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華北會議與北京軍區大改組：廬山會議餘波——毛澤東關注華北

zt 華北會議與北京軍區大改組

董保存　卜算子

廬山會議餘波——毛澤東關注華北
　　
　　說到華北會議的由來，就必然要說到１９７０年的廬山會議。有研究曆史的學者認為，華北會議是廬山會議的延續。這話雖然不一定準確，但沒有廬山會議上的設不設國家主席之爭，沒有那份著名的“六號簡報”，就不會有華北會議，這是不爭的事實。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中旬，中央決定在地方的地區一級、部隊的師級單位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並印發了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這份紅頭文件指出：

　　“……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在一部分黨的高級幹部中口頭傳達過陳伯達反黨的問題。為了教育幹部，讓較多的同誌了解這個問題，中央決定將毛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一文印發給你們，請你們立即向黨的地區級核心小組成員、部隊師級黨委委員和同級黨員負責幹部以及中央各項目組人員宣讀和傳達。傳達內容要以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一文為準。”

　　“……各單位要組織聽傳達的同誌認真學習和討論毛主席的這個重要文件，結合學習毛主席的哲學著作和黨中央１９７０年５９號學習通知所規定的著作，自覺地改造世界觀，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識別真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能力，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這份經毛澤東批準下發的文件，不知何故，直到１９７１年１月１日，也即華北會議開始後的第１８天，才由中共中央辦公廳正式發出。就是這份文件，才使得九屆二中全會的精神得以在更大的層麵傳達，從而使陳伯達的問題在黨內公開。此前，隻是在少數高級幹部中進行了傳達。

　　應當說，毛澤東批轉這份文件，是他的戰略部署中的一環。

　　九屆二中全會上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讓毛澤東吃了一驚：自己多次講過不設國家主席，中央辦公廳也早已通知不設國家主席，為什麽每個小組都有人跳出來呼籲設立國家主席？陳伯達在華北組煽風點火，葉群聲色俱厲，吳法憲有根有據，李作鵬、邱會作等也都拿著稱“天才”的語錄，還有華北組的“六號簡報”搶先出籠……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在會上，他點了陳伯達的名，批判了陳伯達。但為什麽有那麽多人發言？這其中哪些人是有預謀的，哪些人是被蠱惑上當的，一時還很難判斷。他需要看清真相，也需要教育全黨。那麽，從哪裏入手呢？

　　華北組的“六號簡報”，使他不能不想到華北，不能不想到北京軍區；那麽多的軍隊代表的發言，使他堅定了要抓軍隊的想法。最後，毛澤東將目光聚焦在了北京軍區。

　　此時，作為北京軍區司令員的鄭維山，還不知道最高統帥對自己的誤解有多深，還不知道自己已經錯過了解釋的機會。他不知道毛主席有沒有看到他在廬山上寫的那封解釋信。他相信，如果主席看到了，是會原諒自己的。但毛澤東究竟看到了沒有，誰也不清楚。

　　“如果在豐台火車站見到主席，向他當麵解釋清楚就好了。”若幹年後，鄭維山這樣回憶說。

　　從廬山回京後的鄭維山，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立即離京前往內蒙古處理那裏的軍政要事。一直到９月底，毛澤東從廬山轉道南方回京時，他還在伊克昭盟檢查工作。

　　那天，鄭維山的秘書杜辛接到了汪東興的電話：

　　“鄭司令現在哪裏？”

　　杜辛回答：“在伊克昭盟烏審旗。”

　　“晚飯前能不能趕到北京？”

　　杜辛回答：“乘飛機可以，我馬上叫鄭維山同誌接電話。”

　　汪東興不耐煩地說：“不用了，你告訴他，趕不回來就算了。”

　　有著政治敏感的杜辛覺得這事不簡單，很快報告了出門在外的鄭維山，並建議先電話問一下北京軍區政委陳先瑞是否晚上有重要活動，還說由直升機轉乘大飛機，下午回到北京應該沒有問題。

　　鄭維山當然知道，汪東興是中央辦公廳主任，如果沒有事，他是不可能打電話來的。如果有事，就很有可能是主席那裏問情況。所以，鄭維山很快要通了汪東興的電話。他在電話中問：“汪主任，是不是有特別急的事情？如果立即坐小飛機，再轉車，明天下午還是能趕回去的。”

　　汪東興說：“安全重要，不要勉強回來了。”

　　事實上，是毛澤東的專列路過豐台，要汪東興通知北京市和北京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到豐台，在專列上召見他們。對於這次在豐台的接見，北京軍區政委陳先瑞的回憶是這樣的：

　　毛澤東問：“廬山會議你們傳達了沒有？”
　　“傳達了。”陳先瑞回答。

　　“怎麽傳達的？”

　　“分片傳達的，對陳伯達的問題先下毛毛雨，然後專門討論。”陳先瑞說。

　　“我們在市革委會領導小組和衛戍區黨委常委中傳達了，當時議了一下，還沒有討論。”吳德接著說。

　　“這個辦法好，何必那樣急。”毛澤東不動聲色。

　　陳先瑞說的是實情，對於毛澤東最為關心的陳伯達問題的傳達情況，北京軍區是考慮再三選擇了分片傳達的辦法——各地駐軍領導參加當地的傳達會議，北京軍區領導則由軍區組織傳達。

　　廬山會議閉幕後，鄭維山與陳先瑞、吳德、解學恭和李雪峰商量有關傳達事宜。
　　陳先瑞說，以往傳達會議精神，慣例都是分片傳達，這次中央通知的意思也是要低調，我看還是分片傳達吧。

　　李雪峰說，中央有精神，按中央規定傳達。陳伯達的曆史問題由中央組織成立項目組，我們按中央的部署辦吧。

　　鄭維山說，下山前，關於陳伯達問題的傳達，中央早就下發通知，有三個要點：首先，傳達問題按公報，陳伯達的問題記住多少傳達多少；第二，注意保密，除公報外，有關會議文件、抄件和個人記錄等一律上交或由秘書銷毀，片紙不帶；９月６日下午廬山會議總結時，毛主席又說，陳伯達當政治局委員不成了，但是如果沒有曆史問題，還可以當中央委員嘛。看來，中央對陳伯達的態度是保的。

　　分片傳達完陳伯達問題後，鄭維山啟程趕往內蒙古。臨行前，他告訴主持軍區工作的陳先瑞：“把傳達情況向中央寫個報告。”“我已經請示過黃（永勝）總長，黃總長說不用寫報告了。”陳先瑞說。

　　實際上，對於這樣的問題，北京軍區不敢怠慢，傳達結束後還是給中央寫了報告。報告送上去後，上頭很快有了反應。中央副主席康生在報告上批示：奇怪？毫無揭發！

　　這一切，也促成了毛澤東決定在華北地區、北京軍區有所動作。
　　
　　批轉三十八軍報告——毛澤東甩出“石頭”
　　
　　正當毛澤東對廬山會議上發生的一切深入思考、對華北組的“六號簡報”進行追查的時候，北京軍區方麵有了反應——１２月１０日，一份署名“三十八軍黨委”的報告送到了毛澤東案頭。

　　毛澤東吸著煙，凝視著手裏的文件。可以說，這是他非常希望看到的一份材料。這份報告很突出、很重要的一個基調，是揭發陳伯達在“文革”中，在北京軍區、華北地區活動中，突出自己，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報告第一部分，開頭就說：“陳伯達千方百計地突出自己，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報告舉證說：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５日，他參加了北京軍區黨委全會，用一種奇特的語言講個別軍和個別地方把軍隊內部矛盾暴露到社會上，誰都能聽懂，他是誣指三十八軍。軍區全委會開了二十多天，矛頭一直指向三十八軍，逼三十八軍同誌作檢討。

　　陳伯達從來不提林副主席。１９６７年秋、冬，他在首都接見保定赴京代表團和到保定視察時，在公開場合共講話１２次，其中２０８處提到他自己，１７處提到鄭維山同誌，但卻隻字不提敬愛的林副主席。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５日他在北京軍區黨委全會上講話，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２５日他在北京軍區黨委召開的戰備會上講話，有６８處宣揚他個人，隻有一二處提及林副主席。今年７月，陳伯達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到內蒙前線……
　　在軍內外講話８次，閉口不提毛主席的戰備指示，根本不提林副主席。

　　……陳伯達在群眾麵前，總是宣傳他個人的一套，含沙射影地反對毛主席、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據我們知道，他參加北京軍區的幾次重要會議，就販賣了許多私貨。
　　

　　報告第二部分，開頭語說：“陳伯達不擇手段地插手軍隊，搞宗派活動，妄圖亂軍、奪權。我軍於１９６７年初奉命調華北以來，越來越感到，陳伯達的手伸得很長，活動反常、手段惡劣。據我們所知，北京軍區的許多重要會議，他都到場講話……”

　　為了舉證這個問題，報告在列舉了一些會議後說，由於陳伯達的卑鄙做法，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惡果。會議後，不少群眾和兄弟部隊對三十八軍產生誤解。１２月３１日，全省１０個專區一派群眾和部分駐軍、軍事院校的代表齊集保定，召開萬人“誓師大會”，公開宣傳“三十八軍是支持全省的反軍派”，“要揪出反軍派的黑後台”。

　　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６日，陳伯達勾結楊成武，在北京軍區主持的成立河北省革委會籌備會上，當著全省駐軍和群眾組織的代表，暗示三十八軍搞“武漢事件”……由於陳伯達惡毒煽動，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猖狂的逆流，說三十八軍是黑線部隊。……有的人把陳伯達當成“精神支柱”，把他的講話當“ 聖經”，說“解決保定問題，首先要落實陳伯達同誌的指示……”

　　這份報告，在揭發陳伯達在華北地區的反黨行為的同時，還給人一種強烈的印象，那就是北京軍區負責人在縱容陳伯達在這裏亂跑亂說，使他成了華北地區的“太上皇”。
　　至於這份報告是怎麽出來的，現在說法不一。三十八軍的老同誌說，是當時他們看了中央的通知後，憑著自己的政治敏感寫出來的。也有人說，這份報告是江青授意他們寫的，要不然怎麽能直接到了毛主席那裏？還有人說，是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為轉移視線，將鬥爭矛頭指向北京軍區而搞的陰謀，是他們策劃了這個報告，三十八軍的同誌上了他們的當，等等。

　　不管這份報告是怎樣出來的，但毛澤東抓住這份報告，把它當成了“石頭”，卻是曆史的事實。
　　１２月１６日，毛澤東甩出了這塊“石頭”。在三十八軍的報告上，毛澤東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軍委各同誌：

　　此件請你們討論一次，建議北京軍區黨委開會討論一次，各師要有人到會，時間要多一些，討論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他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有委托他解決北京軍區所屬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林彪同誌對我說，他都不便找三十八軍的人談話了。北京軍區對陳伯達問題沒有集中開過會，隻在各省各軍傳達，因此沒有很好打通思想，全軍更好團結起來。以上建議，是否可行，請酌定。

　　當天，周恩來緊急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毛澤東對三十八軍報告的批示。政治局成員一致擁護毛澤東的意見。會上商定，先約北京軍區黨委鄭維山、李雪峰等８名常委於１８日前來中央開會，向他們傳達毛澤東的批示，商量召開北京軍區黨委會議的問題。

　　１８日晚，周恩來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鄭維山、李雪峰、陳先瑞、吳德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等人被“擴大”到會，學習討論毛澤東對三十八軍報告的批示。周恩來神色凝重地傳達毛澤東的批示，對有些地方還重複念了一遍。

　　鄭維山的政治直覺告訴他，自己已經處在了風口浪尖上。但他覺得毛主席的批示是建立在不正確的情況之上的——怎麽能說陳伯達是北京軍區的“太上皇”呢？

　　周恩來傳達完毛澤東的批示後，濃眉緊鎖，沉默地望著北京軍區的幾位領導人。

　　鄭維山整理了一下思路，首先表態：“我堅決擁護主席的批示。我覺得先開北京軍區黨委常委會，再開北京軍區黨委擴大會。我相信，事實真相總會查清楚的！”

　　李雪峰等人也明確表示，擁護毛主席關於召開北京軍區黨委擴大會議的建議。

　　周恩來沒再多說什麽，他告訴眾人：“會要有把握開好。當然，軍隊黨是相信的，這麽多軍隊要好好開一個會。”次日，周恩來關於開好華北會議的請示報告遞到了毛澤東那裏。

　　主席、林副主席：
　　昨（１８日）晚政治局會議傳達和討論主席對三十八軍報告的批示和林副主席批示。華北到會的同誌有：鄭維山、李雪峰、陳先瑞、解學恭、肖文玖、吳先恩、張南生、鄭三生、尤太忠等九人，北京衛戍區有吳德、吳忠、楊俊生三同誌。會上，先發了中央印發的討論文件（（１９７０）１３４號）。讀後，大家一致擁護主席要北京軍區黨委召開擴大會的建議。集中討論北京軍區和華北地區對陳伯達問題的認識和揭發，人要多一些，每個師二至三人，軍四人，省軍區、北京衛戍區、天津警備區黨委常委、軍分區二至三人，同級軍兵種和代管部隊、機構亦來相應人數，預計要來四百多人，時間性要長一些。在昨晚討論中，解學恭、吳德、吳忠、楊俊生等同誌都強調主席批示中“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的兩點。政治局同誌也指出：“為何連林副主席也不便找三十八軍的人談話，為何北京軍區兩次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一次傳達九屆二中全會的通知，一次傳達中央６２號指示）都隻是分片傳達，為何河北省的兩次傳達也是那樣草率，一次了事，然後由各軍、各地零星揭發，而不能集中討論，追究原因。”經過大家發言，對鄭維山、李雪峰兩同誌有了觸動。鄭說，過去上當犯錯，現在有信心痛改；李說，過去在思想上有共同性。

　　為開好這個會，打通思想，更好團結，政治局同意吳先恩同誌提議，在人到齊開大會之前，先以三天時間（１９、２０、２１日），開北京軍區黨委常委會（北京三人參加，約十五人），初步統一認識，利於接受大家批判；同時由永勝、作鵬兩同誌也找三十八軍開會同誌談談，指出他們的報告是好的，起個推動作用，在會中也要從揭發批判達到團結。

　　以上處理，妥否，請主席批示。

　　光“甩石頭”還不夠，毛澤東還準備要對軍隊的領導機關“摻沙子”、“挖牆腳”。現在，他要“摻沙子”了。毛澤東在文件上奮筆疾書：

　　照辦。要有認真的批評，從批評達到團結的目的。建議李德生、紀登奎二同誌參加會議。永勝、作鵬應同德生、登奎一道參加華北會議。這次會議在全軍應起重大作用，使我軍的某些不正之處轉為正規化。同時對兩個包袱和驕傲自滿的歪風邪氣有所改正。

　　毛澤東的這個批示，是有深意的。他要黃永勝和李作鵬參加這個會，是想看看他們有怎樣的表現。

　　九屆二中全會開會時，周恩來交代黃永勝在北京看家，沒有去廬山，也沒有在小組會上發言。不過，他送的書麵材料也是寫了要設國家主席的。毛澤東當時還不知道黃永勝、李作鵬已和葉群等人串通過，對他們到底是不是上了“船”是有懷疑的。再者，他們和華北的李雪峰、鄭維山是怎樣的關係？讓他們參加華北會議，不也可以看出來嗎？

　　而深受毛澤東信賴的李德生、紀登奎，在曆史上和那些人沒有過多關係，要他們在華北會議上充當“沙子”，起到“透氣”的作用，是沒有問題的。

　　另一方麵，有人猜測，此時毛澤東已有改組北京軍區之意，由李德生、紀登奎接替鄭維山、李雪峰。雖然這隻是猜測，但後來的情況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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