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春節-最慘淡的1982年農曆年

記憶中的春節-最慘淡的1982年農曆年

甲城老武

對中國老百姓，春節是一年中最有盼頭的時刻，大家不僅可以安心地休息幾天，還可以吃上一年中最好的飯菜。在以前物資匱乏的年代，人們都是盼望在過年的時候有好吃的，讓嘴過吧隱。我們家在農村，一年吃的除了靠從生產隊分到的外，還要靠自己家自留地裏種的和自家豬圈裏養的。從我記事的時候起，每年臘月中旬，家裏一定會殺一頭豬，除了留下過年吃的外，再拿一部分在黑市上賣賺回一點錢（那時候割資本主義尾巴沒有自由市場，所有的交易都是偷偷摸摸地進行的， 所以叫黑市），其餘的都做成臘肉，在其他時間吃。每到年前我們家也會做些醪糟（酒釀），準備一些元宵麵，壓一些掛麵，再準備一些好吃的。 這樣，至少從正月初一到初五， 天天有好吃的，好喝的。 當然，這些與現在比已算不了什麽，但在那些年代已經是神仙般的日子了。

按說四人幫倒台，改革開放，農民的日子該好了，但那隻是個不切實際的推理，本人經曆的那個最慘淡的春節就發生在1982年。1981年的秋天是個不尋常的季節，那時我在西安上大學，在暑假提早從陝南回到了西安。從8月份起，陝西、四川一帶就接連不斷地下雨， 即使我當時人在西安，也感到那裏在天天下雨。後來，就有一連串的壞消息傳來，先是寶成路完全中斷，隨後又是陝南重鎮漢中遭水淹，後來各地的道路幾呼全部中斷了。到了8月下旬，學校該開學的時候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 由於道路不通，各高校隻好延期開學，許多同學隻好繞道回到西安，比如我同宿舍的一位青海同學就從寧夏、內蒙繞到了北京，再從北京乘火車到了西安。據說那年連續不斷的大雨已嚴重地危及到了四川的安全，中央政府為了挽救四川，決定以漢中為代價來換取四川的安全。部隊已在嘉陵江上遊埋好了炸藥，隻等一聲令下炸掉隔開嘉陵江與漢江之間的大山，使嘉陵江改道入漢江。後來，雨越來越小，古老的漢中城也就保住了。

從家裏的書信中得知，我家鄉雖然沒有直接遭水災，但卻間接地受到了損失，糧食顆粒無收。我當時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直到寒假回家過春節才切實體會到。我在放假後興衝衝地一回到家，就感覺到家裏愁雲密布，往年那種殺豬宰羊、備年貨、迎新春的氣氛完全沒有了。不但沒有年貨，就連能糊口的東西也沒多少。由於老天自7月底就開始下雨，而且一下就是兩個月，種在地裏的莊稼根本就沒有光合作用的機會，所以到了秋收的時候竟然顆粒無收。農民們靠自己種的莊稼生活，又沒有城鎮居民那種旱澇保收的糧本子，更沒有國家發的工資，生活完全成了問題。在政府眼裏，這些老百姓好像沒有受災，一是沒有人的房子被水衝垮，而是沒有人被水淹死；不象住在江邊的人房子被水衝毀了，是直接的受害者。但是，正是這些直接受害者卻又是真正的借著自然災害因禍得福著，政府出錢為他們修房，他們原本破舊的房子因而有機會得到徹底翻新；政府又給他們無償提供了足夠的糧食，災民們可以歡歡喜喜地過新年。但那些廣大需要幫助的受害群體卻被社會和政府忽視了。 我回家前，家裏按政府的指標購到了一些玉米，但就是這些也不夠全家吃上幾天。大年初一， 我家勉強地吃了一頓麵條，初二起就開始吃玉米麵。 這個年過得真是淒慘，這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時代過的；縱使在萬惡的舊社會，許多農家的生活也過得比這好，就是那不幸的楊白勞也能在年三十奢侈一下，為喜兒扯上二尺紅頭繩。小時候經常聽老人們提民國18年的荒災，好像那是因為大旱而引起的； 而公元1981年的這場災難卻是因為水災造成的。

我對政府的救濟不公非常不滿，早知如此還不如讓山洪、泥石流把房子毀了算了，或者幹脆有人死了好拿回一些救濟金。初五過後，我就下山去另一個同學家，拉上他一起找縣政府論理。我們當時沒錢坐公共汽車，就徒步來到了縣城。那幾天還在過年，縣裏很多部門還沒有上班，我們找縣長，沒有找到縣長卻找到了縣長秘書。他是一個中青年人，當時正在用老式的手搖式電話給一個個部門打電話傳達開會的通知，我們等了快一個小時他才打完電話。我說我要找縣長談話，他說縣長不在，可以先跟他講。我就一咕腦將老百姓沒飯吃的狀況給他講了，並將救災物資分配不公的抱怨反複地跟他講了。當時的感覺是這個秘書態度不錯，在我抱怨的時候很理解，沒有和我們爭辯，並說要向上反映，爭取下次物資分配的時候多考慮這些因素。從縣長辦公室離開後，我的感覺好了些，畢竟這些平日裏高高在上的官僚們的態度不錯。 我當時跟同學開玩笑說，若是話不投機，我有可能一怒之下將縣長辦公室的桌子給掀翻了。 後來不知這位同學怎麽講故事的，最後在低我們幾屆的中學校友中盛傳我老武是如何如何掀翻縣老爺的桌子，大鬧縣政府的。

農民們的錢不外乎是靠賣多餘的糧食和副產品換來的。糧食自己吃還不夠，那有什麽來賣，那年回西安的路費也成了大問題。其實從漢中到西安的學生車票快車也不到10塊錢，但這10塊錢很難籌到。村裏人人都受災了，一個個的日子都不比我家好多少，所以也就沒有指望從鄰裏借錢。 我姐姐在外麵跑了一天，找親戚借錢，跑了好幾家，終於借來了15塊錢。好在那時候上大學不需要交學費，住也不花錢，每月還能拿到17塊錢的助學金，16塊用於生活費後還有1塊錢零用。要是放在現在什麽都收費，那學肯定上不下去了。我後來聽父親說， 我走後村裏分來了一批糧食指標，我家也得到了不少糧來度過困難的日子。這跟我找縣政府有沒有直接關係，不得而知。

回想82年的春節，可謂生活中難以忘懷的一個插曲，這主要是政府對災民的不公造成的。不幸的是，這類事情經常重複上演。2008年，四川汶川、北川發生了8級地震，造成了極大的人員和財產損失。但緊鄰地區也發生了6級以上的地震，那裏的房子倒塌的數量雖不及上述二川地區，但建築物也嚴重受損。政府將焦點放在汶川、北川雖然無可厚非， 但其他間接受災地區的老百姓也同樣需要關懷，需要救助。事實上，這些人恰恰又是被社會和政府遺忘的人群，實在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