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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身邊的“女皇”

作者：朱忠康

一

毛澤東曾為江青寫過一首詩《為李進同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

 暮色蒼茫看勁鬆 亂雲飛渡仍從容 天生一個仙人洞 無限風光在險峰

 根據專家學者解釋：毛澤東這首詩寫於1961年9月9日，是描寫當時國內國際環境的。當時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是人禍災難）時期，正是暮色蒼茫，人心恐慌；國內外敵人又十分猖狂，一片亂雲。但是革命戰士在黑暗中要看到光明，在失敗中要看到勝利，在困難時要看到前途。他們像勁鬆從從容容，頂天立地。美好的明天，正期待勇士們努力登攀。

 毛澤東當時寫詩的意境可能就像詩中表達的那樣，專家學者解釋得也不錯；可惜事與願違，不久，中國陷入了一場文革的劫難中。也許詩中早已有了這樣的預測、暗示和伏筆：江青又名李雲鶴，是大亂中國禍首之一，文革把中國推向危險的邊緣，詩中的“雲”字、“亂”字、“險”字，不就是對文革浩劫的高度概括和寫照嗎？

 不過，毛澤東是否有此寓意，外人不知道，隻能通過一些材料分析。那就是毛澤東在1958年1月，發表過一首懷念楊開慧“我失嬌楊君失柳，楊柳輕揚直上重霄九……”的詩曾在全國傳唱。江青極為不滿，特別是“嬌楊”二字，深深刺痛了她的心，她吵吵鬧鬧，當麵對毛澤東大聲說：“你想念楊開慧，我想念唐納！”在極度憤懣中給鄭君裏去信，打聽唐納國外地址。文革中江青要追回此信，鄭君裏橫遭飛來之禍，原因也在此。後來毛澤東在廬山會見賀子珍，江青在杭州得到密報，連夜打來長途電話，從杭州馬上飛抵廬山。毛澤東對兩位前夫人的態度，引起江青的不安和忿恨。

 在廬山，江青拍了不少照片，並寫下了一首詩《廬山漢陽峰》：

 江上有奇峰 鎖在雲霧中 尋常看不見 偶爾露崢嶸

 於是毛澤東在1961年9月9日寫下了這首和詞，以平息江青嫉妒酸楚的心態，也可以看出他對江青這個女人的不滿和無奈的妥協。從此以後，江青從“偶爾露崢嶸”，開始從幕後步出台前，插手文藝領域，接著又涉足政治，很快成為呼風喚雨，叱吒風雲的“文藝革命旗手”。

 為此我也寫了一首詩《文革浩劫有感》：

 潤之暮年似勁鬆 雲鶴亂舞仍從容 天生一個害人蟲 文革妖風在險峰

所以當毛澤東的百萬雄師以摧枯拉朽、雷霆萬鈞之力直搗蔣家王朝解放大陸國土時，在北京中南海毛澤東的身邊，有一塊土地沒有真正解放，有一座皇椅沒有真正摧毀。而且這皇椅越來越堅實牢固，這咫尺寸土越來越擴大，最後演變成了統治中國長達數十年的封建專製法西斯王朝，演變成在廣袤土地上肆虐作惡的文革浩劫；而在這皇椅上高高坐著的就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賢內助、左右手、代言人、政治夫人江青。

兩人的結合，一個自比馬克思加秦始皇，一個想當女皇帝，夫唱婦隨，雙雙合演了一出史無前例的鬧劇，把剛剛起步好轉起來的中國，折騰得天昏地暗，民不聊生。

 到底誰是睡在毛澤東身邊的中國赫魯曉夫？是劉小奇、鄧小平？不！恰恰是睡在毛澤東身邊的夫人江青。正是他的妻子與林彪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後來要置毛澤東於死地，搶班奪權，建立她血腥統治。

 

 

 二

1938年，四十五歲的毛澤東與二十四歲的江青結婚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對江青作過限製性規定，她隻能以一家庭主婦和事務助手的身份，負責照料毛澤東的生活與健康，將不在黨內機關擔任職務或參予政治。所以中國老百姓在文革前並不知道江青為何人。她在黃土高坡、延安窯洞的山旮旯裏蟄伏起來。1949年隨中央機關一起進入北平，很快又冬眠起來。因為毛澤東的這一首詩，使她“偶爾露崢嶸”，就此一發不可收拾，這位“尋常看不見”的“神秘女人”，瞧準文革機會，露出狼女野心，要做“女皇”而大展手腳了。

1972年8月夏天季節，江青把西方女記者、女作家維特克接到廣州長談，要通過維特克的筆寫出一部像斯諾《西行漫記》一樣震撼世界巨作，記述江青傳奇女豪傑的光輝一生，為她篡黨奪權登上女皇寶座製造世界輿論。她向維特克吹噓，在解放戰爭後期，與胡宗南決戰的時候，很多女同誌都撤退了，隻有她一個女同誌陪著毛澤東留在陝北，和他一起指揮這場戰爭，結果把蔣介石嫡係部隊打得丟盔棄甲，全軍覆滅。這一場關係全局勝負的決定性會戰，她為此化了許多心血。

她又說，三十年代在上海當演員時，有一天晚上，有個美國水兵追她，想摟抱她，她給了他一記耳光，這水兵不但不發火，還向她行了個軍禮。她覺得美國人很有禮貌，她說著說著就哼起了美國歌曲。經過一個星期搖唇鼓舌，信口開河，維特克回國後寫成一部書，中譯名為《紅都女皇》，轟動西方。

 為了檢驗她此時的權力是否已經有了“指鹿為馬”的效果，她要調北京的內燃機專車來廣州送她去佛山石灣美術陶瓷廠參觀，從廣州到佛山僅二十多公裏，一個多小時汽車裏程，她卻要調一趟專列火車，從北京空車往返五千裏，來滿足她做女皇的權欲。

 在廣州，她要洗礦泉水澡，派人用保溫桶從山上運來，還要專門建一個礦泉水遊泳池，池邊要鋪上細沙，顯出天然浴場的風光；但是不要廣州當地的細沙，要從海南島專門運來細沙。為鋪細沙花了三十萬元費用，五十年前的三十萬元是一筆不小的數字，但江青毫不在乎這勞動人民的血汗錢。她仍不滿足，命令鋪設十多公裏的水管，從白雲山直接把礦泉水引到遊泳池，供她遊泳健身之用。

 廣州折騰夠了來到天津，這次她要度身量製一套女皇服而來，可是誰也沒見過當代女皇服，也不知江青喜歡什麽樣式。她告訴服裝設計師，到文化部門搜集一些帝王將相的照片，參考西方電影中貴族太太服飾，中西結合就可以了。設計人員把它當作頭等政治任務加班加點來完成。展現在江青眼前的是一件繡滿梅花圖案拖地的大袍裙和開襟帶袖短披裝，江青很滿意，又在用料、顏色、裁剪、做工上作了指示。高級料子難以找到，江青要他們到出口商品中去找，叫毛紡廠工人用進口羊毛紡織。至於梅花圖案，它象征國花，必須全部繡上，而且要繡到“遠看不見花，近看都是花”。江青的難題難不到中國技藝高超的能工巧匠，一套女皇服大功告成了。

 接著她又要為全國婦女統一設計一套“江青服”，要把這套中不中、洋不洋的“江青服”和男人的“中山裝”一起全國推行。江青的“女皇裝”和“江青服”，如果今天參加全國服裝設計比賽，一定會得到大獎，江青的臉上又可以多貼一層金紙，她不但是革命家，文藝革命旗手，還是一個服裝設計師哩！可惜三十多年前，老百姓穿的一律蘭灰色的布中山裝和列寧裝，毛料和綢緞做的其他樣式服裝，都當作資產階級奇裝異服和“四舊”取締了，連一件花衣服都不放過。江青出爾反爾誰能相信，所以“江青服”推廣也壽終正寢了。

 江青得知陝西鹹陽出土了一方呂氏玉印，這可是皇帝玉璽，無價之寶。她把這件文物調來，乘機掀起了“評法批儒”宣傳呂後運動，為她女皇夢的實現鳴鑼開道。此時中國老百姓才知道呂後是兩千多年前漢高祖劉邦老婆，說她是了不起女人，是封建時代的政治家，在輔佐劉邦建國立業中起了重大作用。劉邦死後，呂後掌權，她執行法家路線，重新統一天下。宣傳了呂後，接著宣傳女皇武則天，宣傳慈禧：“有個西太後，你們知道嗎？名為太後，實際是清朝女皇帝。”

 她又到處遊說宣傳：“男的要讓位，由女的來管理。婦女可以當總理，氏族社會就是女的當家。到了共產主義還有女皇，女人也能當皇帝！”她就差這麽一句話沒說：“我江青也要當女皇！”五十多歲徐娘半老的江青，還裝作羞羞答答小姑娘模樣，“猶抱琵琶半遮麵。”

 從江青的女皇夢中，可以清楚看出，這一場文化大革命實際是一場複辟倒退的運動，是一場封資修極權法西斯專製運動；從江青走過的道路，證明文革悲劇的發生絕非偶然，是曆史必然的產物。

 

 

 三

江青這個神秘的女人，和她名字一樣神秘莫測。她乳名李進孩，本名李雲鶴，當了演員取名藍蘋，到了延安，改名江青，與毛澤東結婚後，生下女兒取名李納，李納就是大鬧《解放軍報》社，搞亂全軍的肖力。解放後，江青像美女蛇一樣冬眠蟄伏起來，她在哪兒呢？

 解放初期，人們正生活在戰爭破壞、經濟落後、物資短缺、社會動蕩的年代裏，但仍然以滿腔熱情投入到經濟建設洪流之中，為恢複國民經濟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而忘我地勞動。此時的江青正把勞動人民的血汗大肆揮霍浪費，正過著驕奢淫逸、豪華富麗、腐爛透頂的封建帝王和西方資產階級的生活，她把身邊的工作人員像當奴柰一樣來擺布和使喚。中國共產黨出現一大批特權階層，大概就從江青開始。

 1949年平津戰役勝利後，江青跟著中共其他領導人來到北平，還沒安頓下來，就迫不及待以治病為由要去蘇聯風光一番。得到高崗幫助後，登上了蘇聯派來的專機飛到了莫斯科，在斯大林別墅裏住下來，過起了帝王般生活。舒適豪華生活使她住上了癮，曾先後四次去蘇聯。為了吃到新鮮的中國食品，她要國內派專機把新鮮的蔬菜、活魚、海鮮直接運到莫斯科。

 回到國內，她養尊處優，遊山玩水，雖然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但從不上班，工資照拿。她有專機、專車，冬天飛廣州，春天去杭州，夏天到青島、北戴河，想去哪就去哪。而且與毛澤東的出巡方向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當毛澤東乘專列南下巡視時，她馬上飛回北方；當毛澤東回到北京，她又飛到了南方。就這樣她神秘地飛來飛去，到了文革，更像一隻蒼蠅到處亂飛。

 在北京，她逛遍了名勝古跡，看遍了電影資料庫中影片，名曰“審片”。解放後，西方電影已絕跡，但江青不但能看到這些西方電影，而且大看特看，一天三部，這些西方原版片，要由上海電影譯製廠專門為她翻譯配音製成。她每星期參加兩次舞會，每次必到，但非外國音樂伴奏不跳，非探戈華爾茲不跳，非熟練舞伴不跳。一到舞池，什麽病也沒了，精神煥發，心花怒放。

 北京住膩了，她來到避暑勝地北戴河，可惜蟬叫聲影響她休息，她要所有工作人員爬到樹上去捉蟬。她來到上海，隱隱聽見遠處傳來的機器聲，醫生告訴她隻要關上窗戶拉上窗簾就聽不見了，希望她能理解國家正在進行經濟建設。不行！她勒令上海市委、區委、立即停止各種聲音，否則停工停產！

 有一年五月，她來到廣州，此時剛過梅雨季節，又濕又熱，實在不適宜，但對江青來講並不影響她的渡假。她住在廣州小島，環境優美，有遮天蔽日的樹木和香味撲鼻的鮮花，屋後有河，竹林裏有小船塢，停放著兩隻遊艇。吃的是美味佳肴，喝的是三、四隻母雞熬燉的湯，還有那又肥又大古巴進口的牛蛙，肉質滑嫩鮮美，都是用魚和蝦喂養大的。

 更重要的是在廣州可以看到香港各種影片，隻要她想看，三、四個小時內就可以把指定的港產電影及時送到，還有那香港出版的電影畫報和雜誌。那時候中國正是閉關鎖國的時期，老百姓和海外或台港澳如有一點親友關係，就會被打成裏通外國的特務和反革命，但是對於江青來說，誰敢說一聲“不”字。

 江青這個大活人，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起床睡覺的穿衣脫衣穿襪脫襪都是由服務員幫她完成，連洗澡也要別人給她抹皂擦洗。有一天她要護士在晚上伴她睡，隨時聽她使喚，但不能發出一點聲響，也不能躺在大沙發上，怕服務員的腳臭沾了沙發。醫生、護士、工作人員苦思冥想，絞盡了腦汁也想不出妥善之法。但是江青卻想出來了，她要護士睡在她床鋪底下的地板上(這種睡法，隻有在擁擠的長途火車上見過，有人在座椅下的地板上鋪上幾張報紙鑽進去就睡)，這意味著護士每晚要鑽進她床底下，平臥著不得翻身，不能掀被子，不能咳嗽和打鼾聲，還要準備著熱水瓶和杯子，隨時隨地遞到她手中。翻身當家作了主人的護士，竟在江青手下當了農奴，在活受罪。

 這還不夠，早晨清掃工在掃地時不得掃出聲，於是清掃工隻好彎腰撿樹葉，清掃工變成撿葉工。還有天上的飛機聲、珠江河上航船的鳴叫聲，也不行。她勒令廣州軍區空軍司令部和民航局，讓飛機改道而飛，白雲機場停止使用，一律要從軍用機場起落。命令航道水運部門一切船隻不得鳴叫，“我的話要句句照辦！”江青如果活在今天，準能當上全國環境保護、防止噪聲委員會的主席。可惜幾十年前的中國，人口沒有這麽多，經濟沒這麽發達，交通沒那麽擁擠，江青當時的所作所為，隻能是作威作福霸道無理的一種行為。

 在杭州西湖雷峰塔旁，江青有了自己的別墅，卻還要為她再興建一座宮殿式的豪華別墅，這座別墅有許多要求，建築部門按她要求建造完成。當江青從臥房出來，整個房子東南西北都曬不到陽光，不招風、不淋雨，每扇窗戶都是三層玻璃，裝有橡皮和軟木，開關時絕對無聲，連彈簧席夢思床和抽水馬桶在使用時，也不會發出聲響。全屋有六間衛生間，每間有兩套洗浴設備：淋浴和盆浴。電影放映室中的臥躺兩用沙發，連坐三個鍾頭也不會感到腰酸背痛臀部發麻。有乒乓球室、健身室、舞廳、電影放映室、衝洗照片暗房等，全屋保持21°恒溫水平。有了這套別墅，杭州西湖真正變成了江青的人間天堂了。

也許，江青的生活方式和今天的億萬富翁、大款、星級人物相比算不了什麽，今天那豪華氣派富麗堂皇花園式住宅比比皆是，到處都有，社會又鼓勵人們多消費，擴大消費、超前消費，買住宅、搞裝修、買汽車，甚至買飛機，隻要有錢，隻要花自己的錢，誰也不會說三道四。但是江青生活的年代是剛解放不久的年代，那時的生活水平與今天相比真有天壤之別。更主要的是她對別人大批特批，大整特整，唯她獨革，唯她獨左，她專門欣賞的正是她專門批判的封資修貨色的大毒草，所以，江青才真正是集封資修一體的大毒草。

 

 

 四

文革期間，江青與文革小組成員搬進了釣魚台國賓館，這裏景色優美，本是招待外國總統的地方，但是江青等人入住後，已戒備森嚴，門窗緊閉，裏麵隱藏著一樁樁、一件件的罪惡、陰謀、凶殘和恐怖。江青在這裏遙控指揮造反派進行打、砸、抄、殺，這裏成了送人入地獄、製造冤案、策劃迫害幹部、挑動群眾自相殘殺的指揮部和魔窟。她把手伸向四麵八方的每個角落：在教育戰線樹立了白卷英雄，作為反潮流的新生力量；在文藝戰線把所有電影、戲劇、文學作品打成毒草，唯存江青八個樣板戲；在工業戰線大批“唯生產力論”，叫囂“拖住生產就是勝利”、“少生產一噸煤一噸鋼，就是對帝修反的一發炮彈”；在對外經貿戰線上攻擊與外國人做買賣是“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在軍隊要“揪軍隊一小撮”，批判“二月逆流”。她發明了幾句有名的口號：“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寧要社會主義低速度，不要資本主義高速度”；“寧要社會主義晚點，不要資本主義正點”。

 這樣，毛澤東親自發動、領導、組織的文化大革命，在江青的參預下，取得了三大戰役的勝利。不過這次三大戰役可不是《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文革三大戰役是打倒解放戰爭勝利者的三大戰役：第一戰役打垮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第二戰役揪出了劉少奇、鄧小平；第三戰役打倒“三老四帥”，奪取軍權，建立全國民兵總指揮部，建立民兵第二武裝。所以，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開曆史倒車的運動，是逆潮流而動的革命，幹的是一場“親者痛，仇者快”的勾當。

 有一則政治笑話說，有一天，江青收到一隻台灣寄來的郵包，打開一看，是個精致的禮品盒，上麵有一封信，上寫“江青同誌，謝謝您。”信的下麵放著一枚青天白日勳章，綬帶上寫著“功在黨國”四個大字，並附了一行小字“我們想辦而辦不到的事，您都辦到了，特予嘉獎！”

 笑話歸笑話，但是翻開江青的曆史，與國民黨還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這種聯係，在今天來講，江青可以說是統戰團結的對象，兩岸血緣關係的橋梁，但是，在幾十年前，與國民黨稍有一點瓜葛，那就是蔣匪特務，走狗，反革命，當然這都是對別人的，對毛澤東夫人能用嗎？你好大的膽！

 江青生於1914年山東諸城的一個地主之家，（解放後地主都被打倒和鎮壓了，地主子女的命運也是很悲慘的，但江青例外），1932年通過俞啟威（黃敬）介紹入黨，俞被捕入獄後，她倉惶出逃，到了上海，經左翼劇聯介紹加入“晨更工農團”當教員，不久被捕，在獄中向敵人自首，不到兩個月獲得“格外待遇”之名釋放，長期以來她隱瞞了這段曆史。出來後，她打入影劇界，改名藍蘋，演出《娜拉》、《大雷雨》，聲名鵲起。1936年9月，在舉行蔣介石五十大壽“祝壽遊藝大會”上，她以獨幕劇《求婚》主角參加獻藝。在上海，她認識了許多名導、名演員和名人：史東山、田漢、魏鶴齡、萬籟天、趙丹、唐納、顧而已、鄭君裏、胡蝶、金山等人，在文革時，這些人成了迫害清洗對象，因為他們都是江青的知情者。

 江青的哥哥李建勳，又名李翰卿，1901年3月13日生，曾在軍閥張宗昌屬下連裏當“師爺”，日偽與國民黨時期當過警長、巡官、局員等職，1939年在日本憲兵隊特務指揮下，兩次寫信給延安的江青策反。可見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鎮反對象，由於他是國舅爺，公安部門對他無可奈何。1959年10月毛澤東到江青的故鄉山東濟南接見巴共中央書記，為了毛澤東的安全，當地公安部門將李翰卿調查材料交給了毛澤東衛士長李銀橋。可是列車剛到濟南，江青乘飛機先到一步。毛澤東不得不下了火車趕到飛機場去見她，毛澤東回到列車上後，給江青一個麵子，在列車上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接見了這位國舅爺李翰卿。但是不到五分鍾，李翰卿就下了車，突然毛澤東命令列車馬上離開濟南，南下直駛杭州。毛澤東接見李翰卿為什麽隻有短短五分鍾，為什麽見麵以後突然離開濟南，至今是一個謎。

 

 

 五

 

 1966年11月28日，兩萬人雲集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這是一次為江青作為“文藝革命旗手”的登基典禮，江青的“旗手”之名由此而來。但是長期以來，江青有一塊心病久久未除，那就是過去的舊事、醜事實在有損“旗手”的光輝形象。當年藍蘋在上海，大報登、小報載，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二十三歲的女子，已經入過黨、進過獄、寫過自首書、上演過四出鬧劇：“杭州六和塔前六人集體婚禮”、“唐納為她兩度自殺”、“與王瑩爭演《賽金花》主角而翻臉”、“拆散他人家庭與章泯公開同居”，她在生活舞台上的演出比戲劇舞台上的演出更淋漓盡致，繪聲繪色。

 為了讓知情者徹底閉上嘴，於是鄭君裏、趙丹、王瑩、顧而已、於伶、夏衍、史牧、章泯都沒有逃出她的魔掌，連周恩來的幹女兒、女導演孫維世都死在她的手上。甚至為她當牛作馬服侍過她的醫生、護士、工作人員，隻要曾使她不愉快的都一一關押審查。她還通過林彪親信從上海搜羅了許多有關她的材料，其中大部分是抄家來的舊報紙、舊雜誌、舊畫報、照片和筆記本，然後密封由專機空運到北京，在她親自監督下付之一炬，統統燒毀，不留痕跡。

 江青是一個嫉妒報複心極強的女人，1962年9月，印尼總統蘇加諾攜夫人訪華，作為外交禮節劉少奇也帶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第二天，《人民日報》登載了劉少奇夫婦與蘇加諾夫婦的照片。江青看了報紙，怒火中燒，她作為第一夫人還從未在《人民日報》露過臉，她要戰勝對手王光美，要毛澤東陪她一起會見蘇加諾夫婦，並把照片刊登在《人民日報》第一版上，於是，中國人頭一次看到江青照片公開曝光，這張照片也告訴了一個重要訊號：江青從幕後走到了前台，“約法三章”對她已失去了約束力，從此她由專為毛澤東護理的家庭婦女型轉而走上了一條從政之路。

 當王光美隨劉少奇訪問緬甸時，在晚宴上戴了一條金項鏈，也引起了江青忌恨。一條小小金項鏈，本是緬甸的奈溫將軍送的，王光美戴著它出席宴會也是一種禮節，但由於臨行前，江青曾對她關照過：“你不戴首飾為好，穿一身黑絲絨，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樣別致出眾！”當江青從電視中看到了王光美戴著金項鏈，竟敢不聽她的話。“咱們走著瞧！”於是在文革三十萬人參加批鬥王光美的大會上，江青給紅衛兵出了一個餿主意，用乒乓球串成的項鏈套在王光美的脖子上進行羞辱。但光是羞辱、醜化形象、敗壞名聲還不夠，江青要置王光美於死地。為此，專門成立了“王光美專案組”，給王光美下了罪名為美國特務、戰略特務、戰略情報特務，執行死刑，後來毛澤東的四個字“刀下留人”，才幸免於難。

 江青對曾經幫助過她的恩人也絕不放過。在上海有一個叫秦桂貞的老太太，在她給資本家當傭人時，結識了窮困潦倒的江青，江青也租住在這個資本家的房子裏。那時江青沒錢常常餓肚子，秦桂貞在給資本家做飯燒菜時，都會偷偷地把飯和菜端給她吃，後來被女主人發現，秦桂貞還挨了一頓罵。江青對她十分感激說：“你比我同胞姐妹還親，我永遠忘不了你雪中送炭之恩。”當江青到延安後，還給她寫過信。

1968年1月，張春橋密報江青，上海紅衛兵找到了一個了解她過去情況的保姆。於是，江青把肥頭大耳的空軍司令吳法憲找來，要他的親信在茫茫人海的大上海找到這個叫秦桂貞的保姆。3月2日周末的傍晚，有人把秦桂貞請了去，說是北京首長想念你，派我來接你去，還得當晚就走。秦桂貞想，我哪有北京的首長，莫不是江青同誌派人來接我，她愛吃我燒的飯菜，這次大概接我去給她燒菜做飯吧！想起明天是星期天，每星期都在陳阿姨家過的，離開這裏要到北京去，起碼得去通知陳阿姨一聲。事也湊巧，剛一進屋，陳阿姨正巧來看她。秦桂貞做夢也沒想到，她剛拿好簡單的小包出門，前腳剛走，抄家者後腳就來了，把屋裏所有照片和文字紙片抄得一幹二淨，全部搜走。而目睹了這一切的陳阿姨，也被當作反革命帶走審查了。

秦桂貞帶著美好的願望，當夜上了一架空蕩蕩的飛機。飛機很快在夜色中降落北京，住進了空軍招待所，好吃好喝一通招待。

 3月6日，突然門被打開，闖進三個軍人造反派，一臉殺氣，勒令她把帶來的東西交出來，接受他們的檢查。秦桂貞連聲說：“我是江青同誌請來的客人！”那個領頭的軍人凶神惡煞地說：“不許誣蔑江青同誌，你這騙子，不照照鏡子，你配作江青同誌的客人嗎？江青同誌根本不認識你！”他們從她的一本《毛主席語錄》本中搜走了一張江青的照片，然後把她推進車裏，拉到一座高門大屋，推入一間小小水泥屋子，沒收了她的鞋帶、褲帶，剃掉她的頭發，換上黑色服，此時她才恍然大悟：自己被抓來坐牢了！關押她的地方就是關押要犯的秦城監獄，她的罪名是“首長”定的──“特務”！

 天哪！她是一個貧苦農民的女兒，十三歲從鄉下來到上海給姓許人家當傭人，後來，藍小姐成了許家的房客，出於同情，她瞞著東家，給藍小姐送飯送菜，如今藍小姐成了“大人物”，竟忘恩負義，恩將仇報。當打手要她交待怎樣參加特務組織，又怎樣參加反革命活動，是誰指使她來陷害江青同誌的時候，她破口大罵：“胡說八道，哪個喪盡天良的人，把屎盆扣在我的頭上，這種人決不得好死！”她的罵引來了瘋狂的拳打腳踢，被折磨得遍體鱗傷。辦案人員心裏也明白，這文盲老太太怎麽可能是特務呢，可是江青命令說此人就是特務，一定要從她嘴裏掏出口供來，不然小心你們的腦袋！這些審訊人員隻好把她關起來，不斷審訊施以肉刑，她被折磨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隻剩一口氣沒咽下去了。江青一看，此人已危在旦夕，活不了幾天，死在牢裏也麻煩，讓她死在外麵吧！於是下令釋放了秦桂貞。

 秦桂貞從1968年3月6日從上海‘請’到北京，至1975年5月7日，整整關了七年零兩個月，總算未死，她要親眼看看江青這個惡人下場。1980年在公開審訊“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團案”時，她從上海專程到北京，來到江青關押的監獄，要親眼看看即將押上審判台的惡魔江青。這時江青正好放風出來，看到了秦桂貞，又像演戲一樣，要和秦桂貞擁抱，秦桂貞狠狠地朝她吐了口唾沫，鄙夷地說：“你還是人嗎？你連狗都不如，狼心狗肺，當年我待你這麽好，可是你害得我好苦啊！關了我七年牢，你害了多少人？你想過你也會有今天這個下場！”

 

 六

 江青的“女皇”夢破滅了，但是她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在那文革瘋狂年代瘋狂運動瘋狂造反的歲月裏，億萬人曾為她高歌歡呼呐喊崇拜，狂熱地把她推上“旗手”寶座，幾乎讓她的“女皇”夢得逞。江青的“女皇”夢也曾留給我們無盡的思考，人們一定要問：毛澤東作為共和國的領袖，一個為人類解放事業獻身的革命家，他的妻子竟是一個惡貫滿盈，罄竹難書的罪人，而這個妻子長期在他身邊，和他一起高踞在億萬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發號施令，這是為什麽？一個解放了的中國，在人民當家作了主人的土地上，竟有一個心狠手辣、窮凶極惡的女人來肆無忌憚、胡作非為，而又有這麽多人把她奉若神明，頂禮膜拜，心甘情願讓她來主宰一切，又是為什麽？

 答案是明確的，因為江青是毛澤東的夫人，毛澤東是她作惡多端的巨大保護傘，在這把保護傘的掩蓋、庇護、縱容和默許下，江青才能和林彪一起，掀起一場又一場的腥風血雨，卷起一次又一次的驚濤駭浪，使中國麵臨深淵和絕境。如果沒有這把保護傘，泥鰍是翻不起大浪的。

 毛澤東雖對江青作過批評，但從未采取過措施和行動。毛澤東對別人，一句話一個小指頭就能把別人打翻在地，成千成萬的人就是這樣倒下去的，一句話可以頂一萬句。但是毛澤東的話唯獨對江青不靈，多次批評，多次教育，江青就是倒不了，一萬句不頂一句。一個連家裏的妻子都管不住的男人，能管理好一個國家嗎？即使勉強的管理國家，也是“左”傾錯誤嚴重，二十年不斷。

毛澤東崇尚階級鬥爭，但這是對別人的，對江青不但不鬥爭，而且作為鬥倒“走資派”的依靠力量。在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運動中，緊緊地依靠著兩支隊伍：其中一支是林彪領導的幾百萬正規軍，一支是江青率領的禦林軍紅衛兵。

毛澤東自比“馬克思加秦始皇”，欲霸世界，讓紅旗插遍五洲四海；江青想當“女皇帝”，欲壑難填，在中國建立法西斯王朝。一個在台前當打手，一個在幕後作指揮，互相配合，互相利用，才造成了一場文革民族大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