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七十年——記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56）

第五章  苦悶的歲月

第二節  一打三反運動（1）

一打三反運動，具體內容的一打是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三反是反貪汙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從這個運動的名稱，就可以看出文革結束了，需要整治那些在混亂中氣焰囂張和渾水摸魚的人。打是重點，反是輔助。從六安城區的情況看，運動的範圍廣，各個單位都開展了；程度深淺不一，多數單位屬於走過場，少數單位嚴打深挖搞得轟轟烈烈。那些走過場的單位，並不是沒有問題，而是一些結合進領導班子的老幹部，對文革中被整深有餘悸，不願也不敢采用劉鄧那一套整人術；也許他們是出於大義，認為群眾造反是聽了黨中央毛主席的話，即便是錯了，也無需他們負責，亂世中的小偷小摸不足為怪，隻要不是殺人放火，沒必要那麽頂真。而那些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的單位，無一例外都是派工作組的結果，和1966年的北京劉鄧往各大學派工作組整人的手段相同，懲處的力度有過而無不及。

六安地區棉紡針織廠是幾千人的大廠，在六安城影響廣泛，這個廠發生的任何事，都會立刻傳遍六安各地。所以，地區革委會和軍代表把這個廠作為運動的重點，派出了強有力的工作組領導運動。工作組的成員來自原地委行署的幹部，由原行署公安處書記張純帶隊，每個車間都安排一名工作組成員具體領導運動。當時，以職工人數和規模來劃分順序，全廠共有棉紡車間、織布車間、針織車間、織襪車間、和機修車等五個車間。運動是全廠統一部署開展的，但後來針織車間搞得深入紮實，先聲奪人，先後揪出了兩個反革命集團，茶話會就是其中之一。

針織車間的規模和職工人數僅為全廠第三，為什麽針織車間會成為一打三反運動的重點單位？這得從這個車間的人員構成說起。這個車間始建於1958年，1962年下馬停產，1966年複工生產，新招收的工人占百分之90以上。新工人的來源主要是各個街道中的閑散社會青年，其中有少數高中畢業生和中學輟學者，很多人是文盲或者僅能識幾個字。這些社會青年由於長期混跡於街道，沾染了一些唯利是圖和刁蠻的市井習氣。當時的廠黨委書記王原苓就公開地說，就職工的素質而言，針織車間和織襪車間將是最難管理的車間。從這個車間複工後，職工之間勾心鬥角矛盾不斷，由於當時的車間主任範永毅是強勢人物，磨大壓得住麩，車間內的街混混興不起浪，革命和生產發展平穩。後來，經過三年的文革混亂，再加之新領導朱樹禮是一個老好人，車間內的不良之風日盛，茶話會就是在這種小氣候下滋生起來的。

上文已經敘述過。茶話會是以“黑皮”“白皮”兩張皮為核心的青年活動場所，連團體都算不上。他們的活動場所有兩個，一個是成衣工段門口的小房子，另一個就是黑皮在城區觀音巷的家。他們聚集在一起是因為他們都是坐派的，派性是參與的基礎，有共同的語言。聚會也沒有固定的日期，小房子裏的聚會一般都是在上班時間，十來平米的小房子有時能擠進去十幾個人，弄得烏煙瘴氣，讓那些站派的大哥大姐們看了生厭；黑皮家的聚會是在晚上，青年人晚上閑著沒事，就往他家裏跑。他們在一起無非是聊天、侃大山，說一些不三不四的俏皮話博得一笑，有時也唱一些蘇聯歌曲，如《小路》、《燈光》、《喀秋莎》等，現在看來，這些歌都應當是黑皮王永新教他們唱的，伴奏者名叫龐世鈞，他會拉胡琴、會畫畫，是一個小能人。白皮汪雲星是六安一中的高中畢業生，一向清高，他平日不苟言笑，但說出的話很有分量，自然也成為中心人物。其他的成員都是沒什麽特點的平常人，之所以參加幾次聚會，一是派性所致，二是晚上閑極無聊，總得有個地方消遣。

針織車間這種狀況，如果一直是朱樹禮領導，形勢不會有任何起伏，這個曾經的大糧站的站長，因為一場火災被降職到針織車間，自然有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思想，他是不會有任何積極進取的動作的。可偏偏是工作隊派來了工作能力極強且嚴肅認真的容治平，他在1958年建廠時就是針織車間的領導，後來調到地區組織部工作，經常下鄉搞各種運動，比如四清運動等等，具備了豐富的政治運動經驗。容治平的到來給車間的老工人帶來希望，這些1958年進廠的老工人都是車間的骨幹力量，他們兢兢業業努力工作，也幾乎全部是站派。他們對小房子裏發生的一切極為反感，說那裏麵飄出來的都是靡靡之音，裏麵的一群人都是沒改造好的街混混。他們這麽說也沒錯，小房子裏麵的人大都自由散漫，不堅守生產崗位，上班時間為什麽經常去小房子裏鬼混？如果放在當今，怕早就給辭退了。所以，容治平的到來，目光很快就盯住了小房子和進出小房子的人。

不知是工作隊的統一部署，還是容治平的獨創。車間在1970年春節後舉辦了第一屆學習班，學習班裏站坐兩派勢均力敵，相對而言坐派的實力強大些，除去作為記錄員白皮汪雲星以外，還有四個以高傲自大而著稱的女性；而站派的五個人中有兩個是嘴巴啪啪叫的小鋼炮，車間裏擔任工段長、班長的一個也沒來，都留在了車間抓生產。

據說學習班第一天，兩門小鋼炮就對準了汪雲星猛轟一番，茶話會這個名字也被擺在桌麵上。這自然引起了容治平的注意，所以，第一屆學習班僅僅辦了一個星期就解散，重新舉辦了第二屆學習班。合該我劫數難逃，容治平將我抽到第二屆學習班頂替了汪雲星擔任記錄，於我而言，一切災難從此而起。汪雲星留在學習班，不再擔任記錄，顯然已經成為審查對象。這個自視甚高的人，犯下一個聰明人不該犯的錯誤：為了轉移容治平的視線，他把我和李玉明的關係告訴了學習班裏那兩個高傲自大的女人，這兩個女女在學習班舉行的第三天便將矛頭指向了我，說我和某一個反革命小集團有聯係。這樣，一個茶話會的內幕尚未解開，另一個所謂的反革命小集團又浮出了水麵。

我和容治平一點都不熟悉，不知道是什麽人推薦我去擔任記錄，可能認為我剛從上海學習回來，無幫無派，清白如水。這兩個女人把矛頭指向我，我知道這是汪雲星幕後操縱，目的是嫁禍於我，自己脫身。我知道，這個愚蠢行為，非但解救不了自己，還把另一夥人揭發了。他可能不知道組織部的人的工作能力，他們的目光和定力豈能是他人所能左右的，所謂鼠目寸光，此之謂也。

就在那兩個女人把矛頭對著我的當天晚上，我敲開了容治平住在地委大院的家門。容治平的愛人許學華是成衣車間的大班長，他開門見是我，熱情地招呼我進屋，並向裏屋呼喊容治平。容治平出來接待我，我也沒客套，徑直講了和和李玉明的關係。

前麵已經說過我和李玉明的關係，現在詳盡地述說一遍。李玉明是一個誠實的人，他喜歡讀書。這是我們共同的愛好，要不然我也不會和他來往。我們從上海回六安後，我一直和他來往，但基本沒從他手裏借過書看。原因是他的書也是從另一個人手裏借來的，這個人就是棉紡車間的劉姓工人，姑且叫他小劉吧。小劉的書是從縣文化館偷來的，他夥同另外幾個人翻牆進入孔廟（縣文化館）偷了許多書，托爾斯泰的、狄更斯的、巴爾紮克的，幾乎囊括了所有的外國名著。我一聽說他們去偷書，心裏咯噔了一下，無論如何，偷總不是光明正大的事。有一天，李玉明帶來兩個人到我家，一個是外號“師姑”的孫維福，另一個就是小劉。我請他們坐下，聊了一會兒天。這兩個人走後，父親馬上告誡我不要和這兩個人來往，他說這兩個人一個賊眉鼠眼，一個是街痞子。我聽了父親的忠告，決定不再和李玉明來往，也告誡李玉明不要和這兩個人來往。李玉明起先較聽話，後來還是和他們一溜神氣，我由此非常失望。李玉明可能覺得不好意思，有一次他在廠裏遇見我，和我解釋說他是沒辦法，師姑和小劉是他的近鄰，端個碗都會跑到他家，擺脫不了啊！我一笑置之。

我將上述情況坦然向容治平說明，並一再聲稱，我願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審查，如果發現我和李玉明的關係超出我今天晚上所講的，我願意接受任何處分。我說這樣的話是有底氣的，這個底氣就是：有三個人的場合，我從不發表任何言論，因為，有兩個人同時檢舉揭發，我抵賴不了。即便是兩個人在一起，我也不會就任何政治問題發表看法，在因言獲罪的社會，管住嘴巴是唯一的自保良策。

第二期學習班辦了一個星期，也解散了。第三期學習班擴大了陣容，人數達二十幾人，地點由保衛科換到場部會議室。坐派的人幾乎不見了，汪雲星成為唯一的重點攻擊對象，小能人龐世鈞也被拉來做陪鬥。我仍然是記錄，我心裏明白，我現在的身份很特殊，在沒查清我的問題前，我既非動力亦非對象，一旦查清了，該是動力還是對象立馬清楚。與此同時，織襪車間也在辦了學習班，就在我們的學習班的隔壁，原來政工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