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地揮一揮手
居美國華盛頓, 就職政府部門, 花甲年歲, 天天等下班, 月月等薪水, 年年等退休.
以色列駐上海領事館近期在微博上發起了“老照片尋人”活動。
11月12日，領事館專門召開了新聞發布會，已經有6個照片中人物的身份得到確認。這些人物影像，來自猶太攝影師薩姆·薩澤提。他於1922年來到上海，此後30餘年在滬拍下這些照片，片中既有中國人，也有猶太人。1986年，薩澤提在以色列去世。
公眾除了感懷照片中人的優雅氣韻，更激起對猶太人在滬曆史的探究興趣。從1933年到1941年，上海收留的猶太難民達三萬餘人。
上海緣何成為二戰猶太人的“希望之港”，他們是如何來到中國的?是民國政府的同情，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發放的生命簽證?日本人妄想組建東方猶太國的“河豚計劃”?還是偽滿洲國駐德公使呂宜文的救助?這一切又是為什麽?
誰是東方的“辛德勒”?
一部好萊塢影片《辛德勒的名單》使“辛德勒”名聞天下，他的名字成為生命救護者的代名詞。
世上還有中國版的“辛德勒”——何鳳山。二戰猶太人來滬避難，在中國流傳最廣，國人常引以為傲的就是何鳳山的故事。
1938年11月，納粹黨員和黨衛隊在全德境內襲擊猶太人，稱為“水晶之夜”，對猶太人的迫害全麵升級，猶太人展開大逃亡。
何鳳山1937年被派往中國駐奧地利大使館任一秘，第二年“德奧合並”後，中國駐奧地利大使館改為中國駐維也納領事館，何鳳山為總領事。
中國版辛德勒的故事是這樣說的，1938年7月的國際難民會議，30餘國拒絕接受猶太人。何鳳山基於人道主義立場，不顧駐德大使陳介反對，直止1940年5月回國，大量向猶太人發放簽證。
他到底發放了多少簽證，具體數目不可考，但在目前找到的簽證中，最大編號是1938年10月27日的第1906號，他之後一年半任期裏又簽出了多少，尚不知曉。可以確定的是，1938年末，上海至少增加了約15000名猶太難民。
2001年1月23日，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赫佐爾山的猶太大屠殺紀念館，授予何鳳山“國際義人”稱號，何鳳山的子女出席了儀式。
但這個故事好像有個“漏洞”，1937年7月全麵抗戰爆發，11月上海華界已經淪陷，1940年初，扶植起汪偽政權，同時租界仍然保持中立。
國民政府在上海失去了實際治權;日本在汪偽政府建立前，不具備法理治權，不能向外國人發放簽證的權力。租界從來就是開放的，即使中國難民都可在租界得到庇護，又何況外國人。
因此，直到1939年9月，日本開始“應上海猶太界之請”，限製猶太人入境並收取人頭費之前，上海是當時唯一無需簽證、無需護照便可自由進入地方。那麽，何鳳山能稱得上是中國的辛德勒嗎，他的簽證是空頭支票嗎?
實際上何鳳山的簽證仍然有效力，因為當時納粹規定，有簽證才能不進集中營，可以離開奧地利。很多國家不願開罪納粹，未必有這個勇氣大量發放簽證。而且1938年2月，希特勒承認偽滿;六七月份又禁止武器運華，撤回全體駐華顧問，中德合作旋告結束(雙方直止1940年7月，德國承認汪偽政府才斷交)。
也就是說，二戰時猶太人獲得何鳳山簽證未必來華，很多人去了巴勒斯坦、菲律賓、古巴等地，但是來滬猶太人並不都是何鳳山的因素。
這又引出另外兩個版本的“辛德勒”。
日本影片《生命的簽證》將日本的“辛德勒”杉原千畝推向聖壇，據說向猶太人發放了6000多張生命簽證。
杉原的故事1968年就在日本廣為傳誦，1985年以色列贈予他“國際義人”稱號，第二年杉原去世。關於他的故事，最初來自其妻的回憶，目前吹捧杉原的文章著作已汗牛充棟。
猶太曆史學教授列文開始從一個新的角度，通過研究杉原——一個酗酒的、私生活放蕩的日本外交官兼間諜的經曆，來了解“為什麽同樣一個民族，既可以做出南京大屠殺暴行，又有救命的善舉”。
列文的論文《尋找杉原千畝》，將被誇大的諸多杉原神話還原為事實，遭到杉原家屬的抗議。他發現，杉原的生命簽證，是日本政府整體計劃的一部分。
1939年9月德俄瓜分波蘭，大批波蘭猶太人湧入立陶宛避難。精通俄文的杉原為駐立陶宛領事，並肩負刺探蘇德情報的任務。
1940年6月，蘇軍侵入立陶宛，勒令所有外國領事館閉館。杉原在立陶宛的任期是1939年9月-1940年8月，他從1940年7月31日開始突擊發放生命簽證，1940年8月23日被調至柏林候命。根據日本外務省的記錄，杉原總共簽發了2139張簽證，裏麵既有猶太人也有非猶太人，且非猶太人居多。
杉原為何在蘇俄占領後突然開始突擊發放簽證?波蘭猶太人逃到立陶宛已一年，為何遲至蘇俄入侵才慌忙求助?
蘇俄侵入立陶宛後在7月某夜一次性槍殺了數千名立陶宛知識界人士，這時候亟盼逃離地獄的顯然不止猶太人。立陶宛難民逃至遠東的曆程是這樣，首先從荷蘭領事那裏取得一份前往荷屬某島的簽證，再借口過境，經日本領事館獲得神戶過境簽證。獲杉原簽證逃命者，同時還要持有荷蘭領事的簽證，兩個簽證缺一不可，並非杉原一人之功。
以立陶宛難民為主，總共4600多名難民乘西伯利亞列車至海參崴，再逃至神戶，戰爭末期，日本將他們統統轉往滿洲或上海。
這批難民未必全都最後落腳到上海，那麽1940年末已在滬的兩三萬猶太難民從何而來?顯然赴滬猶太人還有其他途徑來華。
另一個“辛德勒”出現了。
當時中國境內幾個政權鼎立，除重慶國民政府，還有日占區的日占當局、1940年後建立的汪偽政權、同樣在多國派有使節的偽滿洲國政府。
曾立誌抗日的青年，被俘後降敵的漢奸王替夫在偽滿洲國駐德國公使館擔任書記官。據王替夫記述，他給德國猶太人發放簽證是偽滿駐德公使呂宜文應德國外交部要求而下達的任務，1939年5月至1940年5月共給萬餘名德國猶太人發放入滿過境簽證。
盡管媒體報道亦有對王替夫粉飾誇張之嫌，但他本人倒坦承，此舉純粹執行公務，與私人感情無涉，簽發數也隻有1萬—1萬2，非媒體所說“救助3萬”。王替夫回憶錄對自己的懦弱和冷淡亦無回避，如此看來他應不是編撰故事沽名釣譽。
當時納粹還沒有開始種族滅絕，在美國猶太共濟會請求下，同意驅逐德國猶太人赴美(不知為何不走海路而繞道陸路)，並已知會蘇聯，蘇方同意過境。
該批德籍猶太人從蘇聯進入滿洲後，據說很多人無力繼續到美國，便轉赴上海。王替夫簽名的簽證原件已有發現，但以色列並未獎予他“國際義人”美譽，或許因為他坦言並無主動幫助之心。
杉原和王替夫為何要給猶太人大量發放簽證?據說與日本人的一龐大野心有關，他們曾想在中國建立一個“東方的以色列”，以利用猶太人的資金、技術，這項任務叫“河豚計劃”。
“東方以色列”夢想的落空
日本贏得日俄戰爭勝利，猶太人慷慨解囊是重要因素。
日俄戰爭爆發後不到兩個月，日本便出現資金短缺，曾緊急派出時任央行副總裁的高橋清赴倫敦籌款。由於日本當時在國際金融市場的信譽遠談不上良好，加上銀行家都認為東方蕞爾小國豈能戰勝北極熊，高橋告貸無門。
快要悻悻歸國前的一個晚宴上，高橋偶遇猶太富豪雪甫，他長呼短歎，認為籌不到款，日本將敗於沙俄。雪甫仇恨沙皇尼古拉的排猶主義，竟然痛快地當即答應借給500萬英鎊，隨後在他的運籌下，又幫日本借到四筆國際貸款，共4.5億美元。
日本贏得日俄戰爭，從俄國手裏接管了中國遼東半島、南滿鐵路及一半庫頁島的權益。明治天皇破例邀請雪甫入宮共進午餐，並授予他旭日勳章。
在崇拜強者的日本人眼中，留下了猶太人操縱著世界財富的印象。這與反猶論者宣傳的“猶太陰謀”不謀而合，同時，也構成了後來“河豚計劃”的基礎動因。
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早年俄國反猶分子偽造的不為人重視的反猶書籍《錫安長老議事錄》，隨著對布爾什維克的強烈恐懼而風行於歐洲。
兩名在西伯利亞協助白軍抵抗紅軍的日本軍官返日後，將《議事錄》譯成日文，招募同道研究所謂“猶太陰謀”。這兩人正是“河豚計劃”設計者和協調人：安江仙弘、犬塚惟重，後來成為日本的“猶太專家”。日本認為猶太人好比“河豚”，肉美味但有“毒素”，所以要巧妙利用，“河豚計劃”一名由此而來。
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後，急於開發東北礦產，鼓勵日本人移民。但日本開拓團多出身底層，文化素質低，缺乏資金和技術，日本屢次舉辦招商說明會卻遭遇冷淡。
鋼鐵公司總裁鯰川義介向南滿鐵路總裁鬆岡洋佑建議，收容那些被納粹驅逐的猶太人，可利用資金、技術開發滿洲，還可借助他們的人脈聯絡歐美猶太富豪政要，從而為日本服務。
1934年鯰川義介在外交刊物上發表了邀請五萬名德國猶太人來滿洲的計劃。由於欠缺種種先決條件，以及日本政界內部意見的不統一，這個計劃直到1938年12月才上報“五相會議”討論通過，即《猶太人對策要綱》。
到1939年安江等人草擬出《導入猶太係資本之調查分析》的時候，他們的眼光不得不自滿洲轉移到上海。日本軍方擔心猶太人高度自治會不利日本，建議猶太區由日本嚴格監視管理，並仍將滿洲視為優先於上海的首選。
猶太人的選擇與日方的期望未保持一致，他們喜歡湧入上海公共租界，未被吸引去滿洲。1941年日本政府的一個統計表明，當時哈爾濱的猶太人口已不足3000，已比早年大為減少，這緣於猶太人也不喜歡日本，九一八和全麵抗戰爆發後，大量內遷上海，“河豚計劃”的設想未見成效。
“河豚計劃”上海版設想的新小區也一直沒有開建。日本發現歐洲難民非但不似想象中腰纏萬貫，而且多已分文不名。
日本認為，新來的難民們不肯去建設滿洲，他們也是與向美國財閥示好的棋子。
不久，犬塚便在上海發起了太平洋貿易公司，由日、中、猶共同持股;同時，加緊籠絡上海和哈爾濱的猶太社團首領，希望透過他們與美國猶太組織搭上線。戰事日緊，“河豚計劃”中心目標，已經不再是開墾滿洲，而是力圖獲取美國猶太社團影響美國政策。所幸的是，猶太人領袖、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兼美國猶太人大會主席、自由主義者魏斯相當清醒，他痛斥為日本人美言的哈爾濱實業家齊克曼：“我認為猶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種墮落行為，日本如同德國和意大利，是真正的法西斯國家。”日本終於心灰意冷，“河豚計劃”被徹底擱置。
日本對猶政策雖然反複無常，由滿洲派主導的“河豚計劃”至少使日本對來滬猶太難民在相當長時間內采取了容忍態度。
現有的資料一般認為，杉原和王替夫的簽證與日方計劃關聯密切，杉原頒發簽證的目的較為確定。所以猶太人遷滬還有另外來源。
猶太人遷華史
最早企圖將猶太人集中到中國滿洲生活的並不是天皇而是沙皇。
沙俄與日本爭奪遠東需要大量人力，借“宗教信仰自由”的允諾來鼓勵俄猶前往建設滿洲，既能清除麻煩又能鞏固俄國在遠東勢力。
屢遭迫害、渴望新生的俄猶自然也不介意跋涉到一片新的綠地去尋覓幸福和安全。
自1898年沙俄取得“哈爾濱-旅順港”鐵路修築權開始，大批猶太人移居哈爾濱。據遠東問題專家阿爾柏特·柏瑞統計，日占東北之前,哈爾濱私營經濟的58%由中國企業家掌握，33%由白俄及俄籍猶太商人掌握，日商僅占8%,僅僅兩年後，許多行業都變成日人專營。
此時“河豚計劃”尚未出爐，由日本浪人、俄德反猶分子主導的反猶活動十分猖獗。日本政府不僅袖手旁觀，還暗中支持這些行為，並秘密布置對猶太人的監控，被稱為“虐猶”政策。
大批猶太人開始舉家南下，遷往上海或天津。1934年，哈爾濱的猶太人口銳減。日本力圖修複與哈爾濱猶太社區關係，保證不再“虐猶”，但多數猶太人已對滿洲不再眷戀。
進入上海的猶太難民都居住在租界，處於工部局庇護之下。他們比較多地聚集在虹口，因為那裏很早就是俄猶傳統居住區，房租也較低廉。
上海從來隻有日占區，並無日租界，一直實行落地簽，上海淪陷後，因前述特殊原因，一度出入自由。因此，坊間流傳“日本因感恩之心而使猶太人不需要簽證便可進入上海日租界置於日本庇護之下”的說法亦不實。
何鳳山辦簽證從來有求必應，他上司陳介迫於德方壓力，曾電話要求他停止簽證，他答：“孔祥熙院長要求盡一切可能給予猶太人協助。”仍簽發不誤。
國民政府素來同情包括猶太人在內的民族複興運動。從孫中山到蔣介石都支持猶太複國運動。話說回來，抗戰時國民政府亦有一個中國版的“東方以色列計劃”。1939年2月，時任立法院院長的孫科正式提出議案，建議在大後方雲南劃定猶太人聚居區。
此建議得到德籍猶太實業家拜爾格拉斯響應，他擬訂計劃，初步設想將十萬人移居中國。然而就在討論之時，戰事日益艱苦，中國自身難保，沿海城市全部失陷，大規模收留猶太人的計劃終未能實施。
中國收回租界，內戰爆發，經濟惡化，猶太民族尋求建國，都促使他們加速離開中國大陸。另外，中共執政後開始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喪失了商業空間，猶太人幾乎走光，但因實行一邊倒向蘇聯的外交政策，還留下了少數俄國猶太人。
三年饑荒、中蘇交惡及至文革爆發，剩下的這點猶太人也全部跑光了。改革開放後，才陸續有猶太人來滬經商、留學，但已談不上聚居。
上海猶太人如今建立了頗多國際聯誼組織，較為知名的是總部設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的“前中國居民協會”，其成員70%來自上海。這些組織時不時舉辦些紀念活動，緬懷上海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