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的兩維空間
我喜歡無聊的事情。而且，我隻做我喜歡的事情。
毛澤東的拆墓情結和後新冠的中國神權社會
十年拆墓
1955年11月到第2年的2月，毛澤東大部分時間都住在杭州的劉莊今天的西湖國賓館。一天毛忽然對陪同的浙江省委書記江華說：“西湖邊的墳墓太多了，這些墳墓可以拆遷一下埋到郊區去，讓死人也過集體生活不好嗎？”於是江華立即組織拆墓。首先把劉莊附近的墓地全部拆走。然而進一步的拆墓行動卻受到杭州市的很大的抵觸。杭州西湖邊自古以來名人墓葬眾多，都是寶貴的曆史遺產。當時許多民主黨派人士紛紛向周恩來提意見，周隨即製止了這場運動。已拆的墓又遷了回來。
1964年，胡喬木因為嚴重的精神衰弱症來到杭州休養，在西湖的汪莊住了一年又三個月。64年秋，胡寫了十六首詞，其中一首“習作”即《沁園春·杭州感事》，鼓動階級鬥爭，具有強烈的政治性。胡被稱為黨內才子，似乎在1964年敏感的嗅到了什麽。這一年年底他專門將沁園春詞作給浙江省委書記處書記林乎加、省委常委兼秘書長陳冰看。胡告林陳，主席在西湖劉莊眺望，見古人墳墓，與鬼為鄰，很不高興！
江華對胡喬木的指示不敢輕怠，隨即召開書記處辦公會議正式決定拆墓，命省有關部門和杭州市委書記王平夷、李元貞、陳俠及市長王子達火速執行。12月2日夜，浙江省、市黨委組織和政府，發動有關部門人力和器械設備，並責成省委政法委員會書記王芳、公安廳廳長呂劍光調用大批勞改犯人，在探照燈下，先在西湖孤山、西泠橋、白堤附近平毀古墓三十座。
12月2日，胡喬木將三首沁園春詞和一封信送到北京呈送毛澤東。信中胡報告毛，他已就詞沁園春與浙江省委領導交談，稱“省委決定對西湖風景區進行改造……把蘇小小墓等毒害群眾的東西加以清理”，胡信中又說“這是您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張，在現在的社會主義高潮中總算有希望實現了。毛澤東在此批注：這隻是一個開始而已。
1964年中國的政治氣氛與1955已經完全不同了。
1965年1月1日，經毛主席指示，《人民日報》發表胡喬木詞十六首，《紅旗》雜誌也於1965年第一期同期發表。《沁園春·杭州感事》送毛潤正時，毛將胡的原詞末句“土偶欺山，妖骸禍水，西子猶汙半麵妝。天共我，吼風奇劍，掃汝生光”改定為“誰共我，舞倚天長劍，掃此荒唐”。毛澤東在旁注稱：“杭州及別處，行近郊原，處處與鬼為鄰，幾百年猶難掃盡。今日僅僅挖了幾堆朽骨，便以為問題解決，太輕敵了，且與事實不合，故不宜加上那個說明。至於廟，連一個也未動。”中共浙江省委知道胡詞來龍去脈，吃透上方精神，決定加快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廣度與深度。此前，於12月下旬起已發起第二波行動，並於1965年元旦後掀起第三波拆墓拆廟的革命高潮。
曆時十年，毛澤東為了的拆墓情結終於解開了。
1966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中國大量的佛廟、古墓和文化古跡被紅衛兵小將搗毀。
1955年的合作化運動
然而，毛澤東並不是一個任性胡來的人。他一直有著常人難以企及的深遠思考和宏大的戰略格局。他許多貌似不經意的談話實際上都是內心思考的反應。如果我們仔細體味，毛澤東1955年的話中似乎有一股怨氣。這樣就需要我們回顧一下1955年。1955年是中國農業合作社運動的關鍵一年。新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自1953年至1956年對生產資料所有製進行了的社會主義改造，它包括“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其目的是改變生產關係的性質。
私有製的改造，公有製的建立是新中國曆史意義最為深遠的一件事情了。它不僅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公有製的國家，更重要的是它為中國人建立了公有製的概念。從此中國人的概念公有製成為了一種解決的選項。今天遇到某些社會問題時，中國會有人想到公有製，但是在美國無論遇到什麽樣的問題人們根本不會考慮公有製這樣選項。對於他們，公有製是一種天生邪惡的製度，他們很難想象人放棄私有製放棄占有地球土地的生活會美好甚至更美好。如果客觀分析當年新中國的公有製，它並非一無是處。實際上，公有製具有許多合理性、獨特性和積極的意義，而公有製的失敗也是有著許多複雜的原因。人們往往忽略的是，今天中國經濟的騰飛仍然是建立在公有製基礎上的，而非完全的西方自由市場經濟。今天中國的自由市場經濟並不完全等同於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甚至它們有著深刻的本質的不同。如果同質競爭中國很多如此快的趕超，並且在接近西方時，他就應該出現同樣的問題而減速。同時，未來隨著科技的進一步的革命性發展，公有製仍然有複興的可能性，尤其當機器替代人類工作，社會出現日益增長的結構性終身失去工作機會的人群，即生產活動逐漸與人分離的情況下，公有製可能就會成為人類的必然選擇，而那時可能人們才會完全理解新中國1950年代所有製改造的社會實踐意義。當然在1950年代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潮中的人們，並不會知道這些，他們麵臨的是現實和理想間的種種錯綜複雜的矛盾、衝突與危機。而今天人類私有製也並未終結。
但是，在1955年初，各地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紛紛出現了冒進的現象，為原本生產力水平及其低下的新中國的農業帶來很大問題，影響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因此，中央內部出現了反對的聲音。在這一年的1月2日夜，毛澤東乘專列下河南調研合作化問題。6日返京。然而，在他離京後中央政治局舉行了會議討論農業合作化的發展。從組織製度來看，這毫無問題，也是合情合理。但是，考慮到新中國的具體語境，這一事件就變得有些難以言說的微妙。
1月4日，中央農村工作部的負責人鄧子恢向周恩來和中共中央報告了發展農業合作社計劃的執行情況，並向中央建議：一，製定一個全國性運動的指導性章程；二，建議將合作化運動轉入控製發展、著重鞏固階段。當時周恩來主持了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整理了《關於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於1月10日由劉少奇簽署發出。這時的毛澤東已回到北京，但沒有對此通知進行批示和評論。因為浙江省是中央合作化整頓的重點，3月下旬，江華在北京出席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期間，鄧子恢和譚震林邀請他對浙江的合作化進行了討論，之後寫成《對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見》，於3月25日，以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名義，電報發往浙江省委。對於這個報告，陳伯達回憶毛當時並不讚成。並在1955年7月31日批評此文件：“浙江由於采取所謂‘堅決收縮’方針（不是浙江省委決定的），一下子就從53萬個合作社中解散了1.5萬個包括40萬戶的合作社，引起群眾和幹部很大不滿，這是很不妥當的。這種‘堅決收縮’的方針，是在一種驚慌失措的情緒支配下定出來的。這樣一件大事不經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當的。”
1955年11月1日晚9時25分，毛澤東再次乘火車南下，到杭州等南方地區調查農業合作化運動和農業生產的情況。顯然，這樣的調查仍然難以發現問題的真相。12月底，毛澤東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了序言，在序言裏毛澤東說農村合作社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這一年裏他提出要反對右傾保守主義，加快社會主義改造，工業化和各項事業的發展速度。於是，進入1956年，合作化運動沒有縮、減，反而更紅火的發展起來，到1956年底參加初級社的農戶已經達到總農戶的96.3%，基本上實現了完全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由農民個體所有製到社會主義集體所有製的轉變。當然，以當時中國的生產水平和生產管理水平，這樣的人為急劇的改造造成了農業生產的巨大破壞。
即便到新中國的年代，對於毛澤東而言，要了解真相一直是非常困難的。這裏有一個信息技術、科學評價體係、開放的輿論等一些技術的原因。也有毛澤東是以詩人的文學思維治理國家的原因，這使他看問題時很難客觀。同時，新中國又沒有建立起現代化的社會體係，是一群從沒有經曆過現代化城市生活的農民突然間要把一個有著5000農耕曆史數億農民的極其貧困的農業化國家改變成一個與美帝國主義和蘇修抗爭的城市化的現代國家。
新中國的1964年
60年代對於整個世界是動蕩的十年，也一個影響深遠的十年，對於新中國是一個關鍵時期。而1964年又是整個60年代的一個關鍵點。
1964年，從2月開始中國開展工業學大慶運動、農業學大寨的活動。活動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2月9日、29日，毛澤東分別在談話中批評了“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他說：我們黨內有少數人主張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對帝國主義和、對修正主義和、對各國反動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黨。另一個部是統戰部，它是同國內資產階級打交道的，但是裏麵卻有人不講階級鬥爭，要把資產階級的政黨變成社會主義的政黨。每個部都找得出這樣的人。例如農村工作部裏就有一個鄧子恢，他是中央委員，還是副總理，卻主張單幹，實際上不要社會主義農業。這些人在國內也主張“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一包是包產到戶。目的是要解散社會主義的農村集體經濟，要搞垮社會主義製度。“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國內綱領。這些搞修正主義的人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除此以外，每個部都有，每個省都有，支部書記裏頭更多。
了解毛的這段話對於理解鄧小平日後的改革開放非常有意義。鄧小平的改革的思想和實踐不是憑空突然而來的，早在新中國的60年代中國就開始了最初的改革的嚐試。而在蘇聯，斯大林去世後，赫魯曉夫即開始了全麵的改革，但之後被保守派政變推翻。中國的改革中1964年後，被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給否定了。了解毛澤東在這十年間與反對的力量一直在博弈，其對立沒有消解反而持續加強，終於在1964年由於國內外的壓力而激化。
2月13日，毛澤東談到了教育改革問題。毛澤東在座談會上說，“教育的方針、路線是正確的，但是方法不對。我看教育要改變，現在這樣還不行”。“學製可以縮短”、“課程多，壓的太重是很摧殘人的。學製、課程、教學方式、考試方法都要改”。“我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要有娛樂、遊泳、打球、課外自由閱讀的時間”。“現在的考試辦法是用對付敵人的辦法，實行突然襲擊，題目出的很古怪，使學生難以捉摸，還是考八股文章的辦法，這種作法是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毛澤東還舉了孔夫子、李時珍，富蘭克林、瓦特、高爾基等自學的事例，提倡自學的精神。
3月3日，林彪在日記中記載：毛澤東與林彪密談：是福還是禍？毛囑：要我關注政局在變化，要我多參與領導工作。又問：上層也在學蘇聯，搞修正主義，怎麽辦？中國會不會出赫魯曉夫搞清算，搞了怎麽辦？毛認為被人架空，這個人是誰？我吃了一驚，冒了一身冷汗。一場大的政治鬥爭要來臨。
4月12日，首顆原子彈試爆方案細節決定後的第二天，毛澤東親自修改了給赫魯曉夫七十壽辰的賀電。賀電原來準備寫上分歧和爭論，毛澤東改成“〔分歧〕隻是暫時的，一旦世界發生重大事變，”他就會跟赫魯曉夫“共同對敵”。對赫魯曉夫，毛澤東親筆加上“親愛的同誌”幾個字，結尾處還著意使用中蘇友誼鼎盛時的套語：“讓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在我們的團結麵前顫抖吧，他們總是會失敗的。”然而，在中國原子彈爆炸前兩天，蘇聯政變赫魯曉夫下台了。但是，接下來的勃列日涅夫是一個守舊僵化的官員，後來對中國更加強硬，一度曾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部署上千枚原子彈。
5月10日、11日、13日，毛澤東連續三天聽取國家計委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編製匯報。這個計劃是由劉少奇、鄧小平主導，以解決吃飯、穿衣和日用百貨為第一位的。那時的中國還處於極度貧窮的階段。但毛澤東否定了這個計劃，提出了一個新的大戰略構想：三線建設。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時毛澤東提出：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工業是一個拳頭。會議期間，6月6日毛又強調指出，農業、國防是拳頭，基礎工業是屁股，“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5月中到6月中，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提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問題。
5月，《毛主席語錄》出版。這是一件對中國意義極為深刻的事件，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6月8日，在中央高層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使用“中國的赫魯曉夫”這個字眼用指劉少奇。 6月27日，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又一次提到裴多菲俱樂部。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轉甘肅省委和冶金部黨組《關於奪回白銀有色金屬公司領導權的報告》。1963年3月，冶金部和甘肅省工交部派人率領工作組進廠開展“五反”運動和奪權鬥爭。最終結果是，對總公司3名主要領導人分別給予開除黨籍、廠籍、留黨察看或逮捕法辦等處置。對另外兩名領導幹部判處長期徒刑或死刑。奪權的單位有總公司、8個礦、22個車間。這是“五反”運動中在大型企業中開展“奪權鬥爭”的先聲。6月29日，中國自行研製的中近程火箭繼1962年3月21日首次試驗失敗之後再次發射試驗，獲得成功。
7月10日，毛澤東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代表團時，突然發表講話，稱：“蘇聯占的地方太多了。”“一百多年以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崴、堪察加半島都劃過去了。那個帳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跟他們算這個。”“外蒙古的領土，比你們千島的麵積要大得多。”7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重要文章《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7月30日，召開的中蘇第七次談判全體大會上，中方再度從商談轉入控訴“150萬平方公裏領土”和要求蘇聯承認不平等條約，再次成為會談唯一主題。
7月的一天，毛澤東汪東興說：“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東西，這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現在要改變。”“你們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減掉。” 1964年夏季，文藝界的批判運動開始擴大到學術界，包括哲學、經濟學、曆史學、教育學、醫藥衛生學等各個領域。“左”傾思想的發展愈來愈嚴重，但是這種政治批判當時還沒有占全局性的地位。
8月29日，美軍1架DC-130型運輸機從衝繩嘉手納基地起飛，翼下掛載BQM-147G型無人機，飛抵南海上空投放。隨後，無人機高度上升至1.75萬米，時速750千米，從海南島海口首次入侵中國領空，穿越雷州半島，經廣西南寧、梧州、廣東興寧、福建漳州，從廈門出海，到台灣北部湖口上空傘降回收。隨後，從9月初至10月上旬，美軍又連續在中國南部諸省入侵偵察6架次。
10月13日，1架美軍BQM-147G從廣西友誼關上空入侵中國領空，中國空軍駐遂溪航空兵第1師作戰分隊起飛1架殲-6進行截擊。飛行員在地麵指揮所引導下，在1.76萬米高度上發現美軍，3次開炮，未命中目標。飛行員不甘心，朝無人機衝去試圖撞毀敵無人機，但沒有撞到，自己飛機卻進入了螺旋，急劇地旋轉下降，飛行員幾次試圖擺脫螺旋均未成功，最後棄機跳傘，平安生還。今天普京仍然說：今天世界上擁有完整主權的國家並不多。而沒有主權就沒有尊嚴，也沒有安全。當年，中國人對於美國的任意入侵中國領空的屈辱和憤怒，從這次撞機事件中也可以體會到一些。當然，對於美國人他們至今也不會體會這些的。
10月16日，中國第一次試爆原子彈成功。美國政府認為這是人類的黑暗的時刻。中國人威脅了世界和平。在此之前，美國曾經4次考慮對中國進行核打擊。毛澤東一度輕視原子彈，但後來法共黨員也是法國著名物理學家的法國居裏夫人的女婿，托人給毛澤東捎口信說：為了世界和平，中國就要發展自己的核武器。
11月15日，美軍1架BQM-147G再次入侵中國領空。中國空軍空1師作戰分隊徐開通立即奉命駕駛殲-6起飛攔截，在與美軍軍機作戰中，兩次開炮均未命中。徐第三次開炮後以為仍未擊中，正準備趁兩機距離較近的機會，撞擊美國軍機，這時發現敵機中彈冒煙，一團火球從上方幾米的高度一掠而過。當時場麵十分驚險。徐開通向指揮所報告“擊中目標”、“敵機反扣急旋下墜”。11月26日，美國U-2飛機飛入中國領空，中國發射三發導彈未擊中目標。
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第一次發生公開分歧。在分析當時農村的主要矛盾問題上，劉少奇認為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說法很不滿意，他不高興地說：“什麽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什麽性質？主要矛盾是敵我矛盾，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2月25日，毛澤東在常委擴大會議上一開始就大發雷霆。他進入會場時，一手拿著《黨章》，一手拿著《憲法》，上來就聲色俱厲地責問：“我是黨員，我是公民。你們（他指著鄧小平和劉少奇）一個不讓我參加黨的會議，違反《黨章》；一個不讓我發言，違反《憲法》。據我看，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後來，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文革中死去時手中拿著一本新中國《憲法》。
12月27日，林彪在日記中記載：好不尋常！我、伯達、康生，成了毛生日的座上客，還有婆娘（林彪私下對江青的稱呼）。毛喝了一瓶白沙液（按：湖南第一酒），翻來覆去問：“中央有人要搶班奪權，怎麽辦？要搞修正主義，怎麽辦？” 12月26日是毛澤東七十一歲生日。建國後，毛澤東從來不公開為自己過生日，這次破例。席問在滿座鴉雀無聲，毛澤東一個人嬉笑怒罵，大講“有人搞獨立王國”，搞“修正主義”。
12月31日，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做《政府工作報告》。報告中初次提出“四個現代化”的主張。
新中國的1964年就這樣過去了。
晚年毛澤東的危機
1964年，中國的政治形勢錯綜複雜，已經達到矛盾爆發的臨界點。這時的毛澤東麵臨著來自國內、國外的強大的壓力。國際方麵，中國受到美國和蘇聯入侵的威脅，尤其是蘇聯。8月30日，公安部長羅瑞卿交給毛澤東的一份報告稱蘇聯赫魯曉夫很可能對中國進行大、中、小規模的戰爭。於是毛澤東決定在西南實施三線建設的第一份文件——《關於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正式出台，並開始在北方平原地帶啟動大規模的“人造山”工程，以阻止蘇聯的坦克入侵，可見1964年與蘇共關係的惡化使中國直接麵臨戰爭的危機，此時的毛澤東在非常嚴肅的考慮中國受到蘇聯全麵入侵甚至受到核打擊，並緊迫的準備應對這場實力相差極為懸殊的大戰。
赫魯曉夫是二戰後最重要的政治家，但他往往被忽略了，被認為隻是一個滑稽的政客。其實，他對於二戰後的世界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他既是第一個揭露出斯大林的錯誤和暴行的人，也是對於斯大林妖魔化的始作俑者。他當年的秘密報告對於80年代蘇東解體，世界社會主義的終結起到深遠的影響。同時，赫魯曉夫對中國的影響也是難以估量的。斯大林死後，毛澤東徹底失去了抑製的力量。一方麵赫魯曉夫在毛澤東的麵前根本不是對手，但是，他又使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產生了神經質的警惕和恐懼。當年這個毛澤東頗為輕視這個粗魯衝動的赫魯曉夫同誌，他們在中南海遊泳池的碧波中一同戲水時，毛澤東同誌就曾不太尊重的調笑了不會遊泳的赫魯曉夫同誌，後在餐桌上還曾對他罵過髒話，曾經評價說“我跟斯大林隻打個平手，我跟赫魯曉夫較量還是略占上風”，但這個的舉止有些輕浮誇張樣子有些滑稽的小個子政客，最終卻成為了毛澤東晚年無法驅散的恐懼，成為了他的一個噩夢。這這些毛澤東或許從來也沒有意識到。
赫魯曉夫真正讓毛澤東感到恐懼的或許是他使毛澤東意識到，即使在生前沒有人能戰勝他、打敗他，但在他死後，如果選擇了錯誤的接班人，選擇了赫魯曉夫式的接班人，那麽他的個人的全部功績也會被輕易的推倒。然後，當意識到這一點後，毛就越來越多的發現自己身邊的人有變成赫魯曉夫的危險，甚至已經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了。更重要的，這樣一來新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就會被修正，甚至使共和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對於一個一生充滿鬥爭激情，絕不妥協的，共產主義的極端的信仰者，堅定的追求者，是其絕對不能接受的。所以，自從出現了赫魯曉夫之後，毛澤東可能到死也沒有對身邊的這些人放心過，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他對於共和國一定是充滿了源自赫魯曉夫的憂慮。而他又是從來都不無敏銳，不無遠見的。
斯大林在世時，毛澤東一直遵從斯大林，認為他是共產國際的領袖。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具有的某種使命感，他可能認為從此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要由他來領導了。而反對蘇聯修正主義也是他獲得領導合理性的一個重要的理由。這時的毛澤東開始步入政治生命的晚年。
毛澤東的拆墓情結
毛澤東拆墓的心願曆時十年終於實現了。我認為探討毛澤東的拆墓情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它非常獨特，在中國曆史上空前絕後。所以，深入分析有助於真正了解毛澤東，也有助於深刻認識新中國以及文革的實質。拆墓同時具有純粹性。今天的毛澤東或許過於官方性質的神話，毛澤東仍然在神壇上，或者過於戲劇化，尤其把人類曆史上不可避免一直存在的權利鬥爭過於單純片麵強調。而毛澤東的十年拆墓不涉及權力鬥爭，是一種長久的心願。這勾顯出毛澤東作為新中國的領袖的極端理想主義色彩。這是毛最本質的特點，第一，理想主義，第二，極端性。
毛澤東的拆墓的心願既非一時的奇思異想，也不是精神的病態改變，它是一種深層的思考。拆墓隻是一個開始。在隨後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開始了全麵係統的摧毀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各級的權威的狂飆突進式的運動，包括毀廟，摧毀精神上的孔家店，破壞法治，打倒各級領導、專家、權威和老師，廢棄教育。摧毀教育對於中國傳統文明具有根本性的毀滅。它與中國傳統曆史相違背，所以中國曆史上的統治者從來沒有出現過類似舉動。自從漢代中華文明便深深根植於儒家文明之上，逐漸發展為高度尊重傳統和權威的社會，重視曆史，強調社會發展的延續性與和諧。毛澤東的這種思想和行為放在中國曆史中似乎是難以理解的。而且，毛的這些行為、思維放在現實也難以被理解。因為，他的那些戰友雖然也堅定的信仰共產主義，但他們在精神的本底是儒家文明。
毛澤東不是儒家文明的繼承者，他具有某種宗教人格。
新中國的曆史可以說處處顯示著毛澤東的獨特個性，我們從他的兩個個人怪癖的小習慣就可窺見一斑。一個小怪癖是毛澤東從大約延安時代起就不再摸錢，據警衛回憶有一次他誤把一個裝錢的牛皮袋當成文件袋伸手去掏文件，當知道裏麵裝的是錢，毛嚇的竟然一下子把牛皮袋扔了出去，並嚴肅的告訴警衛再也不可以犯這樣的錯誤。另一個是毛澤東雖然指揮了無數戰爭，但從來不摸槍。這兩個例子非常有意思。第一個小怪癖反映出毛澤東對於金錢的極度厭惡，達到常人難以想象的程度。毛澤東在生活中對於物質享受極度鄙視，不喜歡新衣服，所有的用具都是陳舊的，飲食也相當簡單，生活近乎一種宗教的苦修者。第二個習慣並不能說明毛是一個和平主義者，相反從他的論述和中國革命的曆史可知，毛極端崇尚暴力和暴力革命。毛的終極理想是要消滅反動派，消滅封建主義，消滅美帝。這是他的極端鬥爭性的表現。毛對槍的抵觸反映出的仍然是他對物質的抵觸和對精神力量的迷信。毛並不傳統的宗教人物，即相信傳統的宗教教義，相信神跡，對於神跡有時產生幻覺，但他的確對於精神力量已經達到迷信的程度，相信精神能夠戰勝物質和客觀規律。所以，毛澤東的宗教性導致他具有反科學的傾向。他信仰人民戰爭和群眾運動。這是他的宗教人格的重要基礎。有趣的是毛的這些特點與伊朗的宗教領袖霍梅尼頗為相似，霍梅尼一生也是極度輕視金錢，生活非常簡樸，從來不摸槍，但他領導聖戰，依靠人民戰爭領導，對抗伊拉克的侵略和美帝的霸。同時，霍梅尼也是一名詩人，出版過厚厚的詩集。
但是，如果我們把毛澤東的行為放到一神教的曆史中，就會發現它變得相當容易理解。無論是猶太教、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在其極端時期都曾發生過拆墓，毀廟，炸佛，摧毀異端文明，對於異端的人身攻擊、折磨、迫害，直至發動聖戰。這些在本質乃至形式上與文革有著驚人的相似。所以，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毛的精神和思維並非中國的儒釋道，而是西方式的，它極端，強調對立和鬥爭，而非和諧通融，它具有叛逆性，有些俄狄浦斯式的殺父娶母的特點，即對於文化反叛，並且深深具有西方一神教的原教旨主義色彩。
毛澤東的性格的形成與時代關係密切。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正值西方文明洶湧湧入中國，那個時代是中國思想最開放最活躍的黃金時代，這個時代中各種思想自由爭鳴，人的個性蘇醒而張揚，社會上鬥爭激烈，殘酷，推動著中國發生顯著、深刻且疾遽的變化。新文化運動的思潮主流是全片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接受西方文化。
這種在精神和性格上的深刻不同，導致了毛澤東在新中國的建設過程中越來越孤獨。他與他的戰友、同誌們的分歧深刻，其對立和鬥爭無法消解，反而逐漸激烈，最終達到殘忍的程度。這導致了毛澤東與戰友的鬥爭不是簡單的權利之爭。
他的那些戰友的思維最終要落入世俗，在新中國貧困落後的情況下，他們總是急於改善人民的生活，解決吃穿用的實際問題，他們並不絕對的排斥商品經濟，市場和私有製。而毛澤東對於共產主義的態度是宗教性的，而且是西方一神教的原教旨的極端化的，所以他不怕貧困，不怕饑餓，可以完全放棄世俗享樂甚至生命而追求共產主義。毛極端反對私有化和市場經濟，每當經濟發展他就會擔心人們沉湎於享受，靈魂被資產階級腐蝕，放棄了主義，放棄了理想。所以，他不能容忍人民的富裕，每當經濟發展時，他就要發動運動。這具有典型的原教之主義的特點。這時的毛澤東簡直就像是衝進教堂掀翻市場的桌子的耶穌。所以，對於毛澤東，資本主義和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權威，都是異端，是異教的神，他要將它們徹底的毀滅。這才是他的心願。
而個人權利對於毛澤東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認為它始終是第二位的。即毛澤東並不是一個以權力來思考的人物，而是以主義來思考。權力對於毛更多的隻是下意識的本能衝動。很難想象當年長征路上毛在擔架上思考的不是中國革命的前途和未來，而是如何縱橫騰挪攫取中央的最高權力，雖然以毛澤東的性格不可能久居人下做一個執行者。今天有俄羅斯的曆史學家從解密的大量前蘇聯檔案中研究毛澤東發現，毛一直嚴格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因為中國的共產主義來源於馬克思、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他們對於毛澤東就是上帝，所以這時毛就顯示出了忠誠性，這時一種宗教性的情感。毛的一生從來沒有想要過背叛或放棄馬克思的這些主義。但是，非常可能的是當毛的權力受到威脅，與人發生嚴重分歧時，他會下意識的將觀念上的不同上升為主義上的對立，而毛在主義之爭時就顯示出極端性，極端的堅決，極端的冷酷。新中國的革命中凡是涉及到主義之爭一概顯露出極端堅決、極端殘忍、極端徹底和極端冷酷的特性。這與今天的原教旨主義的極端宗教組織的行為非常相似，其原因就在於它們的本質有相似性。
然而，毛澤東的宗教性，一方麵源於他的極端的個性，理想主義的色彩，但更重要的是，它源於解馬克思和社會主義運動在精神上本身就深具有基督教一神教的特點。
一神教和一神教思維
一神教的思維的產生和形成對於人類影響非常深刻，它塑造出今天的現代世界。
一神教的精神實質就是，強調絕對、唯一的真理（或神），強調真理的絕對正確，排除其他一切異端思想，強調對於真理的絕對服從，強調犧牲的價值。
這種思想並不是簡單的、單純的宗教思想，古希臘的哲學和現代科學也是強調絕對真理以及絕對真理的不可被人類主觀違背，因此也是一神教的思維的產物。尤其，今天的科學可以視為最嚴厲的一神教。人類必須服從科學，不然必將受到懲罰，這個懲罰比上帝的審判更真實可靠。
作為宗教，一神教的思維既具有普遍性，又非常獨特。首先，人類都有趨向絕對真理和排他的傾向。但是，在遠古，絕大多數民族的思維都是多神的，並沒有非常清晰絕對的真理的觀念和極端的排斥異端信仰的行為。而一神教是猶太民族創造的。我認為它的本質是人類生存競爭中催生進化策略。不同思想本質上都是進化的策略，相互競爭，促進自主進化的勝出。猶太人屬於古老而複雜的閃族的一支，他們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的早期來到美索不達米亞的迦南，和當地的哈比魯人混合，過半遊牧的生活。兩河地理，四通八達，遊牧農耕混雜，商業在遠古即極其發達，同時戰爭頻繁殘酷，競爭激烈，許多曾經強大或弱小的民族後來都被同化消失。猶太民族一直比較封閉，不太與人交往。在這一地區屬於孱弱的民族，缺乏戰鬥力，而且，他們不事生產更喜歡通過做商貿金融獲利。開始他們的信仰混雜，屢次遷徙，然後被奴役，猶太民族自身也不團結，相互爭鬥，後來分裂為兩國，其中沒有發展出一神的猶太教的一隻最終即消失了，史稱失去的十一支。而另一部分遷徙至埃及被埃及人奴役的猶太人，終於在走出埃及後，發展出嚴厲的猶太一神教，使得弱小的猶太人在殘酷的環境中保持了極其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生存力，他們的文明和民族延續至今，並且在近代複國，而當年近東許多強大的民族和帝國今天都消失了。然而，猶太教是極其封閉、保守的民族，通過信仰維持其民族種的純潔，在神的指引下回歸。其宗教並沒有強烈的擴張性和攻擊性。所以，猶太教在人類進化的競爭中具有很大的局限。其實，近代在科學文化做出傑出貢獻的猶太人多是走出封閉的猶太社群融入西方文化環境的猶太人。而今天的以色列的文化科學的發展也無特別的優勢，宗教反而成為一種製約。而耶穌對猶太教進行了一次革命，耶穌的基督教從封閉走向開放。這與羅馬帝國的統治是不無關係的。當時猶太人中出現過不少類似耶穌的偽先知，改革猶太教。最終耶穌的教義更具生命力而勝出。但耶穌的教義仍然不是後來的基督教，它仍然缺乏攻擊性的，隻有當被羅馬皇帝采用，才發生又一次革命，隨後，它又被西方無數宗教思想家改造發展，它與集體暴力結合，將一神教作為擴張的精神手段後，這時的基督教具有了強烈的擴張性、攻擊性。它激發出強大的進化優勢，羅馬帝國持續了千年。這一進化策略的優勢很快被阿拉伯人發現並山寨，隨後穆罕默德原始落後的聖戰大軍立刻席卷舊世界，更加迅猛快速的發展，在極短時間裏，歐亞大陸過半數人都歸屬了伊斯蘭教，之後它與西方基督教世界進行了持續千年的聖戰。但因為，二者是同質競爭所以曆經千年不分上下。
西方的基督教與教會的組織結構、已經朝拜儀式密不可分。教義，組織和儀式是基督教的根本，它深入到西方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深入人心。基督教的思想成為西方世界的一種基本的思維，直到今天仍然產生影響。
因此，可以理解無論資本主義還是馬克思都不可能完全擺脫基督教思維的影響。資本主義的興起是反宗教的，但在它形成發展過程中深刻的受到基督教思維的影響、製約和塑造，這已經有過很多研究。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實踐則更具基督教一神教的特點。這裏麵是具有必然性的。因為，馬克思創立學說是針對資本主義的弊端，但他並沒有更先進的科學技術的革命為支持，他是通過單純的思考，所以思維必然會受到傳統基督教的影響，而依據他的理論的西方的革命者更是隻能依靠傳統社會的基督教的社會結構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構建，而不是依據新科學的需要構建新的社會結構與之適應。
我們僅從共產黨精神實質考察，共產黨強調自己即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主義的絕對正確性，道德的崇高性，和自身正義性，先進性，這些都屬於自我撰寫神經自我神化的特點，因為，至少在當時年代，共產黨代表的是落後生產力，缺乏科技和現代理念，而它同時定義出異端（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邪惡性，強調對於組織的絕對服從，強調集體，強調忠誠、犧牲和奉獻，強調最終消滅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聖戰。它繼承由蘇聯傳來的組織結構，具有明顯的教會特點，黨的組織深入社會各個角落。黨具有絕對的領導權，置於法之上。黨總是趨向控製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培養公民的感恩、服從和犧牲的精神與情感。這些都是與基督教非常相似的。
馬克思雖然也是反基督教的，但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西方資本主義摧毀基督教，宣布上帝已死，建立世俗的法製憲政體製，提倡民主自由的時候，作為對資本主義弊端批評的馬克思理論指導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實踐變成了一次基督教改頭換麵的現代複興。他的學說的建立是批評當時社會的，由天才的個人思考、撰寫和宣揚形成，而非像資本主義是隨著科技的革命在長期自發的社會實踐基礎上逐步形成的，因此馬克思更像是一個基督式的創建新宗教的神學人物。
到二戰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冷戰從一神教的視角來觀察就很像當年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聖戰，冷戰思維的本質就是一神教的聖戰思維。
共產黨的一神教屬性
前文已經探討了共產黨的基督教一神教屬性。中國共產黨本質上不是一個民族複興的政黨。基於驅除韃虜的孫中山主義的國民黨是一個民族複興的政黨，而共產黨是一個完全西化的政黨。它的理論完全來自西方，甚至在組織上它都不屬於中國，不屬於中國人民，而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接受共產國際的指揮進行社會主義暴力革命，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部分。共產黨和新中國的本質具有宗教性，這對於理解新中國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新中國其實是西方基督教向世界擴張的大趨勢的結果和一個重要部分。基督教在唐朝、明朝曾兩次進入中國，當時的中國社會對其都沒有排斥、打壓，但它們都沒有能在中國存活下來。值得注意的是，在共產黨興起，新中國成立之前，清末的太平天國是名副其實的一次基督教對於中國的入侵，導致的一場宗教極端化的暴力運動，它與新中國以及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處，都具有原教旨主義的本質。隻不過前者是原始的，後者是在新時代的基礎上發生的。但是，這種相似不是偶然的，是一種必然趨勢。它屬於人類從傳統文學感性文明轉向現代科學理性文明的大轉型。在這場轉型中，所有的傳統的文明都將被替代，它們或如巴米揚大佛被極端的炸掉，或如巴黎聖母院的大火緩慢自然的消失。而中國的傳統文明是以一種疾風暴雨和深重的災難的方式被摧毀的。
中國回歸神權社會的必然性和困境
客觀來說，新中國成立時，當時的毛澤東和共產黨的中央領導人普遍認同並重視民主建設和言論自由，但後來新中國最終形成了極權的神權社會。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和全國人民都意識到民主和自由的重要，大部分人傾向西方民主，並且進行了相當程度的嚐試，但是今天我們又一次回歸神權社會。我認為這裏有多種原因，有其必然性。比如，中國一直麵臨政權危機和國家崩潰的危機，而猶太教和基督教都是在應對危機時產生的，它能賦予民族極大的穩定性和鬥爭力。同時，中國曆史上的儒家其實其本質也具有一神教的屬性，隻不過是世俗性質的一神教。曆史上，儒釋道並存並非儒家不排除異端，而是道教和佛教不參與社會政治。中國尤其是宋明理教興起後，儒教相當嚴厲，反儒教則是大逆不道，必須被清除。我認為儒教是中華文明在當年四大軸心文明中唯一持續至今的一個重要的精神支柱。近東兩河當年產生過許多宗教後來都在進化中被淘汰了，印度有400多種宗教，即便像佛教廣泛傳播，但也不具有進化上的強勢力量。隻有嚴厲的一神教和中國的儒教在進化中最具優勢。
西方近代產生的民主自由的理念，一方麵是近代的商業所需要，一方麵有古希臘的傳統。而古希臘原始的民主與自由的精神也與商業和遊牧民族的傳統有關。人類農耕後開始定居，開始有條件建築更複雜和儀式化的祭壇和神廟，這促進了從原始的圖騰崇拜、迷信轉向神權和宗教。城市就是由大型祭壇和神廟擴展而成，進而農耕文明建立的是穩定、等級神權的社會，最早祭祀掌握極大的權力，後來國王也與祭祀和神祗相結合。原始的農耕神權社會，在沒有遊牧民族的衝擊下極其穩定，像埃及曆經3000年其社會製度和文化沒有改變。但兩河地域開闊，且四方相連，多民族混雜，尤其不斷承受遊牧和半遊牧民族的攻擊，戰亂頻仍，這催生出了商業和暴力掠奪財富的思維。商人和遊牧戰士與農民不同，農民是生產者，商人和遊牧民族是通過非生產方式獲利，商人通過非暴力的交換，遊牧戰士通過暴力掠奪。商業社會重視法製，遊牧戰士重視自由，他們的社會的等級化與分工遠低於農耕文明。農耕民族的等級化和專製是生產分工和大型複雜社會的內在要求導致。希臘諸島最早的文明是米諾斯和後來的邁錫尼文明，其居住民和創造者現在都不清楚，但在公元前2500至前1450年間，那裏通過海上貿易而極其富有，創造出極為璀璨的文明。之後，歐亞的雅利安遊牧民族大遷移，這些遊牧民族並非野蠻，隻不過是另一種文明，他們掌握當時最先進的技術馬和金屬冶煉，所以依靠掠奪農耕的城市文明為獲得資源的方式，其中先進的其中一支進入愛琴地區，摧毀了邁錫尼文明，《伊利亞特》其實就是遊牧匪幫搶劫城市的敘事，又經過300年，希臘城邦文明建立起來。但其本質仍然繼承了海上商貿和遊牧戰士的血統，這種希臘文明構成了歐洲《聖經》外另一個思想的本底。再之後，羅馬日耳曼蠻族在殘酷的戰爭競爭壓力下，終於選擇了耶穌的基督教，從而摧毀了希臘文明，開始了一神教的基督教中世紀。歐洲中世紀並不是黑暗的時代，相反它的文明極為璀璨，隻不過是以一神教統治。即便如此，西方文化中仍然流淌著商業和遊牧戰士的血液。再之後，歐洲文藝複興，古希臘文明複活，歐洲進入了科學、工業化和商業市場經濟的時代，由古希臘的原始民主製度建立起現代的民主憲政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製度。然而，歐洲又出了一個馬克思，新時代的耶穌，提出了推翻商業化私有製的資本主義文明的思想，今天中國選擇了馬克思，並且極其堅韌的進行一神教的神權社會的複興崛起。
所以，今天的很多矛盾都是在人類進入農耕文化後麵臨的長久的矛盾。而在進入未來科學理性的社會所需要解決的。
後新冠時代的中西競爭
今天中國對於共產黨和領袖的神話仍然停留於傳統的時代，具有荒唐和非理性的本質。神權社會中人的存在狀態與資本主義社會非常不同。在神權社會中個體的基本思維是信仰與服從，而非資本主義社會的懷疑、批判和鬥爭，人民的基本情緒是感恩、感動，它強調絕對的相信、服從，排斥異端，強調集體主義，和諧，奉獻和犧牲。
但是，它提示的意義卻是值得深思，即科學摧毀的傳統神學，但科學本身不提供價值觀、信仰和倫理。宗教、神學本身給社會個體帶來內心信仰，心理的和諧平衡，現代社會隨著科技革命消費文化興起，宗教崩潰，從而使現代人麵臨信仰，欲望泛濫，內心和諧失衡的問題。本身就是科學時代現代社會所需要解決的問題。然而，傳統的神學本質上是構建神話，是一種愚民的教育。今天中國的神學建設不僅很大程度上還是傳統的，而且非常淺薄，缺乏像過去的基督教或儒教的深邃完整的思想。
今天，科學已經具備最嚴厲的一神教本質，是極端的極權主義。凡是科學規定的必須服從，否則就要受到懲罰。今天美國的抗疫就是一個例子。如果傳統價值觀，自由、民主與科學衝突則必須放棄傳統價值服從科學。人創造了科學，但人不是科學的主人，而是科學的仆從、奴隸。這又是今天中國的一個更深的本質。今天中國黨淩駕於法之上，但科學又淩駕於黨之上。即黨也不行按科學辦事。這是中國今天的神權與過去最大的不同。中國今天的體製非常複雜。它本質上是科學至上的科學發展原教旨主義，它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和公有製的體係，同時殘留了中國傳統社會的許多元素和思維，並極大程度上了接受了商品市場經濟和消費文化。中國目前雖然重新對共產黨和領袖人物進行神話，但同時科學的思維方法科學發展觀也深入人心。所以，今天的中國人在呈現一種既不同於西方，也不同於傳統的新的狀態。尤其隨著未來對於新生代的從頭教育的積累，這種差別將更加顯著。
所以，今天中國對於共產黨執政的神話與科學發展是否能夠最終調和，或者最終不可避免將產生衝突仍然是一個疑問。這涉及在未來科學理性主義的時代是否依然需要信仰。
然而，未來中西效率競爭的勝負無法改變價值觀的衝突。因此，雙方必然要經曆一個長期的不斷自我神話和將對方妖魔化的過程。
但在這樣的價值觀衝突中，中國目前並不認為西方製度邪惡，隻是認為民主體製是低效和不真實的，然而，西方對於中國製度的認知是邪惡。這會為未來中西的製度競爭帶來很大風險。今天中國的體製仍然是開放性的。理論上如果西方體製未來更為有效，中國的實踐遭受重大挫折，中國仍然可以重啟改革，采納西方體質。但即便在與中國競爭失利，中國呈現明顯的更有效率的良性發展，西方仍然難以認同中國的價值觀，並且其自身製度也難以改變，難以有效地模仿中國製度。這才是今天西方麵臨的最深刻的危機。因為，今天不僅西方體製已經顯示出明的弊端，在和中國的競爭中並未占有優勢，同時，今天的時代有著明確的需要重新建立新的體製的要求。而中國的體製建設是依循於科技的發展而在逐步構建的。今天中國采取的是科技原教旨主義。一切服從科學以可持續發展為目的。從而排除了意識形態的價值觀的追求。比如，未來如果機器大量就業，人類高度的數字化和網絡化生存時，公有製更有效率，更加合理，中國可以無痛的轉化過度，而對於西方則意味著一場巨大的痛苦的動蕩。
中西體製競爭的關鍵並不僅僅是效率，我認為有兩個關鍵：一，體製的發展效率；二，體製的可塑性；三，體製的穩定性；四，體製的糾錯能力。對於前三者中國一直高度重視，也顯示出某種優勢；對於後者似乎今天仍然重視不足，同時具有潛在的危機。今天中國體製能辦大事，但也要警惕能辦大事的製度有時也是能出大事的製度。今天在抗疫勝利後，我們陶醉於成績，進行慶功和神話，但並沒有對於疫情之初的嚴重問題，政府透明度的欠缺，等等進行反省。同時，今天對於個人神話仍然值得警惕。就像當年毛澤東個人極權的建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長期的極權專製導致盲目性，加之係統的糾錯能力有缺陷，最終則有可能不可逆轉的引發社會災難。
西方資本主義的根本是維護商業市場的交易，所以它強調私有製的神聖，個人利益不可侵犯。而中國強調的是社會終極的公平和幸福，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代表了人類終極的幸福，所以當下個人利益的犧牲，甚至社會公平正義的犧牲都是可以接受的。這種思想根本上還是商業世俗的思想與神學思緒的對立。商業世俗的思維隻注重現時個人的利益，而神學強調終極幸福和犧牲的價值。
隨著人類的發展，我認為私有製是原始狹隘的。未來隨著機器的工作，人類從事生產的權力被剝奪，不僅要公有製，而且，財富的觀念會非常淡漠。未來對於財富就像今天在發達國家的公共場所使用手紙，沒有人關心手紙是否屬於自己，人們隻是使用它而已。而就手紙而已，在幾十年前的中國，人們對於可以在公共場所隨便使用如此潔白幹淨的高級手紙的說法是無論如何難以相信的。
立
202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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