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英
人文曆史回憶四海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
正文
劉仰：誰在利比亞改朝換代？
卡紮菲的最終結局，從現在開始成為利比亞問題的一個大懸念。當年美軍攻占伊拉克，薩達姆東躲西藏，兒子被告密、被打死後，薩達姆依然躲了一段時間，最後也被抓獲，在全世界麵前受審，展覽被絞死的最後造型。卡紮菲呢？他會不會像薩達姆一樣？或者他會不會比薩達姆幸運些？
利比亞的反對派還沒有拿穩政權，已經宣布：延續卡紮菲與西方各國簽訂的所有經濟合同。這是一個很刺眼的舉動，它帶來了幾個問題：第一，卡紮菲當年與西方簽訂的合同，是西方人認可的、喜歡的、需要的，那麽，西方為何還要幹掉卡紮菲？第二，反對派與卡紮菲勢不兩立地對打了這麽長時間，最終的結果，至少在對西方經濟利益問題上，與卡紮菲是一樣的。那麽，反對派鬧來鬧去幹嗎？第三，反對派取代卡紮菲，對於利比亞的未來會有什麽影響？
要理解這個問題，看看中國的曆史就會有答案。100年前，辛亥革命爆發，清朝結束了。辛亥革命之後，中國陷入軍閥混戰，中國的統治者換了一個又一個，直到西曆1949年，毛澤東領導的革命獲得成功，建立了新中國。這樣一個過程與當今利比亞發生的事情有關嗎？為何我們隻稱毛澤東的革命成果為“新中國”，而在此之前的換來換去的中國統治者，都與“新中國”這個稱號無緣？
因為，辛亥革命之後，西曆1949年之前，不管是選舉上台還是武力上台，每一個輪流上台的統治者都必須首先回答一個問題：賣國的清政府與洋人簽訂的合同，你是否接受？是否繼續執行？毫無例外，辛亥革命之後，毛澤東之前上台的中國統治者，要上台的前提條件都是必須繼續執行清政府留下的賣國條約，否則，洋人根本不支持你。於是，黎元洪、孫中山、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等，都沒有或不敢違背清政府簽訂的賣國條約。隻不過，他們對待賣國條約的態度有所不同而已。有的對洋人承諾：一定嚴格遵守條約；有的問洋人：能否緩一緩，輕一點？有的甚至再加一點新條約；有的麵對洋人的嘴臉很生氣，運用以夷製夷的策略說：我同別的洋人簽合同，不要那個以英國人為主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所以，他們中間，有的上台很順，有的上台很曲折，大都下場很悲慘。
隻有毛澤東在獲得中國的領導權後，放聲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所以，毛澤東領導的才是“新中國”！所以，中國人才會在毛澤東時代感到揚眉吐氣、翻身做主！所以，某些洋人才會仇恨、醜化毛澤東，一直到今天！所以，國內的某些知識分子直到今天還在歌頌北洋政府，突出強調說，北洋政府遵守了國際秩序。說白了，意思就是說，北洋政府“以負責任的態度”，遵守和延續了清政府的賣國條約，維護了符合洋人利益的“國際秩序”。而毛澤東攪了他們的局，毛澤東用“槍杆子”告訴所有的洋人：我隻維護中國人的利益，你們那些都作廢了！不服？你們再敢來搶嗎？
有人會說毛澤東也與外國簽訂了條約，但是，請不要在這個問題上胡攪蠻纏。中國的確需要與世界合作，與國外簽訂條約沒什麽不應該，但前提必須是雙方平等的條約，而不是像清政府、北洋政府那樣不平等的賣國條約。毛澤東時代即便與前蘇聯簽訂條約，也極其敏感地維護著中國的主權。
曆史總是有價值的，中國當年發生的一切，如今正在利比亞發生。中東動亂發生時，我就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地發生的前殖民地國家的獨立，有它的積極意義。但是，前殖民地國家那一次獨立並不徹底，他們的主權依然受損，形式上很像中國辛亥革命後輪番上台的軍閥政權，每一個依然是西方利益的代理人，最多與西方有不同程度的討價還價而已。卡紮菲也是西方利益的代理人，隻不過，卡紮菲這個西方代理人有時候很不聽話，鬧得西方比較煩，所以想把他換了。但是，卡紮菲堅決不肯，所以，西方最終不得不動用武力，強迫換一個代理人。
這就好比某老板投資辦了一個公司，雇了一個總經理，總經理不聽話，老板很生氣，想換掉總經理。總經理要麽說任命還沒有到期，要麽把圖章、文件、合同、客戶統統帶走，要麽自己辦一個公司與老板搶生意。於是，老板拿出一點“證據”，最終把原代理人總經理告上了法院，判了刑。然後又換了一個聽話的總經理。所以，利比亞的反對派還沒站穩腳跟，便急急忙忙地宣布：遵守所有卡紮菲時期與西方簽訂的經濟合同。反對派不是號稱民主嗎？為何這個決定不等民主之後，由全體利比亞民眾投票決定？而是代替利比亞民眾匆匆忙忙地就做了決定？
中東地區的這一次動蕩，有可能成為一次徹底的民族和國家獨立運動，將前一次殖民地獨立時期未能完成的事業進行下去，獲得更加完整的主權獨立。事實上，西方人看到了這個威脅，因此，他們對中東局勢高度緊張。西方國家或者說“國際社會”在中東是否插手、如何插手唯一的判斷前提就是：如何保證過去的利益不受損失。利比亞是一個鮮明的旗幟：隻要繼續維護西方的利益，就可以借著民眾的情緒上台，否則，想也別想。看看另外幾個鎮壓民眾的中東國家就知道了。這是一個民族的命運。中東原先是一個龐大的帝國，後來被分裂了，西方采取分而治之的方法，讓阿拉伯世界無法團結。這種狀況對於中東地區那些前赴後繼的西方代理人來說，有的也不滿意，例如，薩達姆被美國扶上台後，就想統一阿拉伯世界，西方人怎麽可能答應？
中國因為有了毛澤東，才使我們擺脫了所有西方人強加的不平等，獲得了真正的獨立自主。這一夢想，對於無數前殖民地國家來說，至今還沒有實現，利比亞依然是換湯不換藥的代理人革命。即便它今後具有北洋政府一樣的“民主”形式，可以預計，它依然是在西方操縱下代理人政權。對於整個中東來說，如果不能擺脫主權受損的代理人命運，中東便無法強大。
關鍵字： 利比亞 北洋政權 代理人 西方 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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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紮菲的最終結局，從現在開始成為利比亞問題的一個大懸念。當年美軍攻占伊拉克，薩達姆東躲西藏，兒子被告密、被打死後，薩達姆依然躲了一段時間，最後也被抓獲，在全世界麵前受審，展覽被絞死的最後造型。卡紮菲呢？他會不會像薩達姆一樣？或者他會不會比薩達姆幸運些？
利比亞的反對派還沒有拿穩政權，已經宣布：延續卡紮菲與西方各國簽訂的所有經濟合同。這是一個很刺眼的舉動，它帶來了幾個問題：第一，卡紮菲當年與西方簽訂的合同，是西方人認可的、喜歡的、需要的，那麽，西方為何還要幹掉卡紮菲？第二，反對派與卡紮菲勢不兩立地對打了這麽長時間，最終的結果，至少在對西方經濟利益問題上，與卡紮菲是一樣的。那麽，反對派鬧來鬧去幹嗎？第三，反對派取代卡紮菲，對於利比亞的未來會有什麽影響？
要理解這個問題，看看中國的曆史就會有答案。100年前，辛亥革命爆發，清朝結束了。辛亥革命之後，中國陷入軍閥混戰，中國的統治者換了一個又一個，直到西曆1949年，毛澤東領導的革命獲得成功，建立了新中國。這樣一個過程與當今利比亞發生的事情有關嗎？為何我們隻稱毛澤東的革命成果為“新中國”，而在此之前的換來換去的中國統治者，都與“新中國”這個稱號無緣？
因為，辛亥革命之後，西曆1949年之前，不管是選舉上台還是武力上台，每一個輪流上台的統治者都必須首先回答一個問題：賣國的清政府與洋人簽訂的合同，你是否接受？是否繼續執行？毫無例外，辛亥革命之後，毛澤東之前上台的中國統治者，要上台的前提條件都是必須繼續執行清政府留下的賣國條約，否則，洋人根本不支持你。於是，黎元洪、孫中山、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等，都沒有或不敢違背清政府簽訂的賣國條約。隻不過，他們對待賣國條約的態度有所不同而已。有的對洋人承諾：一定嚴格遵守條約；有的問洋人：能否緩一緩，輕一點？有的甚至再加一點新條約；有的麵對洋人的嘴臉很生氣，運用以夷製夷的策略說：我同別的洋人簽合同，不要那個以英國人為主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所以，他們中間，有的上台很順，有的上台很曲折，大都下場很悲慘。
隻有毛澤東在獲得中國的領導權後，放聲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所以，毛澤東領導的才是“新中國”！所以，中國人才會在毛澤東時代感到揚眉吐氣、翻身做主！所以，某些洋人才會仇恨、醜化毛澤東，一直到今天！所以，國內的某些知識分子直到今天還在歌頌北洋政府，突出強調說，北洋政府遵守了國際秩序。說白了，意思就是說，北洋政府“以負責任的態度”，遵守和延續了清政府的賣國條約，維護了符合洋人利益的“國際秩序”。而毛澤東攪了他們的局，毛澤東用“槍杆子”告訴所有的洋人：我隻維護中國人的利益，你們那些都作廢了！不服？你們再敢來搶嗎？
有人會說毛澤東也與外國簽訂了條約，但是，請不要在這個問題上胡攪蠻纏。中國的確需要與世界合作，與國外簽訂條約沒什麽不應該，但前提必須是雙方平等的條約，而不是像清政府、北洋政府那樣不平等的賣國條約。毛澤東時代即便與前蘇聯簽訂條約，也極其敏感地維護著中國的主權。
曆史總是有價值的，中國當年發生的一切，如今正在利比亞發生。中東動亂發生時，我就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地發生的前殖民地國家的獨立，有它的積極意義。但是，前殖民地國家那一次獨立並不徹底，他們的主權依然受損，形式上很像中國辛亥革命後輪番上台的軍閥政權，每一個依然是西方利益的代理人，最多與西方有不同程度的討價還價而已。卡紮菲也是西方利益的代理人，隻不過，卡紮菲這個西方代理人有時候很不聽話，鬧得西方比較煩，所以想把他換了。但是，卡紮菲堅決不肯，所以，西方最終不得不動用武力，強迫換一個代理人。
這就好比某老板投資辦了一個公司，雇了一個總經理，總經理不聽話，老板很生氣，想換掉總經理。總經理要麽說任命還沒有到期，要麽把圖章、文件、合同、客戶統統帶走，要麽自己辦一個公司與老板搶生意。於是，老板拿出一點“證據”，最終把原代理人總經理告上了法院，判了刑。然後又換了一個聽話的總經理。所以，利比亞的反對派還沒站穩腳跟，便急急忙忙地宣布：遵守所有卡紮菲時期與西方簽訂的經濟合同。反對派不是號稱民主嗎？為何這個決定不等民主之後，由全體利比亞民眾投票決定？而是代替利比亞民眾匆匆忙忙地就做了決定？
中東地區的這一次動蕩，有可能成為一次徹底的民族和國家獨立運動，將前一次殖民地獨立時期未能完成的事業進行下去，獲得更加完整的主權獨立。事實上，西方人看到了這個威脅，因此，他們對中東局勢高度緊張。西方國家或者說“國際社會”在中東是否插手、如何插手唯一的判斷前提就是：如何保證過去的利益不受損失。利比亞是一個鮮明的旗幟：隻要繼續維護西方的利益，就可以借著民眾的情緒上台，否則，想也別想。看看另外幾個鎮壓民眾的中東國家就知道了。這是一個民族的命運。中東原先是一個龐大的帝國，後來被分裂了，西方采取分而治之的方法，讓阿拉伯世界無法團結。這種狀況對於中東地區那些前赴後繼的西方代理人來說，有的也不滿意，例如，薩達姆被美國扶上台後，就想統一阿拉伯世界，西方人怎麽可能答應？
中國因為有了毛澤東，才使我們擺脫了所有西方人強加的不平等，獲得了真正的獨立自主。這一夢想，對於無數前殖民地國家來說，至今還沒有實現，利比亞依然是換湯不換藥的代理人革命。即便它今後具有北洋政府一樣的“民主”形式，可以預計，它依然是在西方操縱下代理人政權。對於整個中東來說，如果不能擺脫主權受損的代理人命運，中東便無法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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