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上海七一中學女教師施濟美、林麗珍雙雙自殺的背後

王羽， 是真不知還是搗糨糊， 從頭到尾把“紅衛兵造反派”當成一個詞，文革開始的時候是沒有造反派的，而這位施老師， 顯然是文革一開始就被揪出來的， 這份“功勞”造反派實在擔當不起， 那是保守派（官辦）紅衛兵幹的， 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 施老師肯定還得挨整， 這時的罪過造反派就不好推脫了。王羽的論文若是一直用的這麽一個詞的話，隻能對這種文革研究歎口氣了。--轉載者

 

——讀《施濟美傳：鳳儀園的尋夢人》（王羽著）有感

　　　　　　　　　　　　　　　　·黑星人·

（一）

　　近日，朋友借我一本王羽寫的《施濟美傳：鳳儀園的尋夢人》之書，化了幾個晚上去閱讀。讀畢，有感欲發的念頭升起，不說不快。

　　說文前，先介紹一下施濟美其人。

　　施濟美，浙江紹興人，１９２０年生於北京。其父施肇夔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回國後在北洋政府外交部工作，是當時外交部長顧維鈞的得力助手。其母雖未進過洋學堂，但古典文學基礎特好，書法也好。施濟美就是在這樣一個家庭環境中成長，她是“東吳係女作家”的領軍人物，也是上世紀４０年代上海聲譽排名僅次於張愛玲、蘇青的著名女作家。

　　王羽作了大量資料采集，也對與施濟美有過接觸的當事人及施濟美親屬作了采訪，才大功告成此書。這也是全國第一本介紹施濟美生平的專著，傾注了王羽幾年心血，正如她在本書“後記”中寫道：“這是一本陪伴我兩年的書，關於一個陪伴了我十二年的作家。”

　　在賞閱王羽寫作成果之時，我要提出三個疑問：

　　第一、導致施濟美自殺的真正原因是什麽？

　　王羽在書中寫道：１９６８年５月８日，施濟美接到通知，翌日去校造反派那裏報到。造反派事先已揚言，要召開一場針對她的全校批鬥大會。聞此言，她的精神再也堅持不住了。當夜，在自家屋內，與同住一室的林麗珍雙雙自殺——懸在門後晾衣叉子上吊自殺。上吊之前還喝了敵敵畏（林麗珍如何自殺，書中沒交待，應該也是同懸一處自殺）。

　　在自殺前二年，也即１９６６年，施濟美已遭到紅衛兵造反派批鬥、抄家，被迫離開她心愛的教學崗位，改為掃地、擦浴缸之類的保潔工作。按理說，施濟美有接受精神打擊的思想準備，為何一聽說要召開針對她的全校批鬥大會就再也控製不住了，又是喝敵敵畏；又是懸繩上吊，尋死之念如此鐵心呢？那天，造反派究竟與她談了什麽？

　　第二、抗戰勝利後，施濟美創作的《鳳儀園》、《鬼月》等高質量作品相繼問世，這標誌著她的文學道路有了巨大拓展。其長篇小說《莫愁巷》，更是代表著她創作生涯的高峰（此作品還被改編為電影，由朱石麟導演，李清、陳娟娟任主角）。既然她有如此深的文學創作天賦，而且又有那麽多的讀者群，那麽是什麽原因讓她“解放後”淡出文壇，甘願默默做一個園丁，一生獻身教育事業（在上海七一中學執教，成為學校語文組的骨幹教師），這其中動因是什麽？

　　第三、施濟美在自殺前曾對同事說，政治上的事，有一天會平反，生活上的事沒人會為她說清。這“生活上的事”究竟是指什麽事呢？

（二）

　　白駒過隙。如今，施濟美死去近五十年，關於她的冤案早已平反，但製造這場冤案的主角沒有公布。施濟美的妹妹在施濟美追悼會上隻是說：姐姐受林彪、“四人幫”迫害而死。

　　這是統一答案。中國大地發生的無數悲劇都被一個神秘布袋裹著，這布袋如同魔術師手中的道具，想變什麽出來就變什麽出來。也即：想說什麽樣理由就編什麽樣理由出來。持布袋的主人就是希望全體國人向前看——忘記那段充滿腥風血雨的曆史傷痛。故而，迄今為止，人們沒見過原七一中學某個紅衛兵造反派人員站出來，悔過地大聲說：“施老師，我們錯了！我們有洗不掉的深重罪孽。”

　　即便瀏覽令施濟美走上絕路的原“上海七一中學”校網，上麵也是自豪地寫著：“這是一所具有光榮曆史和優秀傳統的學校，建校百年來，七一中學秉承中華教育之美德……”仿佛施濟美、林麗珍雙雙自殺事件從沒有發生過。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這不是七一中學幾個紅衛兵作的惡，而是全校紅衛兵集體犯下的罪孽。七一中學可以淡忘那段曆史，但國人不可以忘記。道理很簡單，一個不懂得如何反思、而隻想如何盡快忘記曆史傷痛的民族，是一個難有進步可言的民族。所謂“民族振興”，別跟我扯淡。說施濟美死於林彪、“四人幫”的迫害，說給小學生聽還差不多。國人清楚並且心知肚明，誰是製造這場悲劇的真正幕後主角。他們也心知肚明，知道國人心知肚明。既然大家都心知肚明，那麽為何不能說出曆史的真相呢？

　　假如王羽能站在這個曆史高點看問題，去認識施濟美，一定會有新的意外收獲。至於王羽評介施濟美是“新一代女性”，這話讓人有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感覺。施濟美短暫一生極其苦難與曲折，難道“新一代女性”非要飽受深重苦難才有資格這樣稱之？或者說，女人接受苦難洗禮和精神摧殘越深，越能體現“新一代女性”的光芒？

　　說到“新一代女性”，我認為同時代倒在“無產階級專政”刑場上的林昭、張誌新，她們可以稱之為“新一代女性”。她們以一己嬴弱之聲向這個荒謬世界單獨宣戰，作出她們最為堅貞不屈和最為鏗鏘有力的抗爭。故而，我認為，“自殺”不是“新一代女性”的代名詞，“抗爭”——對抗這個荒謬世界，爭取自己的權利，才是。

（三）

　　讀《施濟美傳：鳳儀園的尋夢人》一書，我心沉重，幾度沉浸。我仿佛聽見施濟美在自殺前淒婉地說：“你們的世界是荒謬的，我的世界是純靜的。純靜屬於我，是我通向另一個世界的聖梯。”

　　麵對如山崩地裂而來的苦難，常人難以接受，更何況是一個女人了。男人靠信念支撐，靠意誌生存。信念難言打垮，它遊走於男人的心底。真正擊垮男人的是意誌，失去意誌，這個男人才會愴然倒下。那麽女人在苦難麵前靠什麽支撐和生存呢？靠夢。

　　在苦難如排山倒海而來的那個時代，夢是施濟美唯一活下去的理由。

　　然而，“文革”一把火，令國人從此無安寧之日。紅衛兵造反派不但剝奪了施濟美做夢的權利，而且還要卑鄙地將她一切與做夢有關的文字記錄統統赤裸裸地公開在世人麵前。也正因為渴望洞察他人隱私的紅衛兵造反派對施濟美進行突然的上門抄家，將她的日記、文稿、書信，還有刊有她作品的報刊雜誌等統統抄走，裝了滿滿兩輛黃魚車。施濟美的全部個人隱私都在這車上，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私人物品被他們作為“戰利品”無情掠走，任何一個堅強之人，在這時都會露出絕望的眼神——對這個製度絕望、對失去王法的世界絕望。

　　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到來之時，紅衛兵造反派開始張貼施濟美大字報，說她與同居一屋的同校老師林麗珍搞同性戀。當緋聞充滿校園之時，正是造反派們最得意之刻。他們可以幸災樂禍地觀看兩個單身女人如何一步步走向落難之井；他們一點不認為自己在幹人類最野蠻、最荒唐、最愚昧之事。相反，他們虔誠地認為，這是對毛主席表忠心的行為；他們的忠心表得越淋漓盡致，邪惡之念也就越發徹底。

　　我不知道其中秘密。我隻知道，施濟美男友俞允明被日軍飛機炸死，這事對她的精神打擊很大，她發誓這輩子不再嫁人。工作中，她將自己全部的愛傾注在學生身上；生活上，她將林麗珍視作自己情感的傾訴和寄托對象，並將這種感受寫在日記裏。

　　然而，我要說：即便真是同性戀了又怎麽了？它會構成一個女人罄竹難書的滔天罪行嗎？造反派需要對林麗珍剃“陰陽頭”，進行最惡毒的人身攻擊和人格羞辱嗎？

　　又然而，在那個人性之善無法保證的瘋狂年代，造反派個個如同得了狂犬病，一個比一個歇斯底裏。當個人沒有保留私密空間的權利；當政府和組織像大人，將每一個公民視作小孩，實行意識形態的全麵監控，這個時刻，哪有其它諸如同性戀的觀念被認同？

　　當人心如獸心恣意縱欲、世界處處充滿猙獰麵目時，身處野蠻之林、孤立無援的施濟美和林麗珍或許隻能以同性戀作為唯一的精神慰藉。這種相互憐憫、相互愛戀的行為在變態的不正常社會裏反而顯得十分正常，合乎理性。造反派可以指認為她倆這是精神麻醉的行為，但不可以作為一種罪證，白紙黑字地赤裸裸公開在全校師生麵前。這等於就是當著眾人的麵活生生地撕裂一個少女的處女權。試想，這讓她們日後如何在同事和學生麵前抬頭做人？

　　夢即希望。當希望被無情碾碎，這個世界還有什麽可以依戀的？或許，死是最好的、也是最後的體麵退路。施濟美必須死！正如作為寡婦的雷鋒母親在被地主兒子強奸（或誘奸）之後意外懷孕不得不上吊自殺一樣。雷鋒母親不死，無法在眾鄉鄰們麵前抬頭做人。同理，施濟美不死，“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口號就有水分；“文革”就是波特萊爾筆下的“惡之花”。她死一千次，也對不起毛主席。

　　由中國人發明的、罪惡昭彰的懲罰人的手段——剃陰陽頭，同樣不足以讓林麗珍跟著施濟美痛下自殺決心。是因為她看到：學生批鬥老師，精英教師成為“牛鬼蛇神”，是非顛倒，黑白不分，這樣的製度還有什麽幻想可抱啊？她必須跟著施濟美一起死。施濟美死，她不死，那麽她往後過的日子會比死更殘酷；比關進牢獄更難受。更何況，教師這個職業是危險性相當強的職業。給學生授課時，一不當心說錯話，就會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與其這樣惶惶不可終日地過日子，還不如下地獄十八層，尋得一份屬於自己的純靜。

　　此時，我仿佛聽見施濟美喃喃泣道：“我的夢是我的，整個兒屬於我的。它是唯一完全俯首帖耳於我的一個精神主體。我通過這樣的掌控，如願成為‘夢的王國’裏一個自由公民。……讓我一個人默默走向死亡吧！黃泉之路上，我會替你們——每一個醜陋的靈魂禱告，以我生命的消逝換取上帝對你們肮髒靈魂的救贖。願上帝寬恕你們的無知、愚昧和野蠻。”

　　天地有窮，此冤無窮。這是製度錯位的結果，這也是權力沒被關進籠子的結果。“錯位”導致“人性”的喪失和“文明”理念的墮落，及“傳統文化”的大倒退、大衰敗。這是中國曠古未有的曆史記錄。

　　我們渴求反思。然而，反思荒謬“文革”，放過錯位製度，這種反思有意義嗎？而要反思錯位製度，這是當今權力者們最不願麵對的事。他們隻能含糊其辭地回答說：“把‘反思’的任務交給下一代。”如此，指望讓個別紅衛兵造反派今天站出來，向施濟美謝罪、懺悔、贖罪，並替那個瘋狂年代買單，同樣是一種天真之念。

（四）

　　這本書的完成源於它是王羽讀研究生的畢業論文，答辯導師為陳學勇教授，也即本書主編。我不知道作為答辯導師的陳學勇教授是否會向王羽提出我上麵所提到的這些問題？如果想到，那麽為何不在文章中體現？如果不能細談，那是學術有問題。如果提到了，最後在出版審查時被刪節了，那是出版業有問題——不自由的問題。

　　王羽在全書中真實述說了施濟美的曲折一生，但真實不等於詳實。因為王羽無法詳實道出施濟美之死的真正原因。同時，略為遺憾的是，王羽也沒在全書結尾處設下“如果”的字眼，供讀者去作無限的想象。

　　當施濟美的長篇小說《莫愁巷》在香港被拍攝電影，取名《紅水菱》上映時，如果她借首映之由去香港，從此不再返回大陸，那麽我斷定，進入創作旺盛歲月的她，日後會有更多的作品問世。就像張愛玲於１９５２年向香港大學申請複學獲得批準，持港大證明由廣州抵達香港後，並未入港大複學，而是去了香港“美國新聞處”，擔任翻譯《老人與海》、《愛默生選集》、《美國七大小說家》（部分）等書工作。如果張愛玲不離開大陸，日後自殺者名單中或許會增加一位。之後她也不可能拿到創作資助金，並於１９６０年加入美國國籍，我們更是讀不到她之後寫的足以鞏固她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地位的作品。

　　同樣，排在張愛玲大名之後的蘇青，雖然政治上表現積極，比如將自己房屋割出一間，作為公共圖書館，但“文革”中還是受盡迫害。另外，１９２８年發表《蘇菲女士的日記》日記體小說、旨在揭露國民政府統治腐敗而出名的丁玲女士，“解放後”，同樣沒有誕生過一部真正有藝術價值的作品。還有：沈從文、老舍、郭沫若，曹禺等等，這種例子比比皆是。

　　施濟美愛國嗎？愛國，她有條件隨父親去國外定居，但她留在國內，一心撲在教育事業上。張愛玲愛國嗎？她欺騙新政府，借港大複學之由，離開大陸不再回來。在當時人們眼裏，張愛玲是最不愛國的女作家之一。幾十年之後，事實證明，一個女人的才華與她所處的周邊環境及生成這個環境的製度有關。很多愛國的女作家從此一文不名，沒有有藝術價值的新作品誕生；而正是那些最不愛國的女作家，譜寫了中國現代文學史女性文學光芒的一頁。

　　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或許，王羽意識到這點，但有難言之苦；更或許，此書在出版前遭到不少刪節。盡管如此，我還是要感謝王羽，讓我認識了施濟美其人。

　　雖然施濟美自殺在當時轟動靜安區教育局，乃至整個上海灘，但同時刻，上海延安中學有七位教師陸續自殺，外人卻知道甚少，更無後人為他們撰寫祭文，追憶他們為教育事業作出的貢獻。他們的名字叫：孫誌賓（教導處主任，“文革”中第一個自殺，跳樓自殺）、張佩恒（地理老師，開煤氣自殺）、錢達民（畢業於西南聯大，教數學、上吊自殺）、莊楓（音樂老師）、陳允成（化學老師，據說是一個同性戀者）、陶心喬（教導處主任，１９５５年“肅反運動”中被逮捕，後在監獄中自殺）、葉立（人事幹部，延安中學最後一位自殺者）。他們的故事連同他們的名字，埋於曆史的塵埃中。

（五）

　　我哭，為施濟美而哭，也哭那個時代。因為我從“施濟美、林麗珍雙雙自殺”事件看到之後國人的巨痛和時代的巨痛。正如俄國作家屠格涅夫在散文詩《你哭》中寫道：“你的哭是我的悲痛，而我哭是由於你對我的憐憫和同情。不過，要知道，你哭的也是自己的悲痛，因為隻有你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悲痛。”

　　文字是罪惡的，罪惡之人將文字書寫者推向深淵，讓其永世不得翻身，臭名千裏。

　　文字是光芒的，深懷曆史責任感之人通過文字的記錄和揭露，讓後人看清製惡者的臉。

　　今天，曆史一頁雖然翻過，但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這就是我讀《施濟美傳：鳳儀園的尋夢人》之感。

２０１７－１２－２４於“退思齋”

注：《施濟美傳：鳳儀園的尋夢人》，２００９年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作者王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