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的大戰略和三駕馬車

李曉鵬：“一帶一路”的大戰略和三駕馬車

大宋景祐二年（1035年），駐節敦煌的第八任歸義軍節度使曹賢順向西夏雄主李元昊投降。這個奉中原為正宗的河西地方政權從此在曆史中消失。中原與西域的聯係，要一直等到600年之後的清朝才得以恢複。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所打通的絲綢之路，自此便不複為中原政權所掌握。

陸上絲綢之路受阻，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兩宋以降，中國的航海家和商人，從廣州、泉州、寧波等地出發，百舸擊水，錦帆雲集，以遠大於所謂“地理大發現”規模的船隊，遠航亞非歐，給沿線帶去了絲綢、茶、陶瓷以及黃金，直到君士坦丁堡被攻陷，海上絲綢之路也被中斷。由此才開啟了歐洲的殖民時代，使得歐美國家搶先跨入帝國主義時代，建立起數百年的西方霸權。

從東西方交往的曆史縱深來看，海陸兩線絲綢之路的興盛與消亡，早已深刻地影響了人類曆史進程：遊牧民族西遷、帝國的興衰、中世紀的黑暗、海權的統治、資本主義的發展、東方的衰落都與這條道路息息相關。

到今天，自路上絲綢之路關閉過去980年之後，絲綢之路再次成為世界熱議的焦點，並將以影響中國和世界未來曆史的最為重要的戰略地帶的身份，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心。

2015年3月28日，第14屆博鼇亞洲論壇年會在海南省博鼇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發表主旨演講，著重闡述了亞洲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戰略。同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28日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成為“一帶一路”的綱領性文件。自此，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最為清晰的路線圖首次發布，參加博鼇亞洲論壇的諸多貴賓們見證了曆史，而2015年3月28日這一天，也將載入中國和世界的史冊。

早在之前兩年，這一構想便由習近平提出並開始戰略部署。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出訪中亞國家哈薩克斯坦和東南亞國家印度尼西亞時，便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同年，李克強總理在參加2013年中國－東盟博覽會時也強調，鋪就麵向東盟的海上絲綢之路，打造帶動腹地發展的戰略支點。

2015年2月1日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主持會議並講話。會議安排部署2015年及今後一段時期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大事項和重點工作。王滬寧、汪洋、楊晶、楊潔篪以及“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和有關部門單位負責同誌參加了會議，形成了“一帶一路”的指揮部和實施綱要。

曆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但絕非重複。今天的“一帶一路”，早已不是千年之前“一帶一路”的簡單穿越，而是被賦予了更多基於當下、影響未來的戰略考量，並將在中國的努力推動下，成為深刻影響世界曆史和未來的重大曆史事件。其內在的核心戰略訴求，便是在海洋霸權國家的強力堵截下，作出“以陸權平衡海權”的戰略突破。其他如“以境外投資消化境內過剩”、“以合作共贏代替競爭對抗”、“以美元儲備換取人民幣國際化”都是為這個戰略服務所采取的措施，把中國當下有利的條件充分予以運用，使得“一帶一路”遠期願景更有可能實現。

雖略帶無奈為之色彩的“一帶一路”推出，效果卻出奇的好，遠超預期，這充分說明了國際社會對新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渴望。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支持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在創設截止期到來之際，已有46個經濟體提出申請，或要求成為創始方、或申請加入，遍及亞洲、歐洲、大洋洲、非洲，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隻有美國和日本態度最為消極，不僅自己不參加，還四處遊說盟國不要參與，結果被盟國反複打臉。在亞投行這件事上，美日兩國終會發現，自己已經被世界拋下。

一、大戰略：以陸權製衡海權

偶然中有必然，這兩個國家對“一帶一路”的態度，並非從意識形態出發，而是從地緣政治戰略出發的必然。美國是海洋霸權，而日本則是這個海洋霸權的忠實附庸。他們冷眼旁觀，並指責中國另起爐灶，勸說盟國不要參與，這種態度一點都不令人意外。因為這是500年來，以海權為代表的霸權，所遭遇到的第一次最有分量的來自陸權的抗衡。

自從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被土耳其帝國掐斷，西方國家就開始尋找新的通往東方的道路。伽利略和哥白尼“地球是圓的”一經發布，立刻為航海家和商人們提供了環球航行的理論基礎。他們在貪婪欲望的支使下，膽大妄為、無所畏懼、一往無前，開啟了“地理大發現”的旅程，向世界潑灑著血與火的瘟疫，古代的王國、輝煌的文明、原生的民族，在來自海上的隆隆炮聲中被接連推倒、踐踏、消滅，用鐵蹄和刺刀實現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完成了兩次工業革命，從前現代、現代，一路飛奔到後現代，而建立這一切的理論，可以從馬漢的《海權論》中尋找到答案：誰控製了海洋，誰就將控製世界。近現代500年來，西方控製了海洋，因此也控製的世界。後進國家要麽建立自己的海洋霸權，要麽成為海洋霸權的附庸，舍此別無出路。這條路有你無我的王霸之路，充斥著戰爭的硝煙，外交的紛爭，是一條把無數生命和財產化為烏有的血腥之路。挑戰者一一失敗，隻有美國從英國手上，得到了王冠。

然而，有人居住的地區，絕大部分還是陸地，控製海洋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控製陸地，這就是所謂“以海製陸”的戰略。經過500年海洋霸權的悉心經營，世界上絕大部分財富都集中在海岸線經濟帶上，內陸地區，無非就是為海岸經濟帶輸送資源而已。財富如此集中，經濟命脈如此脆弱，理論上講，離海岸12海裏以外，便是公海，掌握的海上霸權的國家，可以輕而易舉摧毀任何一個國家的海岸線經濟帶，從而摧毀這個國家的經濟命脈。

陸地國家不甘心接受這樣命運，發起了一次又一次針對海洋霸權的抗爭，法國、德國、俄羅斯以及後來的蘇聯，他們都曾經在陸地上不可一世，最終卻都被來自海洋的強權擊潰，特拉法爾加、日德蘭、對馬海峽記錄了陸權國家無奈的失敗。他們失敗的原因就在於沒能走出陸權國家應有的道路，舍己之長，攻敵之長，用海權國家的遊戲規則去挑戰海權國家。這一點在這幾十年中國崛起的裏程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國稍微直起身子，碰了碰海水，立刻招致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強力遏製，東海、南海紛爭不斷，周邊國家動蕩不安。東方睡獅已醒，會重複別人的錯誤嗎？與其跨海而去，在對方的主場作戰，不如繞過海洋，退而結網，深耕大陸，把麥金德所說“世界島”連接起來。

彼時的法國、德國，缺乏戰略縱深和技術優勢，俄羅斯和蘇聯，又缺乏充足的經濟力量。此時的中國，這些短板已經不複存在。除了世界第一的人口，世界最全的生產體係，龐大的經濟總量，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等等擺在明處的優勢以外，促使中國麵向陸地，確定西向戰略的，還有有兩個條件是法、德、俄所不具備的。

第一是中國高鐵技術的進步，使得陸地資源的大範圍、大規模、高速度運動成為可能。通過技術輸出，和基礎設施投資，建設起跨越亞歐大陸的高鐵網絡，將使得亞歐大陸之間的人員、物資往來非常便捷。從而使得大宗商品和大規模人員流動，可以繞過直布羅陀、好望角、蘇伊士運河、亞丁灣、霍爾木茲海峽、馬六甲海峽等咽喉要道，直接貫通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並在這個過程中，推動沿途國家的繁榮與發展。沒有這樣的技術，不可能實現“一帶一路”的美好願景。過去西伯利亞大鐵路也想實現這樣的夢想，但最終因技術原因，難以承擔這樣的重任，而中國的高鐵，將會以密如蛛網的規劃展開，在亞投行的支持下，推動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基礎設施建設規模。

第二就是錢，中國已經具備了世界最多的外匯儲備，然而由於美國所掌控的國際經濟秩序，容不下這麽一個異類。多年來，想要通過擴大國際國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亞洲開發銀行的投資，獲取更多話語權的努力，均無果而終。當你自己是一個世界的時候，何必去想方設法融入另一個世界？被另一個想要融入的世界屢屢拒絕，也促使中國另起爐灶：與其拿自己的血汗錢補貼這個拒絕、遏製自己的世界，不如拿這些錢開拓大後方。

二、實施“一帶一路”的三駕馬車

一帶一路總的戰略規劃相當宏偉，也許將會是二戰結束之後形成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終結的開始，這個體係已經過於千瘡百孔，海權國家建立的美國霸權已經左支右拙，難以為繼。最近，沙特領銜出征也門，伊朗率兵反擊伊斯蘭國，在這兩起中東地區的重要戰爭中，美國均意外缺席，這充分說明，這套以雅爾塔體係為基礎的秩序，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

然而，非改不可也需要條件。對於提出一帶一路戰略的中國來說，以境外投資消化境內過剩、以合作共贏取代競爭對抗、以美元儲備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正是驅動一帶一路的三駕馬車。

第一、以境外投資消化境內過剩

“一帶一路”連接起了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今天，這兩端已經成為世界兩大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一個是後現代的發達社會，一個是發展最為迅猛的社會，然而在這兩端之間的廣袤地帶，卻是被海洋霸權所遺棄的地帶，海洋國家對內陸國家，在控製了出入口之後，就隻有索取，沒有投入。使得這一大片區域，貧窮、落後，戰亂頻繁，民族宗教矛盾十分突出，歸根到底，就是這些地帶的人們實在是太窮了，窮到無所畏懼，窮到看不到希望，委身於各種民族、宗教極端勢力，成為世界的禍亂之源。

美國作為海洋霸權，在麵對這片土地時，充滿了自私自利的算計，一是挑動各方爭鬥，自己從中獲利，二是控製衝突，禍水亂引，隻要確保自身利益不受損害，越亂越好，越亂才能從中漁利，一旦有地區強國出現，則一通悶棍。這也導致了海岸經濟帶的資源，無法通過正常的渠道運送到大陸腹心地帶，加劇了這些地方的貧窮落後。一旦富裕起來，人就會開始珍惜生命，熱愛生活，實際上，要解決這些地區的問題，發展是唯一道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糧草要行，交通是關鍵。也就是說，這些國家孱弱的基礎設施，急需投入資金進行改造。

而經過30多年快速發展的中國，在製造業領域建立起了全世界最為完備的門類體係，不僅能夠生產螺絲釘，也能把人送上太空。這樣龐大的產能一年年集聚，已經遠遠超出中國自身經濟的需要，加上人口紅利漸漸褪色，中國經濟突然來到了十字路口。懷揣數萬億美元儲備，在鋼鐵、水泥、機械、太陽能等諸多行業，均處於嚴重產能過剩的行業，而這些行業，正好是基礎設施奇缺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急需發展的產業。

一方急需，一方過剩，中國輸出產能，沿線國家收獲基礎設施。高等級公路、高速鐵路、機場、碼頭都將按照中國的標準進行建設，幫助他們實現跨越式發展，隨之而來的投資，將帶來更多的工作和收入，消費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指日可待。因此這是一件雙方互贏的事兒，皆大歡喜。中國則成為一帶一路的火車頭，帶沿線國家一起飛。

第二，以合作共贏替代對抗競爭

中國所倡導的一帶一路，既不同於千年之前的絲綢之路，也不同於二戰結束所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係，新的體係，必須有新的玩法。一千年以前，中國是天朝上國，與周邊國家是朝貢體係，中央之國的皇帝，是天下共主。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體係，堅持美國霸權，通過一係列的條約、組織，使美國可以支配全球。而今天的一帶一路，則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的，中國雖然是火車頭，但與其他各國均是對等的關係，不存在朝貢體係，也不存在支配關係，參與各方是合作共贏，共享繁榮的關係。

韓國的態度最說明問題，在韓國企劃財政部決定參加亞投行的聲明中，我們完全可以讀出其中別樣的味道：“亞投行是韓國可以作為主要國家參加創始的第一個國際金融機構。韓國有必要在國際社會積極承擔能體現韓國經濟地位的責任。”這裏麵的表達有兩層意思，第一是韓國在過去沒能參與任何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的創設，第二是韓國沒能在舊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中獲得應有的地位。

這其實是中等規模的新興發達國家，對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一種控訴。這種體製完全以美國為主導，以美國的意誌為轉移，以美國利益為優先，忽略其他國家的正當合理訴求。韓國早已躋身發達國家行業，對擴大國際政治經濟自主權話語權，充滿了渴望，但美國不僅沒有讓韓國參與任何金融機構，而是依然把他當成一個聽話的仆從，呼來喝去。中國實際也是一樣，一貫秉承和平崛起，意圖緩慢在美國體係中能夠獲得認可，不斷擴大自己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亞洲開發銀行中的出資額，但卻並未換來相應的話語權。

為體現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權重上升，IMF董事會2010年通過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根據該方案，IMF的份額將增加一倍，約6％的份額將向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和代表性不足的發展中國家轉移，中國將成為IMF第三大成員國。美國是IMF的最大股東國，由於美國國會尚未批準該改革方案，導致接近“終點線”的改革一再拖延。

這一切都說明，舊的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早就應該改革了，以適應變化了的世界。新的體係，萌生於歐洲和東亞之間的廣袤而又缺乏關懷的地段，是對美國體係中的薄弱環節的剝離，不至於引發太過激烈的反應。而新的體係，既然是對舊的體係的顛覆，就應當以合作共贏為出發點，不再是在美國主導下的競爭和對抗的規則。

第三、以美元儲備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中國有世界上最大的美元外匯儲備，這實際上是不得已而為之，掉入了美國體係下的金融陷阱。

同次貸危機下，美國兩家房貸抵押機構“房地美”和“房利美”進行破產清算，中國人驚訝地發現，最大的外國債權人竟然是中國！持有這兩家機構的債券，竟然高達3763億美元，中國成了次貸危機中損失最大的債權人之一。

然而，這並沒有阻止中國繼續把自己龐大的美元儲備向美國輸血。據央行最新數據，截至2014年3月底，我國外匯儲備餘額為3.95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占全世界外儲總量的1/3。無論樂觀還是保守估計，外儲規模年內超過4萬億美元已無懸念。這麽龐大的外匯儲備，有超過65%用於購買美國國債和美國財政部債券。環比全球，由於美國和美元的霸主地位牢不可破，這樣的投資相對來說還算是安全，但卻收益率過低，甚至緩慢貶值。由於基數太大，美元隻需要貶值一個點，我們這裏就是幾百億的損失。這相當於窮人補貼富人，尚不富裕的中國，卻要補貼美國人保持高水平生活。

能不買美債作為外匯儲備的保值方式嗎？不買可以，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印鈔機一開，不停增發美國債券，你不買，美國國債就會貶值，美債貶值，美元就會貶值，更多的外匯儲備就會成為廢紙。所以，中國龐大的以美元為主的外匯儲備，反而成了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的提款機。所以，英國《經濟學家》信息部大中華區定製研究總監亞曆山大·範凱默納德一針見血地指出：“全世界視為中國金融實力縮影的因素實際上恰恰說明了其弱點。中國外匯儲備的利息極低，而且由於人民幣升值，它們多年來一直在貶值。”

而高額的美元儲備，已經成為影響中國金融貨幣穩定的隱患之一。外匯儲備並不代表可以直接用來分配的財富，是對外貿易過程中通過結匯的方式由政府保管的國外債權。例如某公司通過出口創匯1000萬美元，要把錢拿回國內來，隻能通過結匯的方式變成外匯儲備，同時由國家通過銀行向這家企業支付等值的人民幣。這意味著有多少外匯儲備，便會有相應的人民幣。一定的外匯儲備可以成為對外貿易的準備金，增強國家的金融力量，然而過量的增加卻會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從而降低我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對於以出口導向為主的中國產業經濟來說，會造成嚴重的後果：出口下降，經濟發展速度受到影響。為穩定人民幣幣值，央行又被迫在外匯市場上購入多餘的外匯，卻進一步加大了外匯儲備的擴張。外匯儲備規模的不斷擴大，必然導致更大的人民幣升值壓力，由此形成了一個死循環。

破局之舉就在於人民幣國際化，中國在境外的投資與貿易，如能直接用人民幣結算，就省卻了外匯儲備這道環節，同時，其他國家也會將人民幣作為 他們的外匯儲備，國際間的貿易結算，直接用人民幣的方式進行，由此減少交易成本以及匯率風險，有利於中國企業更好的走出去。更重要的是，中國可以憑借人民幣的國際化，獲得國際鑄幣稅收入，而這正是美國能被稱為金融霸權的基石。

知難行易。要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必須突破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圍追堵截。在多次爭取更多的國際貨幣話語權受阻之後，中國隻能被迫另起爐灶，通過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把美國、日本撇在一邊，設立亞投行，通過在歐亞非大陸廣袤的土地上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完全可以借此機會，率先在一帶一路國家內，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而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恰好可以支撐由此帶來的人民幣回流。以現有的外匯儲備，按1:6的初略計算，至少可以支持24-30萬億人民幣的回流，同時還可以降低中國外匯儲備的風險，用投資促進中國外匯資產的保值增值，並進而在國際金融秩序內獲得更大的發言權。

中國的人民幣已經深受高額外匯儲備的困擾，而一個貨幣不能自主，在國際金融體係內缺乏話語權的國家，隻能永遠受製於人。隻有把龐大的外匯儲備，轉換為人民幣國際化的背書，實現真正的貨幣自主，才能真正實現一帶一路的戰略訴求。

三、推動一帶一路，絕非一帆風順

願景如此美好，中國也已具備相應的實力和國際號召力，然而麵對亞歐大陸腹心地帶紛繁複雜的政治現實，以及波詭雲譎的國際政治環境，一帶一路的建設至少還麵臨三個方麵的挑戰。

一是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是否足夠令人信服。過去，中國是天朝上國，對周邊國家有著無可匹敵的文明優勢，沒有一個使臣不是抱著敬仰的心態，步入長安朱雀大街。而今天，經曆了百年沉淪又重新崛起的中國，能不能在文化軟實力上重新回到領先的位置，是考驗一帶一路戰略能否順利實施的關鍵因素。否則對這些國家來說，中國隻能成為一個工具性而非價值性的夥伴。

二是一帶一路沿途國家複雜的民族宗教矛盾，和多樣的曆史文化背景，極容易成為外部勢力介入的突破口，從而挑起動亂與衝突，嚴重的會引發戰爭、政變、革命。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安撫各方複雜勢力，確保中國投資不會打水漂，是非常嚴峻的挑戰。

三是轉型為帶頭大哥之後，中國需要為小夥伴們提供安全有效的國際公共產品，比如國際秩序的穩定，相對平等的話語權，多邊協商合作對話機製，調解矛盾的能力等等，都需要中國在政治、軍事、外交等領域進行重新的調整，以發展出滿足一帶一路小夥伴們所希望的那種能力。

乘風破浪會有時，今天亞投行申請方已達到51個，這是二戰結束以來第一個不在美國主導之下成立的國際金融組織，並將成為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第一步。我們有幸身處曆史的關鍵時期，不是每個時代，都有這樣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