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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反右運動六十周年，我想對那場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劫難”有一點了解的人都有義務寫點什麽紀念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知識精英群體。
原上海外語學院法語教授徐仲年先生（已故）是中國現代著名知識分子，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國民政府公派留學法國的精英。1956--1976年在上海外語學院做法語教授。1957年反右運動中徐先生被迫害打成右派，被下放到學校圖書館做管理員。教授的待遇被取消，被迫搬離“專家樓”生活一落千丈。
1962年，非洲幾內亞共和國總統塞古.杜爾來華訪問，杜爾總統是非洲著名政治家，在國際上有很大影響力，在當時中國與幾內亞的關係非常友好，所以對杜爾總統來訪中國政府非常重視。在北京周恩來總理接見了杜爾總統，杜爾總統當著周恩來的麵提出一個要求，他想見一見他在法國留學時的同學徐仲年，周恩來答應了杜爾總統的請求。過後周恩來了解到徐仲年教授在上海外語學院被打成右派在圖書館勞動改造。周恩來馬上責成上海市委立即為徐仲年摘帽平反，並立即恢複原教授的一切生活待遇。
一天，徐仲年正在圖書館工作，忽然接到通知到學校黨委辦公室有事，徐先生來到辦公室，學校黨委書記向徐仲年介紹一位領導，此人是上海市委統戰部長，這位部長代表上海市委鄭重向徐仲年宣布：從今天起，摘掉徐仲年的“右派”帽子，恢複教授工作以及一切生活待遇。對於這突如其來的“大好事 ”徐先生不知所措！一頭霧水？他心想，我也沒什麽立功贖罪的突出表現怎麽就突然給平凡了呢？後來這位部長道出原委，並告訴徐先生杜爾總統過幾天就來上海要到徐先生家裏訪問與老同學敘舊，徐先生被要求與杜爾總統談話時不要談及這幾年被打成右派勞動改造的經曆，好像生活中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對於這樣的要求徐先生當然心領神會。很快徐先生的一切又恢複到原來，又搬回原來居住的“專家樓”，家中還有保姆打理家務，當然這些都是組織幫助做的，一夜之間徐先生又從階下囚變為座上客。這一切都讓徐先生覺得不可思議。
後來杜爾總統來到徐先生家中兩位老同學見麵徐先生按照組織要求告訴杜爾總統他生活如何的幸福，絕口不提這幾年勞動改造的經曆。
多年以後，徐先生回憶這段往事對他親人說“，我的右派帽子是外國人給摘的，我並不感謝共產黨。是啊，如果沒有這麽一個做總統的同學，或許徐先生永遠要勞動改造一輩子。
通過這件事，不禁讓人想到前些年流行的一句百姓順口溜“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這就是專製集權體製的特色，至今如此。
有人說毛的教育體係也就能培育出像張鐵生這樣的白卷英雄，發明個土地雷就頂天了．這樣說有點誇張，但肯定不能培育出錢學森，錢三強，鄧稼先這些國際大師級別的人才．
我們再來看一看這些科學家被毛迫害的實事．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獲獎者趙九章趙九章，1907年10月15日出生於河南開封，浙江吳興人，1933年清華大學物理係畢業，1935年赴德國留學，1938年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在西南聯大任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趙九章促進組建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1956年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氣象組組長，1958年，中科院成立581組，組長錢學森，副組長趙九章、衛一清。581組下設技術組，由趙九章主持，成員包括陸元九、楊嘉墀、陳芳允、馬大猷、貝時璋等十多位專家，負責衛星研製的各項準備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1967年，中國科學院“造反派”開始奪權，趙九章自然首當其衝。每天他都被押到大街上遊逛一趟，而且脖子上還要掛一塊方方正正的廣告牌，上寫“反動學術權威趙九章”幾個大字。等遊街完畢，再回到科學院接受批鬥，然後晚上還得趕寫檢查和交待。每次批鬥，他都必須低頭彎腰，老實認罪。１９６８年春節剛過，趙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區的紅衛大隊勞動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掛起一個大牌子，上寫“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趙九章!”然後再在上麵打上一個大黑叉，1968年10月26日淩晨寫完檢查後服安眠藥自殺。終年61歲。姚桐斌姚桐斌，1922年出生於無錫黃土塘鎮，1945年姚桐斌畢業於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1947年赴英國伯明翰大學工業冶金係留學，1951年獲博士學位，1954年赴聯邦德國亞亨工業大學冶金係鑄造研究室任研究員兼教授助理。1957年4月至9月在聯邦德國冶金廠實習。在德期間，除進行緊張的技術工作和學習外，還對聯邦德國的科學技術與工業生產情況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積極關心祖國國民經濟建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1957年回國後，曆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員、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長。1962年組織製定了國防部五院材料工藝的研究方向，並按“材料要先行”的要求，安排組織材料工藝的預先研究。在此前後的4年中，他除向國內各兄弟單位提出大量研究課題外，在所內開展的研究課題500多項。領導和指導錳基釺料合金的研製和釺焊工藝研究課題，研製成國產一號及二號錳基釺料，並以釺焊結構取代了我國液體火箭發動機的老式焊接結構。主持了液體火箭發動機材料的振動疲勞破壞問題和液體火箭焊接結構的振動疲勞破壞問題的研究，並應用到型號的研製工作上，對火箭部件的設計、選材和製造起了指導性的作用。1968年6月8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無端遭到壞人毒打，不幸逝世，年僅46歲。他是“兩彈一星”功勳中最早被毛澤東的紅衛兵打死的，他和趙九章被批鬥致死後，周恩來總理要軍管會開列出了一份《重要科學家保護名單》，名單報上去後，總理說：“名單上的每個人，你們要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出了問題我找你們!”所以，錢學森每每憶及此事，都情不自禁地說：“‘文革’中，如果沒有周總理保護，恐怕我這個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這段談話引自國防科工委的《雙星輝映伉儷情深——錢學森和夫人的故事》）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但未致死的獲獎者屬於這一類而有文字記載的科學家有：鄧稼先、於敏、陳能寬、楊嘉墀、彭桓武、屠守鍔等六位。他們六位的事跡簡述如下：鄧稼先（1924--1986），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學家。
1941年17歲，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係1945年21歲8月，鄧稼先大學畢業1948年24歲在美國普渡大學（PurdueUniversity）物理係讀研究生。
1950年26歲8月20日獲得該校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為《氘核的光致蛻變》（ThePhotodisintegrationofthedeuteron）。8月29日，登上威爾遜總統號輪船返國。9月，在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工作。1957年33歲8月，調到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院任理論部主任，領導核武器的理論設計。從此，鄧稼先隱姓埋名工作28年，直到去世。1971年47歲由於“文化大革命”侵襲九院，許多建立過大功的科學家蒙冤被整，鄧稼先和於敏、胡思得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鬥。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說，那時“四人幫”有個計劃，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很多忠實可靠、功勞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務。當時有個口號:“會英文的就是美國特務，會俄文的就是蘇聯特務”，可見迫害之烈。他們把鄧稼先調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組織了一批對科學什麽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鬥他，理由是有兩次預備性小試驗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其實，那隻是因為儀器放歪而未測到中子。就在這危急的時刻，楊振寧要見他。周總理命令把鄧稼先召回北京，於是，那邊的事情就走漏出來了，於敏、陳能寬、胡思得等一批人也就得救了。從此之後，“221”就再沒有打死過一個人。如果不是鄧稼先的鄰居和好朋友楊振寧1971年回國要見鄧稼先，由周恩來將鄧稼先召回北京，鄧稼先也可能被迫害致死。許鹿希感歎道：“楊振寧與鄧稼先的會見無意中救了中國一大批人。我為此非常感激他！”許鹿希感歎道：“我盡管不信佛，但是對這件事情總覺得冥冥之中上天有個安排，讓楊振寧來救鄧稼先一命！1990年我去美國時，與楊振寧談起，他大吃一驚：‘有這樣的事？’其實，無意之中他還救了一大批中國搞核武器的人”。許鹿希：某人發動的文革差一點把鄧稼先整死
姚桐斌和趙九章被批鬥致死後，周恩來總理要軍管會開列出了一份《重要科學家保護名單》，名單報上去後，總理說：“名單上的每個人，你們要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出了問題我找你們!”。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紅衛兵小將們秉承毛太陽聖旨，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廣大的科學家們及工程師們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周恩來深知要保護所有的科學家及工程師是不可能的，因為毛絕不允許臭老九以科學家或工程師的頭銜作為保護傘，逍遙法外，周恩來隻好選擇性地保護部分最重要的科學家及工程師，如果你在保護名單出爐之前，不幸命喪紅衛兵之手，就隻能怪你命苦，如果你在保護名單出爐之前，僥幸活命，但又名列保護名單之外，也隻能怪你命苦。總之是看你的運氣！
此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大物理學家還有：葉企孫：獲得“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23位科學家中有9人是他的學生，有2人是他的學生的學生，還有2人的事業也與他有著密切的關係。1968年4月到1969年11月，被中央軍委辦事組逮捕、關押，釋放後又被隔離審查到1975年。於1966~1976年的十年間，受盡淩辱，以至被捕入獄，並身患重病；1977年1月13日含冤而逝，1980年平反昭雪。張宗燧＼饒毓泰＼趙忠堯＼胡思得＼曾昭掄＼蕭光琰＼錢晉＼劉允斌＼徐舜壽＼馬明德＼虞光裕＼吳大觀＼溫俊峰＼慈雲桂＼童誌鵬＼董鐵寶＼王榮瑸＼桂業煒＼葉諸沛＼這些科學家哪一個不是對中國的核彈，航空等國防事業做出過卓越貢獻的？哪一個不是在文革中飽受摧殘的？甚至於大多數被文革迫害致死．是他們撐起了中國國防的藍天．對他們來說文革有好處嗎？有！其中一位僥幸逃生的科學家吳大觀也說：“‘文革’給我的一個好處，就是承受壓力的能力增強了。在以後的工作中，遇到挫折時，我就想，比起關在‘牛棚’的時候，這點坎坷算得了什麽呢！＂但如果有誰認為這真正是好處就請他也進牛棚呆兩個月再說．
難道是因為文革整死了這批科學家工程師，兩彈一星才得以成功？難道那些冤死的兩彈一星英雄們是兩彈一星的絆腳石，他們不死，兩彈一星就不能成功？這是對文革中慘死的英雄們莫大的侮辱，是既無人性又無血性的謬論。對於那些遭受迫害但僥幸存活的科學家工程師，難道是因為文革批鬥了他們，兩彈一星才得以成功？難道不批鬥他們，他們就不肯盡心賣力幹？這是對文革中幸存的英雄們莫大的侮辱，也是既無人性又無血性的謬論。
事實是，偉大的中華兒女們，一麵要對抗文革的殘酷鬥爭，一麵還要頂住文革的荒謬幹擾，但是他們以無比的毅力和智慧，最終完成了兩彈一星的偉大使命，文革是阻力而不是助力。
沒有文革，應該不止有＂兩彈一星＂，不敢說科技力量超過美蘇，當時能超過英法是指日可待的．
為什麽毛太陽對知識分子如此殘酷？！我們從毛太陽對待知識分子的評語可知一二：＂對於知識分子我們的政策是－－限製，利用，改造！＂．＂“大學還是要辦的，我說的是理工科大學＂．可憐啊！這些知識分子出血賣命得來的卻是這種下場！就是高級工具而已，還不會好好保管，用了就扔的工具而已！
再者說，毛搞兩彈一星真的是為了中國嗎？他是為了自己在共產國際的位置，為了在全世界充麵子！
中國當時的投射能力能打到美國甚至於前蘇聯嗎？差得遠吧？中國直到80年代末才有把握能有個別核彈頭打到美國的西海岸！當時是否能打到印度都是個問題，可以威脅越南倒是肯定的．不過，印度和越南用得著中國動用核武器嗎？不是用於對付敵人的又是拿來幹什麽的呢？威脅本國老百姓？！
當時有60年的大饑荒，為了搞＂兩彈一星＂這些工程當時中國把僅有的資源投入進去，為了＂兩彈一星＂的設備不惜出口大量寶貴的糧食去換取設備，資料．沒有這些損失，中國當時能挽救多少瀕臨餓死的老百姓？以至於有人說他們是助紂為虐，死有餘辜．這樣說是有些偏激了，但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作為一個大國，沒有＂兩彈一星＂是不像話，而且＂兩彈一星＂能帶動其他科學項目前進，於國於民都有大利．但什麽時候搞，投入多大精力搞就需要權衡利弊了．畢竟還是老百姓的肚子要緊．我們不能輕信某人說的什麽勒緊褲腰帶（還有說不穿褲子的）都要搞核武器，請放心，他們不會勒緊自己的褲腰帶，也不會沒有褲子穿的．
有了這些依據後，我們回到聚會那個話題，如果今天我再遇見那位女士我會給她舉一個例子．如果在加拿大，我們的區的區長要修一個大圖書館，需要請她去修．有以下情況，看是否該修：一這個區長很偉大，請她修圖書館還經常揍她，侮辱她的人格．二而她的修建技術和這個區長沒有半點關係．三這個圖書館修好後又不能對外使用，隻能拿來炫耀．四修圖書館的錢是我們這個小區的選民出的，區長本人一毛不拔．五本區的選民本來可以用修圖書館的錢去購買每日必需的口糧，大家還挨著餓．這個區很大，肯定該有自己的圖書館，但是否該在以上情況下修，她是否願意去當這個工具？請這位女士斟酌．
綜上所述，再把＂兩彈一星＂歸功於文革，歸功於紅太陽，那就是對這些功勳科學家的最大侮辱，也是對千千萬當時受苦受難的中國人的嘲弄！
錢學森1934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1935年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留學，翌年獲碩士學位，後入加州理工學院，1939年獲航空、數學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並從事應用力學和火箭導彈研究。1955年回國錢三強(193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係，後赴法國巴黎大學居裏實驗室和法蘭西學院原子核化學實驗室從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獲博士學位，1946年獲法國科學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學獎金。1948年回國
錢驥(1917-1983)江蘇省金壇縣人，1917年生，男，空間技術和空間物理專家。1943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師範學院。1949年後，曆任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室副主任、主任，二部衛星設計院業務負責人。
姚桐斌(1922-1968)江蘇省無錫市人，1922年生，男，冶金學和航天材料專家。1945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1947年赴英國伯明翰大學工業冶金係留學，1951年獲博士學位，1954年赴聯邦德國亞亨工業大學冶金係鑄造研究室任研究員兼教授助理。1957年回國後，曆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員、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長。1968年被文革造反派毒打致死。
趙九章(1907-1968)浙江省吳興縣人，1907年生，男，地球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33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係。1935年赴德國攻讀氣象學專業，1938年獲博士學位，同年回國。曆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所所長、衛星設計院院長，中國氣象學會理事長和中國地球物理學會理事長。1968年被文革暴徒殘害之後自殺身亡。
鄧稼先(1924-1986)安徽省懷寧縣人，1924年生，男，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45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物理係，後在北京大學任教。1948年10月縛美國普渡大學物理係留學，1950年獲物理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
王淦昌(1907-1998)江蘇省常熟縣人，1907年生，男，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29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係。1930年赴德國柏林大學留學，1934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
彭桓武(1915-)湖北省麻城市人，1915年生，男，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35年清華大學物理係畢業。1938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從事固體物理、量子場論等理論研究,獲哲學博士和科學博士學位。1945年與N?玻恩共同獲得英國愛丁堡皇家學會的麥克杜加耳——布列茲班獎。1948年被選為皇家愛爾蘭科學院院士。1947年回國，
程開甲(1918-)江蘇省吳江市人，1918年生，男，核武器技術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41年畢業於浙江大學物理係，1946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工作，1948年獲博士學位後任英國皇家化學工業研究所研究員。1950年回國
黃緯祿(1916-)安徽省蕪湖市人，1916年生，男，火箭技術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47年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獲碩士學位。回國後，曆任“東風一號”副總設計師兼控製係統總設計師、“東風二號”副總設計師、“東風三號”副總設計師、潛地固體戰略導彈及陸基機動固體戰略導彈總設計師，航天部總工程師、航天工業總公司高級技術顧問。
屠守鍔(1917-)浙江省湖州市人，1917年生，男，火箭技術和結構強度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40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1941年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係留學，獲碩士學位。1945年回國
周光召(1929-)湖南省長沙人，1929年生，195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1987年至1997年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科技領導小組成員
楊嘉墀(1919-)江蘇省吳江縣人，1919年生，男，衛星和自動控製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41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係。1947年赴美國哈佛大學應用物理係留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56年回國
陳能寬(1923-)湖南省慈利縣人，1923年生，男，金屬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46年唐山交通大學礦冶係畢業。1947年赴美國留學，1949年獲碩士學位，1950年獲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物理冶金博士學位。曾任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和威斯汀豪斯公司研究員。1955年回國
陳芳允(1916-)浙江省台州市人，1916年生，男，無線電電子學、空間係統工程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3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係。1945年在英國COSSOR無線電廠研究室工作，解放前夕回國。
吳自良(1917-)浙江省浦江縣人，1917年生，男，物理冶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37年畢業於天津北洋大學工學院航空工程係，後在雲南壘允中央飛機廠、昆明中央機器廠任設計師、工程師。1943年赴美國匹茲堡卡內基理工學院冶金係學習獲理學博士學位，後任該校金屬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1949年任錫臘丘斯大學材料係主任研究工程師。1950年底回國
任新民(1915-)安徽省寧國縣人，1915年生，男，航天技術和火箭發動機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40年重慶兵工學校大學部畢業。1945年赴美國密歇根大學研究院留學，獲機械工程碩士和工程力學博士學位。1949年8月回國
孫家棟(1929-)遼寧省複縣人，1929年生，男，運載火箭與衛星技術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58年畢業於蘇聯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獲金製獎章，同年回國。
朱光亞(1924-)湖北省武漢市人，1924年生，男，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1945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物理係。1946年赴美國密執安大學從事實驗核物理研究工作，獲物理學博士學位後於1950年春回國
王希季(1921-)雲南省大理市人，1921年生，男，衛星和衛星返回技術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42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機械工程係。1948年赴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學院研究院留學，獲碩士學位。1950年回國
王大珩(1915-)江蘇省吳縣市人，1915年生，男，光學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193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係。1938年赴英留學，攻讀應用光學專業，獲碩士學位。1942年被英國伯明翰昌斯公司聘為助理研究員。1948年回國
於敏(1926-)河北省寧河縣人，1926年生，男，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49年在北京大學物理係攻讀研究生並兼任助教。1951年起在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從事核理論研究工作
郭永懷(1909-1968)山東省榮成市人，1909年生，男，空氣動力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35年北京大學物理係畢業。1940年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應用數學係留學並獲碩士學位。1941年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理工學院研究可壓縮流體力學，1945年獲博士學位後留校任研究員，1946年起在美國康奈爾大學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回國
我在這裏就簡單地介紹幾位未獲獎的科學家及工程師，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迫害。有的人活過了文革，有的人沒活過，如果沒有文革，沒活過的人也可能在兩彈一星中立下大功，然而文化大革命又確實發生了，他們懷才受謗，能不得展，齎誌以終，是常被世人所遺忘的英雄們。
上大學時，學校有一排二層小紅樓，稱“教授樓”，一樓兩戶。每戶上下兩層，使用麵積接近180平米，全部免費分給教授住。
現在教授的收入不如賣茶葉蛋的，一年的收入隻能買一平米的房。
把教授知識分子壓在社會最底層不是毛時代，是現實社會。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有一種近乎病態的瘋狂。這種瘋狂到文革時期達到極限，把知識分子通通打成“臭老九”（黑九類）被改造的對象，就是永遠把知識分子壓在社會最底層，一個國家，如果迫害知識分子，那這個國家能有希望嗎？答案就是1976年中國的國民經濟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毛澤東罪莫大焉！罄竹難書！
聞雪思
１９７６年，隨著毛澤東的逝世和“四人幫”的被捕，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十年浩劫也隨之結束。神州大地百業待舉，百廢待興。而最亟待解決的，是那遍布全國積澱多年的如山冤案。首先，就是１９５７年反右派運動中形成的冤假錯案。
對於反右運動的問題，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早有察覺，並先後采取了一些糾正錯誤的措施。１９５８年８月，毛澤東給劉少奇寫信，提出要給戴上“右派分子”的人分期分批摘掉帽子。９月１５日，在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他又重申了這一主張。兩天後，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宣布“根據毛澤東同誌的建議，決定在國慶十周年的時候，摘掉一批確實改好的右派分子帽子。”當時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六十年代初期也意識到反右運動中存在錯誤。１９６２年，他領導的中央統戰部在向中共中央《關於右派分子工作中的報告》中提出，要對右派分子進行甄別，確實錯劃的予以平反。當然，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他的意見是不可能被采納的。對“右派”問題的處理，隻能按照毛澤東的思想進行。據統計，從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４年，全國有３０多萬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先後分五批摘掉了帽子。而按當時掌握的資料，１９５７年全國在反右運動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共約４５萬，也就是說，大約還有十多萬人還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在被管製勞動。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摘除他們帽子的工作被延誤了。
１９７８年春天，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在山東煙台召開了一次解決“右派”問題的專門會議，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民政部派人參加了會議。會議就全部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問題上達成了共識。但在對“右派”的甄別平反與安置問題上，卻發生了分歧。一部分與會者主張不搞甄別平反，隻有對“個別確實完全搞錯了的”才可以改正。另一部分與會者卻認為，應當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錯多少改多少，使曆史上的冤假錯案，得到理所當然的解決，並通過妥善安置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會議最後在保留分歧的情況下，以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的名義，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個《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４月５日，中共中央批準了這個報告，並將其作為當年的１１號文件，轉發全國遵照執行。這項工作進展得相當迅速，到１１月中旬就全部完成。１１月１７日，新華社發布了《全國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
對於被錯劃的“右派分子”來說，摘帽並不等於平反。煙台會議沒能解決“右派”改正問題的分歧，會後爭論仍在繼續，並反映到中共中央。因此，中央責成參與煙台會議的五大部再次開會，就這些問題作繼續研究。這次會議就在北京民族飯店舉行。五大部的領導都出席了會議。會上除了“單純摘帽論”外，還有人提出：“把幾十萬右派分子都統統改正了，全黨不是亂套了嗎？”並主張不管怎麽著，每個地方、每個部門總得留下一些“樣板”，不能都改了。針對這些思想，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楊士傑堅決主張右派改正工作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路線，他說道，我們在曆史上也曾平反過一些冤假錯案，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強了團結，還從未聽說過“亂了套”的。楊士傑的意見得到了與會五大部的領導，即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統戰部長烏蘭夫、公安部長趙蒼璧、中宣部長張平化、民政部長程子華等人一致的認同與支持。因此，會議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序，擬出了《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報呈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於當年９月１７日以中發（１９７８年）５５號文件向全黨全國轉發。該文件明確規定：“凡不應劃右派而被錯劃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經批準改正的人，恢複政治名譽，由改正單位負責分配適當工作，恢複原來的工資待遇。”“原是共產黨員，沒有發現新的重大問題的人，應予恢複黨籍，原是共青團的，應予撤消開除團籍的處分。”並在“提職、提級、調資、獎勵、授予職稱等問題上與其他職工一樣對待。”
中發（１９７８）５５號文件的頒布，為中國數十萬知識分子二十載的曆史大冤案的平反昭雪提供了轉機。消息傳出，人們奔走相告，喜極而泣。紛紛上訪、申訴，要求對自己的冤屈進行甄別。僅中組部每天接待的人都有好幾百人，每月收到的來信多達幾麻袋。為此，中央組織部於是年１０月１７日專門設立了審查改正右派分子辦公室。未幾，公安部率先完成右派審查、甄別、改正工作，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立即以《公安部錯劃右派全部改正》為題，向全國進行了報道。隨後中央黨校、最高人民法院等單位錯劃右派全部得到改正的消息，也陸續見諸報端。１２月６日至８日，中央組織部召開有五十一個中央和國家機關單位參加的改正錯劃右派經驗交流會，公安部、人民日報社、中共中央黨校、最高人民法院在會上分別介紹了經驗，進一步推動了全國“右派”改正工作的全麵開展。１２月１３日，中央五部摘帽辦公室轉發了北京市委摘帽工作領導小組《關於貫徹執行中共中央（１９７８）５５號文件中若幹具體問題的處理意見》，對被錯劃“右派”的改正、安置、工資待遇、退休、子女等問題作了更為具體的規定。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１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聯名對各地在貫徹執行中發（１９７８）５５號文件中提出的一些帶普遍性的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說明。同年９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公安部、民政部《關於繼續貫徹執行中央（１９７８）５５號文件幾個問題的請示》，要求各地處理右派問題的工作，應在１９７９年內全部結束。１１月１６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作出《關於處理整風和反右派鬥爭中幹部檔案材料的若幹規定》，規定原被定為右派、中右或因“右派言行”受處分，經複查改正的，其複查結論、報告和所依據的主要證明材料，均從本人檔案中抽出銷毀，並書麵通知其受株連的家屬、子女和親友所在單位，抽出並銷毀他們檔案中的有關材料，消除影響。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０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批轉總政治部《關於認真做好對“中右分子”等人員複查改正工作的通知》，要求對在反右運動中被定為“中右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或因“右派言行”受了處分的人員進行認真複查，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妥善安置。５月１８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曆史反革命又戴上右派帽子的人的複查問題的通知》，要求對通知所涉及人員的右派問題也進行複查，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６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８月１６日，新華社報道了反右運動中被錯劃的著名“六教授”曾昭倫、費孝通、黃藥眠、陶大鏞、錢偉長、吳景超全部得到改正的消息。１１月４日，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聯合印發《關於處理反右鬥爭遺留問題的工作總結報告》。至此，全國得到改正的“右派分子”已達５５萬２千８百７７人。
改正，意味著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其實就是平反。改正了５５萬２千８百７７人，也就是說曾有５５萬２千８百７７人是被冤枉遭殃的。這確實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一個駭人的曆史大冤案。當被改正的“右派”的數字突破５０萬人時，曾有人慌了神，問道：“怎麽辦？太多了！”當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斥道：“當年猛抓‘右派’的時候為什麽就不嫌多！”事實證明，冤案一理，人心大順大喜。得到改正後的人多年的冤屈得到昭雪，心情舒暢，在國家的四個現代化發揮出被壓抑的聰明才智。
1978年9月17日，黨中央批轉同意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至11月，摘掉絕大多數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在全國各地全部完成。
本文摘自：《黨史文苑》2005年第9期，作者：錢江，原題：《劉冰上書毛澤東之後》
1975年8月和10月，清華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劉冰，和另外兩位黨委副書記柳一安、惠憲鈞，黨委常委呂方正，兩次通過鄧小平上書毛澤東，揭發遲群、謝靜宜在清華大學的醜行，要求中央派專人調查，予以解決。沒想到，毛澤東認為劉冰等人的信代表了對“文革”不滿的廣大老幹部，並以此為由，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主持的全麵整頓大好形勢頓時發生逆轉，劉冰也隨之再次經曆了生命中的巨大挫折。
習近平學毛澤東，倒行逆施，自取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