國人戰鬥，手冊寫道：“讓我們用智慧和勇氣，去根除那些該死的侵略者吧！”

未曾料到，怒氣衝天的年輕男性這一品種的出現，增強了中共所要傳遞的信息。在該年代中期，流行的民族主義以係列暢銷讀物形式充斥書店，譴責西方企圖“抑製”甚至“奴役”中國的黑暗陰謀。張小波，早期係列書《中國可以說不》的聯合作者，是一難以置信的、國家正統性的支持者：他在1980年代崇拜西方，1989年因與抗議活動有關聯而被短暫監禁。《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對美國媒體抹黑中國的陰謀的控訴）由一群年輕、西化的學者（一位是一所美國大學的教授）。“我們和黨沒有任何關係”，張抗議說——他現在是一非常成功的獨立發行人，野心勃勃地準備在十年後出版中國的第一份色情雜誌。

1990年代後期，因特網開始在中國起飛，小布什總統信口開河地預測“自由的精靈從瓶中出來了”，十年之後，隨著信心十足的共產黨政府在主要問題——人民幣貶值，哥本哈根多方協議，言論自由上——藐視西方政府——此舉明顯地為中國網民歡呼，因為他們將每次衝突定義成帝國主義試圖壓製中國——這種樂觀開始看上去消失了。中國政府和它的網民越是在西方詭計上糾纏不放，這些行為就越來越在英國人和美國人心中燃起對過去的黃禍的擔憂。2010年1月，在超過三十年代市場改革和十多年的因特網之後，中西關係似乎仍被鴉片戰爭綜合症鬼影所籠罩。

2007年冬，在北京的我發現自己有一些空閑時間，於是我決定自己也趕趁著這愛國主義教育的熱度：去看看是否它真在製造充滿憤怒的沙文主義者。於是我安排去旁聽一些高中曆史課，申批出乎意料的直截了當；如果我是一中國學者想在英國做同樣的事情，恐怕要花數星期甚至數月去等待有無犯罪記錄審核。一位三十來歲、有著一所美國大學學位、聰明幽默的教師朋友，打電話給幾個他的朋友，然後回電給了我好幾個電話號碼，“打個電話給他們，他們會告訴你何時去。”

十一月的一個早上，我提前趕到那所學校，另一位年輕、滿臉微笑的教師在大門口迎接我，將我帶到教室。“政治上高中曆史教育非常重要。”在我們去教室的路上她對我說，“絕大多數人在此獲取現代曆史知識。” 課程，是有關鴉片戰爭，真正是毫無情感色彩地開始，莊重地敘述了英國人走私毒品和損害中國人民尊嚴的卑劣行徑，展示了一些社會主義寫實派的雕塑圖片，描繪著肌肉發達的中國人反抗的情景。講解伴隨著險惡氣氛的配樂，有一點情感觸動，不同於我記憶中，曾象少年一樣所上的曆史課。“忘記曆史就是背叛”，幻燈片提醒著學生們，以防他們尚未聽過百遍這個說辭。

但在隨後的15分鍾的討論中有些令人驚愕，在討論中，要求學生們就中國為何失敗，及戰爭對中國的影響進行辯論。一位愛在課堂裏逗趣的學生，象是很費勁地站了起來，“如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他故意以一副政治正確的腔調講起來，引起同學和老師一片喧笑。當笑聲停下來後，他講出他的觀點，“我們之所以失敗是由於我們太虛弱、太閉鎖。”他的同學們同意地說，“我們中國人的問題是，”另一同學接著說，“我們沒有脊梁骨；我們全都一直讓鴉片麻醉著。” 第三人說，“我們的武器落後於西方三百年，我們沒有海戰經驗，太過膽小、太落後、太自我封閉。”

僅管宣傳部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試圖構造一個中國是受害者的現代曆史，鴉片戰爭的紀念仍然充滿自我厭惡的情緒。“我們製作了《複興之路》，是因為僅管我們解決了導致戰爭的基本問題——閉關鎖國就會倒退，倒退就會挨打——還有許多其它事情，象是國家財富和實力、民主、和諧和文明，我們尚未做到。我們不是因為這段曆史而糾纏它，而是為了向前邁進，為了告訴中國人民要不斷學習新東西。。。那場戰爭將中國以外的世界展現給我們，我們開始學習他們。” 《複興之路》的導演（一充滿自信的四十來歲名叫任學安的男子）告訴我。

有關愛國主義教育的不同觀點之間事實上是非常分裂的。處於聖戰第一線的曆史教師們焦躁不安，僅管勤勉地提醒“世紀恥辱”，“今天的年輕人不是很愛國”，一位教師向我報怨著，“他們自私，沒有責任感——他們不會擔心和考慮不平等條約之類事情，他們中間一些人甚至不知道什麽是庚子賠款！什麽對他們都不重要，除了高考。如果你對他們說要愛國，他們根本不予理會。”在一節課結束後，一群十六歲的北京學生對我說他們討厭現代曆史——太過黑暗和壓抑。“他們都喜歡古代史，”他們的老師告訴我，“他們喜愛古典文學和帝王將相。”我也觀察到北大推出一些新強製性的現代曆史課程（替換舊馬克思列寧主義課程），不久，唯一讓我不在課堂裏打嗑睡的方法是坐在教室後麵，記錄那些明顯睡著了的學生的數量（一些就坐在前排）。

對一些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景點參觀，透露了不僅僅是學生對這個教育缺乏熱情。證明我的看法的一個例子是鴉片戰爭博物館，館員們兢兢業業地努力激發來參觀的人們的情感，通過啟發性的標題來告知此戰爭不公正（‘英國殖民者試圖以卑鄙的武裝入侵和鴉片走私來打開中國的大門。。。中國人民在反抗侵略的鬥爭中所表現出的崇高的民族氣節和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顯示出我們的民族精神永遠不會消失。’）及表現鬥爭的三維藝術作品：人們的注意力特別容易被一過分渲染的蠟塑作品所吸引，作品表現的是一座炮台的爭奪戰，一位赤手空拳的中國人與一位全副武裝、垂死的英國士兵在地上扭打著，中國人手舉著一塊石頭，將要將這英軍的腦漿砸出來。

然而，在博物館外的海邊，一日遊的遊客們似乎未受到170年前所發生的事件所幹擾，他們拿出所帶的點心和飲料，在未能保護中國免於英艦進攻的炮台陰涼處，將球扔來扔去，踢著毽子；遊客們對享受幾個鍾的海邊時光比凝視民族悲劇更感興趣。最大且最易進入的是威遠炮台，就座落在海邊：巨大的炮管從長長的海堤間隔地向外伸出，在好幾處，身著緊身短褲的年輕女郎騎跨在大炮上，讓人給她們拍照。我向一位正在看著他的夥伴們爭搶大炮位置的年輕男子詢問參觀感想，“我。。。呃。。。我不知道，我沒有想過。”我想刺激他一下：“我是英國人。”“真的嗎？我聽說英國非常先進。”我想另開話題：“抗英紀念館裏所說的英國（另一處鴉片戰爭愛國教育地點），你要我向你道歉嗎？”“哦，這個，那都是曆史了。”甚至國恥的旗艦紀念碑——圓明園遺址——它的效果也是不足的，“哦，是的，我很氣憤。”一男生參觀者對我說，幾分鍾後，他拍拍我的肩膀問我來自那個國家，和在英國學習法律有什麽樣的機會。

對於不時地在西方媒體頭版上成功贏得注意力的年輕的中國民族主義分子，幾乎所有與我交談過的城市中國人均因他們感到尷尬，拒絕承認這些人代表著主流。在任何一例中，絕大多數中國的愛國者，沒有與西方劃出一條清晰的分界線。相當多憤怒的中國網上民族主義分子——控訴中國遭受西方和日本的“侵害”——屬於毛澤東之後時代對外開放、由此而產生的財富和機遇最為踴躍的攫取者。1999年流傳著一個笑話，說在北京美國大使館外的示威者，用簽證申請裹在石頭外投進大使館院子裏。所嚐試的對憤青的采訪，常常被他們的去西方留學或發表文章的熱切谘詢請求而偏離主題。我的一篇采訪記錄裏，我的采訪對象說他已準備好派他的人去大英博物館，去要回那些從圓明園搶去的珍寶；此時正當星巴克向顧客提供聖誕免費咖啡，在他興高彩烈地從一位女服務員手中接過咖啡時，他的講話中斷了。實用主義，至少和愛國主義一樣，是當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宗教信仰。

 

僅管中國的宣傳部門害怕大眾會遺忘所受的愛國主義教育，它們也焦灼不安地擔心這個運動也許太過成功：民族主義的憤怒也許無法控製。

倒退回2007年，我親身碰到了憤怒的中國青年中的一位：一位高個子，身材細長，一頭長且亂頭發的新聞記者，我稱他王寧文（不是真姓名）。我第一次碰見他是在一間名為“烏有之鄉”的獨立性書店，就在北大西門外，書店以左翼民族主義分子聚會地點而聞名。他在一群討論李安的奧斯卡得獎作品《色，戒》中的愛國主義問題的人中。該片是一部充滿色欲的二戰期間日占上海的故事，影片中的女性抗日工作者，獻身於她原要幫助暗殺的漢奸。討論可充分預見地起始：所有發言者均同意，影片是“對中國人民的汙蔑”，一個“漢奸電影”，“一種性方式傳播的皮膚病”。僅管這些出格的譴責，情況有一點令人驚詫的變化，這些發言的人真正所擔心的，不是好萊塢的政治派別醜化中國愛國主義的陰謀，而是完全沒有骨氣的中國政府對這部電影的反應。為什麽他們不禁演這部片子？“那些電影審查在做些什麽？”一個發言者責問著，博得熱切的掌聲。中國問題，這群人認為，是內部的叛徒，而不是外部的敵人：“買辦勢力”在政府核心，他們勾結西方和日本；他們認為中國如果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是殖民地的話，中國會更好；這些中國的“資本主義走狗”在將中國變成西方的“二奶”。讓我感到吃驚的是，僅管發言者們不愛西方（我從他們中間的一個得知，西方文化是“獸性的——它將人們變成野獸。西方幼稚、野蠻並具有毀壞性，中國有文明”），他們的主要爭吵是針對當前的中共領導層。聚會表麵上是譴責一部大陸以外地區所拍的電影，他們的怒氣迅速地反彈到中國政府身上。

幾天後我約見了王寧文，討論一下他的世界觀。（作為安全測試，我在電話上建議我們在星巴克會麵，以測試他反西方的情緒，看看他對國際性拿鐵的愛會不會超越他的愛國主義原則。）我們剛拿著咖啡坐下，他就開始傾吐怨氣：“所有中國問題均與外國侵略相關，開始於鴉片戰爭。。。英國人走私和偷竊——他們的行為讓人惡心。。。這段曆史要清算。。。中國堅持要日本道歉，他們也應要求英國道歉。”但他非常清楚問題的根源在哪裏：中國自己的政府的怯懦和背叛。在中國沒有愛國主義教育這回事，他對我說，“它是如此無聊以致我們都恨它——我稱其為反愛國主義教育。。。普通的高中生不會記得西方的行為有多壞——他們隻知道日本、美國和歐洲的東西好。。。今日中國的主流想以西方樣式的現代化和文明來替換民族認同。。。今日的中共整個就是一群叛徒。”

他對袁偉時2006年在冰點所發表的對中國曆史教課書的批評怒火衝天：一個中國學者怎麽能和西方帝國主義聯盟？這純粹是背叛——他在褻瀆自己祖先的墳墓。。。他應當被淹死在臭雞蛋和吐沫裏。。。也許應將他家搗毀，這是萬全正確和恰當的作法。但盡管冰點被政府關閉，王寧文深信兩者是同謀：“袁的文章是為當前的中共服務的，他和陰險的官僚們是一夥的。”在我們談話結束時，王寧文也問了我一些問題。第二天，他受邀將前去英國領事館麵談有關赴英學習的獎學金，他想知道如何才能最好的展現自己。我的建議是“最好別提（鴉片）戰爭”，他一定是控製了自己，因為他拿到了獎學金。

王寧文激烈的反西方的民族主義，由此看來，是一奇特的雜交品種。在整個咽下中共所構建的憤怒、受害人式地自問自答的鴉片戰爭的敘述同時，它本身更加令人擔憂地與當前的共產黨政府相對立。王寧文本人畢業於北京大學，國家文化精英一份子，在總體上，憤怒地攻擊當局在文化大革命和現代曆史上的一家獨言。“他們不想讓我們記住現代曆史，”他蔑視地評論《複興之路》，“他們隻想要我們認為現在多麽偉大。” 任學安——本時代卓越的共產黨的媒體機構的代表，讓王寧文極其不喜歡——不讚同憤青的愛國主義：“我們應容忍不同的聲音，但他們對曆史的看法是錯誤的，無法激起今天中國許多人的共鳴。”

當局用“國恥”吸引如此多的注意力的原因之一，是它非常忌憚中國人回憶起毛澤東時代的人為災難，但轉移到民族主義中的大眾怒火，也提醒了當局文化大革命期間無政府狀態下的民間暴力。任學安向我解釋為何尚不能記念不久前所發生的內部災難。“鴉片戰爭是國際問題，而文化大革命是個國內問題。中國不得不用自己的方法對付內部的動亂。。。因為中國人民沒受過民主教育。如果我們說，讓我們現在坐下來討論文化大革命，算所有的舊賬就意味著我們不久就會有一場新的內戰——就和法國大革命一樣，那會是非常可怕的。”

對於所有國家定義的愛國主義的倡導，因擔心失控，中國政府有理由精神緊張，對日態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明顯地，在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強調曆史創傷的幫助下， 89年之後的狀態，醞釀產生了反日情緒。在毛澤東時代，與日的“和平、友好關係”一直是國家政策——不要戰爭賠款和無需為戰爭道歉。相反，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對日敵意與中共擴大公眾對二次大戰的紀念而成比例地增大。2001年版的高中曆史教科書，對所有曾侵略過中國的國家，除了日本，均降低了舊版中馬克斯主義式的反對帝國主義說教。到了2007年，教科書裏覆蓋著鴉片戰爭的篇幅，將充斥邪惡英軍搶劫的圖片，從18頁縮減到概略的4頁；相反，有關中日戰爭的篇幅，保持讓人怒火中燒：“燒、殺、奸淫、搶奪——沒有一件壞事日本沒做”，正對著一幅照片標題寫著，照片上是一個獰笑的日本兵，站在被屠殺的中國人中間。“日本在1931到1945年間使中國人民遭受了何種苦難？”這是一篇作文題目，指示學生去尋訪受害人。

顯然由於這個愛國主義教育的結果，2005年春天的反日示威——由網絡上的活動分子煽動和組織——在中國的主要城市爆發，抗議日本新教科書（及其它事情）掩蓋戰爭時期在中國的暴行。僅管這一運動開始時與政府所發起的目標是一致的，很清楚的是，抗議迅速地由官方控製轉到各地民間自發性的團體手中，當抗議蔓延到第三個周末，當局的預先通告中出現擔心的調子：“以秩序的方式表達情感”；警察在網上警告要去示威的人，所有上街遊行必須得到當局的批準；並命令那些著名的民間運動者呆在家裏。隨後不久，一政府的主要報紙譴責這個反日示威是“惡毒陰謀”，有著“不可告人的動機”，試圖搞垮共產黨——一個正常的示威活動顯而易見地沸騰過度，成為民權運動並且潛在地有顛覆政府的行為。

直到2009年，中國最激烈的反日民族主義者（大中華反日聯盟的創辦人）是一個名叫郭泉曾任過刑事法官的哲學教授，他在2005年因破壞一被指控與日本海盜相勾結的明朝商人墳墓，而瞬間成為名人。2006年，他的情感開始將他引向一新的、反政府的方向。“我反對日本，”他在網上寫到，“但也反對中國社會的缺乏民主、自由和人權。”到了2008年，他更進一步，公開號召政治改革，成立了中國新民黨。2008年11月13日，他以顛覆國家罪被捕，他的計算機、銀行卡和手機被沒收；2009年10月16日，他被叛處十年徒刑。

令人好奇的是，這些當代中國最難以自控的民族主義分子，他們的怒氣是如此容易轉向去反對他們自己的政府和人民。對日本拒絕就二次大戰進行道歉，或釣魚島主張的不滿，常常盤旋上升成為對中國政府的暴怒，認為它未能捍衛國家尊嚴或蔑視無關緊要的普通大眾。政府在2006年對冰點的強硬立場，至少部分的動機，是想舒緩網上民族主義者因冒犯文章的批叛性的自由主義所引起的怒火。2008年家樂福前抗議爆發兩天後，中國當局進一步挫傷他們民族主義的熱情，“網上用戶對西方國家情緒激烈，”政府網管提醒著，“這種消息呈現擴散的趨勢，如不製止，會進一步導致事態失去控製。”“你們內心是愛國的，”國家安全部門對一幫反對西藏獨立的年輕示威者說，“但你們不能幹擾社會秩序和交通。”今天中國人的愛國主義不得威脅社會的穩定，或嚇走外國的投資——這是實現1989年之後的中國經濟奇跡和說服大眾繼續信賴共產黨的智慧的關鍵。對於中國現今的統治者，世紀恥辱是個敏感的平衡工具，適當地控製，公眾對鴉片戰爭和其後的帝國主義行徑的記憶，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政治上正確的釋壓閥，用以排放中國嚴密控製的公共區域裏的強烈情感。管理上的不小心，同一情感會灑出來，成為某種危險的顛覆活動。

當今中國和其當前的民族主義的澎湃，因而也並不是完全符合中共心意般地穩固和強大單一的，2009年夏，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其細致地描繪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裏指出，再過數十年，西方的衰退（伴隨著的是它的自由化的民主）和一個無法阻擋、極可能獨裁、種族主義的中國的崛起，它自視自己是一個“文明國度”：同一族群，在過去2000年（至少）一成不變，深信自身較之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優秀。但在政治評論員擔心“崛起的中部王國和西方世界的結束”（該書的次標題）的前景的同時，其他的中國問題觀察家們不這麽看。在該書出版六周後，政治和環境記者伊莎貝爾-希爾頓（Isabel  Hilton）指出，穆斯林人口占統治地位的西北省份新疆，爆發了種族暴力，衝突中，數百名漢族定居者被殺或受傷。政府施加了令人緊張的武警控製，整個區域實施通信限製，網絡和手機通訊被切斷。希爾頓爭辯反對“中國政府所愛講的一個故事：中國是世界上最古老、未曾間斷、一成不變的文明（長短按當時的激情而變化著，從2000年到神話般的5000年）。。。更為準確的描述，應是一個新近擴張的陸基帝國在掙紮著證明自己。”因有大量的社會和政治不確定性幹擾著這個二十一世紀想當然的超級大國（以數以萬計的“群體事件”型式——罷工、上街遊行等等——每年都有發生；單以2009年第一季，據估計就有58000起），圍繞著愛國主義，似乎加劇了它的信心上升。

中國在第三個千禧年裏，（就像它在十九世紀裏一樣）與凝聚在一起一樣，有著同樣多的分崩離析的理由：銀行業有如篩子洞一樣的滿是壞賬；就業和為龐大的、快速衰老的勞動力提供養老金的挑戰；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按照中國的估計，早在1994年就達到潛在的不穩定水平）；政府腐敗（在2009年末，一份中國報紙直指國家的群體事件的發生，是政府官員通過“拆遷”來 “盲目地尋求效益”）；環境惡化。一致的看法是這個國家在過去的三十年裏，在相對寬鬆的環境下，取得不同尋常的增長；但接下來會怎樣，沒有一致的看法。

 

在170年中，鴉片戰爭和其輪回的來世，在中西關係上投下了陰影，雙方均為各自的目的篡改了曆史記錄。十九世紀富有影響力的英國人，因貿易逆差上的一個基本問題，辛苦地製作了一個合乎道德的戰爭理由：將戰爭重塑成文明世界被“非正常地”奉行孤立主義的中國人，所觸發的一場衝突。二十世紀中國的建國者們加入了這場指責遊戲，反過來將這場戰爭改造成他們國家一切問題的根源：成為一個黑暗的帝國主義陰謀，妄圖奴役一個統一的、英勇抗爭的中國。相比之下，戰爭本身的真實性，閃爍出混亂、多民族的滿清帝國深處諸多斷層: 統治者們不成功地竭力督促他們的官員、士兵和臣民們對抗外國敵人。

西方公眾對戰爭自我辯護的立場，是基於道德上的內疚，這種內疚煽起了對中國國家和人民的恐懼及緊張，鴉片成為西方人瀆職和嫁罪於中國人的汙穢標識，產生出缺乏理性的黃禍疑雲，這疑雲今天仍然出沒在我們媒體內容裏。同時，在中國，鴉片、戰敗和帝國主義製造出一個對西方憤怒、自我厭惡和務實性讚賞的不穩定組合，這個組合在中國愛國主義者心中繼續不安地共存著。

西方國家如英國，是否因中國人傲慢地拒絕給予他們足夠的注意力和尊重，從而攻擊中國人；他們為其所作所為而強烈地自我抨擊，或神經質地癡迷於中國的報複，保持不變的一個錯覺是：西方是中國所算計和對付的中心。但無論是回溯到十九世紀和現在，中國的統治者們主要專注於內部事務，而不是對外關係。拒絕從中國的特權階層的角度去透視這些問題，使得英國在十九世紀走向戰爭，也在二十一世紀早期麵臨將關係推向對立的危險。

在1839年，滿清皇室因對社會不安定之擔憂而過於分心，以致於對西方的貿易要求主動地作出了獨斷的回應；英國的解讀這一政治麻痹為根深蒂固的仇外心態。2010年，情形看上去沒多大區別，中國政府拒絕在氣候變化上立法，因它會減緩發展；在控製社會上的生硬立場和在國際貿易問題上的厭惡妥協，如加強（人民幣）元與美元的兌換率（因而使中國產品出口較貴，它國進口減少），從而激怒了西方國家。“當今的領導階層，”中國問題觀察家，喬納頓-芬比（Jonathan Fenby）在2010年觀察到，“僅想在國家垮掉前退休，他們的擔憂有時會導致與西方的衝突。以對元的重新估價問題為例，它會有很多好處：減少與美貿易衝突，進口貨物較便宜。但他們擔心會危害經濟發展，或看上去是向西方投降——中國公眾的呼聲也許太高了。”對於國家自1920年代以來就係統地策劃的（在1989年後又賦予了新能量）、刺耳的反西方的民族主義，則經常威脅著要突變成反對政府的不同聲音。

從鴉片貿易時代到因特網時代，僅管不斷增加接觸、學習和相互同情的機會，中國和西方一直在激怒和誤解對方，進入二十一世紀十年了，十九世紀仍伴隨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